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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
1.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是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哲学既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也表现为双重的进程，这就是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而在这个双重化的进程中，正是通过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才实现了它的解放思想的社会功能。
2.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两个大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即实现了两次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是“转”脑筋，也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则是“换”脑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正是在这个“转”脑筋和“换”脑筋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的社会功能。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要的任务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寻求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冲破“两个凡是”的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以讨论“实践标准”的方式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使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首先是一次更为深刻的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一个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框框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这个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以变革哲学观念和变革思维方式的理论活动推动人们挣脱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框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社会的变革和推进社会的变革。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超越“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个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又以讨论“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以及“主体际关系”等理论活动，强化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增强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们对社会变革和新的存在方式的适应，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次空前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它必然伴生着价值范式的重建，并由此引起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困惑。社会的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制约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这个重建价值范式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又以其讨论“价值”、“正义”、“崇高”、“人文精神”等的理论活动，逐步深入地探索了市场经济的正、负两面效应，为建设现代、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拓了广阔的思想空间。
3.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举世瞩目和空前深刻的变革。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既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又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从总体上看，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主要表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哲学的经验化、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
3—1.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 这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的最直接的出发点，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发挥其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社会功能的首要前提。而这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总是把“哲学”等同于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表述的“原理”，因此，我们把改革开放以前的哲学从总体上界说为“教科书哲学”。这种界说的主要依据在于：一是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三是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高层次的真理体系，去规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并用它去论证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举措，从而规范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实践活动。
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地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
80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首先是在哲学原理界内部形成了以变革教科书体系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的哲学改革的潮流。这场哲学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以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哲学原理界内部改革的同时，包括中外哲学史在内的各个哲学分支学科也出现了自身的改革，并从而深化了哲学原理界的教科书改革。西方哲学领域在翻译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论著的基础上，逐步地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把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问题和新的哲学提问方式渗透到哲学理论探索之中，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国哲学领域以介绍和评论现代新儒学为突破口，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进行反思，探索“返本开新”、“融会中西”的途径与意义。持续高涨的文化热，不仅构成了哲学原理与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交接点，并把哲学改革的侧重点聚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模式和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其重大意义，在于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出发，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行为方式，以适应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回顾和总结80年代的哲学改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场哲学改革主要是在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两个维度的交接点上，聚焦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而这场哲学改革的基本成果，则在于突破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研究哲学本身，并以这种实事求是的哲学去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这些源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哲学问题，不断地开拓了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3—2.改革传统的教科书哲学， 并非只是重新探索教科书所表述的各种理论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也就是改变“原理加实例”的注释方式，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这种改变，集中地表现为哲学研究中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也就是把“教科书哲学”作为退入背景的知识，从现实生活和现代哲学中提出问题，并且注重提问方式本身的转换。仅就哲学原理内部说，就特别突出地探索了“哲学观”问题，对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体系内容、社会功能以及现代理解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从而拓宽了哲学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哲学原理界还比较集中地提出和探讨了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的关系、辩证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价值论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真理观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历史观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唯物论的物质论和实践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改变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还明显地表现为“准原理哲学”的兴起。这里所说的“准原理哲学”，指的是哲学原理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双向融合。在80年代以前，哲学的各个学科处于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互不介入的状态。在80年代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过程中，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是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对象。进入90年代，某些共同的“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融合的趋向：一是哲学原理在探索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显著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背景知识，不仅注重于史论结合，以及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的结合，而且注重于从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多重视角去讨论问题，并且融注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改变了哲学原理的研究方式和自身形象；二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强化了自身的“原理意识”，在探索某些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力求在“原理”的意义上形成某种哲学思想。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式，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准原理哲学”的兴起，更加明显地凸现了90年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改变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还表现在“专门化哲学”的兴起。这里所说的“专门化研究”，主要是指这样两种趋向：一是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某个成分或某个侧面，并从这种研究中寻求当代哲学的生长点。这种研究趋向的突出特征，是在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逻辑、观念、科学、技术、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哲学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等等。二是注重研究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所提供的方法论，其中主要是深化了对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新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研究。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强化了哲学研究的职业化和技术化，从而突出了各种“具体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这种“专门化哲学”的兴起，为中国哲学界走出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在坚实的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更富于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世界观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3—3.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 最重要的是实现对哲学本身的重新理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总是以经验的、常识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释哲学，从而造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从这种倾向中解放出来，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哲学是常识的延伸和变形，还是对常识的超越？这关系到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也是以理论的方式而构成的价值规范。以哲学的方式所构成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是对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超越。然而，由于人们总是在经验常识中生活，常识来源于经验、适用于经验，所以人们总是以经验常识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哲学，以至于把哲学变成某种冠以“哲学”名词的常识。
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和整体素质提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具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与方式，则是一个“非日常生活”的“日常化”过程。这主要包括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以及农村生活城市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深层内容，则是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变革与重建。
哲学把自身定位为对常识的超越，而不是常识的延伸和变形，就能够发挥哲学变革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作用。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并不是为人们提供某种区别于常识的凝固的“世界图景”，而是把常识的世界图景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揭示构成这些世界图景的诸种前提，启发人们以历史的和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和理解这些世界图景，为人们寻求和形成新的可能的世界图景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因此，在变革常识世界图景的过程中，哲学的常识化，就是反思态度、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自觉化和普遍化，即人们普遍地、自觉地以历史的和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常识和科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从而使人们的世界图景处于生生不已的历史转换之中。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深刻地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代表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代表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富有理论内容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哲学层面的价值观是历史的和辩证的价值观，致力于寻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证统一。它引导人们自觉地超越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价值态度，不断地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哲学价值规范的常识化，就是辩证的价值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普遍自觉化。我们应当以这样的理解去推进哲学从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中解放出来。
3—4.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哲学，从而造成了普遍性的“哲学知识论立场”。
所谓“哲学知识论立场”，就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出发去界说哲学，认为科学是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并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特殊规律”，而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并提供关于世界的“普遍规律”，因而把哲学归结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
这种“哲学知识论立场”，仅就对“哲学”自身的理解说，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哲学”与它的“基本问题”的关系，二是如何理解“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关系。当代中国哲学正是在对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索中，从深层的理论问题上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说，哲学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予以“反思”，并不是把“思维”和“存在”作为对象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这种区别是具有根本性的。它从理论性质上确定了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
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角度看，哲学和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把哲学归结为科学，就是对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哲学的否定。当然，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或“不科学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哲学，这正像我们可以用“善的”或“恶的”、“美的”或“丑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哲学一样。哲学寻求真善美的统一，因此，广义的“科学”概念（“正确的”、“真理性的”）可以用来区分不同性质的哲学，但却不能把“科学”当作“哲学”的标准。
哲学和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基本方式，还在于哲学不仅与科学具有“双向”关系，而且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具有“多向”关系。哲学的反思对象包括科学、艺术、宗教、伦理、语言、历史等在内的全部文化现象。哲学从人类把握世界各种方式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科学，又从人类文化的整体关系中去审度科学，因此哲学才能批判性地反思科学，并推进科学的发展。
哲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最深层的区别是在于：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现实地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人类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成果；与此相反，哲学是把理论思维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根本的反思对象，也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而推进科学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上述两个问题——哲学与它的“基本问题”的关系问题和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的关系问题——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开辟了哲学研究的广阔道路。
3—5.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 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个体性的风格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的必要前提。就此而言，哲学只能是“有我”的哲学，而不能是“无我”的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是同哲学家的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的。
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时代水平的理论表达，即以理论形态表达的人类对自身的生存状况、焦虑和理想的自我意识。哲学创造，就是哲学家在通晓人类自我的历史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去表达自己时代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去建构“理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为人类揭示新的理想境界和展现新的可能世界，也就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哲学创造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是融为一体的，创造哲学的哲学家必须有炽烈而执著的主体自我意识。
然而，长期以来，当代的中国哲学家并不是以展示新的世界和提示新的理想的哲学创造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创造，而是以某种既定理论的解释者和客观真理的占有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活动，不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以自我实现的形式去表达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而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丢弃自我和宣示与我无关的客观真理的过程。哲学家丢弃了自我的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就丢弃了哲学的炽烈的“爱智”精神，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创造性的哲学。
发展哲学必须面向“现实”、“本文”和“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观察渗透理论，本文需要解释，问题在于提出。每个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都处于纷繁复杂的矛盾状态，哲学家必须具有高举远慕的心态、缜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洒脱通达的境界，才能真切地思考现实，真切地理解本文，真切地提出问题。
4.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并不仅仅是说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说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塑造和引导”。哲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变革过程中，具有巨大的积极的能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正是发挥了这种积极的能动作用。它在把人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思想框框和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它又以哲学的方式为当代中国提供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为当代中国人提供辩证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重塑人们的理想与信念，并引导人们对“崇高”的憧憬与追求。而这个“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过程，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化进程。
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
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或方向可归结为一句话：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关键词是“亲切的”，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给我们以自自然然的血肉相关感的、我们乐于在其中安居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种出自纯粹理智的、外在于我们的切身体验的东西。下面我从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式途径三个方面对上述命题略加展开。
每一种哲学传统都有其内在的真精神，它所体现的不是哲学家个人的主观兴趣，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一个民族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全部智慧。人类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生活由于语言与意识而造成的理想性之维，由于理想性之维而带来的现实与理想间的紧张关系。而哲学的智慧，说到底，就是对这一紧张以某种方式的化解。由于自然环境、历史经验的不同，更由于人类创造力的不可限定性，不同民族形成了相当不同的解决这一紧张的方式。特别是一个民族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所形成的解决紧张的方式亦即智慧方式，有着一种独特的支配性地位。就此而言，每一民族的这种大智慧或哲学的真精神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其表现形态，但其内在的实质却往往是长存的。不同民族的哲学是有着不同的真精神的，特别是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的哲学更是有着独特的真精神的。这样一种内在的真精神，经过与该民族数千百年的共存，已化成了该民族生活的一个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成了该民族自然而亲切的精神家园，使得他们只有在这一精神家园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免除背井离乡的精神流浪者之感。一个民族与其固有的精神家园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任何一种哲学，只有当其内含或表达了该民族哲学传统的真精神之时，才能够是一种有效的哲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哲学的作用。换言之，一种真正的哲学，必须是能够实际地充作人们的精神家园，即具有其可实践性的理论，而决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理智的东西。一种不能实践的哲学理论是无效的东西。新世纪哲学的目标应当是发展出一种能够实践的理论，为人们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
那么，对于国人而言，亲切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代表着三种取向最为相异的哲学类型。自然，其中所蕴含的也就是三种极不相同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可归结为一种入世的智慧，即一种在生活世界之内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智慧。显然，这与西方传统的理想与现实二元分割的解决取向是极为不同的。许多学者曾指出，中国哲学的这种内在精神最为显著地体现于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学说之中，而在后世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扭曲。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哲学之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则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类似于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中所体现的那样一种人类学思维范式。然而，从汉儒开始将儒学政治化以来，那种原始的哲学思维范式就被改造了，直到宋儒那里，则最终借助于佛教哲学做成了一种类似于实体性哲学那样的东西。显然，使得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学说中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真精神的，正是那种人类学思维范式，而使得董仲舒以后的儒学不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则正是人类学思维范式之被类实体性思维范式的取代。而自近代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遇以来，中国哲学更是一直处于一种受动状态之中。这种受动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全盘放弃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上。在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威的支配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就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不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势，甚至比他人更为深刻地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仅仅从外部批判并不能改变一种思想的实质，而唯有那种借助于某种本体论或认识论思维范式从内部进行的现代阐释，才是最致命的。在这种解释下，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就从根本上被进一步扭曲了。哲学所探寻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任何哲学都能够为任何人提供这种安身立命之本的，特定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有着特定的要求。对于缺乏回家了的亲近感的“家园”，人们是不会长久地留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开除“球籍”，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家园”，并试图接受新的“家园”。然而，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家园”，并不是适当的安居乐业之所，人们在精神上仍然飘荡着、流浪着。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精神家园。而为了我们能有一个亲切的新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回归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而为了能回归这种真精神，我们便必须回归于人类学思维范式。
但回归人类学范式，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不仅从国人的主观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这可能性就在于回归于人类学范式同时亦正是为人类实践方式所决定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所要求的。如果我们不把思维活动抽象化，而是看成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就不难证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是必然地内在一致或同构的。一定的思维方式必然对应于、匹配于一定的实践方式。反之亦然。哲学从古至今所经历的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到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可归结为一种人类学思维范式）发展变化，正是取决于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匹配关系。实践方式亦即“做”的方式。“做”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事”，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一是“做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事的产物为物品，而做人的产物则为社会交往关系或社会组织。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有两种可能的“做”或实践的方式，一是有机性或笼统性之做，另一则是无机性或构造性之做。有机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农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交往，合起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做人方式中，人的活动一般并不改变对象本身，而是顺应对象的存在规律，从外部予以照料、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必定显现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即一种超乎人力的“实体”或“本体”。与此种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人们的思维方式自然是一种有机的、笼统的、顺应的方式，亦即一种“实体性”或“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无机性地或构造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工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觉的利益关系的联合体交往，合起来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做人方式中，人的活动不仅触及了对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构造了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显现为一种人为的、构成性之存在，即作为活动主体之产物的存在。与此种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自然地会是一种无机的、构成性的方式，亦即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显然，古代哲学之为一种实体性哲学，之以本体论为中心，正是因为这种哲学是与古代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哲学之为一种“主体性”哲学，之以认识论为中心，亦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
进一步看，近代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虽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启蒙所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实现，主体性的高扬也带来了主体的异化。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与对这种实践方式探求相呼应，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各种流派的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各异，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或认识论思维范式的弊端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各家现代哲学以不同方式之对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的超越和向人类生活本身的回归上。这种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向人类文明初曙时期那种原始的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回归。最先明确地建立起人类学范式的现代哲学家，无疑是马克思（这一问题此处无法展开论述，可参见拙文《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在20世纪哲学诸大家中， 海德格尔是典型地属于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晚期维特根斯坦自然亦是属于此一范式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更是这一范式的体现者。在现今，罗蒂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等，都是自觉地以人类生活为依归的。可以说，向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回归已成为当今西方哲学的主导性倾向（当然，由于由柏拉图所奠定的理想与现实的截然二分几已成为西方思维的一种“本性”，故其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回归于那种朴素的思维范式，尚是一个难于断定的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哲学，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急速地走过了西方哲学用了数千年才跨过的理论空间。而制约与引导着这一变化的，正是实践方式的变化。就实质而言，计划经济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经济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实践条件下，虽然“做事”的方式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有了某些改变，但“做人”的方式却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作为基本社会组织的“单位”，仍然是一种传统共同体之变体。在这种条件下，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就一般只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在哲学上，便只能是一种本体论范式。作为这种范式之体现的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正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所有的教科书上都写着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或科学这样的本体论命题，便是明证。在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哲学则急剧地转向一种主体性哲学或认识论思维范式，认识论一时间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人们当能记得，80年代的哲学论著中，认识论术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主体、客体、反映、选择、建构等概念何等频繁地出现。然而，到了90年代，认识论研究却在急速地衰落下去，这一思维范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这种情况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建成，其弊端也日渐显露，从而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以便能够对其负面后果有所限制或改变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认识论范式或主体性哲学条件下，由于这种范式与市场经济实践方式的匹配性，要进行这种批判却是不能够的。因此，与之同时，建立新的思维范式的任务也就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这新的思维范式不是别的，正是一种作为对于认识论思维范式之扬弃的人类学思维范式。事实上，从90年代以来，哲学界就已经以各种名义开始了对于认识论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对于人类学范式的探索。这些情况表明，当代中国哲学回归于人类学范式，不仅在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的主观方面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回归人类学范式决不是简单地恢复旧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是一种反本开新。就中国哲学目下的存在状态而言，这种反本开新主要地涉及到传统中国哲学的反本开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本开新。如前述，传统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形态都是属于人类学范式的，而在后来，它们又都被改造成了本体论范式或认识论范式，从而使其真精神都受到了扭曲。因而，这反本开新首先就是要剥去后人附加在其真精神上的东西，还其本来面目，然后依据国人现今所面临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在对问题的解决中，创建或重建我们新的亲切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种反本开新中，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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