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是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映。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启蒙的现代性逐步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于是，现代性就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问题。“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学者虽然强调理性的能动作用，但他们只是达到了知性的层次，只是在思维中明确地区分了事物，隔离了事物，而没有揭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辩证发展，没有抵达真正的理性（注：泰勒：《黑格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页。）。黑格尔所理解的理性是一种联系的、辩证发展的客观精神，是通过不断扬弃矛盾而实现绝对真理的过程。他试图用这种客观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缺陷，提供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案。这种理性虽然包含着辩证的、历史的合理思想，但却是唯心主义的神秘思辨。黑格尔把现实的社会矛盾抽象化为观念中的矛盾，进而通过观念的矛盾运动来消解矛盾，这与其说是解决矛盾，不如说是回避矛盾。马克思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批判。他在充分肯定这种现代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作用的同时，指出它受到资产者眼界的局限，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超越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狭隘视阈，阐明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及其解决途径。近年来，现代性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关注，为了把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对马克思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进行探讨。
一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是以倡导人的自由理性精神为特征的，它把理性作为衡量和评判一切事物的尺度，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理性精神，通过启发人们大胆运用自身的理性，使人们摆脱对宗教的、自然的、社会的、国家制度的等各种外在权威的依附，获得自由解放。马克思分析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重视人的理性的现实实践基础，以及它不能合理解释这个基础而具有的理论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现代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工商业，它蕴涵着特定的理性精神，现代性是对这种理性精神的理论反映和提升。首先，人们在商品交换中运用的价值尺度，离不开人的理性抽象能力。只有当人们通过思维撇开劳动的个别支出的偶然情况，把握到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时，才按照价值尺度互相交换产品。马克思指出：“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当然，人的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只有在社会分工发达、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条件下，才产生了通过理性抽象出一般社会劳动、将其作为商品交换尺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目的抽象化、一般化了，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使生产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为了谋求利润，必然要进行精确的核算与筹划，必然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培养起人的科技理性精神。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生产经营者通过订立契约的理性方式，进行自愿互利的公平交易。这种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平等原则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又会建立以维护每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是法理化的政治，它通过民主程序和法律制度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这样，自由、平等、民主就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理性。
上述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任何要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坚持这种精神。但是，市场经济社会又具有内在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商品、货币等物化社会关系的依赖为基础的，个人往往难以预料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社会结果；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自身私利的过程，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因此，它把理性视为无往不胜的力量，企望用理性代替过去神性的地位。这样，它在用理性破除宗教迷信的同时，又制造了对理性的迷信。
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显示的巨大威力，使得启蒙学者们相信，人能够依靠理性的力量获得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能够征服和统治自然，因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自然被理解为外在于人的、与人的本质无关的单纯有用物，被理解为可以任人宰制的客体。
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博爱派时所说的：博爱派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即使是反思启蒙现代性的黑格尔也不例外，黑格尔虽然认为市民社会是受物质欲望驱使的“需要的体系”，存在着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但他又强调，政治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是扬弃了特殊利益矛盾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是人人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念的最终实现。因此，他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合理性作辩护的。
启蒙学者理解的人是孤立的个人，人的理性是孤立的个人的理性。他们试图用这种理性代替上帝充当统合社会的基本精神，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就赋予了惟一、有限的个人的理性以超负荷的使命，因而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康德在继承启蒙理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界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作为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实践理性是一种道德自律原则，所谓人的行动自由不过是人对绝对的道德律令的自觉服从，是人的行为的内在自我限定。由于理性既要受到认识外部世界的有限范围的限制，又要受到内心世界的自我限制，由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二元分立，无力达到统一，这就削弱了理性的作用。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论者都试图消除康德哲学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局限，都赋予了理性以更大的能动性，这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康德指出了人的理性运用范围的界限之后，黑格尔则试图把理性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局限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个人独立自主的外观、资产者对私利的追逐等经济现象，被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提升到哲学思维的层次，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在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自由主义把个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主张个人追求私有财产的自由权利的优先性。黑格尔虽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倡导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伦理精神，但是，他所说的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仍然是抽象化的“自我”，是利己主义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在这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人们的私欲膨胀，彼此互不关心，个人失去社会归属感，心灵寂寞、孤独。
二
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从理性出发研究人、研究社会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的。他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是靠物质生产实践来维持的，因此，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看到，现代实践既展示出入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异化性。因此，应该把对扭曲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批判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任务。这样，马克思就克服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只是用理性描述现代社会的主要缺陷，实现了现代性由抽象理性向现实生活实践的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的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应该立足于实践来理解认识、理解理性，把认识作为生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没有什么终极知识、绝对真理。现代实践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特性，经过实践改造的自然越来越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展现和确证。因此，人与周围的自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观念。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同自然发生关系，而且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是通过与他人结成一定社会关系而实现对自然的改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带有“敌视人”的属性；在生产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之间的链条被打断，劳动外化创造的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为他人所占有，并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反过来统治劳动者。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自身具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6页。）劳动本来是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1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是通过不断打断劳动外化和占有之间的链条而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因此，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可见，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使人获得自由解放。
对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认识到，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是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才能把握到现实的人。人既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社会规定性，又可以通过实践不断发展自身。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阻碍人的能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改造这种社会关系。这表明，人的本质存在于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权利，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古希腊民主制国家中，就存在着自由、平等，那是内容上的自由、平等，是当地成年男性公民享有的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是，古代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既不包括奴隶、妇女等，又受到地域性的局限。这种自由、平等虽然同古代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相关，但它在本质上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因此，它必然地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而消失。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不仅不与商品交换相矛盾，而且恰恰以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基础。但这种自由、平等只是流通领域形式上的人类自由、平等，它掩盖了人们在财产占有和利益上的差别和对立。实际上，正是由于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对立，才需要建立形式上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针对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主张，马克思指出，要“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页。）。自由主义把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这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马克思指出：“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不要“认为资产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完善的自由主义者，国家的公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6页。）
马克思进而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虽然承认人的自由、平等，但仍然把某些人想象为高居于他人之上的社会精英。法国唯物论者在提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同时，把改变环境和教育的希望寄托在个别杰出人物身上，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人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页。）。思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者也把自己当作“具有神圣的头脑”的人物。对此，马克思批判道：“神圣的目的永远同神圣的人物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们具有纯粹唯心主义的性质，并且只存在于头脑中。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唯心主义哲学不同于宗教神学的地方只是在于，它不是以宗教情感的方式向往神圣目的，而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追求绝对真理。因此，它往往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黑格尔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观念的逻辑展开的历史，而现实的历史则是逻辑的历史的翻版。他把人类历史变为哲学史，把他自己的哲学作为统摄以往一切哲学的绝对哲学，把他自己的头脑当作把握了绝对真理的头脑。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哲学家相信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至上性联系在一起，这与人类自由平等的精神是相悖的。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也抹杀了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创造活动也受到功利的浸染和冲击，偏离了陶冶人的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精神创造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职能部门，是以维护其他部门为前提的，特别是以维护经济基础为目的的，具有掩饰社会矛盾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这种功能还被宗教的神秘外衣等所遮掩，精神生活还带有崇高性、神圣性，还能使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那么，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大工业“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这样，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就难以为人类提供精神支撑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之所以回避精神生活的矛盾，是因为它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不能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支撑，从而存在着人的精神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缺陷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且受到资产者的褊狭眼界的束缚。近代哲学家们的立脚点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这种立脚点使得他们的思想被资产者的生活方式所局限。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者的代表时指出的：“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4页。）。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虽然对理性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理性主义的，都是围绕着用什么样的理性来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旋转的，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作为资产者的学术代表，他们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的狭隘界限，不能以更高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视野看待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理论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矛盾的理论再现和集中体现，而不可能找到克服现代社会矛盾的途径。与之相反，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这种哲学立脚点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用新的态度、新的眼界看待现存社会，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从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中把握现存社会，“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加强和完善理性，维护现代社会秩序，而在于超出这种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提出变革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引导人们改造扭曲的现存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三
马克思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视野的超越，既有赖于他实际地考察工人的生活状况，参加工人运动，也与他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关联。空想社会主义者觉察到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阴暗面，憧憬没有矛盾的、合乎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想社会。这启发马克思超出资产者的褊狭视界，以新的理论眼光和思想境界认识现代社会，反思现代性。
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学说有密切的联系，“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的学说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由于社会生产还很不发达，社会矛盾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还未明显地显露出来，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从头脑中构想理想社会的方案，然后再把它从外部强加于社会。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是通过掩饰现代社会矛盾而使资本主义永恒化，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是通过幻想超越现代社会矛盾而使资本主义暂时化，用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状态取代它。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1～462页。）显然，如果用理想化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必然抹杀矛盾，把现代社会永恒合理化；或者试图在幻想中摆脱矛盾，追求无矛盾的乌托邦理想。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并未提出改造现实社会关系、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任务，因此，从实质上说，它也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无产阶级的觉醒，已经无需再在头脑中虚构理想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因此，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他开启了以改造世界的实践视角观察、分析现存世界的向度，因此，他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以批判和改造世界的眼光透视现代社会的矛盾，预示了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这样，马克思就以新的立足点、新的理论视野重建了现代性，使之与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存世界无关的彼岸王国，“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如果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把它当作与现实无关的乌托邦，就会使人们放弃现实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既然共产主义实践于无产阶级反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实斗争之中，那么，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和表达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是自觉参与到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的，是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实际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此岸性、现实性和力量。因此，“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马克思虽然在思想上认识到了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消灭的，新社会的到来需要一个孕育和准备条件的过程，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也还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等旧社会的遗迹，也还需要经历许多的发展阶段。针对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的做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页。），马克思认为，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包括了运动的各个阶段的总体性的理论。马克思强调，“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方社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当代西方哲学家们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罗尔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缩小人们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正义”的原则，为了在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下达成“重叠共识”，提出了“公共理性”的思想，为了将正义原则运用于国际关系，提出了“万民法”的思想；社群主义为了缓解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把共同体的善观念作为价值取向；哈贝马斯为了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推进现代性的事业，提出用主体间的语言交往理性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后现代主义为了消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提出解构理性、“重写现代性”的方案。上述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停留于对现代性的精神文化反思的层面，都是围绕着如何看待理性或合理性的问题旋转的.而未能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联系起来，因而也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因此，马克思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现代性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理论的危机，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理论上的突出表现。如果把现代性的问题归结为如何解释和看待理性或合理性的问题，就会掩盖现实社会的矛盾，回避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弊端的剖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信息化、知识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不合理地运用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经济活动的利益原则向政治、文化领域的渗透更加明显，经济的垄断、福利国家政策的受挫，使社会不公平现象更加突出，民主政治的形式化更加明显，精神生活的迷失更加严重。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经济陷阱、推行的强权政治和强加的价值观念，使国际矛盾更加复杂。因此，应该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认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所预想的，在西欧工业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以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性，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形式与实际内容的结合，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扩大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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