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出版现状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现状及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并最终会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1]作为植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境脉中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自鸦片战争开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教育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2] 在100多年的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无论是物化层面的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以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教育救国”这一实用性、理性化的诉求。这一诉求主要通过多次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来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更新，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教育水平这一途径体现出来，也为中国教育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众多可资汲取的教训和宝贵经验。正如许纪霖先生等所言：“当历史的时钟被拨到1949年，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但它的影响却久久不会消散，它给后继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949年以后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在这渐渐远逝的一个半世纪中找到最初的基因和原点。”[3]通过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不仅能够提升教育理论研究水平，又可以帮助我们在当前教育改革中少走弯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期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而要想使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这些功能得到发挥，深入发掘并系统整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披沙拣金，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宏观史料出版 中国近现代教育活动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并不是与中国近现代社会隔离开来的独立体，而是一直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国近现代教育自身的发展进行研究，更要从影响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诸多芜杂、纷乱的社会状况中寻找影响近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诸多社会元素，以帮助我们理解甚至改善当代教育发展的环境。因此，有关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史料。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史学会召集了当时我国国内几乎所有著名历史学家，开始搜集、整理和编纂大规模的近现代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文革”爆发以前，编纂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专题资料11部，共计68册。其后，“文革”十年浩劫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走上正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相继出版，与前面11部专题资料一起，构成了相对完整的资料体系。虽然这些史料在体例上是以革命史体例编写，但其中各方面史料的搜集均较为全面、客观，堪为不可多得的史料。“现在活跃在史学界的一批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学者，就是从研读这些专题史料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4]这些史料中有关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以及有关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史料，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探讨，必然离不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了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相继问世。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三大系列。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资料相继被内地学者所接受，并成为帮助内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学者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的重要窗口，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沈云龙主持编写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全套书籍自1966年10月开始编纂，编纂工作持续了40年左右，直到2006年年底完成了全部的编纂工作。全书包括正编资料1281册，续编资料1087册，三编1048册，丛刊共计3416册。其中，1987年沈云龙去世后，剩余的编纂任务由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主持完成。整个丛刊史料涵盖了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名人年谱、日记、笔记、奏疏、政书、专著、诗文集以及碑传、经世文编等，同时把民国时期的一些年鉴和学术期刊也收录进来。作为一部较为全面的系统性大型史料丛书，其广泛的涵盖面不啻一座文献宝库。丛刊里面关于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史料，与内地所编著的《近代史资料丛刊》相辅相成，成为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史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手材料。 另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纂的《民国档案》系列丛书，其关注点主要在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等很多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张研、孙燕京主持编写的大型史料丛书《民国史料丛刊》1128册，于2009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其后，大象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张研、孙燕京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续编》1140册。这两部民国史料前后互补，以“稀见史料”与“基础史料”相结合，堪称姊妹篇，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整理和出版以民国政府为主体的基础史料。 关于对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相关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总结，笔者所提及到的只是挂一漏万，还有很多史料，如《民国丛书》、《民国史料笔记丛刊》等均有其不同特色，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提及。 总体上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地史学界在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整理方面做出了不菲的成绩，所整理的一系列史料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支撑。但就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来说，虽有一定进展，但与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相比，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专题资料出版概况 著名教育学家舒新城先生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做了大量可圈可点的工作。早在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所编著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本，可谓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资料搜集方面的开山之作。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原有的四卷本进行修订、删减，出版了《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三卷本。与舒新城先生的原作相比，改编后的三卷本虽然在内容上不似先前那样完整，但毕竟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促进了大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建设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改革开放后不久，著名教育史家陈学恂教授就开始主持编写《近代中国教育大事记》并于198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编年体例，上迄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0年6月，下至1919年“五四”运动。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力求反映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注重搜集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凡是清政府的教育诏谕，臣僚的教育奏议和有关活动，民国初期的教育政策、法令，近代教育家的教育论著、教育活动，近代学校教育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外国人在华办学情况等，该书均尽量收录，体现了“大事突出，要事不漏”[5]的编纂特色。该书虽然没有全面涵盖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大事，但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该书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建设，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其后，陈学恂先生又主持编写了三卷本《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于198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朱有瓛先生先后主持编写了四卷本《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在陈元晖先生和陈学恂先生的主持下，开始了大型专题教育史资料《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0卷本)的整理、编纂工作。从1990年6月开始出版，到1997年5月出齐，从编辑到出版共历时十余年时间。该丛书在编辑体例和方法上，主要按照三种类型进行编纂。一是以年代为主，按历史阶段辑录有关的教育专题史料；二是以教育专题为主，根据历史年代先后辑录有关教育史料；三是以文献资料为主，辑录有关教育史料，并加以资料解说。[6]该丛书分为《教育思想》、《鸦片战争时期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戊戌时期教育》、《学制演变》、《留学教育》、《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十大分册，选取了自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的大量教育史料。该丛书出版之后，立刻受到了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欢迎，成为大陆学者研究近代教育史工作必用的主打资料。该丛书由于受到广大研究近代教育史学者的欢迎，因此，于2007年经过修订后又重新出版。 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料出版方面仍存在着令人隐忧的遗憾。整体上看，当今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除了舒新城先生主编的相关资料，其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几乎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出版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几乎没有编纂过什么系统性的近代教育史料。因此，发掘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并进行系统的出版，应当是当前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界所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思考：促进新史料著作出版任重道远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治史上的名言“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形象地说明了史料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常常有难以深入的感觉。可以说，这种现象与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做得不太及时，没有发掘既有的、仍然没有被发现的大量史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没有史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就不可能在研究上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只有加大史料搜集、整理力度，推出一系列新的近代教育史料的出版，才能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中取得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的成果。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出版的匮乏与中国近代史资料极为分散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也许正是因为中国教育史资料的分散性这一客观现状，使搜集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的工作更为艰巨，从而也导致了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出版工作的滞后。同时，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队伍不乏优秀人才，但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相比，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队伍相对弱小，而史料的搜集是一项费时、费力的艰辛工作，从好的方面说，史料的搜集被称为是“功德无量”“一人劳而多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工作。但毋庸置疑的是，也的确是一项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对于作者个人而言，在当今的学术体制下，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长线性工作。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如果没有所谓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和论著，只靠长期泡在文献中搜集整理文献，就几乎在学术成果和学术研究上得不到认可。可以说，现有科研评价体系的这一缺陷，是导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出版滞后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只有改善现有科研评估体系，通过政策和制度的手段提高更多的教育史学界乃至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中来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发展和繁荣。标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资料搜集论文; 清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