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传承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史学论文,司马迁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修《春秋》，是中国史学开创历程中的两件大事，仔细研究他们的治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就说，他是继《春秋》而作史。司马迁在少年时期，父亲司马谈就经常教育他要以孔子为楷模，注意从历史兴亡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体现出来的治史思想，主要来源于他对孔子及《春秋》的学习和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传承关系。
一
早先的史官，宗教意识极为浓厚，他们对于某一自然事件或社会事件的判断，不是通过科学的人文精神加以理智地分析，而是诉诸鬼神和占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然也是史官的职责，但史官最重要而又最频繁的活动，还在于为君王主管祭祀和占筮，以及观测天文星历的变化[①a]，求得验证。
到了春秋时代，史官依然保留着这种宗教传统，《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此类事例，如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另外，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在姓赵的史官眼里，虽还有祭祀占筮的宗教意识，却也流露了一些对历史事件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智思考。
在孔子时代，宗教的藩篱有了很大突破。孔子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②a]而又充满理性智慧的伟人，他以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③a]伴随人类产生的“鬼神”观念，沿续了几千年，主宰着人类的思想，孔子虽未将它根本破除，但成功地使它远离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孔子这一思想的转变，来自于他对既往历史得失的分析和思考，历史告诉他，只有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鬼神永远拯救不了人类的命运。正是为了将这一得之历史的思想昭示于天下，孔子晚年才用心编修《春秋》。
500年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孔子修《春秋》的用意做了明确的叙述：“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业，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生活在一个诸侯大夫“害壅”天下的时代，他崇尚的“周道”已经衰微。“周道”的实质，就是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孔子知道自己的“王道”理论不会被各国诸侯采用，于是把242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编作《春秋》以为镜子，俾后人以自鉴。但在孔子看来，要在历史中表达与民同乐的“王事”“王道”，也并非易事，治史者首先必须具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大无畏治史精神才能做到。孔子认为，用抽象空洞的语言去表达是非，没有说服力，不如通过对生动历史事实的叙述以见是非得失来得更加“深切著明”。所以，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的用心，是为了明王道，辨人事是非，劝善而惩恶，继承周代传统，实现最大的王道。
司马迁正是这样理解孔子修《春秋》的用心的，后于孔子的孟子也是这样去认识《春秋》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b]“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b]“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③b]可以看出，孟子也是从救“世衰道微”的角度去理解孔子作《春秋》的用心的。孔子通过史实向天子昭示了人间是非的准则，让天子通过阅读历史去观察乱臣贼子的行为举止，乱臣贼子惧怕自己的阴谋被天子识破，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还把治史这项事业齐同于大禹治水和周公平定天下，置之于崇高无比的位置，就今天来看，仍是意味深长的。
缘于一份对历史的深切思考，孔子虽“信而好古”[④b]，但并不盲目推崇古代。颜渊问孔子应当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这样回答：“行复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⑤b]采前朝各代之长而避其所短，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它表明的是一种进步的治史思想。历史的因革发展，不仅可以给当政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且还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⑥b]。可见，孔子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需要，是为了社会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显然，这比起先前史官那种单纯的“记言记事”，要入世得多，要有意义得多。
不仅孔子直面现实的治史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春秋》的“书法”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也给予了很大影响。尽管这种“书法”特点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⑦b]，但这种“书法”思想仍为后世不少治史者所信奉。
最早说明《春秋》“书法”思想的，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荀子·劝学篇》也说：“《春秋》之微也。”《儒效篇》又说：“《春秋》言是其微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也同样称赞：“《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
荀子、董仲舒的解释是循《左传》而来，今人读来仍觉其义不明。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解释：“‘微’、‘晦’、‘不污’，意义邻近，犹‘显’、‘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由此我们明白《春秋》的写法是，既要准确详尽地记叙历史，又要通过历史的记叙宛转曲折地传达出作史者的政治理想，绝不能把作史者立场、态度生硬地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要历史说话，而不能自己站出来说话。孔子的这种治史思想，至今仍为许多人所遵循。
《春秋》“书法”思想的精髓，还寓意了一种对现实的历史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歌颂从反面传达的。庄子说，《春秋》表达的就是先王之志。《庄子·齐物论》：“《春秋》纪世，先王之志。”章太炎解释“经世”就是世纪编年的意思。所谓“先王之志”，其实就是尧舜之志。孔子在《论语》中多次美称“尧舜之道”，他是把先王尧舜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来看待和推崇的。
那么，现实政治中的缺陷就该“贬”“退”“讨”，就应该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是历史地批判，治史者不能用主观的任意褒贬来代替历史的昭示，因为主观褒贬容易歪曲历史的真相。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崔杼弑杀了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几位太史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治史中的“求真”何其艰难。“求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类从中明辨是非；而一些丑恶的当政者为了让被统治者莫辨是非，就极力篡改历史的真相。这种斗争是残酷的，又是长期的。
孔子继承了中国史官“求真”的优良品德，并提出了“重征求信”的治史原则。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c]。《礼记·中庸》还记载孔子说：“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为了求征求信，孔子把自己的生命也交给了历史的真实。“孔子厄陈、蔡，作《春秋》”[②c]。这种精神，也深深激励了司马迁，即使忍受宫刑的耻辱也要把历史的真实昭示于世人。
孔子在对历史的探究分析中，强烈批判了“霸道”以及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涂炭，他推崇的是以民为本的“礼治”社会。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同情。”[③c]“上好礼，则民易使也”[④c]。反对战争，至今还是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
在孔子看来，治史不仅仅是为了把历史展示给当世者和后来者，它同时也是提高自己学识品德的一条途径。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⑤c]。
以上孔子的治史思想虽然零散而不成系统，其大多数观点对当今治史者仍有指导意义。孔子治史的出发点，不是为写史而写史，是为了摆脱宗教的主宰，是缘于一份解放人类自己的崇高使命感。而时至今天，人类是否真正解放自己了呢？如果没有真正解放，那么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另外，孔子治史具有容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都做了恰当评价，他著名的“三代损益”观，就生动反映了他不以一己之好恶去褒贬历史的治史胸襟。
二
司马迁的治史思想受孔子的影响很深，他在《史记》自序中就含蓄地以第二孔子自任了，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阐述了他写作《史记》的主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一种崇高的抱负，比孔子叙说得更鲜明、更透彻，也更丰富。
什么是“究天人之际？”在司马迁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已成为上下流行的社会意识。董仲舒虽是司马迁的老师，但在司马迁看来，这种理论并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历史中的许多事件，是无法用天人感应去进行解释的。孔子摆脱了宗教鬼神的束缚，从而突出了人类理性的思考。鬼神远逝了，如今又有了一个所谓的“天”。司马迁身处武帝最黑暗的年代，他耳闻目濡了许多不能以理性解释的事件，这一切，究竟是天在主宰人类的命运，还是人类确实可以支配自己？“究天人之际”的深刻内涵，正在于此。在写作笔法上，司马迁常常把影响历史发展的非理性的力量归之于“天”，如：“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⑥c]司马迁把好人受难的不能理喻也归根于“天”：“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糯不厌，而卒早亡。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⑦c]
对于可用人类理性进行分析的历史事件，司马迁常常毫不留情加以客观的褒贬。譬如他对武帝黩武匈奴、宠幸佞臣，都做了揭露批判。“酷吏”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危害四方，为百姓所痛恨，司马迁特为之立传，俾皇帝以明鉴，表现了治史者的勇气和胆略。
可见，司马迁贬抑“天”是有用意的，它不是指自然现象的天，而是借代为制造人间罪恶的渊薮。是谁制造了人间罪恶？人们在怀疑“天”的同时，自然会转而怀疑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司马迁看来，根除人间罪恶的途径还应当是采用孔子提倡的“礼治”，通过发扬人类的美德天性，使社会健康发展。他说：“余至大行礼宫，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知礼，依人性而作仪。”有了健康的人性，“礼仪”的社会也就会相应出现了。司马迁在这里运用的写法，明眼人一看就是“曲笔”，是“志而晦”。
“通古今之变”的提出，更具有史学上的意义。《史记》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记录了众多复杂的历史事件。从现象上看，“变”是绝对的。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不能停留在对这些“古今之变”的客观描述上，还应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找出何以古今有如此多变的原因。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这“变”中之“渐”，“渐”就是变化的根源和规律。
历史横断面的“变”中之“渐”，易被常人看出，如归罪于暴君，或牵连于佞臣。但人类历史发展之“渐”，非大智慧者不能认识。在司马迁心中，“渐”与“本”有着密切联系。春秋诸侯不能保其社稷，原因就在“皆失其本”。“本”是什么？司马迁通过研究孔子和《春秋》，认为“本”就是“礼义”，“礼义”就是人类的立足之“本”。他在《自序》中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在《礼书》中进一步解释说：“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只有保有此“本”，社会文明才得以发展。
“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史学理论的最后归穴。在他看来，历史材料最终研究的结果，除了应当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之外，还应当把自己对历史的忧患和思考渗透其中。不“成一家之言”，历史就只能是毫无生气的史料而已。
“成一家之言”，不是标新立异，它要求治史者具有“究天人之际”的抱负，同时还要有“通古今之变”的才识。缺少这两条，治史者就把握不了历史发展的脉胳，就容易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成一家之言”观点的提出，对当时保守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代，大一统秩序已经形成，天人感应思想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思想，皇帝只是代天立言，一切都必须遵守天的旨意、皇帝的旨意来行事。在这种环境中，人的个性被扼杀殆尽。当时的赋体创作，万人同腔，在一片陶醉的颂扬声中，个性被排挤在创作题材之外。司马迁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下，不为皇帝一人写史，却提出要“成一家之言”，其对人类个性的呼吁和重视，难以想象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与《史记》比较起来，班固的《汉书》就是缺乏个性的“官样文章”。两者的不同，是与两人对人类个性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的。
“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内容上的自具特色，同时还包括把历史真实与自己对历史的分析思考熔铸一起的卓越表现技巧。就后者而言，史公首创的“纪传体”就是他自“成一家之言”的特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句话，集中表明了司马迁的治史思想。他在《自序》中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同样也是这种治史思想的反映。但司马迁更多的史学思想，还贯穿于整部《史记》之中。
重视考信，也是司马迁的治史原则。他二十岁南游江南，遍访古迹，求证于记载，合则用之，疑则存之，非则弃之。重视考信，则要求忠实地记录历史，而不能为当朝者讳。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高祖、武帝等一大班帝王君相都做了忠实的记载，对其丑恶的一面，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这种精神，正是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治史精神的继承。
注重客观而又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是司马迁治史思想的又一特色。《史记》五种体例，对整个社会人生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反映。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①d]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决不以“成王败寇”作为衡量的尺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对人物的具体事迹做出具体评价，这又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譬如他评价项羽，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虽是败将，但他却列项羽于“本纪”，以显其亡秦的不朽功绩：“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曾有也”。历史证明，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正确的。
司马迁对政治得失的评价，既注意从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其原因，更注意从经济角度去论证政治的利弊。如《货殖列传》通过反映社会的经济活动，从而肯定私人经济对社会发展和繁荣所起的作用；《酷吏列传》则又具体入微地揭露了朝廷各项经济行为对社会、对百姓造成的危害。
三
我们的史学研究，时至今日，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学和封建政治对史学的桎梏也早已摧毁，但伴随着这种进步，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批判继承遗产，发扬优良传统，实际上是常说常新的课题。
孔子、司马迁对治史者的胸襟抱负都有较高的要求，治史者应当具有人类赋予的崇高使命感。治史的目的，用一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治史救世。身处专制的时代，治史者更当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大无畏精神去真实地揭露历史。人类要想彻底地解放自己，其道路还很漫长，尽管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治史救世的责任依旧没变。
治史者还应当有宽容开放的胸怀，兼采百家之长，绝不能有门户之见，这是历史评价的基本准则。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与孔子的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历史越往后发展，思想流派越发众多，越发复杂，治史者如何陶冶这些思想从而炼就一双自己独特的史学眼光呢？这是个大问题。
司马迁在评价政治得失的同时，注意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今天的历史研究，除此之外，在方法论上该作哪些突破呢？
孔子主张作史应有“书法”，司马迁在这基础上前所未有地提出作史应当“成一家之言”，这是对孔子史学思想的突破和发扬。作史，不应当成为统治者的家谱、成为权贵者的家谱，这种思想对当今的史学研究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在体例上，《春秋》是以编年体来贯穿各国的史实，在当时这是一个独创。《史记》受《春秋》的启发，创造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例全面生动地反映历史，较《春秋》更科学、更进步。那么，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何创造一种既适合描述历史事件又能表现自己历史思考的完美体例呢？这是孔子、司马迁未曾明确道出却以自身实践向治史者指出的努力方向。以上略举数端，举一隅可反三，我想作为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是将其谨记于心的。
注释：
①a 司马迁《报任安书》：“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可资参证。
②a 《论语·述而》。
③a 《论语·雍也》。
①b ②b 《孟子·滕文公》。
③b 《孟子·离娄下》。
④b 《论语·述而》。
⑤b 《论语·卫灵公》。
⑥b 《论语·为政》。
⑦b 孙觉：《春秋经解》。
①c 《论语·八》。
②c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c 《论语·子路》。
④c 《论语·宪问》。
⑤c 《论语·述而》。
⑥c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⑦c 《史记·伯夷列传》。
①d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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