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憾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金圣叹论文,陈登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金圣叹传》(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金圣叹的专书。它以纲目体的著述方式①、丰富的文献征引和满腔的学术热情，对传主的生平和著述给予了前所未有、在很长时间内后乏来者的考述。作者陈登原(1900-1974)，现代史学家，浙江余姚周巷镇(今属慈溪)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科，1930年任南京金陵大学讲师及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升任教授。所著《中国文化史》(1935)、《中国田赋史》(1936)等，至今影响仍在。1949年以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代表作是一百九十万字的《国史旧闻》四卷。在陈登原存世的等身之著中，《金圣叹传》并不起眼。这本被王云五收入《国学小丛书》、不足四万字的著作，自叙落款为“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总共81页，今天看来不过是本小册子，但在金圣叹研究的现代学术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研究的贡献与缺憾，都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撰述背景
在金圣叹研究史上，陈登原《金圣叹传》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代研究金圣叹的资深学者陈洪、黄霖曾如此评价其地位：“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②；“搜罗之勤、考辨之慎，远出孟森之上，成为以后研究金圣叹的基础”③。回顾20世纪此前的金圣叹研究，一般认为较为重要的实绩，分别是1916年孟森(1869-1937)署名“心史”发表的《金圣叹》④和1920年胡适(1891-1962)为友人整理本撰写的序言《〈水浒传〉考证》。孟森之文侧重于金圣叹奇闻异事的选辑，胡适之序侧重于《水浒传》成书过程的考述，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圣叹专题研究。尤其是后者，虽然在20世纪学术研究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其对金圣叹研究的实际影响并不太好，至少是功过参半。就撰写目的而言，有其明显的实用性：该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绩溪汪原放(1897-1980)整理的《水浒传》，胡适是为自己的小老乡“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写序，赞扬其普及和宣传新式标点的作用“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⑤。汪书以金圣叹批评七十回本为底本，却删除了所有的序跋评点文字，序言自然就要配合这两个选择：即在第一节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论述“金批”之无用有害，第四节则侈谈金圣叹无假托古本之“必要”和七十回古本之“确有”⑥。后来的学者，感动于胡适在第一节中有段文字对圣叹文学观念的笼统好评(其实这也是为肯定汪原放为何选择金批本服务的)，而忽略了他对“金批”的全盘否定，遂大赞其在金圣叹研究史上的贡献。殊不知当胡适高度褒奖“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是“大长处”时⑦，研究的生路就已经被断绝了：后人还能根据什么来阐释金圣叹的文学思想呢？
饶有意思的是，胡适这篇对于金圣叹研究消极性远远大于积极性的序言，在学界不但引发了《水浒传》版本研究的热潮，也勾起了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兴趣。前者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192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古本有无之研究，虽然结论是科学的，但并不利于金圣叹研究：按照当时的看法，评点既是八股，版本又属腰斩，影响最大的“金批”言论，除了笼统肯定其对小说戏曲的赞扬外，便一无是处了。后者便有隋树森(1906-1989)于1932年发表的《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该文是现代学术史上专论金圣叹生平和文学思想的首篇重要论文，其“引言”第一段介绍研究起因，明确表示自己的不满：“自从文学革命以后，旧小说和戏曲都陆续的被标点出来，标点本大半都是把‘评释’删了去，而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照例又都要把旧日的‘眉批夹注’讥讽斥责；金圣叹的评释，当然也在所不免，因此一般人往往对他很轻视了。”⑧其矛头直指胡适。不料这位初出大学之门的青年学者实事求是的翻案，却“引出”了鲁迅于次年5月末撰写《谈金圣叹》，此文“虽在文化批判方面独具只眼，但立论不无偏颇之处”⑨。其视金圣叹“究竟近于官绅”的政治定性，倡论六才子书“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的文学判断，以及参与“哭庙”结果“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的讥讽和“坏货”、“案子”、“昏庸得可以”的尖刻⑩，对于刚刚由隋树森论文启动的金圣叹全面研究，可谓当头一闷棍。
对于这种非学术远超过学术性的评价，当时不同声音甚少。只有陈子展在报纸上撰文，对“鲁迅先生只看见金圣叹的坏处一面”表示异议(11)。只是《我也谈金圣叹》不过五百字的短文，且说对于被指责的坏处，“金圣叹地下有灵，他也当首肯的”，实在是强地下之灵所难。篇幅之短小、语气之委婉，实不足以纠正鲁迅之文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文学研究界中，秉性“耿直不阿”(12)的陈子展尚且如此出语谨慎，其余学者更是噤口无言了。有关金圣叹的学术研究进入“失语”阶段。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学家陈登原“跨界”撰写了《金圣叹传》。该书具有明确的学术指向，即为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树碑立传，并以此回应胡适、鲁迅的有关评价，试图解答金圣叹可不可以、值不值得进行全面、正面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它的写作起因，它的贡献与缺憾，都或隐或显地与民国前期的文化、学术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这表明，现代金圣叹研究从其起步之初即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而后来到上世纪60、70年代其遭遇的政治尴尬，于此际已开始呈现出宿命般的征象。
二、贡献
在《金圣叹传》中，陈登原高度赞扬“才子书六种”的提法包括了史书、诗歌、子书、小说和戏剧之“代表”，堪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固亦只眼独具，压倒侪辈”(第53页)，明确表达了对传主死于哭庙的“悲惨之历史”的同情(第75页)，直接与鲁迅“唾余”说和“捞不到教授”说针锋相对。在一向薄弱且后来拓展进度相对迟缓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该书主要有如下三点建树：
(一)首次将金圣叹生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给予专门的研究。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只有当研究对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视之为重要人物时，才会有如此之待遇。这在学术观念上是一大突破，即这么一个传统士绅视为“坏货”的人，这个被鲁迅、胡适否定或消极评价的人物，也值得以历史科学的严肃方式进行传记体的全面研究。如关于姓氏字号、生卒时间、履历行迹、亲朋交游、性格思想、评点顺序、著述总目、被祸始末、墓地所在、身后余事，在书中均有较为细致的考述。同时，作者还注意将传主置于晚明江南尤其是苏州特殊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阐述其“喜放诞，不喜拘束”(第8页)性格的成因；论其具有“率性任情，不为检制”、“侈言政事，诋斥君权”、“背蔑礼教，诡激自喜”三大特征(第32—34页)。在“金批”的总体评价方面，作者屡次引用邱炜萲、胡适的正面评价，来论证金圣叹“开重视小说之风气、批评文艺之新路，要可谓有功艺苑”(第60页)，而完全不理睬胡适的所谓“八股流毒”之说(13)。对于如何认识金圣叹反对宋江，当时流行的是由胡适所倡、鲁迅认同的观点，即“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14)。陈登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生于明末“痛恨盗贼”乃人之常情，圣叹“尚不至人之所恶好之”(第37页)，然其评点“一则谓《水浒》诸盗，逼于情势，再则谓杀人如菅，大仁大慈”(第39页)，体现出对造反者的同情，已然十分可贵，所以才“自无以逃归元恭‘倡乱诲淫’之诽、梁恭辰‘断子绝孙’之笑”(第40页)。他认为金批小说戏曲的缺点主要是两条：“伪造《水浒传》之施《序》，窜改《西厢记》之原文，未免于大雅有乖。”(第45页)而对在当时几成定论的“腰斩水浒”(15)之讥、“八股流毒”之詈，传中无一字道及，可见其对前此胡适、鲁迅有关言论的抵牾态度。至于认定“哭庙”案性质为“学生运动”，体现出“书生对贪污之决斗”(第63页)，恰恰是有意套用鲁迅“用近事来比例”(16)的话语方式，来直接回应其《谈金圣叹》的有关评价。
(二)首次征引了研究金圣叹史实问题的许多新资料。该书不仅将此前学界所涉史料悉数利用，且贡献了自己的许多新发现。如，极其重要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徐增序言，“可谓圣叹生活写照”(第30页)，仅见于该书原刻本；即便在今日，也有许多学者未看过此文。陈氏当年所见，亦为残本，所引序文，三处共缺六字(17)，而其无法补足，可见稀有。此外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吴翌凤《东斋脞语》、乾隆《苏州府志》、毛庆臻《一亭杂记》、赵经达《玄恭年谱》等(按其“参考书目”的顺序)，亦为其首先引述。从而使得该传在生平描述、生年考证、宅第墓址等方面，较前有了明显的细化。《东斋脞语》有云：“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甚相得也。张函西先生涵，锻亭父也。一日堂上召乩，闻叩门声甚急……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则圣叹纠往哭庙也。”《金圣叹传》据之首次指出圣叹之家在苏州“憩桥巷”(第11页)，后来“尝纠众哭庙”(第66页)。这些新史料的引入，使金圣叹生平研究更为丰满和可信。之所以看重其对新的研究史料的发掘和征引，是因为学界长期多局限于孟森以奇闻异事为中心所收集的十条文献，连结合圣叹本人著述来探索其行迹还是自隋树森才开始的努力，故在生平史实研究方面，始终徘徊不前，鲜有突破。将视野扩大到总集、笔记、方志中，是由史学家陈登原《金圣叹传》首先付诸实践的。
(三)首次详细辨析有关金圣叹基本史实的一些问题。陈登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已知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论。如关于圣叹之姓，在20世纪前期，因受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之说(18)的影响，无论是下笔随意的罗暟岚，还是出语审慎的隋树森，均说：“他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19)，“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20)，可谓相沿不疑，异口同声。诚如陈寅恪所云：“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21)陈登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圣叹有族兄金昌等史料，来证明“圣叹姓金，固确凿有据者”(第2页)。又如其本名，他细心地同时采用《辛丑纪闻》和《哭庙纪略》，比勘异同，指出前者“多出‘名喟’二字”(第1页)，但仅为孤证：“他书无言圣叹名喟者。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第10页)可惜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又名喟”仍是主流观点(22)。又如以金批《水浒传》自序为据，言其室号非“贯华堂”：“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第25页)(23)再如对圣叹生年的推论，最为精彩。在借鉴日本辛岛骁(1903-1967)认为圣叹诞生于“明万历三十年代的末期”、被杀时“五十余岁”(24)的基础上，陈登原从金圣叹《借杜诗》、《西厢记·闹简》批、杜诗《晓发公安》、《三绝句》批、金昌《第四才子书小引》、《哭庙纪略》中网罗线索，由证明圣叹死时“已老”入手，最后得出结论：
由圣叹死时已老之说征之，知伊死时，年事当在五十六十之间。非有此年，何来衰暮之叹？贯华堂刊《第五才子书》序文第三，末有“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字样。而叙文中又云：“今与汝释弓，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以此推之，知崇祯十四年时，圣叹子已十岁；圣叹当生在万历三十四十年间……贯华堂刻《水浒传》，谓在崇祯十四年；此与《辛丑纪闻》所传小异。今假定为崇祯十七年批《水浒传》，又假定圣叹生子为二十五岁。则圣叹当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且崇祯九年，牧斋为《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丁卯(七年，一六二七)事，已称金生，可知圣叹在启祯间，已成人矣。此亦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详《初学集》卷四十三)。(第7—8页)
应该承认，虽然在具体细节方面还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其结论为“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却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历史实际惊人地相近。从一个极其宽泛的年龄概念“老”字切入，却得出极其近似的生年判断，不能不令人佩服其史实敏感和考证功力。
如果说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学术界，“总体上还是比较肯定金圣叹的，且逐步注意分析他的文艺思想”(25)，这种态势却是在陈登原《金圣叹传》之后才全面展开的。具体而言，民国的前二十多年，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学者对金圣叹并不重视；胡适、鲁迅的有关否定性评价，在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滞碍了金圣叹研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深入进行。《金圣叹传》之问世，有平反错案、廓清迷雾之功，促进了正面研究的全面开展。此后数年间相继发表的陆树楠《金圣叹的生涯及文艺批评》(1935年11月)、韩庭棕《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1936年12月)、《金圣叹底几个主要的文艺观》(1937年1月)、《金圣叹底文艺创作论》(1937年2月)、曲正《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1938年6月)、葆真《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1939年9月)等论文，便是明证。从这一点而言，陈登原的著述之于金圣叹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上半叶是无人比拟的。如果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总结《金圣叹传》的贡献，则可如是概括：“陈登原虽然没有机会经眼《沉吟楼诗选》，虽然在史料的利用上亦有不足(如不用方志(26)、家谱，亦罕检别集)，但是他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的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氏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汇抄史料而成的《金圣叹考》(按：即《金圣叹》。收入孟著《心史丛刊》时改名为《金圣叹考》)一文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专著、宏论皆不稀见，然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是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27)
三、缺憾
也正是因为《金圣叹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故对其存在的缺陷亦不能讳言。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一)该书所引资料，与原文多有出入，漏字、衍字、讹字现象颇为常见。如第12页引《归田琐记》，竟然将原文“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漏掉“水浒传”三字。第24页引《四库全书总目》的《说唐诗》提要：“至于分解如古诗《陌上桑》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实应为“至于分解之说，始于乐府，如《陌上桑》等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字”(28)。甚至有个别极其怪异的错误，如第9页引《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一二周圻(即周亮工)与友人信，竟将清初“林铁崖”错成元末“杨廉夫”，真是匪夷所思了。(二)有些文献研读略显不够细致，理解不够准确。如第22页引《西厢·闹简》金批“今圣叹犹是寒鸟啁啾，不忘故群”涉及王研山，遂认为由此“一语观之，似斫山卒于圣叹死前”，似乎没有在意数年后问世的《唐才子诗》卷首，尚有《与王斫山瀚》等书信；再如关于墓址的考述，陈登原据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认为在苏州西郊五峰山下博士坞，并云“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第70页)。笔者曾据李根源(1879-1965)《西山访古记》确证“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29)，并对辛岛氏有所非议：“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30)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辛岛骁的“博士坞”说一直影响很大。近蒙张小钢教授来函赐知：陈登原所谓辛岛氏“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有误。原文应译为：“当时，我马上驰书托当地友人调查，然而，尽管那位异邦的友人热心探访，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辛岛骁并没有找到金圣叹的墓地”(31)。(三)有些文献并不可靠，其结论自不可信。如第11页引“相传”所作《丁祭弹文》讥吴中诸生，中有“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几曾见这饿殍”’，遂据此指出：“所以自名为‘圣叹’，殆为痛哭秀才之延长耳。”此“相传”之文，陈氏没有注明出处，颇与其书体例抵牾，而据光绪五年(1879)问世的《笑笑录》载，此乃明代正统进士、刑部侍郎滁州刘清“少为州学生”之事(32)；再如据1918年碧梧山庄石印本《才子尺牍》卷首尤侗题辞，论其乃是对圣叹生活“大有影响者”(第28页)，书是伪书(33)，题辞假托无疑；至于认为圣叹“生也以三月三日，俗所谓文昌诞辰也”(第11页)，乃以民国初年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为据(34)，便已传讹两次了。
此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评价其书不得不说的，即有关金圣叹“本名”的考证。就是在这个关乎金圣叹早年生平的基本问题上，陈登原的论述却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开卷第一条：“圣叹姓金名人瑞，吴县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第1页)注意：这里第一句只说其名人瑞，第二句虚拟“本名张若采”，均皆大不妥。说其“只说”名人瑞不妥的是，陈书所述文献不少均记载着金氏原名采，如第12页就曾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金生采”，以证天启七年(1627)“牧斋已称圣叹为金生”，却避而不谈已直呼其名为“金采”。这种不谈，乃有意为之，因为引文中人名下的横杠线，便表明引者对此是非常明确的，有意回避关键史料，当然不妥。说其“本名”张若采是虚拟，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引文乃至全书中根本没有任何“本名张若采”的文献记载，因曲解而编造，似亦不妥。试看其引证资料：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无名氏《哭庙纪略》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穴，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无名氏《辛丑纪闻》(第1页)
他对上述引文的理解是“盖皆谓圣叹即张若采，以科举故，而改名也”。且不说上段引文中“庠生。姓张”可以理解为“庠生姓张”，下段“姓张”前实漏一个关键性的“庠”字(35)，即便按照其引文，也最多是说前人谓圣叹本名张采而非张若采。即其认为殊不可信、应予批驳的应该是“原名张采”而非“原名张若采”才符合事实，至少是才符合民国年间的认知水平。至于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之确凿无误的记载，理解为“廖说谓名采，字若采，则沿袭‘张若采说’之讹”(第1页)，更是用意深远而又勉为其难的事。说其用意深远，是因为接下来他要用张若采“乃实有其人”的史实，在逻辑上论证“当不容有第二人焉”(第3页)。虽然在文字上“张采”更接近作为其“殊未足信”之立论的批驳对象，但由于与圣叹绝对同时同地有太仓张采(1596-1648)，且更加名声显赫(复社领袖之一)，反而不适合作为靶子了，因为他知道古代冒名者不会如此之傻。却不料用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娄县张若采(约1760-？)为例，来推论“且娄县与吴县不远，乾隆与顺治亦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第3页)，同样难以成立：圣叹死在清初顺治，其变易姓氏、再考诸生事当在前明启祯年间，此且不论；即便按照陈登原延后的顺治年间(1645-1661)，距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短也有一百三十年了，中间可隔五代人，怎么能笼统说“不远”呢？退一步说，无论时间远不远，圣叹在前，娄县张若采在后，前者怎么能预知后世要出现一个“张若采”来决定自己取何名呢？无论说圣叹本名张采还是张若采“足信”与否，这都不是陈登原的逻辑推理所能证明的，因为如此的论证太过牵强。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只要将其第11页引用的“廖燕《圣叹传》：‘先生金姓，采名……更名人瑞，字圣叹”’与次页所引钱谦益“金生采”的说法简单合并，便不难得出“原名采，更名人瑞”的结论；而且廖燕(1644-1705)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此文，《辛丑纪闻》曾引著者先父赞美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之诗(第58页)，足见两文问世时间可能难分先后。陈登原却一定要舍易就难，认为廖燕《金圣叹传》“金姓，采名，若采字”，是“沿袭”无名氏《哭庙纪略》的“张若采”说，当然要荆棘遍生、处处捉襟见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登原何以要如此牵强地说事呢？因为他认为圣叹不可能“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谓圣叹为应试顶名，当属决无此事”(第3页)。可是为何就决无此事？除了“自负大才……不至以一衿而轻易其姓”(第5页)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明清易代之交，伊亦有家国之感。纵不能如黎洲、亭林等之屡征不起，然亦不当以鸡鸣狗盗之行，博新朝之小荣小贵也。”(第3页)原来，他坚信圣叹于明亡之后，因怀“故国沦亡”的“时世之感”，当不至“改姓换名，赧颜应举”也(第5页)。应该说，这些判断与其“圣叹虽放诞，然亦见义勇为”(第66页)的基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是否曾经易名参试，在陈登原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古代青年博取功名的权变之计，而关乎传主才能和人格的评价了。出发点虽好，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其论证过程尚存在无法令人信服的种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36)。
平心而论，就陈登原所处时代而言，无论是“庠生姓张”还是“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应试，在《哭庙纪略》或《辛丑纪闻》的话语系统内，都是难以调和、不可并存的矛盾记载(37)。但是，若非心里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成见在，至少不会对钱谦益、廖燕的提法完全视而不见，至少不会那么牵强地假设“张若采”、再用“以后证前”的逻辑去说明这一假设“殊未足信”。套用曾经流行过的两句谚语来总结陈登原论证“本名张若采”的得失，就是：他为了反对邱炜萲等“本姓张”之说，将圣叹“名采，字若采”一并抛弃，真可谓“泼洗澡水，将孩子一起倒掉”；他为了肯定圣叹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人格精神，彻底否认了“庠姓张”的史实存在，真可谓“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陈登原从事金圣叹研究之际，日本侵略军已占领遵化、唐山等地，向平津进逼，早已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了。他虽远在首都南京，却同样感受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险象逼临，故其卷末因圣叹遭际而感叹云：
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背友卖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怃然云。(第77—78页)
身处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黯淡无望之时代，目睹种种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之人事，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并选择以金圣叹生平研究来弘扬民族的文化精神，寄托个人的人格理想。这既是学术之幸，又是圣叹之幸。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金圣叹传》对圣叹“见义勇为”(第66页)之慷慨赴难的强调，对圣叹“杀身成仁”(第73页)之勘破死生的鼓吹，也不难理解作者为何评定圣叹墓可与“吴王墓”、“伍相祠”共为苏州名胜，有“得此而三”之誉(第69页)；对书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疏失，亦可以给予一定的谅解了。就金圣叹研究而言，给后人的启迪是：出自爱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不非要像新文化领袖一样，或因抨击对手的需要而对古人金圣叹讥语满纸，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臧否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换言之，正面的金圣叹研究同样可以寄寓民族精神的怀想。只是矫枉不能过正，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对传主品格的积极认可，对权威意见的不屑苟同，固然会激发著述热情，但是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从历史学家陈登原撰《金圣叹传》的得失中，不难体味此理。
注释：
①这种史书文体，由朱熹《通鉴纲目》首创，“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参见施丁《中国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8页)。
②⑨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③(25)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④孟森：《金圣叹》，载《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⑤⑥⑦(13)胡适：《〈水浒传〉考证》，郁鹏程编《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第1页，第40页，第1页，第3页。
⑧(20)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载《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⑩(16)鲁迅：《谈金圣叹》，载《上海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号。
(11)陈子展：《我也谈金圣叹》，载《申报》1933年11月27日。
(12)俞汝庸：《我所知道的陈子展与郭绍虞》，载《文汇报》2008年2月11日。
(14)胡适：《〈水浒传〉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59、61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第338页。
(15)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载《小说月报》1929年9月第20卷第9期。
(17)《金圣叹传》第30页引徐增序有云：“肺腑清凉。□□□疾痼，见圣叹不数，曾逾八年，得一相见。每有□□，恨余不在其处，同学或来道之，又每相见，圣叹必□襟危坐，无一嬉笑容。”其中，缺字、讹字、漏字如下：“肺腑清凉。□□□疾痼”应作“肺腑清凉也。余既病痼”，“见圣叹不数”后漏一“数”字，“每有□□”所缺为“论断”，“□襟危坐”所缺为“正”字。
(18)邱炜萲：《菽园赘谈》，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5页。
(19)罗暟岚：《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载《清华周刊》1924年3月《书报介绍副刊》第9期。
(2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22)《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页。按：金圣叹“又名喟”是新版《辞海》的新提法，前此各版均无此说，待写专文辨析其难以成立。
(23)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在辨析“贯华堂是谁斋名”时，亦据其自序判断“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抄’，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看来早有贤者高论在前了。
(24)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朝鲜支那文化研究》，东京刀江书院昭和二年(1927)版。此据日本名古屋金城学院大学文学部张小钢教授2011年2月18日电子来函。张小钢在金圣叹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仅史实研究便有《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成立——与周围亲友们的关联》(1995)、《金圣叹研究札记》(1997)、《金圣叹交友考略》一至三(2000、2002)、《金圣叹年谱略》(2004)等。
(26)此句不确，书中曾两次引用乾隆《苏州府志》。
(27)(30)拙文《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2006年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第82页。
(2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杭州重刻武英殿本，第1771页。
(29)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卷二，《曲石丛书》本，腾冲李氏1926年版，第3页。
(31)此据张小钢2011年1月10日电子来函。其1997年发表的《金圣叹研究札记》，早已根据《西山访古记》先我考证出金圣叹墓地的具体位置(载《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6号，因系日文，只能看懂其引用李根源的文字)。因此，我应对已逝的辛岛骁先生表示歉意，并要感谢新知张小钢先生不吝赐教。
(32)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三《丁祭弹文》，《笔记小说大观》第2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99页。按：何满子《金圣叹》已云“明人刘清曾作《丁祭弹文》，冯梦龙《广笑府》曾收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33)该书全名《金圣叹陈眉公尺牍》，卷首有署名“尤侗”的小序。书中内容为实用书信文体分类样本，绝非金圣叹著作。陈洪《金圣叹传论》指出“为托名无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34)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两友轩1919年版，第78页。按：文昌帝君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亦称文曲星，据《文昌化书》、《文昌本传》等记载，其生于晋太康八年(287)二月初三。
(35)查陈登原所列“参考书目”，《辛丑纪闻》乃《申报馆丛书》本。经核对光绪四年(1878)排印《申报馆丛书》本，原文在“又名人瑞”之后，并非语句不通的“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
(36)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37)有关金圣叹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号圣叹，庠姓张，曾顶张人瑞名应试的考证，详见拙文《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2006年卷，第76—77页)、拙编《金圣叹年谱简编》(《金圣叹全集》第六册“附录”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