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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安全形势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 高海宽
1998年世界形势的突出特点，就是中美日俄等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几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又集中于亚太地区，因而对本地区形势特别是安全形势具有重要影响。
大国关系调整的突出表现是首脑外交更加活跃。继4 月叶利钦访日后，克林顿先后访华、访俄和访日，小渊首相相继访美、访俄。11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和访日更将首脑外交推向高潮。大国外交与大国关系的持续调整，使亚太地区成为本世纪末最活跃的国际政治舞台。
这些首脑互访和大国外交，不仅使各方增加了相互协调性，进一步淡化了相互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使相互之间从对抗走向对话，而且有可能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努力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特别是美国大大减弱了后冷战初期那种咄咄逼人的霸权势头，相对“民主”地积极协调大国关系。中美日俄四国关系呈现出由相互制衡向相互均衡方向发展的趋向。此种形势明显地体现了当前国际政治中的多极化倾向，对全球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
在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相互已从起步阶段，又迈出新的步子，中俄、中美、中日、日俄均在确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对走向下一世纪的相互关系予以战略性定位。同时，相互就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进行积极的探讨，对亚太地区恢复经济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就双边关系中所存在的影响相互关系的实质性问题，诸如历史、领土、经济、安全问题等，着手进行具体的探讨。
大国关系调整也带动和促进了地区关系与其它双边关系的调整与改善。例如日韩与中韩关系又有了新的明显发展。中俄与西欧、亚欧的关系、东亚地区多边关系也都在持续发展。这些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对大国关系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总体而言，大国关系调整的深化，是后冷战向新世纪历史过渡时期的必然趋势。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霸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经济与安全利益也日益促使各大国寻求相互协调与合作。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对其它双边关系的调整起到主导性影响作用。美国战略优势的弱化与中国战略优势的强化，促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孤立中国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将使美国及美国的政策受到孤立”。这些战略态势的变化与美对华政策的教训，促使美继续做出对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基于与中国“保持接触对美国根本利益至关重要”的基本认识，美国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推行对华“接触政策”。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多边利益考虑，从几大国双边的互有需求来看，今后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将会保持继续发展之势。
四大国关系的调整目前也还存在不确定性和很多障碍，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美日等国在战略上还不到位，并非基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思想，且虚多实少。在调整相互关系中，还囿于传统的历史及冷战时代遗留下的各种症结的困扰。因而，难以做出彻底的根本性调整。
中美关系还带有两面性，美方并未抛弃对华战略上中长期的遏制政策。接触政策中仍存在“软遏制”倾向，美在改善对华关系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仍在坚持促使中国西化、将中国纳入西方轨道的意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表示“三不”，促进海峡两岸对话与稳定，但对台政策并无重大转变。
中日虽然确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日本并未将发展中日关系置于应有的战略高度，还受到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和与美同步的中长期的对华遏制政策的制约，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调整的影响尚未化解。
日俄关系的调整继续呈现出积极的倾向，双方仍在推行桥本与叶利软的“君子协定”，但在归还领土与经济援助上，这种均不肯拿出“信物”的“求受”，而欲达到缔约“结婚”之目的，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俄政治经济形势不稳，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在北约东扩、美对科索沃、伊拉克制裁等问题上立场相左，使美俄关系的调整降温甚至出现倒退。
特别是日美关系虽然也进行调整，日本也略增自主性和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基本定位仍是战略性军事同盟的“基轴关系”，依旧带有很浓的军事和冷战色彩。双方在经济上虽然有摩擦、角逐，但在政治、安全、外交上依旧是连动体，在对华及亚太地区外交中仍起到消极制约作用。日美关系不做出重大根本性调整，仍将影响对华及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
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的共性，是均着眼各自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利益，均力争确保各自在走向新世纪安全战略的优势。大国也在协调相互安全关系，积极进行安全领域的接触与对话，寻求相互合作。不仅军事霸权主义威慑势头相对减弱，亚太地区内军事对峙状态也大为减缓，地区安全形势仍呈现相对稳定。
自1998年元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华以来，几大国军事首脑亦频繁互访。其中中美、中日、日俄军事领导人相互接触呈现出突破性进展，在军事战略性对话、人员交流、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实际成果。中俄进一步落实边境问题的解决、进行边境地区的裁军，不仅有利于维护相互安全，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亦具有重要影响。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中美相互承诺“互相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对维护中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均是具有战略影响的重要举措。
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进一步促进了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转化与缓和。一些热点地区形势明显好转。中美首脑互访促使台湾海峡两岸恢复对话，并带动相互安全形势的缓和。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已进行第三次“四方会谈”，并在“阳光政策”的推动下开展“耕牛外交”。另一个热点地区柬埔寨已出现全面的民族和解。虽然1998年亚太地区曾出现一些危及安全的事态，但有惊无险。除印尼等个别国家形势不稳外，整个亚太地区无战事，形势相对平稳。
大国关系的调整及金融危机的延续，延缓了日美军事合作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落实的进程，迟滞了一些国家增强军备的势头，并缓解了一些领土之争。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对本地区国家救治金融危机创伤、恢复经济十分有利。
然而，大国关系新的调整并未扭转基于冷战时代的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一些地区性不稳定因素依旧存在，有些甚至显著增强。维护与确保地区安全仍是亚太地区各国不可轻视的重要课题。
美国在推出“对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同时，继续强化亚太安全战略。美国防部1998年秋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与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一脉相承，继续强调在亚太保留十万驻军，坚持以军事威慑力量维护美在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安全战略。同时，美国继续强调加强与日韩等五国的军事同盟与合作关系，基本上仍在维持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布局。特别是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强化，使本地区无法从根本上向良性安全格局转变。日本在继续借助美国军事保护的同时，仍在积极寻求军事上的自主性：在完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各项相关法案的同时，决定从1999年开始与美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以此换取美方准予日本自行拥有间谍卫星。至此，日美完备了制约亚太安全的全方位的、配套的战略部署。
在日本积极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扩大至台湾地区的同时，美仍在售台先进武器。日美虽称“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部署是针对朝鲜的，但日本防卫厅有关人士所言“日本参加战区导弹防御设想本来就是意识到中国的弹道导弹后的产物”（注：〔日本〕《每日新闻》1998年10月26日。），就十分明确了其矛头所向。这种一箭双雕的军事意图，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关注。
在东北亚地区，朝鲜所称1998年8月发射的人造卫星， 被疑为导弹，更引起美日韩的关注，被视为须加紧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又一依据，从而又掀起一股亚太安全形势中的“导弹热”，地区安全形势又出现复杂性。
特别是南亚地区，1998年5月印度连续五次进行核试验， 不仅引起巴基斯坦的连锁反应，并给整个亚太乃至世界造成突发性“核冲击”。印度此举不仅意在挤进核大国行列，为其地区大国充填军事实力，还在于借此将矛头指向中国，诬称“中国是潜在头号威胁”，为其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印度今后在地区安全中的政策取向值得关注。
日美在核问题上迄今过于偏重盯住中国和美朝《框架协议》的落实而不言自身，更忽略了南亚地区。目前，在禁核问题上，中国采取明确、严肃的态度。美国仅将俄国作为对等禁核谈判对手，在亚太地区也仅限制他国，不自我禁核。日本虽对全面禁核表示极度重视，并在1998年9月联大上强调禁核问题，但并非全面反对核武器， 对此仍有明显倾向性。日本在核问题上不肯对美说“不”，其重要原因亦如小渊首相所言，日本仍将借助美国的核保护伞。
由于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地区论坛在促进多边安全合作中的作用明显下降。而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日本，在亚太及日本经济刚有起色之际，便跃跃欲试，欲主导亚太多边及东北亚六边安全合作。然而，日本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将力不从心。
亚太地区金融危机冲击渐消、经济走向恢复后，又将炒起地区安全问题。彻底改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仍将任重道远，需要彻底改变传统及冷战时代的安全观念，共赴面向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1998年东亚地区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陆建人
东亚遭受重创 拖累全球增长
1998年是东亚地区自60年代崛起以来经济形势最严酷的一年。1997年夏天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并蔓延到地区之外，震荡了全球。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东亚已从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剧变为金融最动荡、经济最萧条的灾区（中国除外），并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恶化，国际权威机构不断下调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据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最新预测，1998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都比前一年有所下降，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增长率将从上年的6.1%急降为1.8%，主要原因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遭到危机重创。 亚行预测， 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1998年经济增长将平均缩减3.5%，是战后50年来最差的一年。 其中受危机打击最重的东南亚国家将平均缩减6.9%。 印度尼西亚的跌幅将高达16%，泰国跌7%，马来西亚跌6%，新加坡为零增长，情况略好的菲律宾预计仅有0.3%的微增长。韩国是另一个重灾国，跌幅将达6.5%。而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已出现了13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估计全年将高达负5%。包括日本、中国、越南在内的东亚11个主要经济体， 除中国、台湾地区及越南分别能保持8%、5%和6%左右的中速增长外， 其余均为负增长、零增长或微增长。对东亚影响最大的日本，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全年增长率将达负2.5%。 所有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率都比1997年下降，没有一个能免受危机的冲击或影响。
随着危机的加深，1998年亚洲的资本外流仍在继续。亚行估计危机后从韩国和东南亚流出的私人资本已超过1000亿美元。东亚证券投资已连续两年从净流入逆转为净流出，数以百亿计美元的资本撤走，使亚洲各地股市大幅崩盘，债券收益率剧降，地价空前下跌，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
1998年遭受危机打击最重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尼盾的跌幅曾高达80%，通胀率达65%，国内经济全面崩溃，引发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乱，其30年来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数千万人口重回贫困深渊。
东亚危机国家普遍出现出口萎缩、内需不足、通胀高企和失业率猛增的萧条景象。昔日的“龙”与“虎”已丧失活力。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后，“东亚经济奇迹”正在遭受空前挑战。
东亚经济的大幅下跌，拖累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全世界约有2／5的地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据世行12月初的最新预测，1998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将从上年的3.2%降为1.8%，其中发展中国家将从上年的平均4.8%降为2%。世行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五个重灾国（印尼、泰、韩、马、菲）的平均跌幅将高达8%， 比亚行的上述估计还低。这也反映出东亚所受的创伤已对全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危机已至谷底 复苏尚待时日
1998年的最后三个月，东亚经济已显露出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日元大幅上扬带动亚洲各国货币止跌趋稳，股市全面回升。危机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印尼盾的反弹幅度最大。泰铢、韩元也趋于稳定。大部分危机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开始好转，外汇储备也已增长，通胀率有所下降。在美元数次降息后，亚洲货币利率也下降了。这些迹象表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注入资金后，经过危机国家自身的艰难改革，东亚经济的下跌已至谷底，1999年情况将有所好转。但是，东亚经济全面复苏，仍需较长时间。
首先，金融危机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尚不能排除。虽然泰韩两国被视为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行事而取得成效的样板，但它们离真正的复苏仍有距离。目前，泰国到期未还的贷款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韩国银行也有800亿美元的坏账未处理。印尼情况更严峻， 未偿还的贷款占总贷款的60%，银行体系的资产重组路途艰巨漫长。政治动乱远未结束，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外资难以回流，若失去国际救援，危机的反复或回潮随时可能发行。这势必会波及周边地区。
其次，日本经济的走势不容乐观，将拖延东亚的复苏。据日本官方最近预测，日本经济已连续四季出现萎缩，全年跌幅将达2.6%， 为战后5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1999年复苏无望。虽然政府推出24万亿日元的紧急配套计划，但在2000年前难以使经济恢复。日本是东亚各经济体产品的主要吸纳者和东亚的主要投资者，日本内需的萎缩及从东亚抽回资金以拯救本国银行等因素，必然会拖延东亚的经济复苏。
第三，东亚产业结构的调整任重道远。从日本到东南亚普遍出现的泡沫经济现象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而其背后的重要因素是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少工业制造业，如汽车、石化、钢铁、水泥、造船及半导体芯片等，由于各国争相投资，盲目扩张，已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造成世界市场上这类产品价格的下跌。这使主要依赖出口的东亚国家遭受打击。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不是一两年能到位的，东亚经济要恢复活力，尚待时日。
第四，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竞争力的恢复痛苦艰难。东亚经济的复苏必需建立在健全的金融体系基础上才能巩固持久。而重建合理、透明的金融体制，革除旧体制弊端，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另一方面东亚企业要恢复国际竞争力，也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兼并、重组，引进新技术和提高人员素质。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上述诸因素都将制约东亚经济的复苏速度。此外，全球性的因素也至关重要，特别是美、欧的经济走势。总的看来，1999年美国经济仍能保持强劲，欧元启动也会增加欧洲的实力，尽管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尚难消除，但全球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不大。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日本经济不再恶化，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能见成效，那么东亚经济将步入缓慢的复苏阶段。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1999年东亚五个危机国家平均增长率可望恢复到0.1%，到2000年达到3.2%。但要恢复到5 %左右的中速增长，恐怕需要更长时间。
逆境中的变化与转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谷源洋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采取了收紧银根和整顿金融秩序的政策，包括关闭有问题的银行，缓建和停建一些大型项目和工程，倒闭一些债务累累的企业，等等。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列的“药方”，其核心内容也是实行紧缩性的“减速计划”，因而加速了经济衰退的进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1998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为－15%，泰国为－8%，马来西亚为－6.4%，香港为－4.8%，越南为4%，新加坡为零增长，面临着8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菲律宾为0.6%，比上年减少了4.6个百分点，台湾为5%，比上年下跌了1.8个百分点。其它各项经济指标亦全面恶化，经济的严重衰退引起失业率的激增，1998年菲律宾的失业率高达13%，印尼为9%，泰国为8%，马来西亚为7%。越南、新加坡、 香港及台湾的失业率亦比上年有明显增加。货币的大幅贬值带来了通货膨胀飞扬的苦果，1998年印尼的通货膨胀率为80%，菲律宾为11%，泰国为8%，马来西亚为5%。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轨道呈现W字型特点，因此，金融危机反复肆虐东南亚，各国汇股市大幅波动，使其危机的后续影响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使国家和人民持有的资产以及人民的实际所得大为“缩水”，因而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国家政治结构发生异常变化和国家关系的恶化，从而加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纷纷抽走资金。为此，东南亚国家只好大大提高借贷成本，这又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导致经济进一步受挫。
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扩散，对东南亚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其财富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特别是削弱了东盟国家的凝聚力，元气大伤，降低了东盟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要想恢复昔日的“雄威”尚需要相当的时日。
人们已经挥手告别了1998年。人们更为关注的是1999年东南亚发展的走势问题。大体来说，有两种趋势：一是金融形势趋于缓和与稳定；二是刮起第二轮“金融台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从各种迹象分析，第一种趋势的可能性较大。一般来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要经历四个阶段，亦即恐慌、稳定、恢复和发展。总的趋势是现已结束了恐慌，步入稳定阶段，继续恶化的空间不大，今后几年将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因素是：
从内部环境看，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针对存在已久的经济和金融瓶颈，加强了各方面的改革调整，其作用正在逐渐显现，如汇股市回升，并趋于稳定；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外汇储备增多；国内利率趋降，短期外债减少，等等。
从外部环境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国际合作得以加强。最近，日美两国又承诺提供400亿美元的支援。此外，美元走软，日元走强，有利于东南亚国家汇率的进一步稳定；美国三次降息，带动25个国家和地区50多次降低利率，形成了一股全球降息风，缓解了全球通货紧缩的压力，使东南亚国家有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以刺激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作用已经结束，其经济政策已从通货紧缩转为放松银根。上述种种变化都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稳定与恢复。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同资本自由移动及对冲基金兴风作浪息息相关。目前，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额约为2万亿美元，其中约3～5%同生产和贸易有关，其余则为投机资本。 对冲基金在资本投机活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全球有3000多家对冲基金，资产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这里尚未包括它们的举债能力。如果以借贷10倍计算，它们就能调动30万亿美元的“弹药”，可以随时狙击任何经济体。有人称之为“银弹替代炮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近年来“管制学说”之风愈刮愈烈，对自由经济学说进行了挑战，形成一种解救金融危机的反潮流思路。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自由化不能作为包容投机炒作的“护身符”，金融稳定是经济成长的基本条件，推动金融自由化应衡量本国条件，循序渐进，否则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为了挽救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没有法制规范，如不立法制止对冲基金的劫掠行为，市场就无法规范地运作。
对冲基金在香港的失利以及马来西亚暂时实施外汇管制，说明只要采取得力而正确的对策，是可以限制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的，这并不违背自由经济的原则。在管制学说与自由经济理论之间展开的这场大辩论，对东南亚来说是好事而非坏事，有可能寻找出促进其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较佳选择。
当前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除进行改革与调整外，尚需妥善解决四个主要问题：1.东南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东南亚国家是继续走向开放以鼓励国际更多的参与和投资，还是采取完全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动？2.东南亚国家间的相处问题。区域各经济体间传统的冲突与矛盾是否会因经济增长趋缓或衰退而再度涌现？3.资本有效运用的政策是否会受到应有重视？4.在经济处于逆境时期，各国社会的凝聚力和集体的凝聚力是否会受到影响和破坏？
第六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河内宣言》、《河内行动计划》和《大胆措施声明》等文件，说明东盟国家认识到政治上的团结是经济合作的重要保证，为此采取行动加强政治和外交上的协调合作，增强东盟的凝聚力，以重现东盟的国际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为克服金融危机，对付新的挑战，东盟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即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建立东盟投资区。
鉴于上述内外环境变化因素，1999年东南亚经济形势有望略有起色，但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复苏也不会一帆风顺，多数国家仍将处于经济的负增长状态，但负增长的幅度将会比1998年缩小。然而，人们不应忘记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所说过的话，他认为1999年东南亚刮起第二轮“金融台风”的概率仍有20%，因此，必须提高警惕，防范新的金融风暴卷土重来。
1998年东盟形势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陆建人
1998年是东盟成立31年来最艰难因苦的一年。全年形势可概括如下：金融危机在一些成员国中已演变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东盟整体经济实力遭受重创；核心国家发生严重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东盟组织的协调力下降，内部凝聚力减弱；东盟在亚太地区中的作用受到削弱。
第一，金融危机使东盟经济实力遭到重大打击。1998年，东南亚地区5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仍在扩大和加重，东盟国家无一幸免。据亚洲开发银行年未预测，东南亚1998年经济增长率将平均缩减6.9%， 是二战以来最差的一年。其中最严重的是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6%。其它国家如泰国下降7%，马来西亚下降6%，新加坡可能为零增长，菲律宾为0.3%左右的微增长。东盟的新成员越南、老挝、 缅甸的经济增长也大大减慢。越南最多达到6%，比以前的8%下降整整两个百分点，老挝预计为零增长，缅甸已出现金融危机各种症兆，经济正在恶化。
在危机的打击下，东盟各国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大量外逃，股市崩盘，地价狂泻，对外贸易剧降，国内市场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倒退。据估计，危机使东盟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化为乌有，东盟总人口5亿中的1亿多人重新沦为穷人。
仅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东盟这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已变为全球金融最动荡、经济最萧条的灾区。东盟作为亚太一极的国际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
第二，核心国家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加剧。长期以来，印尼是东盟事实上的“盟主”，苏哈托执政32年，在东盟的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东盟的扩大及一些重要对外战略上，印尼一直起着核心作用。但随着苏哈托的倒台及印尼的社会动乱久经不息，印尼已起不了这样的核心作用。印尼不仅将自己拖入动乱深渊，也影响了东南亚的政治稳定。
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大多更换了领袖，唯有马哈蒂尔仍在台上。但马来西亚国内政局因前副总理安瓦尔被捕而出现动荡。马哈蒂尔虽执政16年，但自身地位难保，马来西亚也不可能充当东盟核心。东盟现在处于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
第三，东盟内部协调力下降，分歧增多，凝聚力减弱。东盟作为拥有9个成员的国际区域组织， 其运行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所谓的“东盟方式”（ASEAN WAY），即协调一致，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基础上， 在决策过程中寻求一致。“互不干涉内政”是东盟的一项最基本政策。但在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基本原则已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首先在对付金融危机方面，泰国提出，由于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金融危机中许多问题是跨国界的，需要成员们联合起来干预。因此“不干预原则”已经过时，需要以“建设性干预政策”取代。
其次，在政治方面，泰国也提出，为了东盟的整体利益，对于个别成员的内政需要进行“建设性干预”。如缅甸军政府因压制国内民主派，受到国际，特别是欧盟的经济制裁，影响了东盟与欧盟的良好关系。对此，必须进行适当的干预， 以维持与欧盟这个重要伙伴的关系。 而在1997年东盟接纳缅甸时，为顶住西方的压力，东盟坚持了对缅甸的人权问题“不予干预”的原则。现在情况出现逆转。
另外，马来西亚政局发生动荡后，邻国印尼、菲律宾等领导人公开批评马哈蒂尔对安瓦尔的做法，也是明显的例证。
东盟内部的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如对于金融危机是否如马哈蒂尔所说的“西方阴谋”、对于他提出的以东盟货币体制取代美元的建议，以及马来西亚对流动资本和货币兑换的限制，都存在着分歧。对于亚太经合组织推行的“部门提前自由化”措施东盟也出现了“各干各的”不协调现象。此外，马来西亚、新加坡驱赶印尼、菲律宾籍劳工也引起了争吵。东盟各国为扩大出口而竞相贬值本国货币，也造成了矛盾。而在12月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围绕着何时接纳柬埔寨为正式成员问题，东盟内部的分歧很大，这与1997年接纳缅甸、老挝时的协调一致判若两个组织。
总之，在危机的打击下，东盟内部的矛盾、分歧、冲突重新显露出来，协调力下降，东盟成员间的凝聚力已明显减弱。
第四，东盟在地区安全论坛中的影响力下降。金融危机使东盟忙于应付紧迫的国内经济困难而无暇顾及地区安全问题。在1998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上，东盟作为不多，与前几次相比较， 影响力已下降，它在ARF中的领导地位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挑战。 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东盟对ARF的“领导能力有限”， 提出应当让其它国家担任“导航员”。这正是看到危机使东盟变得软弱了，想乘虚而入。另一方面，东盟对于超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不感兴趣，也限制了自己在ARF 中的影响力。如1998年东北亚安全机制发展较快，美国显然赢得了主导权，这必然削弱东盟主导亚太安全机制的能力。
东盟与大国的关系在1998年中也出现一些变化，即从警惕美日到重新依赖美日。为了摆脱危机，东盟急需大国的经济援助。为此，东盟呼吁建立日本主导的“亚洲货币基金”。鉴于危机使东盟一些国家的军事扩张计划落空，东盟欢迎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提供“保护”。此外，东盟危机国家还向美国开放工业领域，使美大量廉价购买其企业。
展望1999年，东盟的经济形势会有所好转，但经济复苏将是缓慢和痛苦的。东盟的重灾国，如印尼，政局动荡及社会动乱不会很快平息。东南亚地区仍难以稳定下来。东盟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也不可能出现苏哈托式的强权人物或核心国家。东盟不会解散，因为共同的地区利益仍将把东南亚各国联合在一些，但要恢复到危机前那种雄心勃勃的状态非常困难。今后一个时期，东盟将在较脆弱的“集体磋商”机制下维持运转，其在亚太地区中的作用已今非昔比。
1998年南亚形势回顾
中国南亚学会 肖斌
1998年南亚形势因印巴核试验而急剧复杂化，冷战后本地区国家关系趋向缓和的进程受到破坏。南亚国家经济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大，但1998年经济增长放慢，主要是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对印巴的制裁和各国内部政局动荡所致。美、俄都在调整对印巴政策，印巴也在探讨缓和目前关系紧张的途径，双方能否达成妥协，将决定1999年南亚形势的走向。
前几年，南亚各国利用冷战后提供的国际形势缓和的大环境，纷纷把经济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印度实行“古杰拉尔主义”，与邻国改善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巴基斯坦对与印度缓和关系持积极态度，呼吁两国“摈弃旧的相互对抗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两国人民所共同企盼的、体现和平与发展理想的新观念”。两国总理于1997年举行了中断多年的正式对话。南盟第9次首脑会议决定将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时间从2005年提前到2001年。 人们期望贫穷的南亚国家能在安定的环境中实现经济起飞。
但1998年上半年形势逆转，印度人民党3月上台后， 迅即迈过“核门槛”，于5月11日和13日先后进行5次核试验。巴基斯坦两周后作为回应，也进行了两轮核试验。南亚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印度核爆对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是一种公开挑战，对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给印度人民带来新的不幸。印度政府为核试验找借口不惜破坏中印友好关系。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胡说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印度主要领导人分别给八国首脑写信，诬称中国军备膨胀，使印度的安全环境面临直接威胁。
印度政府为取得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并进而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顾会引起核武器及运载工具扩散连锁反应的严重后果，悍然爆炸核武器，这种对国际安全不负责任的态度，理所当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安南、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都发表声明进行谴责。美国表示，印度自封为“核大国”是“令人痛惜的一步”，将使其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美、日、澳等国对印巴实行经济制裁。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呼吁印巴两国立即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强调不承认印巴的核国家地位（坚持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有在1967年1月1日之前研制成功核武器的国家才是公开的核武器国家的立场）。
印度核爆引起南亚核军备竞赛，印巴两国剑拔弩张，在克什米尔印巴停火线两侧多次发生交火事件。印度在印巴边境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巴基斯坦也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印度与南亚其它国家的关系也出现紧张。7月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10次首脑会议失去了合作的气氛。南盟这个世界上进展最慢的区域合作组织又一次搁浅。
印巴进行核竞赛影响了经济发展，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不幸。东亚金融危机对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冲击不大。印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政府对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严格控制，短期外债为70亿美元，仅占外债总额的7%和外汇储备的27%。印度的经常项目赤字较低，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至1.4%，因而金融状况较好。 特别是在1991 年和1994年出现短期金融危机后，印度政府加强了对银行系统的监管，因而不良贷款比例不高。1998年印度风调雨顺，农业产量增长，经济本来可以更快发展，但由于印度政府迷恋于核国家地位，将国防开支增加14%，达到107亿美元，对原子能局和空间计划的拨款分别增加68%和62%， 在全国人口的1／3处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下，发展和维持核能力，对国家是巨大的负担。印度各界反对印度政府发展核武器，他们尖锐指出：印度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参加五大国核俱乐部，而是离开最不发达的十国俱乐部。美、日等国对印的经济制裁，影响了外资流入，相反大量资金外流。世界银行推迟对印度的近10亿美元的6笔贷款。 印度领导人承认，由于经济制裁蒙受了近200亿美元的损失。 印度人民党对外炫耀核武器，对内争权夺利，经济政策失败，工业生产下降，物价居高不下，大城市出现抢购食盐风潮和民生必需的洋葱短缺危机。印度人民党威信下降，导致在11月的四邦议会选举中全线失败。巴基斯坦在年初公布了到2010年的12年发展计划，巴总理谢里夫称之为“通往进步与繁荣的基石”。计划设想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7.4%，人均收入由470美元上升到1000美元。但核试后西方的经济制裁给这一美好的计划浇上了冷水。巴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外汇储备、侨汇大幅下降，国家已无偿债能力，只能单方拖欠债务。为弥补财政亏空增加税收，不得不上调汽油价格，导致通胀率达12%以上。在政治上，由于巴中央政府与三个省的地方政党严重对立，使三个省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政局动荡、治安恶化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南亚形势将向何处发展，这要看有关各方如何调整政策。印巴两国进行核试验后，分别表示暂停核试验。巴基斯坦提议同印度签订地区禁止核试验条约，印度要求与巴基斯坦签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双方未能达成一致。9月23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在1999年9月召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约国会议前签署该条约。9月24 日印度也示表在一年内签署该条约，印巴两国总理在联大开会期间举行会晤，认为“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符合印巴两国和整个南亚地区的最高利益”。10月16至18日，两国外秘恢复中断一年多的会谈，讨论了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及两国悬而未决的查谟克什米尔争端。会谈后双方宣布释放各自拘押的对方渔民。印巴两国在边境两侧集结重兵，而且不时发生小规模冲突，但局势尚未失控，双方目前无意发动大规模战争。目前人们关注的是，印巴两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在1999年9月前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印度宣布暂停核试验，但保留在突发情况下修改决定的权利，表示印度核政策的基础是保持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核威慑，坚持发展中远程导弹。印度签署条约的条件是要求作为核大国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认。巴基斯坦在签约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灵活性。克林顿政府以放宽经济制裁来促巴签约。美国国会授权克林顿暂时搁置对巴印经济制裁一年。11月6日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印巴的经济制裁。11月24日国际货币基会组织同巴政府签署55亿美元贷款的框架协议。谢里夫总理访美，双方又初步达成美偿还巴已交付的F16战斗机定金的方案。巴在得到经济援助后，有可能按期签约。但如印度因未得到相应回报而拒绝签约，不排除巴基斯坦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美国将采取何种南亚政策也决定着南亚形势的走向。美国在冷战后对南亚的影响力增大。克林顿政府把核不扩散作为南亚政策的重点。美政府起先采取施压的办法迫印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印巴拒绝。在确定印度为未来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后，克林顿政府加强与印度发展关系，以总统访印并与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换取印度不搞核试验和部署核武器。印度核试验，表明克林顿政府奉行的南亚政策的失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企图在世界各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构筑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但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以不同方式纷纷抢占有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出于本国私利，采取双重标准，使本已失衡的混乱秩序更加难以控制。如果美国仍然实行实用主义的政策，南亚局势将不会稳定。
南亚形势的发展还要看印俄关系如何发展。苏联解体后，印俄关系一度冷却，但印俄之间有着多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俄罗斯是印度军火的主要供应来源。1997年3月俄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年底， 俄总理普里马科夫访印，双方签署了十年军事技术合作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军事伙伴关系。叶利钦总统1999年访印，双方将签订内容广泛的战略协议。这将对南亚形势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尚待观察。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局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陆忠伟
东北亚战略安全格局的非对称性很明显，以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为一边，非军事结盟的中俄战略合作关系为另一边，构成所谓一条锁链、一条虚线的战略态势，两股力量在东北亚再次“历史性邂逅”。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各大战略关系的交织点，90年代以来围绕朝鲜半岛的事态变化，大国关系一直在进行“干杯”与“干仗”交织的实况转播，东北亚安全局势因之出现过痉挛性波动，不排除因事因地而出现可控的动荡。但从总体上看，既较量也商量将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稳定与缓和仍是东北亚安全形势的主流。
近年来，有关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局势稳定的努力是成功的。一方面，1998年大国关系调整初步到位，先后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合作伙伴”框架。东北亚安全格局中，中美、中俄、日美、中日、日俄关系相对稳定。这将成为地区安全的“保险装置”。另一方面，“四方会谈”及中美日、美日俄“第二轨道”对话启动这两个二轨机制将逐渐发挥预防冲突的作用，这种战略关系在新的一年发生突变的可能性较小。动荡将给大国关系的“内涵发展”提供动力，大国关系也将在调整中深化，进而使东北亚地区真正地“脱离冷战”。
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是渐进的。进入90年代后，安全局势已数次濒临“战争边缘”状态。如果说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签订之前的核核查危机是“一触即发”的话，那么用不规范的商业用语来形容前不久围绕朝鲜地下设施核查而引发的风波，则是“二触即发”。美国前国防部长、新任对朝鲜政策协调员佩里于1998年12月6～10 日风尘仆仆出访亚洲，同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等进行会谈，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对美国的对朝政策加以评估。但“动口”的背后，也不时流露出“动手”的弦外之音。而朝鲜则警告说，美国不断向朝鲜施压，“已经撕下了‘对话’和‘谈判’的面具，将局势推向战争边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以致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场“军事危机”而非“外交危机”。
透过现象看本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之所以濒临危机，险象环生，其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从冷战向冷战后过渡，从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过渡，在这个大背景下各方展开的外交周旋，是一种“冷和平”现象。其深层原因之一是冷战的“结石”久未化解，如久拖未决的美国对朝经济制裁问题、朝鲜要求驻韩美军撤退问题，以及“从法律上讲”，朝鲜与美韩仍处于“战争状态”问题等等；原因之二是后冷战时代的新安全因素使和平进程更为复杂、艰难，如为防止两弹扩散而提出的核核查及地下设施核查问题；朝鲜粮荒引发的对朝经济援助的实施；等等。此外，席卷大半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牵动了地缘战略格局，打乱了半岛的和平日程。
事态发展又有了新动向。日本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最近援引防卫厅的报告说，根据防卫厅情报再加上美军的情报分析，朝可能在几个地方建设新的地下发射设施。且不论这种推测是事出有因还是查无实据，围绕此事而即将展开的外交周旋将不会顺坦。美国国会态度将趋强硬，认为《美朝核框架协议》无法制止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要求政府重新研究对朝政策。朝鲜坚持“和平探索宇宙空间的天赋权力”而要继续“发射卫星”。但美日坚持认为朝1998年8月31 日发射小型卫星“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影响”， 日并以此为由加快研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及相配套的间谍卫星。1998年12月11日， 美国和朝鲜结束新一轮会谈，双方在检查朝地下设施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未能取得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带有解决问题的“明确政治意愿”，并未关闭外交斡旋大门。
目前，有关国家围绕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局势而搭建的对话渠道主要有“一轨”和“二轨”两种形式。作为“一轨”的“四方会谈”已开展多次，中国积极参与，两面劝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它有关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则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有的国家想做“减法”，即四减二，使之成为双边直接对话的渠道；有的国家则想做“加法”，即四加二，使之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的多边机制。从事情的性质与事态发展看，目前的“四方”是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最佳“国选”，加法和减法的效果未必就那么大。另外，近来出现一种提法，建议东北亚的主要国家美、俄、中、日举行定期首脑级会晤，此建议不失为一种新思维，但其利弊尚有待研究。
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第二轨道”，大体上以多边论坛的形式为主，如日美俄、日美中及美日韩三边论坛。规模最大的论坛，当数东北亚合作与对话（NEACD）。该论坛成立于1993年10月， 主要成员国包括美、俄、中、日、韩五国，各国代表均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外交、军方人士及学者。朝鲜派代表参加了筹备会议后一直未与会。议题从能源合作、海运合作到国际关系原则等，非常广泛。鉴于该论坛已运作五年多，开过八次会议，故也有人建议使之升格为部长级会晤机制，但总的看来，条件似乎尚未成熟。
综合如上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对话渠道，“一轨”和“二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预防冲突的作用，这种战略关系在新的一年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不大。但进入新世纪后，确实存在一个多条渠道的“并轨”、“转轨”或“升档”的问题，可以说，大国关系将在转轨过程中深化，东北亚局势可望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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