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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价了西方信息优势产生的历史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阐明西方信息劣势、缺陷和隐患。分析并评价了东方各国，特别是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哲学认识领域的信息优势，提出扬长避短、迎头赶超西方信息发达国家的信息发展战略对策。
关键词 信息产业 信息服务业 信息咨询 信息管理 信息理论 比较研究
美国科学家阿兰·布拉姆雷曾言，信息网络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更大竞争力所能采取的唯一步骤。这也是美国为改进它在科技及科研领域中的效率之最重要的唯一步骤。
日本一位学者也说，信息是政治、外交武器，使用得当可以撼动一国的政权，甚至整个世界。
上述言论是否科学，是否站得住？故且不论。但它却透露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方兴未艾的信息竞争中的谋略意图，值得警惕。
勿庸讳言，当前的确存在着规模空前、激烈异常、遍及世界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场信息发展竞争。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在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东方国家暂占劣势，且双方有愈来愈大的差距，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综合有关研究资料，东西方国家在竞争中的差距，主要有：
——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发展迅猛，成就突出。截止目前，它们的信息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65%，日本为57%，而东方国家的印度则为38%，巴基斯坦为49%，中国只有26%，是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
——信息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重，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占60%以上，其中美国为78%，日本为68.4%。西方国家旧的工业布局至今已被打破，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对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深远影响。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亦占明显优势。美国早自1969年开始建立国家级信息网络。8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网络升级，逐步由只向少数学者提供信息转向联结大学、工商界和政府机构的超高速信息网过渡，成为美国信息网络发展的转折点。另据报道，美国在最近3年间，电话、电视，尤其是有线电视网的需求急剧增加。结果，美国的办公室、工厂和家庭之间的电子联系普及化和多样化，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与此同时，美国绝大多数办公室装有联网的电子计算机，大约有1/3的家庭至少有一台个人计算机，从而使美国在使用个人计算机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拥有小型计算机35万台，微型机2000万台，我国投入不足，信息规模仍然很小。以1992年为例，全世界拥有微机1.5亿台，中国才60万台，且利用率仅1/4～1/3；发达国家研制每秒万亿次巨型计算机，”[1]中国则相差很远。“在今天世界上，电信能力分配不均甚至比食物分配不均更严重。现在世界共有电话机6亿台，其中4.5亿台集中在9个国家里。”[2]
——在信息服务业方面，西方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美国自1957年发生“人造卫星冲击”为转折点，大力兴建数据库，发展至今已是当今世界信息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现今，美国已拥有3类信息服务机构。第一类是综合性大型信息公司，信息收藏量大，具有权威性，用户十分广泛；第二类是专业信息公司，通常可在某一行业内连续不断地提供信息服务；第三类是个人信息公司，其服务范围主要是针对市场要求提供各种服务项目。
现代信息咨询服务业始于英国建筑业，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诞生，并成为现代咨询的最早形式。此后，相继扩展至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咨询服务，并带动西欧和北美的咨询服务业。此外，英国联邦农业局和电机工程师协会首次建成世界数据库，也是英国在咨询服务业迈出的一大步。德国推行140计划，把全国600个情报服务机构组织到16个专业设置中心中，通过联机系统向全世界提供服务。
我国的数据库业1975年起步，平均年增长率达20%。目前已建成各类数据库800多个，存储5000万条信息记录。但我国数据库不足世界的1%，其产值仅1‰。全国信息服务业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2%，占世界信息服务总值的3%。
——信息管理方面。自计算机问世以来，西方对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资源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对其开发和利用也不断改进与完善。发展至今，西方信息管理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50～70年代初，开始认识信息并进行数据管理。管理属于低层次。第二阶段：70～80年代，开始信息管理，继而进入管理信息系统，属于中层次。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开始信息资源管理。属于高层次。
我国“信息管理落后。信息机构属部门所有，行业封闭，社会化程度低。据估计，政权信息机构约占总数20%，但控制信息资源达80%，机构重叠，利用水平很低。”[1]
总之，东西方信息发展水平悬殊，差距很大。但是，只要对东西方信息发展状况稍加分析，亦不难发现另外一方面的情况。就是说，西方在信息发展问题上并非完美无缺，而无劣势与不足可言。
最近，我们仅根据公开发表的书刊和报道材料，对西方信息业的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就已发现：
——尽管西方国家早有发觉并曾设法加以抑制，但信息业的剧烈兼并与垄断，依旧有增无减，难以挽回。这样，西方国家信息业便呈现某种程度的畸型状态：一方面垄断集团的信息大量过剩，闭置、积压、失效、浪费，以至酿成信息危机、信息污染和信息湮没。另一方面，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组织和个人则陷入信息匮乏、欠缺、饥饿、嗷嗷待哺。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信息传播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时速之快，效率之高举世公认。但信息业操纵于9大综合商社之手。它们各自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信息网，每天可收到几万、几十万份电传、电话和信函，1～2分钟就可掌握全国同行业信息，4～5分钟便可得到世界主要地区的市场动向，包括有多少单位和个人申请订货，或追加订货。但所有这些信息只供内部使用，概不外借。莫说中小型企业，就连日本政府也不能不受信息垄断的掣肘。
美国的信息垄断，同日本相比，过犹不及。美国的大垄断企业和政治权力更懂得控制信息的利害关系，早已开始剧烈兼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电视、电影等，到80年代初已为50家大公司所占有，形成了“信息权力中心”。结果便成了没有大众参与的大众传播媒介。
——尽管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和远距离通讯设施，可以确保传递渠道畅通无阻，并借此鼓吹信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共享。但事实上要打很大折扣。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库勒所指出的：“信息体系的主要用户和支持者是：①大公司，出于推销的需要，②国防部，出于应付不断出现的外部（或内部）“威胁”国家安全的固有需要，③日益扩大的国家官僚政治，它为上面两类集团服务，还企图把自己打扮成大众福利的中立化代理人。由于利用者和支持者是这些人，因而不管公众利益的含义如何模糊，本国信息系统几乎不可能是为了大众利益服务的。”[3]事实正是如此，先进的信息技术，从不会传播对垄断集团不利的信息，也不会反映劳资纠纷中劳动者的正义呼声、愿望与要求。事实上，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也将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平衡发展。美国贝尔大西洋公司2000年前计划在华盛顿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就将黑人占多数的贫民区排斥在外。在美国，人们担心“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和较富裕的人们，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说这是“信息隔离”和“电子歧视”。人们认为这会加速美国社会分化的趋势。
——尽管信息科学发源于西方，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诞生，被视为20世纪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西方创建的这一方法性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但亦不能也不应该掩饰其科学理论的局限和不足。这就是说，在肯定西方信息理论之后，亦不应以偏概全，忽略其信息理论的弱势与劣势。所谓弱势与劣势，主要是指西方对信息的哲学属性，特别是认识论含义方面的认识，水平之低令人惊讶。我国学者研究发现，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患有“哲学贫乏症”，并屡有劣迹败露于世。如最近几年，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攻击中的暴露。这是指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原来竟是抄袭200年前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保守、最无价值的部分，即“意识是原因，又是结果”的唯心主义论点，而且生搬硬套地从黑格尔的“历史在1806年已经终结”的词句，武断推出“人类社会的演变进程将终止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此以后，世界只有政治而不再有历史”的结论。仅从这一荒唐结论，足可证明，“近两百年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虽有长足长进，但在对世界历史总体的认识上，即历史观上却没有任何长进”，说明资产阶级代言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先辈那里曾经发生光辉的辩证思维的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已经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历史观，因为它已无法解释历史，无力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对抗。”[4]
历史反复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制度弊端，也不能相应弥补与健全其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认识论方面的缺陷。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如同任何社会现象都非偶然发生一样，东西方所拥有的信息优势与劣势的生成与发展，也都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信息优势的形成，除了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科技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世纪是落后的西方，先进的东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东学西渐”。中国的4大发明对于欧洲，“如纸、印刷术为教育改革的基础；火药为解除封建武装、创立民众自卫军的基础；罗盘针为地理大发现的基础。总结起来，不是很容易看出文艺复兴的极端有利的技术条件完全依靠中国的重要发明吗？”[5]
历史表明，西方人从来有好学上进、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接受与实验新事物的传统风尚。尽管他们的先哲明知“忧愁就是智者之师，知识是悲苦”，“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但他们选择的还是知识之树。他们对于世上的万物万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寻根究底，究追不舍。现在看来，这同他们之所以最先理解和接受信息科学并拥有无可争辩的信息优势，不能不是深层次的思想基础和极终原因所在。
“信息就是金钱”，这在正好发生产业革命的英国早已家喻户晓，人所共识，且能自觉地借助信息的力量，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终于取得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德国也是这样。它在18世纪末叶，经济与科技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到了19世纪初，当它开始从法国引进创办技术教育的信息，从英国引进工业技术信息，进而完善了本国的科技体系，结果只用了60～70年时间，就已赶上并超过英、法两国。
许多人知道，美国是一个多资源的国家，但它在没有引进与掌握欧洲先进技术（特别是电力技术，80%是欧洲研制成功的）以前，它的物质资源并没有充分发掘。美国正是通过引用欧洲的科技信息，来强有力地推动本国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从中尝到了信息的甜头，及早懂得信息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美国后来不仅利用已有的新闻媒体广泛传播信息，而且还创造性地兴办专题新闻(News Letters)。这种专题新闻，内容简约，反映快捷，评述中肯，针对性强，成为最受欢迎的传播手段。据传，美国专题新闻最多时达数10万种。时至今日，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每天上午都要看白宫新闻摘要处为他特意准备的2英寸厚的要闻，包括15家报纸的重要内容。克林顿正是依靠新闻摘要作为他处事待人的行动依据的。
同一道理，东方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也非偶然。撇开经济基础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不谈，仅从东方的社会历史心态深处，亦可寻找到其中的主导原因。首先，历史地看问题，东方对信息的认识之所以迟迟不能到位，其原因就有心理因素的制约。以日本为例（日本就其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位列西方，但其地理位置、民族与文化则在东方）。日本在对信息的认识上，就有漫长的发展过程，据说，日本1877年间发生西南战争，即鹿儿岛战争。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西乡隆盛，嫌恶维新政府，并几度发生叛乱。究其原因，因为人们只靠西乡隆盛的报纸——评论新闻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而这家报纸的信息不是滞后无效，就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上当受骗，一败涂地。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驻波罗的海岸沿岸拉托维亚和瑞典的大使馆武官不断向国内传送情报，认为希特勒将被战败。但这些信息全被置诸脑后，结果，直到德国无条件投降，才如梦方醒！
对于信息认识滞后的教训，日本人至今记忆犹新，引以为戒。前不久，日本有名的《读卖新闻》在发行4万期举行的座谈会上，集中清查了历史“后遗症”。座谈会发表的长篇纪要指出，时至今日，日本人只知消极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不知如何处理信息，而且接受心理偏颇，“只愿接收合乎己意的好信息，不合己意的不好的信息，就随手扔掉。”“其实，对社会和国民来说，讨人嫌的信息，不合己意的信息才是真正保持健康、防止疾病的源泉。”这番话，反映出东方人在对待信息上的一种通病，东方人不懂得，信息是知识和智慧的产物，要识别和选择信息，就需要更高的知识与智慧。否则，即使在开放进化的社会，对待信息也会受到文化人类学的限制。
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的情况。尽管我国古代诗文中早已提到信息，烽火台和驿站传递过信息，实际上，人们很少把信息真正当回事。相反，由于深受儒学和老庄生命哲学的影响，舍弃“知识之树”而选择“生命之树”，以生命的安乐与长久为本。讲究不悲不欢，清心寡欲，平淡自然，消闲安逸，视生命高于一切，而置知识、信仰、事业和真理于不顾！正如孟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老子善于寻根究底，但他错误的发现事物的根源在于“静”，并由此得出结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因此，《老子》主张“无知无欲”，因为知欲愈多，则物极必反，反而不知足，不能“无忧”。庄子主张：“技进于道”的方法，要求人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对于人们求知和接受新事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很可惜，庄子“技进于道”的思想，毕竟没能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主流，因之使古代许多卓越的技术发明始终未能发展为比较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
总知，古代中国人之心态，基本上重生命，轻知识，终于导致空虚、消沉、退缩、无为，由此必然对新知识、新事物“述而不作”、“存而不论”。此外，古代的社会习俗和社会风尚还受自给自足和自给不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往往坚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虽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不利于交往、沟通和传播，形成信息传播与应用的人为障碍，难以自拔。
光阴荏苒，转瞬于今。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历史已由中世纪“东方先进，西方落后”演变为“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而且双方的差距似有继续拉大之势。面对严峻现实，东方如何走出困境，迎头赶上，进而超越西方，再现“东学西渐”的辉煌，便成为东方各国所面临的急迫课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