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流变——兼评福利理论范式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福利论文,理论论文,福利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 1)09-0041-04
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指国家和社会为实施社会福利所做的各种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性安排，[1]包括福利体制、福利政策及福利供给模式。因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人们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制度范式意义的几种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福利政策及福利供给模式及相应的理论范式：“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和“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为了从整体上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笔者在这里对以上这些范式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以期给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与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或启示。
一、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西方国家尤其英国的贫困、失业、健康、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类型复杂、程度严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贫困的原因也更加多样化、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制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但是工业化带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仍然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政府的注意力继续放在英国经济的发展上。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重创才让人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无力，继而在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下，国家干预理念在社会福利领域得到了确立，由国家来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2]国家的对内社会保护职能与对外职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逐渐成为现代西方工业国家的共识。于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加快了建设福利国家的实践步伐。
从此，理论家们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以民族国家、社会政策等作为分析工具，建构了福利国家的相关理论，以凸显出经济与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关怀，从而形成了政治经济的理论分析路径及相应的福利国家制度范式。这种范式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只有国家才有资格和能力确保公民集体的生活质量，确保社会的进步和繁荣。[3]因此，国家应致力于社会的政治工程设计，通过加强政府性规制和社会权利意识来实施社会保护。然而，福利国家在福利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是走向融合还是持续分离，成为理论上分歧的焦点，形成了融合派和分离派两种观点。
融合派认为，以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计划和公共服务体系为特征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因为它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约束：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发展致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加大，这无疑限制了国家采用政策手段实现国内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操控能力；[4]二是科技发展导致劳动及生产成本上扬，加之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公共财政预算吃紧，也影响了国家为社会提供长期性大范围公共福利的意愿和能力。鉴于此，将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将社会服务转嫁给私营组织，这是福利国家在市场力量面前显得脆弱的必然逻辑及发展趋势；分离派则认为，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选择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政治偏好、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存在路径依赖，强大的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的结构性力量不仅调和了政策制定者对全球化、现代化、后工业化等挑战的理解，而且在回应新的挑战方面显得很迟钝。[5]因此，就福利改革或福利制度创新而言，对于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意味着不同的内在约束和机遇。由之，分离派则期待政府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譬如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的选择和提高经济效率，美国、英国等自由福利国家着力于引进新技术体系，但这种做法在欧洲大陆国家却不大可能出现，因为在欧洲大陆国家，传统的家庭主义和家长制风气依然浓厚，对他们来说控制政府预算一直是首要的任务。
不管是融合派还是分离派，由于受“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思想的影响，他们仅限于探讨在挑战面前政府实施社会保护的能力是否被削弱的问题，而在研究福利改革与创新的动力、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变化发生的动力差异方面，却显得十分不足。他们都认为，政府对社会福利拥有责任和控制权，社会只是国家政策或政府所开药方的被动接受者。关于福利改革的论证方面，也仅以政府作为出发点，一切均取决于对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要么是加强了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要么是侵蚀了政府提供并维护公平的社会福利的追求。此外，这样的理论范式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导致福利政策、福利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仅限于“高层政治”，即政策形成与制定只是在政治精英的层面为人们所理解，从而忽视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互动，低估了“底层政治”在孕育福利改革动力方面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很少考虑到政策制定对福利对象、公民集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样一来，政策的绩效也势必会大打折扣。
二、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
尽管福利国家模式曾给战后西方社会带来了稳定和繁荣，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却陷入多维的结构性危机，如经济、财政、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危机。[6]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政治思想对福利国家作了根本性批判：与其说福利国家有效调和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冲突，不如说它实际上加剧了冲突，而且还阻碍了市场力量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于是，西方主要国家纷纷推行“去国家化”运动，即“社会替代国家”一度成为人们讨论福利体制改革的热点。由于受社会福利是自助、互助或志愿形式自然延伸观念的影响，道德经济范式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福利社会的基础之上，而福利社会主要来源于地方社区。政治经济范式怀疑社区、社会在回应、满足公民集体需求方面的能力，而道德经济则认为社区是社会健康幸福的主要构筑者、守护者，由此便产生了“福利社会-道德经济”分析范式。此范式以福利社会为概念框架，主要以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运用公民社会、社区等分析工具，对福利社会进行了理论阐释，从而为相应的实践提供思想支持，以达到社区发展、社会团结等方面的价值目标。
同样，由于受“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思想的影响，此范式强调社会对福利制度的建构主体地位和作用，挑战政府在福利供给方面的权威地位，十分重视社会行动者、情感及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在制度建构中的重要性，于是将考察社会福利的范围从政治经济范式相对狭窄的贫困率、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构造及其过程，从传统的自助互助意识扩展到社区关爱、社会关怀等替代性意识的培育。可是，由于对社会构造的理解不同，此范式又可分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两种观点倾向。
激进派认为，福利社会不是文化保护的场所，而是趋向社会团结并构成结社民主的一部分。社区参与、与地方社区建立联系是为了给需要帮助的人赋权并实施帮助的首要合法性因素，互惠性是建立健康的生产性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国家的一种挑战，不如说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商业化及各种异化现象的一种回应——“去商业化”。他们认为，面对社会分化、社会解体，在社区里通过身份重建，在逐渐丧失共同文化价值基础和道德规范的人群中有效地建立并延伸社会联结，[7]能够积极地重构社会，让社会再结构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和作用。以此视角，福利社会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流动的、多面的关系领域的建构和存在，这种关系领域通过培育信任、相互尊重和集体参与来抵制个人主义及其狭隘的自我利益；保守派则对政府判断社会需求并利用资本主义来实现这些需求的能力表示极度怀疑。出于国家对公民社会殖民化的担忧，保守派强调，社会福利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实施规制的制度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家长制、官僚制政府制造了“福利依赖”，由此弱化了基于社区的社会和伦理规范，淡化了个人责任，人们的自助能力也因之下降。[8]如果将福利社会看作是市场交换机制的补充而不是与其竞争，那么通过强化传统的家庭观念、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观，福利社会就会加固社会构造、增进社会团结。
然而，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没有看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性质，致使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等结构性要素在福利制度体系中被模糊掉了。由于缺乏自我表达的能力，那些边缘化群体在“先有需求表达然后社会志愿回应”的福利社会里无疑处于劣势，这是其一；其二，他们再造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即福利社会被认为是积极的社区参与、回应个体及集体需求的自治场所，而国家则在社会之外存在、与社会无关。这样一来，代表国家的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就被大大低估了，特别是政府在有效应对福利困境方面的奠基作用，如在法律上将社会歧视定为非法、对稀缺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及确保社会权利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提升社区行动的社会福利本性；其三，他们对福利实践中的制度多元性缺乏关注，对私营及非营利组织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性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这些对于福利制度范式的转换及福利改革的成功又是至关重要的。
三、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
1980年代以来，代表社会力量的第三部门在社会中凸显。第三部门作为社会自组织、自服务的重要载体，对社会服务的全面积极参与改变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框架下社会福利体系的结构，型塑着一种新的福利体制和模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和复杂，包括第三部门组织之间、第三部门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第三部门组织与市场组织之间，这种现象直接影响福利制度的绩效。于是，“福利组合-混合经济”分析范式应运而生。这里的“福利组合”不同于“福利社会”，也不同于“福利国家”，尽管持此观点的人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经济学、公共管理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等，但他们都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福利组合这一概念框架之下，主要以制度经济学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理论，以民族国家、服务性组织为分析单位来进行阐释，从而为福利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持，以追求效率、组织效度等为价值目标。
这种范式认为，对社会福利而言存在制度多元性及责任共担，社会福利必须利用各种组织资源，所有这些资源都嵌入更大范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之中。政府是公民法律权利的保护者，代表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在创造社会市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市场是社会公共性物品和社会服务的一种准市场，它将社会物品和社会服务的购买者(通常指政府机构)与提供者分离开来。然而，由于存在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两个同等重要的部门，它们各自遵循与其它部门不同的行为逻辑和运作规范，这样的逻辑及组织架构让公共部门受到了一定的牵制，从而在现代社会的三大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趋向平衡的权力及功能格局。因此，在福利组合看来，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决定着社会福利产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和变化。通过强调制度多元性，突显与“国家”和“社会”不同的“第三部门”，同时为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对福利制度展开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解。
然而，此范式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从前面的分析可见，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两种范式将国家与社会对峙起来，预设国家和社会分别是具有同质性、铁板一块的两大部门，部门之间在属性及功能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然后，基于部门属性及功能的差异和分殊，根据“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在场与缺席来建构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窠臼，从而导致理论困境。而福利组合范式虽然在“国家”、“社会”之外将“第三部门”纳入分析视野，并十分强调第三部门生产和提供社会福利的角色，但对第三部门内部的多元性、差异性、多变性和创新性却缺乏关注，因而将关系社会福利产出的议题(如合同签订、管理和参与等)与政策改革的核心议题(如成本-收益、边缘化、赋权等)分离开了。因此，在这一点上，以上三种范式均是“部门思维”逻辑的表征和必然结果，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最终都难以逃脱遭遇理论困境的命运。此外，福利组合过分强调制度绩效的技术与经济层面，却没有将制度绩效与制度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从而遮蔽了福利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及意义，从而对边缘化公民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及其实现几无贡献，对深度理解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议题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
四、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
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基于第三部门在调节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上的实证分析及理论思考，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正在形成，即“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此范式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福利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它根植于复杂的制度网络之中。因而在福利网络这一概念框架之下，分析主要是以文化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社会性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为工具，来考察当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社会条件和微观动力机制，揭示新的时空条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为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福利制度变革与建构提供政策思考，并使社会正义、社会包容等价值关怀得以彰显。
与政治经济范式和道德经济范式相似，社会经济范式也关心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但它却将变化与社会问题及其管理联系起来。因此，通过对制度变化的微观社会基础进行考察，从而为变化的发生注入动力，这样就避免了政治经济、道德经济过分强调宏观结构与文化力量的统一性，而忽视对社会福利制度变化发生的内在动力给予探究的不足。尽管第三部门组织很少单方面决定其社会与经济后果，但社会经济范式却十分看重它们在建立社会意义、营造社会环境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会直接影响并决定着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如何理解、感受和经历社会福利的。
在关注第三部门方面，社会经济范式与混合经济范式有所交叉。但是社会经济则更为宽泛，它把第三部门看成是互有差异、相互渗透的制度领域。这个领域既不是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衍生物，也不是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内在地进行竞争。从而对第三部门实行流动的、可变的概念化理解，它是不同原则(交换、重新分配和互惠性)互动的重要的关系联结，绝对不是要么“经济”、要么“国家”、要么“社会”或“社区”这样如此特征分殊、界限划割。这样一来，社会经济范式就超越了“市场价值”对“社会价值”、“市场利益”对“社会利益”二元冲突的传统理解，将第三部门组织认为是嵌入在社会和经济之中的，它不断地创新经济资源的动员形式及其普遍化实践，同时还建构、重建并维系着内在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络。鉴于此，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是解决现代性条件下诸如消灭贫困、加强社会团结、满足发展需求等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是对传统模式的创新与超越，是一种后现代的探索与实践。
五、几点总结
就当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实践而言，福利理论分析范式的支持效力体现如下：
第一，福利制度范式转换揭示了当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社会条件。
如今，全球化、现代化和后工业化过程导致社会生产性基础发生变化，[9]由工业社会转向主要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一些重要的特征因之显露，如部门界限的模糊化、专业化有增无减、经济社会关系的可变性和短暂性、持续变化的制度化等，这一切既加剧了先在的风险，又产生新的风险。诸多风险的存在，客观上限制政府采纳社会政策的自由度，在工业社会本来可以通过政策来管理全球化、现代化的收益，同时补偿所带来的损失，但这种做法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受到限制。当风险变得愈发可变、流动时，就印证了贝克所说的“脆弱性的民主化”。[10]急剧的不稳定性、公民需求和偏好的差异性，加之公共资源逐渐减少、伦理和文化多样性、社会规范及习俗的扩散化，增加了发生诸多歧视的威胁，这一切在客观上使政府官员对社会和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地配置、确保所有公民拥有较高生活质量变得困难重重。凡此种种，在根本上改变了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变量，最终引发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转换，即由国家和社会作为主要组织基础、较为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转向更加不定型的福利网络。福利体系重构、转型为福利网络，将带来三个方面较为显著的变化：一是开发有效应对新老社会和经济风险的潜能；二是鼓励创生更加复杂、更具差异性的第三部门组织；三是促进更富变化的变革过程，其中创新组织形式和组织发展战略来满足社会福利需求将成为社会普遍的做法。
第二，福利理论范式变迁折射了当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动力机制。
根据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由当下西方后工业主义带动的经济与社会过程，同时也带动了一场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是欲在社会关系中重新嵌入经济的激励下发生的，从而为第三部门组织创造了一种新的角色，使第三部门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创新的源泉，它能促进对社会需求作出集体回应。社会变迁的深入和政府理性的成熟化，增加了公民的脆弱性或易受伤害性，这种脆弱性或易受伤害性往往是由社会易位(social dislocation)而滋生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府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及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第三部门不是本质意义上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者，但在地方社区或基层社会，它的确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促使社区变得更适宜人居住，并在许多方面增进了社会的公正性，如创造新形式的关系联结、加强社会团结和凝聚力、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动员并提高公民公共利益意识等。这样在客观上，第三部门组织有助于缓解社会边缘化现象，在物质和文化资源分配中为社会赢取了更多的公正，同时凭借重建福利网络也逐渐为社会弱势群体赋予了行动的权力。由此福利网络为有效回应社会风险，尤其是社会排斥、经济依赖等社会难题，提供了一种社会内生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社会性企业以变化使者(changemaker)的角色在福利网络中凸显，[11]建构、维系着动态的福利网络。社会性企业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与广泛的公民参与(作为共同生产者)引入、融合到社会物品和社会服务的生产与提供的过程之中。[12]在这一过程中，它始终秉持“和别人一起做”的理念，将创业活动与民间智慧、内部团结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在不同文化、经济背景的人群之间建立起信任和相互依存关系。在本质上，社会性企业是多元利益组织，追求内部民主，这种特质允许它们同时将社会、政治与经济多方面的功能作为追求目标，如广泛的公民参与、有价值的职业、高质量的人际关爱等。因此，社会性企业是一种新型的第三部门组织，[13]它在实践中将利益相关者民主、社会资本和社会包容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彼此促进，有助于推进个体福利与集体福祉之间走向平衡和融合。对保守派而言，它们是提高效率及灵活性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助于改进过分臃肿、低效、集权式福利官僚体制；对激进派来说，它们以从下往上、以人为本的方式形成了对科层制、非人性化传统福利机构的一种替代。
第三，福利理论范式创新为当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提供了政策支持的依据。
在比较借鉴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和福利组合三种范式的基础上，福利网络范式认为，现代国家、社会与市场领域之间是相互渗透、合作共生共荣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是一个流动的、持续的变化过程，将显示出其有机性、整体性和创生性的特征。因此，为了判断新兴福利网络是福利缩减还是福利重构，仅靠孤立地分析社会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福利制度的变革与建构受到无数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和型塑，这些因素往往是跨部门或跨政策领域的，因此，不能将福利制度的变革与建构局限于一个部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领域内，而要善于对多元变化源进行判断开发，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性生产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的形成。随着福利网络的崛起，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中“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当下，通过社会投资，[14]培育和发展社会性企业的政策战略被当作一剂良方在西方国家受到热捧，但这只是旨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是在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进行的，究竟能否真正帮助他们摆脱福利困境和社会危机尚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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