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评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市论文,物欲论文,迷乱论文,小说论文,邱华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被称为“新生代”一代作家的邱华栋的最初了解，并不是他的小说创作，而是他与刘心武发表在《上海文学》1995年8期上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的部分文字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这段文字表达了刘心武对邱华栋小说的看法以及邱华栋和他的小说人物对物欲都市的部分期待，他们的这段对话如下：“刘心武：像你的作品表现一种对现实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有一种青年人对在当前剧烈变革社会中的焦虑感，你的焦虑是因为城市中有那么多汽车、大饭店、别墅、豪华场所，而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拥有或没有全部拥有。邱华栋：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说了。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对这段对话我除了听到私下的一些议论外，也读到了余开伟先生的批评文字，他认为：“这是一段坦率得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悲的内心独白，真实反映了崇尚世俗化的晚生代作家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心理状态。”余开伟的批评应该说是相当尖锐的。
起初，我对刘心武和邱华栋的对话颇不以为然，在这个时代，危言耸听和自以为是比比皆是，人们不过是率性表达想法而已。而这个时代又充分提供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对它的可靠性持有必要的警惕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诗人王家新家里的小型聚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邱华栋，后来，他送来了他的主要作品，我们有过两次有关当前文学和他个人创作的交谈，当我阅读了他的主要作品之后，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并非僭往。邱华栋对现实并非有“难能可贵的认同”；而邱华栋个人的表述也不完全等同于他的小说。
邱华栋的小说写的基本是都市青年，或者是栖居北京的外省青年群体，小说人物的这一身份定位，使邱华栋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北京传统和当下的地域小说，他没有承传老舍，也没有延续王朔，而是以自己独特的人物和方式表达着他对北京当下部分生活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使作为小说作家的邱华栋有了明确的个性特征，也使我们有机会在他的叙事中领略了北京另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当下生活，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对这种生活既兴致盎然又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对充满物欲的都市，既想占有自己的份额，又想保持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份向往，既有“青春赌明天”的自信，又有一试身手后的失望与感伤，这种“既／又”的矛盾，便构成了邱华栋小说的内在紧张和张力，从而也使他的小说在一个层面上生动地传达了这个大变动时代边缘青年的欲望与心态。
邱华栋的小说大多以“我”作为叙事者，他以全知的叙事方式讲述着他的北京边缘青年的故事，这些青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时代的变迁也使北京和人们对北京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邱华栋笔下的主角们作为后来者，已失去了父兄们的冲动与庄重，拥挤的北京对这些外省青年也早已熟视无睹，他们既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从而真正进入北京的生活，同时他们又不甘心命运的随意安排，听凭自己被悬置于喧嚣的时代大潮之外，然而他们又一时无力改变自己艰难的生存和压抑的精神处境，于是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便首先以感伤的情调怀念和重寻校园的理想主义。《环境戏剧人》中，作者深情地写出了他的怀念：“我和我的伙伴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母校，前几年我们从这里离开，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不太爱怀旧，但一看到那幢爬满了爬山虎的，诞生了无数个明星的宿舍楼，我们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他们诅咒讨厌城市，在《城市中的马群》中，叙事者愤然地说：
城市是什么？城市是一个盲目自信的大胖子。城市永远都糊里糊涂而且睡眼惺忪。城市就象是一块肿瘤一样地膨胀着，可是他们包括我为什么都要冲到这该死的城市中消失呢？
年轻人在城市中迷失了自己，“生活在这座乱烘烘的城市里，他没有一天感到过幸福。”于是，他要回到自己的“马群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人公乘着夏力车寻找着他的“马群”，旧梦在后，而他驱车向前，他掠过城市的许多经典场景，与各式城市人不期而遇，诚实的汽车司机、年轻的妓女、上访的乡村妇女、摇滚青年以及退休的政治家，马群的寻找者虽然找到了他的“马群”，然而，他们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马，他们都怀着各种疯狂的想法。”然后上路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在城市寻找到他校园的理想和浪漫，于是，他也陡然变成了一匹城市的“骏马”。在《所有的骏马》中，一个被命名为林格的喜欢夸夸其谈的青年，说出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他说，巴尔扎克时代与现代的中国有某种相似性，其中有一个叫拉斯蒂涅的人物，他原来什么也不是，后来他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下，终于爬到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地位，乔可，咱们要向他学习，在北京那样该死的可怕的地方站住脚。”这几乎成了邱华栋小说中北京外省青年的行动宣言。在一个没有理想的物欲都市，年轻人在校园培育起来的脆弱而浪漫的想象，几乎不战自溃。为了生存也为了欲望，他们迅速地调整了思维和方向，其目标简洁而明确，这就是《环境戏剧人》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我想这是我和许多年轻人的想法。可每一次出入大饭店，我心中总是有更强烈的失落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一件东西会真正属于我。”于是，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迅速出现了各种平面人，《公关人》、《时装人》、《钟表人》、《别墅推销员》等作品中的人物，即表达了邱华栋对他所熟知的青年迈向目标的行动。物质占有欲成了最强烈的支配力量。如果邱华栋对这种行动仅仅作了合理性的辩护亦或仅仅作了中性的表达，那么，邱华栋所表达的意向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然而，正如前所述，这只是他表意策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邱华栋对缺乏必要节制的物质占有欲的反省与批判。或者说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当满足了物质欲望的同时，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与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
应该承认，都市青年的生存处境，使他们无可避免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自身窘迫的经济地位，同时也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精神歧视和刺激。这是那些身怀校园理想主义的青年成为城市平面人重要的外部原因。《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方，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妻子，但他只是一个会花言巧语的穷光蛋，沈方自卑无比，而妻子的话则像剥了他的皮一样让他无地自容：“你真的很无能，和你在一起，连一条澳大利亚纯羊毛围巾都不敢买，你还象个男人吗？”沈方辞去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别墅推销员，并且最后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当他买了妻子喜欢的满天星鲜花，兴高采烈地告知她的时候，妻子却下落不明不知去向。沈方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妻子。男性的这一压力，在《生活之恶》里同样得到了揭示和表达。尚西林和未婚妻眉宁走在赛特现代化的购物现场，内心感到极其紧张，“他们走过那色彩华美的一个个精品廊时，他的脸色却渐渐暗了下来。”这就是贫困使男人尴尬的经典场面。邱华栋对男性物的占有欲望揭示的背后，同时又隐含了他们对女性的争夺与占有。
与男性比较起来，邱华栋小说中女性对物的占有欲望更为强烈，而她们的占有形式也简单得多，她们只是以自身作为筹码直接换取。因此，这些风月场上周旋的女人们，大都被处理得相当悲惨，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很不女性主义，然而这却与性别歧视无关。《手上的星光》是一篇相当感伤的小说，林薇只身闯荡北京，甚至一文不名连房费都交纳不起，后来她成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娱乐圈里的奢华生活使她快乐无比，然而一场官司在转眼之间又使她成了都市的逃亡者。她因与无数个男人有过性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无法再混下去。《环境戏剧人》有极强的戏剧性，简单说来，它就是主人公“我”寻找情人龙天米的故事。它的有趣之处就在于：男人痴情地寻找一个情人，却意外地找出了情人的无数个情人。龙天米最终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它的戏剧性效果进一步强化了龙天米的悲剧人生。那出《回到爱达荷》的。关于追寻理想的戏剧，龙天米终于再也没有机会出演，她将自己葬在了现实生活的戏剧里。而《生活之恶》里的眉宇，为了换取一套住房，竟不惜用与大款睡觉的方式，她拥有了房子，却只能独自空守。这些女人原本并不是这样，但她们的欲望之火一旦越过自尊的最后门栏，便会一泻千里，从而成为巴尔扎克笔下的妓女埃赛尔一样的风流女人。这一点很有意思，不知为什么，邱华栋对笔下的女性毫无怜香惜玉之情，他的小说被谋杀的女性已不止一人。
在叙事策略上，邱华栋对神秘的气氛似乎情有独钟。我发现，他经常设置悬念，经常在情节弱如游丝时突然柳暗花明。但是，作者显然不是故弄玄虚，无论是《环境戏剧人》中神秘消失的龙天米，还是《直销人》中直销人对个人生活空间旁若无人的强行介入，事实上它所隐含的恰恰是个人对生活无力把握的茫然感，那神秘的气息宿命般的让人在劫难逃。另一方面，它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人在水落石出的过程中体验刺激和快感。直销人任意闯入个人生活空间的行为，虽然不免夸张，但它却更深刻地表达了物的强权统治，表达了人在这一统治面前的脆弱与无力。因此，邱华栋的小说在表达都市边缘青年面对物欲诱惑深感迷乱的同时，更表达了他对这一迷乱的批判与反省。他多次提到过“平面人”及其相关概念：
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面的。——《城市中的马群》
我发现我正在沦为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所有的骏马》
你看这座城市，它已越来越使人在欲望之海中变成平面人。——《环境戏剧人》
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公关人》
单面人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批判意识，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再也没有否定原则，商品体现出了他们全部的幸福意识，他们“最流行的需求”，就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所以马尔库塞指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对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和单面人作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认为，一种虚假的需求支配了人的意识，是它把民众束缚起来，人变成了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本质和自主性。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也走进了顺从主义的轨道，对现在秩序的无条件认同，就是它的文化价值的表达。我固执地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揭示于我们说来，是极具启示意味的。
无可怀疑，邱华栋显然深受这一批判理论的影响，他对物欲都市的警觉几乎随处可见，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物关系及命运的处理上，同时也体现在他时时不可抑制的议论中，我们时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
这个城市叫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叫我们付出了很多。生活中有一种迅速流变和沉闷的东西毁坏着我们年轻的心。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之外并无法去把握的。比如这个轮盘城市转动的节奏。我们对很多东西已失去了兴趣。生活变得简单了，也更麻木了。我甚至都变成了不读书的平面人。——《手上的星光》。
城市已经彻底地改变与毁坏了我们，让我们在城市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杀人犯，窥视狂，嗜恋金钱者，自恋的人和在路上的人。我们进入都市就回不去故乡。——《环境戏剧人》
在批判意识日渐稀薄，远离当下成为时尚的文学处境中，邱华栋确实体出了年轻一代的勇武和良知，体现了一个作家坚持的勇气。他也不免焦虑与迷乱，但他更焦虑的则是如下的表达：那是“一种文学的侏儒行为”，是不见了的对“终极的叩问与言说”，“是文化通奸，是复印与波普写作，是信息拼贴与文化垃圾意义上的话语覆盖。”是“争取成为中国后现代派的文学鼻祖。”邱华栋的这一理论表达，更证实了他批判意志的不可换取。
当然，也勿庸讳言，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同样存在着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在具体的写作技艺上，他明显地存在着理念大于形象的问题，这在他“人”字系列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被述对象的平面行为，而难以看到他们内心的矛盾、犹疑，或哪怕是短暂的自我搏斗，这种单一的叙事方式也使小说缺乏多样和变化，而当作者的感受难以被准确地艺术化处理时，他也只能选择议论的形式，而这恰恰进一步恶化了小说的单调感。同时，由于阅历的限制，使他小说的场景和意象也多有重复，人物原形常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便有了性别变化也不难识别，这些问题显然是邱华栋在今后的创作中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