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爱国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思想论文,龚自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但丁是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一样，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近代最初一位的著名诗人和爱国思想家。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与中国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友善，与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之大成的魏源齐名，是两个时代之交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思想代表。他呕心沥血写成的300多篇文章和800余首诗词，集中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
龚自珍是最早从中世纪长夜沉睡中醒来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有清一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人。他随父久居地方，了解民间疾苦；做过多年京中的闲职小官，深知上层政治运作的黑暗；身为文人，交游甚广，思想认识相当敏感。更重要的是，他经世心切，报国无门，博学深思，目光犀利，因而形成了内容广泛而又独具特色的爱国思想。这些思想，虽未见重于当朝，但却醒目于当时，影响着后世。
一、社会批判论
龚自珍首先是一位尖锐的社会批评家。社会批判论是他爱国思想的首要内容。他“高吟肺腑走风雷”，②在“举国方沈酣太平”③的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他指出，这个似是而非，似盛而衰的社会，实际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而且离“乱世”也已为期不远，“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④。他扫去了人为制造的假象，揭露当时的整个国家，好像身患“痹痨之疾”而又“无所措术”的危重病人，“惨于槁木”的“将萎之华”，正处于“悲风骤至”、大乱临近的前夜。更令他忧心如焚的是，到处在粉饰太平，人们尚昏睡不醒，“不闻余言，但闻鼾声”。他预感到，要不了多久，“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⑤，清王朝定将被这些“一啸百吟”的“山中之民”所推翻。真是惊世骇俗，言人之所未言和畏言。
龚自珍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皇帝。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君权神授”的迷信，认为“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先有下，而渐有上”。⑥他撰成了论析君不明则臣不良的《明良论》，揭示了社会弊端的根源在于皇权太重和“不思更法”，使“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⑦，即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官吏的寡廉鲜耻，本质上是由这种制度下的“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所造成。
龚自珍痛斥了吏治败坏的种种丑恶现象：朝廷重臣是“伺主人喜怒之狎客”，“政要之官”是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的蠹虫，这些人“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⑧，是一群无能之辈，无耻之徒，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私天下”为出发点的封建帝王的百般奴役、刻薄寡恩和任人唯亲、论资排辈的升迁制度。腐败的官制和科举制，误才、害才、扼杀人才，带来了从相、史、将到士、农、工、商皆为“无才”的可悲局面。
龚自珍控诉了不断加重的封建剥削，“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酿成的苦果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⑨简单再生产也难乎为继。他满怀悲愤地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⑩向称富饶的东南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境况更就等而下之了。他针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恶性发展趋势，向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1)的警告。
龚自珍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是愚民政策，是对知识分子的“钳塞”之术。清朝统治者一再大兴文字狱，正好暴露了他们仇视和恐惧知识分子的虚弱本质；而独尊儒学中的程朱理学，倡导考据之学，其目的也在于不许“天下之游士”“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以达到“民听壹，国事便”(12)，强化思想统治的目的。他呐喊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13)他笔下的“风雷”，不是古代文人、学士所忧惧、惶惑的凶兆或灾变，而是打破一片死寂的摧破力，是除旧布新的推动力，是神州大地重焕生机的依恃力量。
一代奇才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论是广泛的、深刻的、激烈的、是他最先冲破了清朝的专制思想的束缚，用牵魂动魄的文字撕开了令人惊心怵目的“衰世”真面目。这位“沉思”国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慷慨士”的呼喊(14)，乃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号角。爱国必先知国。他的社会批判论，是敦促中国人赶快醒来的第一声召唤，是导引当时及后来爱国者正确认识国情的第一支火炬。
二、社会改革论
“不破不立”。为了振衰起敝，革故鼎新，龚自珍提出了“更法”、“改制”、“变功令”的社会改革论，构成了他的爱国思想的第二个内容。
他论证了改革本是天然合理的。他从《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出发，认定社会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15)。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6)，因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17)。
他分析了改革的紧迫性。“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8)形势危急，大乱将至，“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9)只有主动把握机遇，“及时更法”，才是明智之举。否则，清朝皇帝就只好“卧穹庐”，“服橐鞬”，“闭宫廷”，“辟牧薮”(20)，下台回到关外，再过那游牧生活了。
他指明了改革应是全面配套的。政治上要调整君臣关系，变主奴关系为主宾关系；要抑减君权，加重臣权，从而实现君臣“共治”“天下”(21)。经济上要坚持以农为本，限制土地兼并，实行“按宗授田”的均田制，“不以朝政乱田政”(22)；要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文化上要改进科举制度，废八股，行策论；要以才用人，不讲资格；要提倡通经致用，反对“坐谈性命”(23)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宋学和“繁称千言”(24)才考证出一字的汉学。
龚自珍这位久蓄“经世之志”，始终“困阨下僚”的忧国忧民的先觉者，既勇于指斥时弊颓风而“昌昌大言”，又甘于寻求改革对策而“渊渊夜思”。他所开出的“医国”药方，很大部分合理进步，但也有空想、落后和复古的成份。诚如他自己坦然承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25)尽管这样，他那爱国的良苦用心是十分真诚的，他是一个雄辩的社会改革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三、抗英防俄论
龚自珍是具有坚定的反侵略立场的斗士。作为他的爱国思想第三个内容的抗英防俄论，在许多方面，虑远思深，高人一筹，闪光发亮。
他力主严禁鸦片，怒斥鸦片为“食妖”；指出鸦片泛滥使人民“病魂魄，逆昼夜”(26)，使国家白银“漏海”，“丧金万万”(27)；剖析烟毒屡禁不止的主要阻力，是文武官吏不仅吸食鸦片(28)，而且包庇、参与走私，纳贿自肥；主张“食妖宜绝”，不仅绝其流，更要“断其源”，对“吸者”、“贩者”、“造者”分别施以严刑峻法(29)。
他支持抗英斗争。他早就觉察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华野心，“英夷”“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30)，正“环伺澳门，从窥禺服”(31)，要清廷“备戒不虞，绸缪未雨”(32)。他支持林则徐赴粤禁烟，书赠10条建议，要他“重兵自随”，“多带巧匠”，加强海防，准备迎敌；冀其马到成功，使国内“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林则徐读后深为感动，谢他“关注深切”，赞他“谋识宏远”。(33)不久，他又寄诗林则徐：“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34)挚友之情，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他致信驻防上海的江苏巡抚，表示“即日解馆”，前来共抗英军，可惜赍志则殁。
他呼吁实边防俄。他在关注东南海疆形势的同时，也极为重视西北边疆问题，呼吁实边防俄。他潜心钻研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撰成《蒙古图志》等论著，对魏源等人启迪很深。他要求移民边地，撤消屯田，兵农合一，“颁制西洋奇器”(35)，用于发展生产和交通。他提倡民族团结，改善回汉关系。“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36)。他对于一小撮民族败类企图投靠沙俄、分裂祖国的行径，则主张武力平判，决不手软。尤为可贵的是，他早在1890年，就吁请新疆建省，强化管理，显示了惊人的远见卓识；而“颁制西洋奇器”的建议也透露了他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开明态度。
龚自珍在外患日逼，民族危机到来之际，在两个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不计个人利害，不畏得罪权贵，一再强烈要求禁烟抗英，实边防俄，熔铸了自己的反侵略爱国思想。他的不少远忧和预见，均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五十年中言定验”(37)，这并非他的自诩，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洞察力“实事求是”(38)的自信和肯定。
四、特点和影响
龚自珍爱国思想的基本特点有三。
一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爱国思想家，是率先走出中世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看到了“夕阳”西下，“悲风”扑面，“秋气”袭人，“梅雨凄凉”的“衰世”景象，看到了上层醉死梦生，歌舞升平，下面疮痍满目、民怨沸腾的社会反差，看到了英国凯觎东南、沙俄虎视西北，异于前朝的边情边势。他关心国运，志向远大，才华横溢，但有志难酬，有才难展。他以“不得不悲辛”的“慷慨士”自许，而达官贵人们却笑他“为杞人”。他想改革弊政，力挽颓波却频遭排挤和迫害。内忧日盛，外患日迫，使他“平生之忧患”，“百击难穷期”(39)。“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40)，不分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随时相伴。他的忧患意识，是异常强烈的、深沉的。
二是勇敢的战斗精神。忧心忡忡的龚自珍，不甘“守默守雌”，不顾官微言轻，不怕“开口”“牴牾”，勇敢地向封建皇权、儒家思想公开挑战。他愤世嫉俗，讽斥时弊，倡言改革，时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即使身处“一山突起邱陵妒”(41)的逆境，甚至到了“世人皆欲杀”的起步，也毫不稍改那傲岸不群、睥睨一世的战斗品格。他一生“心史纵横”，畅所欲言，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他的诗文，如同投枪匕首，直刺腐朽的黑暗势力。这些诗文，不只是对封建社会的挽歌，更重要的是要求变革、憧憬未来的檄文和战歌。
三是复杂的矛盾心态。龚自珍对自己“亦狂亦侠亦温文”(42)的画象确也十分传神。认识上的二律背反，复杂的自相矛盾的二重心态，又成了他爱国思想的一大特点。他有某种叛逆精神，但却没有转变成完全叛逆者，骨子里还是一个衰世王朝的孤臣孽子。他嘲讽、批判顽固势力，但又未能同他们彻底决裂。他批得激烈，却改得温和。对贫富不均等问题，他提得尖锐，却落得迂缓。他对清王朝倍感失望，可仍希望它“自改革”。他深知这个王朝是“将萎之华”，可仍然决心“化作春泥更护花”(43)。他早年曾“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44)，到头来自己反而“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45)。他的主观愿望是要“补天”，客观上反而起了动员人们起来“翻天”的作用。他在忠君与爱国的矛盾怪圈里熬煎、挣扎和苦斗。龚自珍的这种复杂的互补而又统一的矛盾心态，是他那个时代烙在他思想上的印记，是中国近代爱国思想起步艰难的生动证明。
龚自珍的爱国思想，自成一家，继往开来，对当时，尤其是对后代都产生了积极的和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打破了清朝200年来思想界一潭死水的沉闷局面，为同时代及其后的爱国者扫除了一些心理障碍，廓清了部分思想迷雾，开创了“慷慨论天下事”，研究边疆史地的新的社会风气。得力于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倡导，经世致用的爱国思想成了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他赢得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其他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的赞誉和尊敬。
龚自珍的爱国思想，为后人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营养和思想资料，启迪和鼓舞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柳亚子、鲁迅和李大钊在内的几代先进分子，其中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受其影响最大。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深有体会的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识之微，举世莫能及也”。他认为龚自珍“颇似法之卢骚”，强调“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46)龚自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之高，其爱国思想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龚自珍自己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47)。他不愧是首开晚清“议政”新风的一代宗师，是揭开中国近代爱国思想史序幕的一员健将。
注释：
①思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7)《龚自珍全集》第466、6-7、88、49、35、31-32、106、521、78、118、521、577、308、319、6、106、6、12、34、51、484、195、513、169、145、517、169、229、145、229、169-171、517、110、331、516、226、489、478、467、511、509、448、538、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4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