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源流理论研究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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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我国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从80年代初期的批判性引进西方经济学说,到90年代初期将西方经济学确定为财经类院校的核心课程,以及对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新兴古典主义等新经济学理论的推广与运用。中国经济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没有前例的深刻变革,并日益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学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庆幸20年中国经济学大发展之余,畅想未来,又不免多一缕思索,那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源理论研究问题。籍此提出陋见,以就正于学界师友。

一、中国经济学的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50年,经济学的面貌分为两界。放弃教条,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引进西方经济学说,并加以结合实际的创新与运用,是近20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流。时至今天,认真检讨中国经济学的成就与问题,已经成为完善中国经济学自身建设的一大关键。

(一)引进与创新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运用。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是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学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面貌大变。然论其成就,却同样首先表现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中国经济学在学术空间上过于狭窄,必然是开放后的努力学习,积极引进。而努力学习较为先进的思维与分析方法,这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路径。发生这种路径依赖的根本机理,在于模仿、学习可以避免支付许多开发性研究成本。急用先学,可以走通一条成本最小化的理论研究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在引进、学习、吸收、传播各种西方经济学术流派与理论并将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方面,做出了最多的成绩。引进多于创新亦远胜于创新,是20年来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最鲜明特色,以致形成了以引经据典来圆其说者更容易受益的研究制度(制度经济理论之泛用即其一例)。愚思之,这便是包含在20年中国经济学发展成就中的最显的矛盾与特色。

显然,科学上的学习、引进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然而在肯定成绩之时,对于存在的问题就不可避而不思: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路径依赖”问题,在这20年中依然表现突出。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上,中国经济学显然是缺乏原创力,形成不了具有足够自身价值观念与理论基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建树,主要显示在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方面。在解释与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时,缺乏真正源自自身价值判断、深刻思索与精心构筑的理论基底,这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样认识,绝非有侮中国经济学之成绩,只是我们确实应该正视自己问题的存在。经济学是一门人事科学(宋承先,1996),为人治事,经邦济世,以追求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快乐最大化为经济学任重道远的共性目标。然而,人因环境异,环境异则制度异,文化异,国民心理异。这便要求有和这差异相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之创造。我想,这就是所以强调中国经济学需要注重创新的理由。而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其相应的制度背景与历史文化环境作为其创作的基础。脱离文化、脱离历史,脱离制度、脱离国民心理背景的理论移接,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效率损失(我国推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却被经济人钻尽“有限责任”的空子,大量的“假拍卖、真逃债”案例,制造了无数的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在经济学理论引进中必须考虑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环境这些系统因素。而注重这些因素,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在吸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源理论创新的努力。我想,这正许是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与使命所在。

(二)工具与灵魂

改革开放20年,恰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研究趋向即“工具理性化”日益加重的时期。国内经济学人迎风赶浪,在研究中越来越强地引入了数学语言,而淡失人文精神。此种研究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讨论。宋承先教授在辞世前(1996)留下的呕心之作中,曾竭力抢呼:经济学必须以人的行为作为其研究对象,从而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有生命的人的行为的科学,成为本来就应该的那种经济学。汪丁丁博士(1997)则提出,经济学的这种过分形式化和为了数学上的便利而过强地引入了数学假设的做法,以致使研究者本身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数学推导的结果。由此,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与人文精神问题的关注、思考也在增多,并于1998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有意义的全国经济哲学研讨会。

实际上,人们对经济数学与经济哲学的认识差异及其论争,还不仅仅是个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还应包含着对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的认识!点题说,由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与所赋予的成本——收益计算的社会使命,数学应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而哲学则不仅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更是不可须臾有失的经济学之活的灵魂!在西方,历有研究科学方法论的传统,如实验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等。尤其现在,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非常流行,已经显示出一些走极端而排除其它方法运用的倾向,即所谓分析工具理性。这种经济学学风的产生,既同西方经济学主要局限于对人类处于功利境界范围内的趋利问题研究有关,也是和整个西方的“分析”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数理逻辑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在约定范围内的有效性是无庸置疑的。然而,过强地引入数学方法,尤其走向方法论的极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及天人关系之整体,就会有害。

由于数学方法常常需要假设,经常学也因此被人说为“假设的科学”。而我们一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或根本规则就是:寻找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目标解。而约束条件是多层次的,因为经济学实际上面对着多个层次的成本最小化或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个人效用最大化,团队效用最大化,区域效用最大化,社会效用最大化,人类(包括代际可持续的)效用最大化等等。越是层次高的最大化目标,必须考虑的外围因素(包括政治、历史、资源、价值观念等因素)就越多,数学处理就越困难。经济学的数学化处理常常适于较低层次(如利益边界狭小的消费者或厂商)的效用最大化目标的求解,并对高层次的最大化目标进行忽略。而越是这样处理,出错的概率也就越大,因为个体的最大化目标与社会最大化目标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假设”常常难以周延其说。因此,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上,辩证逻辑与数理逻辑显然是各有所强所弱。辩证逻辑更加适合于解决综合性问题,适合于在一个大范围内将更多的社会政治因素考虑在内,适合于宏观环境最大化目标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显然,辩证逻辑对于推动经济学的更加纵深、综合、复杂的理论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论上,辩证逻辑与数理逻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差异仅在各自的思维路径与对变量范围、最大效用目标值等的选定。有大量的经济学者在努力求证一些细末问题,却舍弃了观察与思考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辩证原则,放弃一些对人类最终命运的经济学关注与思考。这许是经济学研究中人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浪费。

二、中国经济学的源理论研究问题

(一)开展源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通过上述讨论,便引出了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根基性的问题,即中国经济学的源理论研究问题。源理论,是指一门学科中的原创性(或叫开创性)理论,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具有基础性、专门性、系统性的特征。这些理论对于整个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具有奠基性、根本性的意义,是后来该理论系统与实践发展的思想原发生点。它提供理论思维的原创力。经济学的源理论,是指经济学中一些开创性、专门性、奠基性的较为系统化的理论思想。所有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都被认为是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基础集的组合。斯密、李嘉图、边沁、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科斯等人都向人类社会提供过这种思想。相形之下,中国经济学家中提供这种开创性、奠基性思想的经济学家就缺乏得多,原创力小得多。这又是为其何?

其实,理论人亦其经济人,其目的亦是效用最大化。由于受外部条件与不同利益动机的复杂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个“路径依赖”现象:一是理论附于政治的政治路径依赖,二是西方学说的理论路径依赖。这样,理论研究者在一个由政治框定的范围内开展研究,其承担的个人政治风险就比较小。而采用国外的成熟理论,其投入的研究成本和理论风险也会相对较小。总之,成本最小化动因加短期化行为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理论人在理论研究上寻求自身保全,这种只求最小成本、不求最大创新的“理性”努力,便产生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力不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经济学的源理论研究、而稍淡“路径依赖”之风呢?理由至少有三条:其一,一种基本经济学思想理论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是非常相关的。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与西方国家差异甚大的民族,没有一种建立于汉文化大系基础之上并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源理论体系,要想长期持续、科学合理地指导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是困难的。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错误。如对经济人行为(理性人)、经济人行为目标(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动作条件(完全竞争、市场出清等)、经济人行为方式(价格与收入的函数)的假设便充满了悖论与矛盾。这些经济人概念与假设条件,实际上已经被实际的社会经济运行和后续的经济学家逐个地否定了(徐清安、高洁,1998)。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假设的否定,实际上已经动摇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可见,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局限与矛盾就是极其明显的。其三,主要靠引进的经济学“路径依赖”,常常难于“实事求是”。这种路径依赖在实际上常常是选择了一条高成本的道路,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上的“李嘉图陷阱”。前30年,我们主要是沿着马克思的路径,由于文化与历史差异很大,我们没有完全搞懂,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现在,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遇到的极大的经济伦理问题和资源、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近20年来所受西方功利主义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我们学习了它的动力系统,它的法制的制衡系统在我们这里却频频失灵,这就是文化差异问题。再过20年,相信这个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

(二)文化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连续性特别好的文化。运用中国文化来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优势。无论是老庄道德哲学还是孔孟的道德伦理学,其中所包含的群己、物我、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文化精粹和经济伦理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宝库。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论对中国经济学源理论研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天、地、人,只一道也”。这体现了东方哲学中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季羡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文化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钱穆先生则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处。中国文化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把天与人合起来看。认为“天命”(自然规律)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讲人生。一切人文演进皆顺从天道而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而“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注: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4页。)钱穆先生的这段话是对天人合一论的最好概括与东西方文化本质差异的确切分辨。

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华民族整个人生观、自然观、生产观、消费观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以致取之有制、用之有度、中庸守常等经济伦理思想能够在人们心中得到长期渗透与贯彻。依今天的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就是讲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依赖于大自然而生存,人在与大自然相互调适中而获得发展。庄子说“万物一齐”,即万物平等的意思,体现了“万物同体、天地同根”的东方人特有的宇宙统一观。事实证明,东方的天人合一文化思想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它对于调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人类经济的持久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天人合一思想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原则:那就是争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而不是形成对抗的原则。人来自于自然,一切人生皆从天道而来。因而,人必须与自然和睦相处,方能物物相安,生生不息。因此,人类必须遵循天道——自然规律,保护湿地,保护物种,保护各种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才能保护人类自己,才能有所得。这是一套远要比现代生态资源观念和绿色革命理论为深沉的哲学思想,也赋有更深刻的经济伦理哲理。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西方病需要东方药。这个“东方药”就是需要我们发扬光大而切切不可小视、更不可丢弃的天人合一观念及其它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我认为,正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源理论创造与发展的最最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21世纪中国经济学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和世界经济学产生重大贡献的希望所在。

三、建立人本主义的中国经济学源理论体系的框架构想

通过上述讨论,提出了进行中国经济学源理论体系研究的构想。那么,如何进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呢?在此,我拟将个人的片思只想献于此,以求教于同仁。愚意以为,建立系统的中国经济学原理必须遵循四条原则:即注重本体论与多种方法论结合的原则;融合东西方文化精粹的原则;框架体系完整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的原则。因为,只有重视人类行为的动力机制亦即经济运行的本体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将辩证逻辑、数理逻辑、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才能够为系统的经济学原理研究提供宽广的思想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学科运用基础;只有积极吸收东西方文化精粹,才能够形成符合真理、适合国情又显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只有使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完整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才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使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根据这四大思想原则,中国经济学源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基本框架,应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一)需要原理(或叫动力原理)

需要是欲望的外化形式,“需要力”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一种系统的经济学原理必须要从解剖人类欲望的本质或需要的合理内核(core)开始。因而,需要原理是关于人类需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真际性、本质性问题的讨论。关于欲望或需要的本质问题在哲学上讨论较多,而在经济学中却长期缺乏注意。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来引用,并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如果这个问题——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亦即是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论证与解决,整个经济理论就有可能因建立于错误的需求观与需要原理之上而走入歧途。我确认,人类欲望或需要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快乐,物质生产与消费只能是实现快乐的手段。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仅在于追求快乐需要的满足(阵惠雄,1988:《快乐论》;阵惠雄,1999:《人本经济学原理》;黄有光,1999:《经济与快乐》)。这是一个将会导致其对人类自身行为目标和经济学使命重新认识的重要命题,也是使四大人生境界最终走向和谐与统一的根本的人性基础。虽然,以往经济学家从欲望、效用中谈到了满足、幸福等话题,但从根本上说,对人类需要之“核”——精神快乐,对精神——物质互变的动力机制,是缺乏深入研究的。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要从解析需要原理开始,以便使它真正建立在科学的人性认知与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

(二)运行原理

运行原理是研究在人的各种欲望与需要推动下,人类如何开展各项经济活动以满足其需要的经济学理论。这些人类经济活动,按照需要满足的顺序依次是: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消费是直接满足给需要的,生产是提供给消费的。在最简单的社会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主要就是这两个环节。由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必须有生产资料与产品的交换与分配,以满足更广泛的需要或提高满足的效果,于是交换与分配相继产生并介入到消费与生产之间,使消费——生产——分配——交换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运行系统,相互生成,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因而,经济运行原理应包括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四大原理在内。迄今为止,就独立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而言,仍然没有超出这一系统程式。由于经济运行问题大多是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面临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以往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原理进行重点研究的环节。

(三)管理原理(或叫控制原理)

管理原理是对经济动力和经济运行进行激励、约束、控制和协调的理论。动力、运行、管理,三者是结合一起、密不可分的。管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于经济动力的控制和对经济运行过程中诸环节关系的协调、处理,由而便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判断、行为规范和约束手段问题。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注重于对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对管理原理却常不纳入于同一体系。出现这一情况,与新古典主义流行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所谓“理性人”的人类境界与觉悟状况的假设,是很有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并且具有完全理性,不存在利益冲突与不道德行为。这样,行为约束、道德劝诫、利益协调等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的制度安排以及政府介入都是不必要的,管理原理也就难以纳入到统一的经济学原理体系之中。然而,事实表明新古典学派的理性人假设是脱离实际的。由于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觉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而人们为了在有限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达到快乐最大化,并不总能保持互惠的合作关系,从而导致事实上的不正当谋利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难以避免。因此,经济管理与经济动力、经济运行是密不可分的,三者应同属一个基础理论体系。由于人类迄今仍然受到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较低觉悟状态的困扰,没有管理的经济运行,缺乏道德力与制度力约束的经济动力,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管理原理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另一块重要内容。

(四)发展原理

从哲理上讲,发展也是一种运行,因而似没有必要专门讨论发展原理。而事实上,在经济学中运行与发展却颇存差异。运行理论着重于对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展开的相关经济活动及内在联系的分析,即是对人类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行为及相互关系的抽象分析,它不考虑这种运行的更深远的社会与经济资源背景,只是属于功利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思考。然而,事实上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社会经济由以运行的原因(需要原理)和运行的环节与过程(运行原理),同样需要了解如何控制这种运行(管理原理),以及如何持久、稳定地推动这种运行的理论(发展原理),以满足由人类的无穷欲望规定的无限性的需要。发展原理研究的正是关于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与战略的理论。它是一种属于更高境界意义上的研究,即站在天地境界中来思考的经济学问题,并最终将四大经济学原理统一起来,走向经济学理论体系完善化的理论分析。研究发展理论不仅是完善经济学原理自身体系的要求,同时更是针对于当代东西方各国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都面临的“发展”难题而展开的研究。

综合言之,中国经济学的源理论体系,应包括需要、运行、管理、发展四部分理论在内。其中,需要原理是关于人类需要本质问题和关于经济动力的学说,是理论的基础与起点。运行原理是关于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四环节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是属于“经济基础”分析方面的经济学原理。以包括管理主体政府和管理手段道德与制度分析在内的管理理论,是属于“上层建筑”分析方面的经济学说。而发展原理则是对经济运行长期化、持续化的条件与战略问题的讨论,是属于天地境界和“天人合一”方面的经济学思考。四个原理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并且四大经济学原理与四大人生境界又复璧合成一个体系,从而使经济学与人学有了更为一致的解释,也使中国经济学建立于更加牢固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其理论结构的构想如下图示: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已经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综合,在功利境界范围内走完了一圈。然而,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来的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日新一日的觉悟,经济学正在迎来一次革命性的新综合。即是经济学将突破长期以来自我封闭的功利境界,走向与道德境界乃至更高人生境界的融合。这是一次意义更加深远而攸关人类未来命运的经济学革命。而具有综合性思维和深厚中庸和谐思想的中国文化,必将要在这场新的经济学综合的革命中崭露头角,争取胜券。我们适逢于这样一个人类将产生更高境界与觉悟的经济学时代,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会更加充满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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