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貌论文,推论论文,几种论文,文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4)01-0050-05
现在所能见到的《文选序》早期写、钞本大约有5种，即：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日本上野精一氏藏钞本、日本猿投神社藏两种钞本、日本九条家藏本。以上除了吐鲁番本是一残页外，其余均与《文选》正文连在一起。这几种早期的写本，文字与今传刻本多有不同，尤其是几个关键的字，后人基本都依据刻本作分析，殊不知在写本中却与刻本不同，这样牵涉到对《文选序》的正确理解问题，故略作介绍分析如下。
5种写、钞本中的吐鲁番唐写本，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称，此本为1928年他在吐鲁番考察时友人冯君所赠。据云出于三堡西北张怀寂墓中，盖为初唐所写。此本多用当时通行的别体字，我在《文选版本研究·版本叙录》中曾作过介绍。由于当时没有见到其他的写、钞本，故对其中一些与刻本不同的字断为误字，如“既其如彼”的“其”、“表奏笺记之别”的“别”、“陶匏异品”的“品”，刻本分别作“言”、”列”、“器”。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是写本误，因为日本的几种写、钞本也都与它相同。以下我们对其他几种写、钞本略作分析。
上野本最早大约著录于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谓温故堂藏本，共1卷，即卷一，后为中国学者杨守敬所得，见杨氏《日本访书志》。但其后又由杨守敬转赠（或售）于日本朝日新闻总经理上野精一氏，并在昭和十八年(1943)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产。杨守敬以这一卷与另外所得20卷合为21卷，带回国后颇受重视，但学界往往误将这21卷视作一本，其实是拼合之物。杨氏所藏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卷一当是杨守敬命人重钞之本。据日本学者芳村弘道教授说，杨氏与上野精一氏交情颇好，芳村教授手中藏有杨守敬所赠上野精一氏《邻苏园帖》可证。大概是这个原因，杨氏最终又将此卷转赠上野氏。此次蒙芳村弘道教授相助，惠赠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之国宝重要文化财产大全卷七复印本，又告以始末，深为志谢：
此本首为李善《文选注表》，表末署名“显庆三年九月十七日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绿（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上注表”，较正文低二格，分四行。此与世传李善本仅题“显庆三年九月日上表”不同。表后接《文选序》，题“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序”上眉批“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字体与其他眉批相同。这个眉批，日本有的学者作为是刘孝绰写作《文选序》的依据。应该说眉批者可能是根据某些材料，类似如《文镜秘府论》所载萧统与刘孝绰编辑《文选》者，但现存的材料中不见，可能已经佚失，所以研究《文选》不能完全忽视这一说法。然而它毕竟是一条眉批，对它的使用又必须非常慎重，需要结合《文选》编纂的总体情况综合考察。上野本《文选序》与尤刻本相校，有诸处差异如表1：
表1 上野本《文选序》与尤刻本《文选序》的差异
（注：表中×表示无对应字，下同）
以上共有23处不同，其中个别明显为抄写错误，如“繁”系“
”之误，有些是异体、俗体字，于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有些则是抄写错置，如“欝壹”当系“壹欝”之倒。按，此词出自贾谊《吊屈原赋》：“独壹郁其谁语”，萧统此处论屈原，当用其语，猿投神社藏本和九条家本都作“壹欎”。值得注意的是“既言如彼”的“言”、“表奏笺记之别”的“别”、“陶匏异品”的“品”、“谋夫之美话”的“美”、“辩士之舌端”的“端”、“略以时代相次”的“略”诸字。这几个字，刻本除阙“美”、“舌”两字外，其余分别作“其”、“列”、“器”、“各”，与吐鲁番写本完全相同。
猿投神社有两个藏本，一是《文选序》古点本，一是正安本，收入京都大学文学部训点语学会所编《训点语与训点材料》第十四辑，昭和三十五年十月出版。《文选序》古点本起“集其清英”，至“义归乎翰藻故”。正安本是白文，无注，首为李善《上文选注表》，次为昭明太子《文选序》，其次是班固《两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卷末署“文选卷第一”。本卷前列李善上表，似为抄自李善注本，但全文为白文，且与今传李善本分卷不合。今传李善注本将萧统原30卷本一分为二，如将原卷一的《两都赋》和《西京赋》别为两卷，而正安本仍保留了30卷本原貌，将其合为一卷。又，李善注卷一“赋甲”说：“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故除了卷一还保留了“赋甲”外，其余各卷均不再标出。正安本由于仅存卷一，其后各卷是否标明“乙丙丁”等，无法证明，但卷一“赋甲”下并未抄录李善这一注文；而且李善本将总目录置于书前，正安本则置于各卷之前，所有这些均与李善本不同，而与其他写、钞本相同，可见所抄当是30卷本。这个特征与上野本相同，上野本也是以李善上表置于卷首，其后是《文选序》和《两都赋》、《西京赋》。对此，森立之说是“盖就李本单录出本文者”[1]，杨守敬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此本若就李本所出，李本已分《西京》为二卷，则录之者必亦二卷，今合三赋为一卷，仍昭明之旧，未必抄胥者讲求古式如此。”[2]日本早期钞本为何采取这种抄录方式，的确值得讨论。
猿投神社所藏这两个《文选序》，文中涉及表1中所列诸异文，基本与上野本相合。今以猿投神社二藏本与上野本及尤刻本对照列表如下（表2）：
表2 猿投神社二藏本与上野本及尤刻本《文选序》之差异
由表2可看出，猿投神社两藏本与上野本基本相同，而与尤刻本不同。从猿投神社藏本有不同于上野本的异文看，可排除这几个钞本可能出于同一底本的可能，就是说这几种早期钞本应该是保留了萧统30卷本原貌。
录有《文选序》的还有九条家本，此本我曾在《文选版本叙录》[3][4]中介绍过。当时因为条件所限，没有见到原本，仅据日本学者过录本作简要介绍。此次有机会赴台湾，见到日本昭和年间出版的照相版原本，又稍加校阅，对我以前的结论，即认为九条家本出自李善本系统，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总的说来，九条家本是李善本系统，但比今传任何一种李善本都要准确。今传李善本特征，此本都具备，但今传李善本的讹误，此本却都不误，说明九条家本所抄底本要早于宋刻各本。与前面介绍的几个钞本比较，九条家本更接近于尤刻本，但其中关键的异文，却又与各钞本相合，这从另一个版本角度证明了今传各刻本《文选序》的异文确是讹误。现列九条家本《文选序》与以上各钞本及尤刻本之差异如表3：
表3 九条家本与各钞本及尤刻本《文选序》之差异
从表3看，九条家本同于尤刻本的有“羲”、“亡”、“戒”、“畋”、“词”、“盖”、“不”、“异同”、“于”、“曰”诸字，说明这些异文可能是李善本的本来特征，与上野等钞本所据萧统底本有区别。不过这些异文或为古今字，或为通假字，于词义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如“别”与“列”、“品”与“器”、“略”与“各”，以及钞本多出来的“美（善）话”之“美（善）”、“舌端”之“舌”，就有较大的差别了。以下略加论述。
“表奏笺记之列”与“表奏笺记之别”，当以“别”字为是。萧统这一段是讨论文体的话，在讨论了诗、赋、箴、戒、论、铭、诔、赞等文体的起源与特征后，接着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别，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虽然排列文体，但以探讨源流和风格为旨归，所以论诗六义后的文体发展说是“源流实繁”。说屈原《楚辞》为骚人之文所出，至于汉代，诗歌继起，四言、五言，渐成区别。同时其他文体也是“各体互兴，分镳并驱”。箴起源于补阙需要，戒出于弼匡，如此等等，都在强调各体之源，故总结一句“众制锋起，源流间出”。因此论“表奏笺记”诸体强调“别”字更合萧统原意。此外，萧统上句是“诏诰教令之流”，“流”与“别”相对成文，自挚虞编《文章流别》以来，六朝人对“流别”一词有颇多使用。如鍾嵘《诗品序》说“敢致流别”，刘勰《文心雕龙序》批评陆机《文赋》“流别精而少功”。因此结合上文，此处作“别”字是有道理的。
“譬陶匏异器”与“譬陶匏异品”，陶匏本用于祭祀，《礼记·郊特牲》说：“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是瓦器，匏是用葫芦做的器皿，但萧统下句说“并为入耳之娱”，显然不是指祭器，而是乐器。五臣注说：“陶，壎，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声彩色虽异，耳目之玩不殊。”《文选·啸赋》：“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啸。”五臣注说：“金革陶匏，并乐器也。”宋章如愚《山堂肆考》卷二三四“陶匏”条说：“陶，埙也；匏，笙也。”如果作乐器解，也可以解释为陶与匏虽然不是同一种乐器，但都可以娱乐人心。这样，萧统原文作“器”也能解释得通。不过细辨起来，不如作“品”更能符萧统原意。陶、匏为古八音，所谓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陶是埙，属土乐，匏是笙，属竹乐，古人以八音比附政教，多所附会，明陈旸《乐书》解之甚详，他说：
乐出于虚，寓于实，出于虚，则八音冥于道，寓于实，则八音丽于器，器具而天地万物之声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于天地之间，若坚若脆，若劲若韧，若实若虚，若沉若浮，皆得效其响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阕之乐，少昊氏效八风之调而八音固已大备，后世虽有作者，皆不能易兹八物矣。金声舂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于钟；石声温润，立冬之音也，而莫尚于磬；丝声纤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尚于琴瑟；竹声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于管钥；匏声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系焉；土声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埙缶系焉；革声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系焉；木声无馀，立夏之音也，而柷敔系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轻，丝失之细，竹夫之高，匏失之长，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夺伦，然后其乐和而无夫也。记论八音多矣，举其始言之，不过曰施之金石，要其终言之，不过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终言之，则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乃若论其详，舍周官太师之职何以哉？盖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大不逾宫，细不逾羽，细大之中，则角而已。莫重于金，故尚羽；莫轻子瓦、丝，故尚宫；轻于金，重于瓦、丝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细大之从也，故尚议，革、木非有清浊之变也，故一声。然金石则土，类西凝之方也，故与土同位于西；匏竹则木，类东生之方也，故与木同位于东。丝成于夏，故琴瑟在南，革成子冬，故鼗鼓在北，大师之序八音，以金、石、土为先，革、丝次之，木、匏、竹为后者，盖西者以秋时言之，声之方也。虚者，乐所自出，声之本也，故音始于西，而成于东。于西则金石先于土者，以阴逆推其所始故也；于东则匏、竹后于木者，以阳顺序，其所生故也。革、丝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后丝者，岂亦先虚之意欤？此言乐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德者，德待器而后达故也。
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证，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八音的乐品是有很深入的认识的。据此可以知道萧统说“陶匏异品，并为入耳之娱”，意思是陶与匏虽然乐品不同，但都具有娱乐人心的功能。这也与下句“黼黻”之喻相同，因此这里似用“品”为宜。后人不知，以祭器解之，遂改“品”为“器”，正如李善注成公绥《啸赋》“拟则陶匏”引《礼记》作注情形一样。另外从版本证据说，除了以上介绍的日本两种钞本作“品”外，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文选序》和唐初类书《艺文类聚》所引《文选序》均作“品”字，可证萧统原文的确是“品”而非“器”。不过，中国自宋代以后，如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明徐元太《喻林》所引《文选序》均作“器”，说明此字在唐代尚不误，有误始自宋代，今传几种宋代刻本均误作“器”可证。
“各以时代相次”和“略以时代相次”，今传诸写、钞本都作“略”字，根据《文选》所录作家时代往往有误的事实看，作“略”字是有道理的。因为到了南朝，批评家对前代作家的精确年代很难把握，这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形，比如鍾嵘《诗品》就常将前代作家的时代误判。批评家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所以审慎地用“略”字是很负责的说法。其实这可能是南朝时编集的通例，如鍾嵘《诗品序》也说：“一品之中，略以时代先後，不以优劣诠次。”可见萧统原文应是“略”字。
“谋夫之美（善）话”和“辩士之舌端”，刻本均无“美（善）”、“舌”二字。细审原文，显然有“美（善）”、“舌”更为合理。谋夫指谋策之人，为当权者谋划，用“美（善）”来加以修饰，就更准确了。辩士指游辩之士，奔走游说，全凭三寸不烂之舌。《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游楚受辱归家，其妻劝他不要再游说自取其辱，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又《战国策》卷三说：“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敝耳聋，不见成功。”可见舌为辩士的特征。如果不用“舌”，仅称“辩士之端”，似乎不成其辞。且上文是“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都是五字，下文理应相对成文。不过，既然上文已用“美”字，下句不应重复，应该是“善”字。此文之误，恐怕还在五臣之前，因为五臣注说：“谋夫，谋策之人也。话，善言也；辩士，辩捷之士也。言端者，辩士有舌端。”显然五臣所见本已脱“善”和“舌”二字，故其用“善”解“言”，用“舌”解“端”。
此外，还有一处“既其如彼”与“既言如彼”。写本作“其”，刻本作“言”，这是一个关系连词，表示已经发生的既成事例，与当前发生的事相关联。所以萧统下句是“又亦若此”。“既其”在汉魏六朝时是一个常用语，《全晋文》卷三十七庾冰《为成帝出令沙门致敬诏》有：“既其有以，将何以易之？”《全梁文》之《答曹文思难神灭论》：“既其欺天，又其欺人！”又，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六朝文中多用此词。而“既言”一词，似仅见有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既言上药，又唱五谷者。”据此，萧统此处当作“既其”。
日本这几个钞本与刻本不同的异文，显示了萧统《文选序》的原貌，现在看来错误可能是在刻本阶段产生的。那么日本这几个钞本，会否出于同一个底本来源？也就是说钞本与刻本不同的异文，是否有可能是钞本底本的抄写错误呢？应该说这种可能不大，日本藏有数量不少的写、钞本，就寓目所及，来源明显不同。就以这几个钞本说，其与刻本不同的异文，却与吐鲁番写本相同，即如“别”、“品”、“其”等。此外钞本的字体也多保留了唐人草体写法，与吐鲁番本相同，如“戒”、“吊”的写法即是，因此说日本钞本在保留原貌上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重新为《文选序》校读如下：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於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於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佃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巨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其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於补阙，戒出於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别，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品，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人才子，则名溢於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善话，辨士之舌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弗取。至於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盖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之文选云耳。
几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
［收稿日期］2003-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