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20世纪前半叶世界的动荡和战后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了重大的危机和变迁。本世纪初，西方史学承受的主要遗产是19世纪的兰克史学。兰克史学形成于19世纪中期，它一经形成，就居西方史坛的“正宗”。它“提供了一种史学模式，直至20世纪，这种模式仍然支配着历史研究”（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eopold Von Ranke），前言，伊文顿1983年版，第11页。），被当代西方史学家视为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发展跨入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坛上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以“年鉴学派”和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史学分支、被当代西方史学家统称为“新史学”的史学流派蓬勃发展。但是，兰克史学的影响并未消失，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所谓传统史学仍是现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高举着批判兰克史学的大旗登上现代西方史坛的“年鉴学派”和“新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兰克史学思想。所以，20世纪西方史学和兰克史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阶段简单地否定另一个阶段的关系，而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阐述这种批判与继承关系。
一
尽管兰克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性情温和、思想保守、远离政治的学者（注：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孙秉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1—232页。），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兰克史学仍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萌芽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9世纪达到高潮。浪漫主义是继启蒙主义之后出现在西欧思想舞台上的一股社会思潮。众所周知，批判旧制度、扫荡旧观念，是启蒙思想家的伟大贡献。但启蒙思想家缺乏历史感，不懂历史辩证法。在伏尔泰、休谟、罗伯逊等一批理性主义史学家看来，西欧中世纪史像“天书一样难以理解”，那是“狼与熊的活动”的时代，是“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7页。）。对启蒙思想家的非历史观点，恩格斯作过深刻批判，他说：这种非历史观点把“中世纪”视作“历史的简单的中断”，“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作为对启蒙主义思潮的反动，浪漫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与特殊性，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反对用抽象的原则或观念评判历史（注：见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5页。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在德国被概括为“历史主义”。 该词的德文为Historismus ，也释为“历史至上主义”（见《德汉词典》“Historismus”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19 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思想有两方面：在历史观上，它强调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性、个别性；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强调每一个历史时代只能根据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认识，必须设身处地地领悟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见《丰塔纳现代思想辞典》（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英国威廉·科林斯父子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85—286页〕。兰克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与此相符。20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已变得十分混乱（见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兰克的“浪漫主义色彩很浓”（注：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 第232页。），他的历史思想和学术实践都注入了浪漫主义的精神。 兰克笃信宗教，他的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舞台，思想的展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其内在的精神。他曾说过：“对古代怀有浅薄的、淡漠的、邪恶的想法的人会因为他们这些想法而受到谴责的”，“内在的精神因被轻视起而复仇。”这种内在的精神源自上帝，是神意的体现，因为“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让人看得见。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来，最能说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我的一切作为都应以显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为宗旨”（注：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第232页。）。
兰克这种唯心的、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的历史观直接影响着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识。他的“几乎所有的史学论著都致力于探讨近代文明的兴起问题”（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言，第36页。）。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促使近代西方文明兴起的主要因素是近代民族国家和宗教，而两者又是结为一体的（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93—194页。）。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但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个别性的、独特的”，国家建立在特殊的精神基础之上，或者说，国家的内涵是一种特殊精神（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12页，并见第118页。）。谁是这种特殊精神的“载体”呢？“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干的人。 ”（注：见古奇：前引书， 第178页。）根据兰克的史学论著内容，所谓“实干的人”，是指政治、 宗教、军事、外交舞台上的上层人物，历史面貌是由这些上层人物的思想、精神决定的。所以兰克史学论著特征之一是“关于人民的少，关于君主的多”（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8页。）。兰克本人也认为， 研究历史“得以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这是“人生快事”（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7页。）。
后人常常认为兰克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就是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但不全面。兰克史学方法论应包含三方面：一是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二是主张如实的、个别化的描述；三是强调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领悟”。这三点在兰克史学思想中是一个整体，而且和他的历史观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既然兰克把历史视作精神活动，认为这种精神源自上帝，他也就合乎逻辑地认为历史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了。兰克关注的是特殊精神的特殊价值。兰克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一次性的、独特的、个别性的。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历史现象做客观的、如实的、个别化的描述。兰克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在他看来，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就在于它拒绝一切归纳、综合、概括等一般性方法，因为对历史进行归纳、综合、概括，必然有所舍弃，而精神的独特性，也即历史的内在价值只能通过史学家的个别化描述一一展示出来，归纳、综合、概括只能损害历史的内在价值。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一段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8页。）兰克此言的针对性显而易见， 实际是在宣称：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如何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呢？兰克认为，首先，史学家对待历史资料必须有批判精神，对待历史著作必须详考其资料来源。他提出了一整套考证和使用历史资料的方法。他的准则是：“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9页。 ）兰克曾写有一篇著名的《近代史家批判》，对近代一批著名史学家的权威著作的历史资料进行严格考查（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34页。）。 兰克要求史学家应该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即当事人的书信、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原始文献。兰克的学术实践使他成为近代西方史坛上著名的考据大师，成为近代西方批判史学的奠基人。
中外史学界有人称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主要根据是兰克史学的“求真”切合实证主义的要求。从兰克历史思想的整体来看，称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是不妥当的。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认为，科学研究分两个步骤：一是搞清事实，即按照现象本身的样子记录现象；二是对于零乱的事实赋予“意义”，即陈述现象相互联系的规律，建构法则或模式（注：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59页。）。孔德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与史学方法是相通的，即都应搞清事实，发现规律，因而他认为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兰克不否认史学是科学，但他说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下面再谈。兰克始终认为史学是研究特殊现象的学问，史学家的对象是特殊的精神活动，历史过程中没有支配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所以史学排斥自然科学使用的一般性方法，拒绝揭示规律。兰克还认为，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只是搞清事实，至于潜藏在事实背后的精神，只有通过史学家的领悟才能再现出来。兰克在要求史学家对历史资料进行严格考查的同时，还要求他们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靠直觉领悟历史人物的精神活动，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兰克在强调考证和客观描述的同时，又要求“把各种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在一起”，“公正地理解”（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50页。）。 兰克的思想显然不符合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至于兰克对考据的重视，则有特定的背景。19世纪，西方史学正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兰克坚信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独立的、特殊的科学。科学以事实为基础，不能建立在预先选定的观点或理论上，所以兰克“竭尽全力求得一种方法，以便在历史中找到客观的真实”（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54 页。）。不能否认实证主义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它的确推动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考订和积累。然而，“从事实中推导出支配社会变化的普遍规律”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历史学家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吸引力”（注：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兰克认为历史认识完全可以成为客观的认识。只要史学家得到可靠的历史资料，排除一切理论和主观意图的干扰，不偏不倚、冷静客观地进行描述，就能恢复历史真相。正是在此意义上，兰克承认史学是一门科学。不过他所说的科学不是探索规律的科学，而是描述独特性、个别性，展示特殊的精神活动的科学。后人称兰克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或科学史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讲的。
兰克著作等身，影响甚巨。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一批大史学家都出自兰克门下，兰克和其弟子形成著名的“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二
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并非始于20世纪。1891年，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Lamprecht）的《德意志史》第一卷问世，旋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来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史学上是无可匹敌的”（注：加尔金：《欧美近代史学史》上册，董进泉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兰普莱希特对德国史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兰克史学：第一，兰普莱希特“把对中世纪以来德国政治史的研究与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第二，“他把描述式的、编年式的方法与归纳、概括结合在一起，试图揭示德国历史进程中某些规律。”（注：伊格尔斯：《政治社会史》（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Critical Perspectives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贝格1985年版，第9、11页。 ）兰普莱希特的研究是近代西方史学界努力突破兰克史学模式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现代西方史学的很多特点都已在兰普莱希特的研究中初露端睨。但兰普莱希特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将德国的历史研究引上新的途径”（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兰克史学仍然是西方史学的样板。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兰克史学经历了空前的危机。对兰克史学的批判既来自职业史学家，也来自历史哲学家。
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主要针对两方面：
第一，狭窄的研究领域。现代西方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的主要缺陷是只关注政治史，结果限制了史学家的视野。他们认为，历史的内容丰富多彩，所以历史学必须越出政治史的框框，研究历史进程中的方方面面。
政治史是现代西方史学家批评兰克史学的焦点。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Bloch ）激烈反对把政治史置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主张历史学的中心内容应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他们大力倡导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态势，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并要求综合史学各分支的内容，探讨历史的整体面貌（注：见《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7—64页；另见姚蒙：《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J.H.Robinson ）也反对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历史的主要内容。他说：“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历史学应包括人类所有的活动，所以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注：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3页。）。
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日益激烈，兰克史学的地位逐渐动摇，西方史学开始“转型”。50、60年代以来，很多史学家已不再把国家和政治舞台上的显要人物的意志、活动看作历史发展的主线。他们的注意力“已从权威人物和决策者转向普通民众”，“对显要人物的兴趣似乎在迅速消失”（注：拉比、罗特贝格：《80年代和以后的新史学》（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普林斯顿1982年版，第5页。）。扩大历史视野，拓展研究领域， 重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已成为战后西方史学家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转化为大批史学家的实践。他们把研究的中心从“上层”转向“底层”，从个人转向群体。他们开拓了家庭史、人口史、婚姻史、妇女史、精神状态史、城市史、社区史等一大批新领域，一系列带着“新”字牌号的史学分支纷纷出现。西方史学从此走出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兰克史学的窠臼，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一的史学方法。搞清事实是史学之为科学的前提。兰克史学一再宣称，“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历史研究的圭臬。现代西方史学家则认为，史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叙述历史，还应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史学家的任务要说明“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鲁滨孙认为，传统史学“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记忆”，史学家“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我们充分理解了过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现状。”（注：鲁滨孙：前引书，第7、15、17页。 ）这里显然有探索历史运动的法则，或归纳历史模式的思想。所以，现代史学家对兰克史学倡导的个别化描述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清算。例如，美国新政治史学家本森（L.Benson）认为，过去研究美国选举史的学者只利用官方文献，重点描述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没有对可以使用的大量的资料进行系统的、精确的分析。若要对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精确的分析，就必须突破个别描述方法的局限，广泛使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注：见西尔比、博格、弗拉尼根：《美国选举活动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Electoral Behavior），普林斯顿1961年版，第6页。）。 “年鉴学派”认为，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组成合力，形成结构，个别描述方法对此无能为力。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回避理论，综合、归纳、概括是史学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方法用于历史研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 ）在分析现代西方史学发展趋势时指出：“社会科学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对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年鉴学派”和战后新史学家用自己的学术实践证明，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叙述历史，而是努力揭示历史的结构，归纳历史模式，使历史学具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特征。他们积极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充分发掘、整理和使用新的、大量历史资料，撰写出一批在旨趣和方法上迥然不同于兰克史学的史学论著。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西方一批历史哲学家也对兰克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代表人物有李凯尔特（H.Rickert）、克罗齐（B.Croce）、科林武德（R.C.Collingwood）等。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上， 李凯尔特等人的思想与兰克的史学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首先是人的精神活动，历史现象都是独特的、个别性的，这就决定了史学方法只能是“个别化的描述”，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旨在归纳模式或揭示规律的“普遍化的方法”，所以历史学不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即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为主旨的科学。
但是，历史哲学家却对兰克的史学认识论，即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李凯尔特认为，对于那些主观上随意歪曲事实的情况来说，兰克对于史学“客观性”的要求是正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描述事实时没有理论，没有一条作为指导的选择原则。事实上，兰克本人也不是通过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叙述历史的（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4—75页。）。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文化产物，“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像自然产物那样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或者说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20页。）。因此，“价值（wert）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注：李凯尔特：前引书， 第21页。）。史学家只有通过与价值的联系，才能把文化与自然区别开，“只有借助于理论的价值联系，历史学才能与自然研究对立起来”（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82页。）。所以在李凯尔特看来，兰克一再标榜的“价值中立”、“消除自我”是没有根据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史学家的个别化描述，是与特定的理论联在一起的。至于历史学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并不因其保持与理论价值的联系而失去客观性。“一种与价值相联系的叙述始终只是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这些人即使不是直接对作为指导原则的价值进行评价，也是把它作为价值来理解，从而承认这种价值所涉及的不只是纯粹个人的评价。”（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120页。）在此意义上，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有客观性。但他又特别强调不能把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提并论”。“历史叙述则与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指导历史叙述的“价值就像海洋上的波浪一样变化无常。撇开纯粹的事实，那么有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就有许多不同的历史真理。”“甚至历史真理这个概念，只要它不是涉及纯粹事实，似乎都完全被否定了。”（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121—122页。）李凯尔特最终是用历史相对主义思想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克罗齐认为，对史学家来说，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客观的历史认识。“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所以历史认识中的“当代性”是一切历史认识的内在特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注：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科林伍德认为：“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注：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史学家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 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注：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他把兰克史学所代表的19 世纪西方传统史学贬为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剪刀加浆糊式史学”的一种形式，认为它根本不是历史学，人们不能从这种历史学中学到任何东西。克罗齐、科林伍德纠正了兰克史学思想的偏差，充分论证了史学家与理论、现实的密切联系，深入揭示了历史认识中主客体的统一关系。但是他们的思想显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否认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当然也就否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三
前已指出，现代西方史学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学术传承上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现代西方传统史学派，二是曾大力批判兰克史学的新史学派，当然前者与19世纪的兰克史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后者的思想和方法与兰克史学也并非没有联系。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史学在批判兰克史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的合理思想和方法。
大体说来，现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研究中的“求真”原则。现代西方职业史学家认为，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的客观性不容否定。肯定史学的客观性是兰克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则不同程度地否认了史学的客观性。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证明，绝大部分职业史学家并不接受历史哲学家们的结论，认为那样一种结论事实上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现代西方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虽有局限，但它倡导并坚持的“求真”原则和史学的客观性，则是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不是以否定或怀疑史学的客观性为起点，而是以进一步追求史学的客观性为起点，并为此做了可贵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新史学派引进计量方法和其他方法，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范畴，旨在提高历史分析和结论的精确性，把历史认识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使历史学从人文学科发展为一门社会科学。巴勒克拉夫分析现代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时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史学家“无力确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应不应当被看作是科学的。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科学性……却是研究工作的实质所在……社会科学已经做出的榜样无疑是鼓励历史学家重新探讨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可能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注：巴勒克拉夫：前引书，第78—79页。）现代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之所以必须变革，不是因为它太科学，而是因为它还不够科学（注：见《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6页。）。美国新政治史学的代表本森把长期支配美国传统政治史学的研究方法称为“印象主义方法”，他认为这种“印象主义方法特别容易陷入故意歪曲事件和片面性的危险”（注：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因此必须运用新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使史学的客观性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肯定政治史学的重要地位，并积极推动政治史学的变革。政治史是兰克史学关注的中心，所以西方学术界通常视兰克史学为传统政治史学的代表。兰克史学的这一特点在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曾受到激烈批判，个别史学家甚至把对政治史的研究贬到不应有的程度。但绝大多数史学家仍肯定政治史学的重要价值。20世纪法国一批史学家曾猛烈抨击传统政治史学，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F.Braudel ）都认为把史学家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政治领域，是兰克史学的主要缺陷。然而，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家研究政治史的热情又高涨起来，“政治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9期，第40页。）。与此同时， 现代史学家努力扩大政治史的研究领域，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积极推动政治史研究的变革。现代史学家视野中的政治史已不仅是显要人物的意志、思想和活动的历史。他们突破政治史学与史学其他分支的传统界限，把政治史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从新角度研究政治史。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权力”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概念，“政治史研究根据权力所作的分析超出了根据‘国家’和‘民族’所作的分析范围”，“政治史由于发展为权力史而成为广泛的历史”（注：吉尔伯特、格劳巴特：《今日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美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学会1972年版，第340—341页。）。埃尔顿这位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也从新角度认识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他说：“政治史就是研究公共活动中男男女女的历史。但是，政治史不应局限于对那种行为的描述上，它也应试图对这种行为加以认识。”政治史研究需要“分析各种法律、宪法和管理制度以及（通常是第二步）把握社会和经济现象，需要洞察各种观念、思想和态度，需要根据人们获取权力的途径和保护利益的要求去深刻分析政治行为的渊源”（注：加德纳：《何为今日之史学》（What Is History…… Today），麦克米伦1988年版，第70页。）。
二战以后，西方史坛兴起新政治史学。新政治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鲜明的特征。这是战后西方史学家推动史学“社会科学化”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进行的重要尝试（注：见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第5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作为对新政治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史研究又出现新趋势，它深入挖掘传统政治史学的价值，努力汲取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长处，推进政治史研究的发展（注：见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这一切证明， 政治史研究在历史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承认“个别化描述”的重要价值。西方新旧史学之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方法之争。兰克史学坚持的个别化描述方法，像其研究主题一样在20世纪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受到激烈批判。但新史学在大力引进计量、比较分析、心理分析等新方法的同时，却把新史学方法与传统的个别化描述对立起来。新史学甚至一度认为，历史学只有摆脱传统史学方法的限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新史学论著中连篇累页的图表、公式，抹煞个性的群体分析，以及在定量分析基础上构筑起来的静态的历史模式，却使新史学距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距离读者越来越远。活生生的实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被繁多的数据和抽象的形式化语言所掩盖。这种状况不仅受到传统史学派的批评，就连一些新史学家也对此不满，认为有必要纠正新史学的偏差。战后新史学的代表人物，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将福格尔（R.Fogel ）认为：“不应离开传统观点来看叙述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历史叙述是对历史的综合，作为历史研究最后阶段的历史综合，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须保持历史学的文学性。”（注：《历史计量研究法》，第71—72页。）美国新政治史学家博格（A.Bogue）认为， 新史学家不可能“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从群体行为中推导出个人行为”，所以新史学家“不必否认历史学是一门文字性艺术的思想，也丝毫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政治史学不应该即使在计量的基础上继续运用绝妙的措辞或者有代表性的例证”（注：博格：《美国：“新”政治史学》（“United States：‘New’Political History ”）， 载Journal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68年第2期。）。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史学家纷纷反思20世纪以来对兰克史学的批判，重新认识兰克史学的价值，重新认识传统史学方法的作用。因此，70年代以来，西方史坛又出现了“叙述史复兴”的趋势。这种复兴当然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是对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兰克史学的继承（注：关于叙述史复兴，见陈启能：《从“叙述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收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一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综上所述，20世纪西方史学既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它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给西方史学这一古老学科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西方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境。特别是随着70年代以前在西方史坛上凯歌行进的新史学暴露出诸多弊端，许多史学家的思想陷入困惑。回避所谓“一般理论”，亦即回避历史观和历史本体论，是现代西方史学各流派的共性，所以现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基础”仍然薄弱。新史学家试图通过运用“中层理论”也就是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及新方法来回答历史运动中的“为什么”，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而只是对历史中的结构和模式作了静态的归纳和描述。回避“一般理论”或许是现代西方史学家不断面临新的思想困惑的重要原因。本文开始曾指出，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的重大变迁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迁的产物，美国著名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G.Iggers）和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注：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作为专门的知识体系，西方史学的发展还有其特殊的、学术上的传承关系。19世纪西方史学之最主要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是本世纪西方史学批判的对象，也必然是其继承的对象。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与方法，已融入现代西方史学，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