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兼谈《祭屈原文》等几篇诗文的作时与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守论文,屈原论文,始末论文,诗文论文,几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28-07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在刘宋文坛，颜延之与谢灵运都以辞采闻名，并称“颜谢”。
宋少帝刘义符即位之初，颜延之曾在中枢任职(任尚书正员郎，并兼中书)，后出为始安太守。关于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的始末，已有研究鲜有涉及；出守的时间，诸家说法多有分歧，且有不尽合理之处。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出为始安太守原因分析
1.党附刘义真，引起权臣忌恨
《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庐陵孝献王义真传》载：“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聪明、爱文义、轻动，他们因为性情相近而走到了一起，其活动也是悟赏文义。至于所说“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盖高谈阔论时，一时心血来潮的妄言。因为一者他们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备，二者义真也仅把他们以文士待之，他也清楚“灵运空疏”、“延之隘薄”，其德行不堪重任。而徐羡之等权臣认为他们结党营私，“构扇异同”，在高祖时期，傅亮、徐羡之等权臣就因为延之党附义真而产生了不满与嫉恨。当然，他们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永初三年(422年)三月，高祖寝疾，谢晦曾劝谏高祖，想让高祖选立德储(永初元年已立刘义符为皇太子)，武帝向重义真，以其聪明爱文义，且能令人附己，颇有父风，遂有意立为嗣君；但谢晦观察后以为义真才高于德，不堪人主，易储之议遂罢。① 因此“易储之议”加深了傅亮、徐羡之等人对延之的猜忌与愤恨。
2.得少帝亲信，兼任两省
颜延之从义熙十二年(416年)开始，任豫章公世子(刘义符)中军行参军，当时刘义符十一岁。永初三年(422年)，刘义符由太子而顺利即位，是年十八岁。在此七年间，刘义符从豫章公世子到宋世子，再到宋太子、皇帝，颜延之一直侍从左右。除此而外，未有他人侍从刘义符如此之久者，可见他深得刘义符的喜欢与信任。
刘义符即位后，把颜延之由尚书仪曹郎迁正员郎，并兼中书。尚书郎由诸曹尚书统领，分曹任事，仪曹郎分管礼仪，各曹尚书郎随职事繁简而有所增减，因此不是固定编制。正员郎指不裁减的尚书省定员郎官。由仪曹郎迁正员郎，品阶虽无变化，但恒有实权，实际执掌抬升了；况“兼中书”，指在中书省兼事。能同时在中书省和尚书省两省任职，比较罕见。因为中书省是草诏和决策中枢，尚书省是覆核、批奏、发布政令的行政中枢，如中枢两省长官由一人兼任，则监守自盗，无法制衡。时傅亮集中书省、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监、尚书令于一身，徐羡之以司空加录尚书事(其实是宰相)，谢晦以领军将军总统宿卫、并领中书令，揽军权与中书省的最高职权于一身，正如《宋书·谢灵运传》所说“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皇帝无法控制政局。少帝于是年五月即位后迁颜延之任正员郎兼中书，兼任两省，无异于安插的亲信耳目。
3.废立事件的牺牲品
权臣徐羡之等有废刘义符而立刘义隆的意图，于是排除异己、外放亲信大臣，使刘义符彻底成为孤家寡人。延之既深受现任皇帝少帝的亲信，又与帝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刘义真交好，因此他自然成为打击和铲除的对象，不久被逐出定员，出为遥郡太守，故《宋书》本传说“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顾命重臣从中枢挖掉少帝耳目，杀鸡给猴看，废立为时不远。
二、诸家说法考辨
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的时间，已有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说法。
1.永初三年说。缪钺《颜延之年谱》(以下简称缪《谱》)系于永初三年(422年)。谢灵运永初三年被出为永嘉太守是佐证之一；② 延之《祭屈原文》中“有宋五年”乃“三年”之误，是佐证之二；张邵于永初三年正月受命为湘州刺史，与“有宋五年”时间不符，是佐证之三。[1] (PP.134—136)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承缪《谱》，也系于永初三年。[2] (P84)
永初三年说有两处值得商榷：第一，缪《谱》认为颜延之贬始安与谢灵运贬永嘉同时。对于这一观点，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以为尚可商榷。沈先生提出：颜、谢被贬时间不同，因为谢的门第、身世、名望都超过颜，是“主犯”，而延之被贬的时间要晚一些。[3] 沈先生的这一观点确为灼见。
第二，缪《谱》认为颜延之《祭屈原文》中的“有宋五年”之“五”为“三”字之误，“延之贬始安太守，道经湘中，为张邵作《祭屈原文》，皆永初三年事。”仔细分析这一说法，就会发现明显的失误之处。
延之有《祭屈原文》，为赴始安太守任途中所作。《宋书》和《南史》本传都这样记载：“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汨潭，即屈潭，在湖南湘阴县北湘水下游的汨罗江边。《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汨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4] (P1201)屈原于夏历五月五日自沉罗渊，因此在屈原卒地，人们祭奠屈原应当是在端阳节，在汨罗之屈潭或屈潭附近的屈原庙进行。③
据《宋书》卷二《武帝纪》、卷四十六《张邵传》，张邵于永初三年(422年)二月任湘州刺史，治临湘(今湖南长沙附近)。刺史张邵作为湘州一州的行政与军府长官祭奠屈原，代表的是一种政府行为，④ 因此应该选择于五月五日在汨罗之屈潭或屈原庙举行祭奠屈原仪式。《祭屈原文》中也说：“访怀沙之渊，得捐珮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望汨心欷，瞻罗思越。”用骈体、互文手法，辞义不离渊浦、汨罗。延之赴始安任，路过汨潭，恰逢祭奠仪式，以延之在当时文辞藻丽的才名，撰写祭文自然非他莫属。
既然《祭屈原文》是为祭奠屈原在五月五日前后所作，那么缪《谱》认为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在永初三年，就有重大失误。因为永初三年五月癸亥，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据《二十史朔闰表》，五月癸卯朔，癸亥为二十一日。刘义符即位初先迁延之为正员郎，并兼中书，然后再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这时已经到了五月五日以后，他怎么能够在本年五月五日过汨潭、祭屈原呢？
2.元嘉二年说。李之亮《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系于元嘉二年(425年)。[5]
李文以颜延之《祭屈原文》中“惟有宋五年月日”为据，说：“有宋五年，即元嘉二年。”按：若以刘裕受宋公、相国、九锡之命而建国起计(义熙十四年六月)，则元嘉二年为“有宋八年”；若以受宋王封爵起计(元熙元年七月)，则元嘉二年为“有宋七年”；若以刘裕受晋禅登基起计(永初元年)，元嘉二年为“有宋六年”。该文的算数一定有误，此说不能成立。
3.景平二年说。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认为少帝景平二年，“颜延之外放为始安太守”，并在反驳缪《谱》永初三年说的基础上提出其依据：颜延之的《阳给事诔》中提到了“景平元年”的事件，而且“‘侧闻’，当是在朝口气；从道理上说，建康文士很多，这篇诔文并没有必要让远在两千多里外的颜延之去撰写。所以，景平元年颜延之尚在建康。”[3] 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说：“玩其文气，皆非远在千里之外；‘侧闻至训’，益明其在帝侧也。”并采纳《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记载，“颜以何年出为始安，本传无明文，《通鉴》系于元嘉元年即景平二年，是。”[6] (PP.279—280)
这一说法有三点疑问：第一，通读《阳给事诔》全文，文中不仅提到了“景平元年”的事件，而且提到了“元嘉”年间朝廷奖励旧勋的做法。为弄清这几个时间的承递关系，择要抄录如下：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徇节，在危无挠。古之烈士，无以加之。可赠给事中，振恤遗孤，以慰存亡。”……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录旧勋，苟有概于贞孝者，实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7] (PP.131—132)
令人费解的是，确如沈先生所言，如果颜延之在景平元年作了《阳给事诔》，那么他当时怎么预知以后会改元“元嘉”？又怎么能够预知以后朝廷在元嘉间有“旌录旧勋”的举动呢？
疑问之二，“‘侧闻’，当是在朝口气”，“‘侧闻至训’，益明其在帝侧也”，对于“侧闻”的理解似可商榷。侧闻是自我谦下之语，“侧”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盖与“伏闻”用法、意义相同，即闻知、听说，没有在帝侧的含意。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李善注：“侧闻，谦辞也。”[8] (P576)用“侧闻”表示对“长者”的尊重。贾谊《吊屈原赋》：“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8] (P832)屈原自沉汨罗时贾谊不在旁侧，“侧闻”表示对屈原的尊重，意即听说。颜延之《又释何衡阳书》：“昔在幼壮，微涉群纪。皇王之轨，贤智之迹，侧闻其略，敢辱其详，惠示之笃，实勤执事。”[7] (P120)皇王的策略和贤智的事迹，不可能都在其侧听闻，用“侧闻”也是表示对皇王和贤智的尊重。因此，《阳给事诔》中的“侧闻至训”不能证明颜延之就在帝侧；相反，恰恰能证明不在帝侧。
疑问之三，以《通鉴》卷一百二十“元嘉元年(即景平二年)正月丙寅”记事作为出守始安的时间依据，值得商榷。《通鉴》在“元嘉元年正月丙寅”载：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义真至历阳，多所求索，执政每裁量不尽与。义真深怨之，数有不平之言，又表求还都，咨议参军庐江何尚之屡谏，不听。时羡之等已密谋废帝，而次立者应在义真；乃因义真与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恶，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寻杀之。
分析这段文字，其实是对废立前后刘义真遭遇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记述，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段文字所述刘义真遭遇就一定发生在元嘉元年正月甚至正月丙寅日。
《通鉴》为编年体，总体来看，是按照时间顺序逐一编排历史事件的，但往往一个事件的始末比较复杂，整个过程时间跨度比较大，不可能系于一日；而且如果将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分解开记在多处甚至几十处，则支离破碎，况且史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一个事件中每个环节的确切时间。因此史家在以编年体为纲、为主的体例下，有时也使用纪事本末体的手法。如把某一事件的主要环节或结果系于某日或某月，而该事件的起因和前面的过程上文并没有交待，于是采用“先是，………”的方式来补叙或补充交待，该事件补叙或补充交待的部分就不再编年。当然，这是有明显标志的例子，一般都不会误读误解。而存在于编年体史书中的其他标志不明显或没有标志的补叙或补充交待的事件，其记日应该引起警觉。就拿上文所列举的元嘉元年正月丙寅日所载义真事件来说，属于该日的事件应该是“时羡之等已密谋废为庶人，……徙新安郡”(上文划线部分文字)，“时”字是“徙新安郡”这件事处于当时时态的标志，紧接下文“寻杀之”是该事件的延续或结果，该结果也一定不在本日产生，故“寻”字是后续时间的标志。同理，“时羡之等已密谋废帝”前面的文字应该是补叙或补充交待该事件的开端，一定不是当时(元嘉元年正月丙寅)发生的；当然，如果在这段文字之前加上“先是”或“起先”等文字，就会一目了然，不会产生误解了。因此，《通鉴》元嘉元年(424年)正月丙寅日所载“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之事，不能直接作为延之出守始安的时间依据。
景平二年说的依据还有《祭屈原文》中的“有宋五年”，因为“有宋五年”即景平二年。
严格来说，《祭屈原文》中的“有宋五年”，仅能说明颜延之在汨潭或作该文的时间是景平二年。因为发布任命(即出为某职)的时间和赴任、到任的时间并不一定就在同一年，况在刘宋时期始安是遥郡，离建康很远，赴任途中经过浔阳，拜会陶渊明，老友重逢，酣饮多日，大概于五月五日前才到了汨潭。以此分析，不禁要问：假如延之于景平元年后半年任命为始安太守，他走走停停，于景平二年五月五日前到了汨潭，写了《祭屈原文》，也符合“有宋五年”。有什么反证？
三、出为始安太守的经过、时间、行事考辨
1.出守的政治背景和时间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癸亥，高祖崩，颜延之上《武帝谥议》，谢灵运作《武帝诔》。在他们二人的撰文中，只是历述和颂扬德行，因为谢灵运的《诔》是用来定谥的依据，颜延之的《谥议》要来讨论应该谥什么。二文全篇历述武帝一生的德行，颂扬其功德，虽然正合“克定祸乱曰武”的谥法。⑤ 但不能在文中就把刘裕的谥给明确定下来，不能在文中出现比如“谥曰武”的字眼，而是在他们撰文的基础上，由群臣讨论商定。⑥ 最后临葬时，由群臣上谥。故《南史》中说：“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⑦(《南史》卷一《宋本纪》)因此，颜延之《武帝谥议》、谢灵运《武帝诔》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武帝崩与葬之间的临丧期，即介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与七月己酉(八日)之间。如是，则朝廷出颜、谢为遥郡太守诏命的发布当在七月八日之后。
谢灵运离京赴任，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可见他被贬为永嘉太守的应当在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之间。颜延之的出守时间要比谢灵运晚一些，确如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所说：因为谢的门第、身世、名望都超过颜，谢自负狂傲，倔强新朝，甚至蔑视皇族与皇权，政治上躁进，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对延之则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以观后效。
延之出为遥郡太守的最终导火索，就是权臣徐羡之等有废立之意。于是权臣在暗中操纵，皇太后和位尊望隆的重臣在面上打点，就导演了兄终弟及的悲剧。为此，他们做了一些排除异己、扫清障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手策略和一项保障：一，外放亲信大臣，使刘义符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二，流放、杀害其他皇子，逐一铲除竞争者。三，调集外地军事力量入京作保障，以防不测。然后迎刘义隆入朝。当然，废除需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景平二年五月乙酉，由皇太后扮演前台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令，指陈刘义符在高祖丧期、太皇太后(孝懿萧皇后)丧期，不守居丧之礼，居处所为有过失，废了少帝。(《宋书》卷四《少帝纪》)
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正是在这样的废立背景下产生的。他应当属于外放亲信大臣一类，义熙十三年宋国初建时，是郑鲜之举荐延之为博士，延之又与义真来往密切，因此他大概与郑鲜之同时出守，⑧ 即约在景平元年末或二年初。徐羡之等权臣排除异己的步骤是，先将亲信大臣和义真团伙其他成员外放，使少帝和义真孤立无援，然后挑拨二人的关系，借少帝之手先废义真为庶人，⑨再废少帝。那么，延之出守当早于义真被废，而义真被废最迟在景平二年二月。⑩ 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或者说被任命为始安太守当在景平元年(423年)末或二年初，最迟不晚于景平二年二月。
2.赴任期间行事及时间
赴任途中，他路过浔阳，造访老朋友陶渊明，《宋书》卷九十三《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南史》卷七十五《陶渊明传》的记载相同，仅多出：“(王)弘欲要延之一坐，弥日不得。”在浔阳，江州刺史王弘曾邀请颜延之而不得，因此，延之在浔阳的时间一定在景平二年(424年)四、五月前，因为四月徐羡之召王弘入朝，五月王弘就到了建康。南宋王质《栗里谱》中载：“景平元年癸亥，君(指陶渊明)年五十九，颜延之为始安，过浔阳，日造饮酣醉，临去留二万钱，悉送酒家。”因此可以认定颜延之于景平元年过浔阳。
既然如此，上文对颜延之出守时间的推断就可更进一步：景平元年末徐羡之等权臣出延之为始安太守。任命后，即刻离京，并于本年年末到了浔阳，大约在第二年(景平二年)五月五日前到了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作《祭屈原文》。然后又顺着湘水流域到了零陵，为湘州刺史张邵作《祭虞舜文》。延之在《和谢监灵运》一诗中说：“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正是追忆自己赴始安途中吊屈原、祭舜帝的经历。
历代都有祭祀舜帝的活动，并且是一种官府行为。其时间不固定，有在四月者，也有在十一月者，也有说在冬天者。(11) 因此，此次延之与张邵祭祀舜帝，也应当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
从汨潭到零陵，路途也很远，不可能在数日到达；道经湘州刺史张邵临湘府第，自然免不了欢聚些时日。因此，延之大约在本年六、七月间到了零陵，与湘州刺史张邵祭祀舜帝，并撰《祭虞舜文》。此后又顺着湘水向始安进发，约于元嘉元年秋冬之际最终到任。(12) 延之《和谢监灵运》一诗，主要是追忆自己元嘉三年被征用以前的遭遇，开头写自己凭着文才侍从上台和东府，得皇帝和太子的信任，后遭遇世乱被外放，朋友分崩离析，赴任途中吊屈原、祭舜帝，接着写“倚岩听绪风，攀林揭留夷”，两句化用楚辞中辞句，(13) 表达被诬陷、外放的失落与苦闷的心情。“绪风”，馀风，是《楚辞·涉江》“欸秋冬之绪风”的缩略语。因此推断他到达始安的时间约在元嘉元年秋冬之际。
3.离任时间及离任后行事
延之何时离始安任，史传未有交待。《宋书》本传说：“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南史》本传所载相同)现有的研究都因循本传，直接引用本传的记载来系年，或在生平研究中以此为据说在元嘉三年初“被召还都”。[9] (P47)因此，都认为延之一直在始安任太守，到元嘉三年(426年)被征为中书侍郎。
本传说“征为中书侍郎”，“征”有什么含意？《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传》附《王素传》：
(王)素少有志行，家贫母老，隐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屡征不就，声誉甚高。
《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附《何点传》：
宋泰始末，征为太子洗马。齐初，累征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
《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附《何胤传》：
永元中，征为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
以上列举三则材料中，都先言“征某官”或“征为某官”，后文说“不就”，或“征”与“不就”连用为“屡征不就”，“就”指上任。以上三人中，王素、何点终身未仕；何胤于永元前辞官，与兄点在会稽隐居，以后也未再仕。可见，“征”的含义是征辟，指无官而征辟，对当时身无官职的人适用。同样，《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后，在任一年时间，在景平元年八九月间托病辞官了，此后身无官职，直到元嘉三年被征召，“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
因此，从《颜延之》本传文意推断，并以《谢灵运》本传旁证，延之元嘉三年被征为中书侍郎时身无官职，盖于此前已经免官或辞官。对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材料来印证。
延之《和谢监灵运》一诗的后面部分写：“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开旧畦。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文选》李善注：“去国，谓去始安也。”[8] (P369)诚得其义。晋宋时期，有称郡为国者，如分别称吴郡、会稽郡、琅邪郡、彭城郡、陈留郡、高平郡、清河郡为吴国、会稽国、琅邪国、彭城国、陈留国、高平国、清河国。其名从汉称而来，其实与汉制不同，汉代分国内为国与郡两种，郡为朝廷直辖，国以封同姓或异姓诸侯。晋宋皇子、诸王以及功高者亦封国，虽名为国，但实质仍是中央直接统辖的郡，郡内军政事务由中央委任的相或内史全权处理，诸王不得干预。如晋刘颂所说：“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诸王徒有其名，也不赴封国境地。晋末孙恩起兵时，破会稽，杀内史王凝之，破吴国，杀内史袁山松。(《晋书》卷十《安帝纪》)但史籍不见该国封王被杀的记载。因此晋宋时封国其实就是郡，其最高军政长官相、内史的职责与郡之太守相同。因此，说起“郡”经常“郡国”连用，《晋书》卷十五《地理志》：“徐州。……州凡领郡国七，县六十一，户八万一千二十一。”《宋书》卷七《前废帝本纪》载景和元年八月乙亥，下诏曰：“可甄访郡国，招聘闾部。”因此单言“国”亦可指郡。“去国”即指离开始安，“去国还故里，……年往志不偕”这段诗歌写的就是离开始安，回到故乡建康长干里颜家巷的情景，葺宇开畦，晏安恬淡，俨然一幅隐者图景。可见颜延之从始安去官，回到故里，过着隐居的生活，身不居官。
再看延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一诗：“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经途延旧轨，登闉访川陆。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囿。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悽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8] (P383)从诗题看，这是延之从始安返回都城(建康，也是延之的家乡)的途中，路经巴陵(今湖南岳阳)，与老朋友张湘州(湘州刺史张邵)一起登上巴陵城楼所作。从内容看，首叙事，次写景，最后抒情。叙事部分，写跋山涉水，来到了巴陵。“旧轨”，指上次经过的道路，“经途延旧轨”就是说沿着上次经过的漫长道路，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巴陵。按照常规的写法，登高眺远，景物描写往往是全诗的主要成分。而在这首诗中，景物描写仅有两句，只是过渡，重点在抒情。“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雨过天晴，风清气爽，阳光洒满洞庭湖边。面对美景，诗人并没有观赏的雅兴，而以“悽矣”、“伤哉”领起下文，并奠定了感情基调，成为笼罩全诗的主宰情绪：万古往还，百代起伏更迭，耿介美德之士还有几人？还是像前代的隐者那样，回家躬耕吧！
再看延之《寒蝉赋》：“始萧瑟以攒吟，终婵媛而孤引。越客发度漳之歌，代马怀首燕之信。不假蕤于范冠，岂镂体于人爵。折清飙而下沦，团高木以飘落。”[7] (P110)咏蝉者，借蝉来比喻自己品德的高洁。“始萧瑟以攒吟，终婵媛而孤引”是写由于自己耿介直言而被牵连，孤零零离开了都城。“越客发度漳之歌，代马怀首燕之信”是借越客、代马之思乡来喻指自己的思乡之情。“不假蕤于范冠，岂镂体于人爵”是借蝉的漂亮的外表来喻指自己的才能。“折清飙而下沦，团高木以飘落”借蝉因栖息高枝而飘落比喻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所受到的打击。今存《寒蝉赋》虽不是完篇，但已经表现出了孤独、思乡、失落、凄凉的心境。另外，《和谢监灵运》一诗中，追忆自己外放始安时的遭遇和心情：“跂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每每企盼，什么时候能够归还呢？也表达了浓重的思乡之情。
延之一生共有三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是任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行参军，以及不久转为江州刺史刘柳功曹时，吴国和浔阳离建康较近，而且两地是当时的军事重镇，来往都城的机会必定不少；并且初登仕途，意气勃发，锐意进取，又有陶渊明等友人相伴，不会有如此孤独、思乡、凄凉的心境。第二次是任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时，受中军府派遣到彭城庆贺，然后北上洛阳前方，第二年年初由洛阳返回建康，这只是一次几个月的出使，也不会有思乡、失落、凄凉的心境。而这第三次离家，是外放遥郡，远在千里之外，思念家乡与亲人，尤其在废立动乱之时会更加浓重。
把以上所分析的延之诗文的顺序颠倒过来，按《寒蝉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和谢监灵运》(后半部分的内容)的次序把它们连缀起来，我们就可以对颜延之的这段经历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延之于元嘉元年秋冬之际到达始安上任，遭受打击，远离家乡，时刻感受到的是孤独、思乡和失落，心境凄凉。于是辞官，沿着上次来时的道路回乡，途中曾与老朋友张邵共登巴陵城楼，回到建康家乡后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元嘉三年被重新征用。
颜延之被征的时间，《通鉴》系于元嘉三年三月辛巳(初二)，卷一百二十：“三月，辛巳，帝还建康，征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因为在二月己卯(三十日)，才将徐羡之、傅亮、谢晦全部诛杀，彻底控制了局面，政权回到了刘义隆手里。仅仅过了一天(三月初一)，在三月初二就即刻征召颜延之、谢灵运入朝为官。延之赴召后，作《和谢监灵运》一诗，追忆自己被征用以前的遭遇。
因此，延之到达建康的时间最迟不能晚于元嘉三年(426年)三月。从始安到建康路上至少需要一两个月，况且回到家乡后还有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以此推算，他大概最迟于元嘉二年(425年)末离开了始安，在始安太守任最多约一年的时间。《宋书》卷六十七、《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均载，谢灵运任永嘉太守，“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一周”，指满一年)。因此，颜延之任始安太守约一年时间可以与谢灵运任永嘉太守一年相参照。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一一九载：“皇太子多狎群小，谢晦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上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焉。’出造庐陵王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
②按，谢灵运此次离京赴任，作有《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③《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载屈潭之北有屈原庙，“昔贾谊、史迁，皆尝逕此，弭檝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
④《祭屈原文》中说：“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写的就是一种政府行为。
⑤《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
⑥以此推断，《武帝诔》和《武帝谥议》在最初成文时，应当没有“武帝”二字或没有标题，今传题目应当是后人加上的。
⑦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元嘉三年七月壬寅朔，则己酉为七月八日。
⑧《南史》卷三十三《郑鲜之传》载，“景平中，徐、傅当权，出为豫章太守。”景平共两个年头，其实一年零七个多月，因此所谓“景平中”约在元年末或二年初。
⑨《南史》卷十三《庐陵孝献王义真传》：“(徐)羡之等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奏废之。”
⑩《宋书》卷四《少帝纪》：“(景平)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南史》卷一《宋本纪》：“(景平)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无论《宋书》记载的正月还是《南史》记载的二月，最迟不晚于景平二年二月。
(11)分别见《魏书》卷七《高祖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书》卷六《武帝纪》。
(12)本年秋八月丁酉，刘义隆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
(13)《楚辞·忧苦》“倚石岩以流涕兮”，《楚辞·涉江》“欸秋冬之绪风”，《离骚》“畦留夷与揭车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