现代文明历史演进中的断裂与延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今时代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换言之，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
这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两个多世纪，其间一直存在着守旧势力与革新势力之间公开或暗中的激烈较力，存在着种种前现代因素和现代因素之间扑朔迷离的复杂斗争。细察起来，这也是一段人类文明传统不同层面的断裂与延续现象复杂交织的历史。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现代文明（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前景，以更好地制定我们的现代化方略，无疑是有益的。下面是笔者对这个课题的一点粗浅的思考，疏错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一、何谓“现代文明”
人们常常对现代化进行分类，最常见的做法是区分出西方的现代化和东方的现代化，或者以一种更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区分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而在论者看来，对现代化的任何划分，都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不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现代化都是对现代文明的获取，而现代文明同时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实质内容，这就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
先对这些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是科学化。这个概念主要讲的是现代文明的文化层面，但它实际上是现代文明全部内容的基础和灵魂，因为它包含有“理性化”或“世俗化”的意思，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为任何虚无飘渺、虚幻不实的东西牺牲实际利益，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实条件，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一现代观念主要源自以牛顿的名字命名的那场伟大的科学革命。
其次是工业化。这个概念涉及的主要是现代文明的经济层面，但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此。工业化是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但工业革命的后果并不只是生产力（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般说来，工业革命创造的工业社会有四大特征，即生产机械化、劳动分工化、经济市场化和管理科学化[1]，而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还是经济的市场化——它意味着现代文明需要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舞台。
再次便是民主化。这是现代文明在政治层面上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的确立主要应归功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三大民主革命，以及在其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启蒙运动。这种民主化须以大国众民的民族国家为基本依托，它体现的主要是这样一些理念：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各种天赋人权，其中包括政治参与权，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多数的同意为合法性来源，但也并不因此剥夺与大众意愿相左的少数人的任何正当的个人权利。
必须看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及全球的现代文明还具有这样一些重要特性。首先，它是上面所说的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其中任何一化的缺席都意味着整个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的阙如；其次，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决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再者，它事实上是东西方文明精华荟萃的产物：尽管其首创者是西欧人，但如果没有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早期科技文明的贡献，没有中华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迪和激励，没有广大东方民族人力和财力资源的重大牺牲，现代文明的创造终究是不可设想的，因而把现代文明称作西方文明是不适当的[2]；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现代文明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天性中一种最具本质意义的自然倾向，那就是对于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终极价值的本能诉求，尽管这两个价值的内涵常常含混不清，更严重的是它们还常常尖锐对立， 但人类的普遍幸福却只能依赖于它们的和谐共处，而要实现这种和谐共处，首先就必须依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逐步廓清两者的内涵，通过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来探寻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显然，这正是人类理性的根本任务。
二、现代文明新传统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大致在19世纪60—70年代期间，当差不多同时、但分别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那场“双元革命”（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提法，他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结合，在1789—1848年间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自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邦发明以来的最伟大的变革，现代文明即由此滥觞——“没有它们（双元革命），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而且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3]。）在西欧北美产生的社会效应尘埃落定的时候，现代文明就初告成形了——1867年英国《议会法》的颁布，7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1865年美国北方赢得内战的胜利，分别是英、法、美三国工业社会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共同作为现代文明诞生的信号。但由于这个新文明具有异乎寻常的普世性，它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亦即在它尚处于胚胎状态的时候，就开始由其发祥地向周边地区扩散，而及至其基本成形时，这种扩散便已具备了全球性的规模。
在现代文明的这一段早期扩散史中，有两个事实非常醒目。首先是这一扩散进程到处都所向披靡，显示出现代化自始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事变进程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因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传统文明而一贯夜郎自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失败后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学一点现代文明。但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不过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它遵循的是“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根本目的还是要维护当时中国腐败的前现代统治秩序，实际上仍在愚蠢地抵制现代化，结果虽然拥有了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中国还是在1895年被自己一直瞧不起的“小日本”打败于海上，并随之无可奈何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盘剥、瓜分的对象。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由弱变强，则大约是其政治权威的相对多元和文化传统的相对贫弱这些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其更易于接受现代文明的缘故。结果，在面临被西方殖民地化的危险的时候，日本人的回应就不是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是一场观照相对比较全面的“明治维新”（1868）——既要在经济上“上下一心、大展经伦”（即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要在社会文化上“求知识于世界”、“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即坚持理性化思维），还要在政治上“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显然是一种民主制，尽管当时那还只是一种贵族民主制）。人们知道，推动维新派人士奋力推翻德川幕府腐朽统治的，正是这一套现代性的理念；也正是这一套理念，指引着他们建立了一个理性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国家。（注：19世纪中后期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对现代文明的回应方式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如泰国国王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父子以比较彻底的姿态接纳现代文明，既注意学习先进科技也注意学习自由思想，在改革中做出了诸如废除封建贸易垄断制、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之类的大手笔，因而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另一方面，缅甸雍籍牙王朝曼同王和伊朗宰相塔吉汗同时期的改革则保守得多，基本上只着眼于技术的层面，不敢触动贵族阶层的利益，终致一事无成，两国很快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二个显见的事实，便是现代文明的早期扩散常常和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紧密相连。殖民主义是强盗行径，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因为它从来就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曾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之一，后来也长期充当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稳定可靠、有利可图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那正是资本主义须臾不能没有的东西），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具有一种善恶交织的两重性（注：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历史意义时，就很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尽管他谈得并不全面，因为他只看到了英国殖民统治在为印度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的作用，而尚未认识到这种殖民统治客观上还有促进印度民族独立自强意识觉醒的作用。[4]）：它一方面给东方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也自觉不自觉地给东方带来了大量现代性因素，这些现代性因素不仅启动了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瓦解进程，而且还促发过东方各民族独立自强意识的觉醒，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本着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进行的反抗斗争，往往也能够迫使西方殖民者作出某种让步或改良，这客观上又是在推动整个现代文明的优化升级。印度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爆发，是和殖民者带来的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在印度的传播及其引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而英国后来以比较温和的内阁取代残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管辖印度事务，印度土著的一些上层分子也被吸纳进统治集团[5]，则说明殖民统治者对印度人民的权益毕竟还是多了些尊重。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殖民主义所固有的反现代性的“前现代”本质，那就是它热衷于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而且赤裸裸地拿强权当公理，是一种公然践踏弱小民族平等权利的“超经济强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殖民主义无论有着怎样的历史必要性或善恶两重性，归根结底还是无法和现代文明相兼容。
三、19世纪末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与复兴
既是反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殖民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对现代文明形成威胁并给它带来麻烦。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在以电气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大革新的带动下，加上整个欧洲和北美都已发生过各种有利于现代文明发展的政治变动，西方的现代性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也就在这个期间，一股反现代性的逆流也在迅速发展，那就是由资本主义“垄断化”引起的殖民地价值的高涨促成了一场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30年间世界就被瓜分完毕），同时推动列强走向更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看来就是大垄断财团力图通过它控制的民族国家政府夺取并独占尽可能多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靠这种超经济手段来攫取尽可能高的超额垄断利润。显然，这种帝国主义不仅在本质上是和传统的殖民主义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传统殖民主义的更极端、更反动的表现形态——因为它追求的不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封建割据化”，而且，在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战争，意味着一场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本质上属于封建性的战争。
随后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动荡，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革命（它有把现代文明当作资本主义一概否定的片面倾向）、30年代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都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与之类似的种种前现代因素的存在和干扰有极大关系。当然，历史也已经见证，尽管黑暗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极为嚣张，但现代文明的新传统并没有就此彻底断裂；相反，在约半个世纪的急风暴雨中最终被涤荡的，恰恰是许多前现代的消极因素，而现代文明本身却由此获得了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20世纪下半叶则基本上是现代文明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的时期，人类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告别农业文明的旧传统。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和事变进程有：以“四大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和系统科学）为前提的新技术革命迅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较普遍的启动或加速，同时现代民主政治的正当性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导致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的建立（这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初步的保障），1955年（4月18—24日）的万隆会议（它显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团结合作、维护和平的强烈意愿，叫做“万隆精神”），5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60年代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70年代中开始世界政治民主化第三次浪潮，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等等。当然，90年代以来的一些事变似乎又蕴涵着新的危机，显示出各种阻碍现代文明前进的反动因素远没有绝迹，它们仍在蠢蠢欲动，要向现代文明发起新的较量。斗争仍在持续，一切认同现代文明的人们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四、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
我国历史教科书曾长期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其中暗含的理论信息是：资本主义是近代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现代性。这样做其实很荒谬，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把我们在前文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种种要素——如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等等，一概归到资本主义名下。结果，这种理论一方面不切实际地抬高了资本主义的道德价值——因为它把一些本属于人类天性的价值诉求（如自由、平等）看作是纯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过分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实际生命力——由于它根本否认人类天性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诉求的实在性（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先验论），因而也就看不到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从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有通过改革调整来克服自身弊端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就不免要为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启的那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预设下许多困难。
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绝对的对立是值得怀疑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这个词只是随着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而开始流行于世的；而且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一词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才交上了这样的“好运”的——既是政治术语，便难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实际的科学价值，因而该词在20世纪初叶曾长期不能为学术界所接受。（注：资本主义一词“只是到1914年大战结束后，才在《政治科学辞典》出现，到1926年才列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条目；到1932年才被收入《法兰西学士院辞典》，带着一个怪癖的定义：‘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整体’；1958年的新定义只是略为好些：‘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生产资料归私人或私营公司所有’”；而事实上，“自从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主张予以绝对排斥，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是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学者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中摈弃。’”[6]）
我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关联，但以它来定义整个现代文明却非常片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一种空前的意识觉醒，以及一种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既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结果（它无疑比任何前现代的生产方式都更符合人的自由平等天性），也是现代文明在自身某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必需的手段。但资本主义却无论如何代表不了现代文明的全部，因为它有一种“重自由轻平等”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它致力于伸张的主要是富人的权益而不是穷人的权益。尽管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这种“重自由轻平等”是完全必要的，但它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毕竟有违现代文明的理性精神，因而经常性的调节、改革，在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减轻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自然是现代社会必须时刻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现代文明在这方面的作为，则实际上带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至于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有关的流派很多，而且其中许多在现实生活中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难以定于一尊，但无论哪一种社会主义（当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必须除外，因为在那里，社会主义是假，种族主义是真），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背反，即都具有某种“重平等轻自由”的特性，只是由于所有这些社会主义都没有否定自由与平等这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如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主张消除剥削，显然是在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平等”，但它的理想社会却丝毫没有忘却自由的价值——“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甚至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这两种价值和谐共处的必要性（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抗争本身就是一种谋求这种和谐共处的努力），因此它们终究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外在于现代文明的。由此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现代文明可以包容、至少是可以部分包容的东西，两者在现代文明内部形成的张力，也正是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固有张力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张力，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源。
再回头看看俄国的那场社会主义实验。启动这场实验的列宁无疑是睿智的，他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也非常尊重实际。尽管他也犯过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估计不足的错误（误以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表现），但他毕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并立即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192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不仅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公开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口号，就是列宁务实精神的一个显例。即使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策略，从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对所谓“文化革命”的特别关注来看，这恐怕也将是一个极为长期的“策略”[8]。所以列宁虽“修正”过马克思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并据此发动了十月革命，但他对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却总是三缄其口。最后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是斯大林，但那只是在列宁逝世之后（1924—1925年间），而且事实已经证明，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谬误重重，真理还是在列宁一边。
结论是：20世纪的世界还是在19世纪确定下来的历史框架内运行的，20世纪发生的一切，也都没有超出现代文明的范畴，或者说都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现代文明成长与扩散的历史进程。现代文明的新传统还在延续，20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势，终究还是那一派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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