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白对中唐寒燠异常的不同感知与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中论文,异常论文,唐寒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5-0006-09
一、前言
在诗人的吟咏中，人与自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诗》《骚》而至汉魏晋宋的创作，随手拈来的河洲雎鸠、蒹葭白露、杨柳雨雪、秋菊落英、木叶坠露、池塘春草、日夕山气等场景，敷设出诗人的无穷闻见感思，在理论上遂出现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P1728)，钟嵘《诗品·序》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2](P76)，都清楚地映现出人呼应着大自然的变化而抒发个人情志，日常生活中亲切的自然变化，尽成了最贴近生命的感动。
唐诗多聚焦在山水自然的审美观照，尤以诗画交错互涉所映现的深美意境，形塑出物我和谐的一方情意世界，在盛唐王、孟诗中达到极致。中唐“诗到元和体变新”的诗人自觉，迥非唐前诗歌创作所能涵摄。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之《唐宋间社会之变迁》即指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3](第十六章)包弼德在《斯文：唐宋的转型》中特立《755年之后的文化危机》一章加以讨论[4](PP.114-154)，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亦有精辟见解[5](P220)。中唐文学的转变，除历来所关注的“安史之乱”等人事影响，自然环境的变迁应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本文拟藉由韩愈(768-824)、白居易(772-846)对寒/燠的同时异感，反映出中唐诗人对极端气候的不同感知与书写，以期能对诗歌的抒情传统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所回应。
二、中唐的寒燠异常现象
检视《新唐书·五行志》[6](PP.871-958)，可以发现唐代寒燠异常现象，首见于显庆四年(659)的“二月，大雨雪。近常寒也”。至咸亨元年(670)有“十月，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证圣元年(695)有“六月，睦州陨霜，杀草。吴、越地燠而盛夏陨霜”，久视元年(700)有“三月，大雪”，而久视的三月大雪，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论辩，兆示着寒害问题的呈现与观念的转变，《新唐书·王求礼列传》记载：
久视二年三月，大雨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率群臣入贺。求礼让曰：“宰相燮和阴阳，而季春雨雪，乃灾也。果以为瑞，则冬月雷，渠为瑞雷邪?”味道不从。既贺者入，求礼即厉言：“今阳气偾升，而阴冰激射，此天灾也……”群臣震恐，后为罢朝。[6](P4173)
“久视二年(701)三月”的时间点，与《五行志》记载为元年有落差，疑为同一场三月雪。苏味道以传统祥瑞之兆解释三月大雪，王求礼则以“季春雨雪”、“冬月雷”等气候异常现象为“天灾”，指陈阳春三月出现寒天大雪，乃违反人们的节候经验，其对农牧造成的灾害，实难以弥补。王求礼已能将天变与人事脱钩，惟初盛诗人吟咏春雪，仍重在赏玩兴味，气候异常尚未成为关注的对象。
中唐时期(765-835)气候异常现象明显加剧，除了初期陆续出现二月雨雹、三月木冰外，贞元元年(785)正月出现大风雪，次年正月平地积数尺大雨雪，贞元十七年(801)、二十年(804)的二月也都降下大雨雪，尤其是贞元十九年(803)再度出现三月大雪，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有云：
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7](P338)
可见贞元十九年(803)三月大雪、夏季亢旱、秋天早霜，如此冷热极端的异常气候，使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严重欠收。而元和九年(815)出现三月陨霜、六月大燠，接着就有元和十一年(816)的十二月桃杏开花，元和十二年(817)的九月雨雪，尤其是元和十五年(820)三月至长庆元年(821)二月，在短短的一年内，即先后出现了三月雹、八月雪，乃至仲春二月的“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东望无际”。唐代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市，海水结冰意味着温度达到了极低点。而这年冬天竟是“少雪，水不冰冻，草木萌荑如正月”。此外，还有宝历元年(825)八月邠州霜，大和二年(828)九月“徐州、滑州李有华，实可食”，大和三年(829)秋早霜，以及大和五年(831)正月京城阴雪弥旬、次年正月雨雪踰月等异常气候。如此寒燠异常的极端气候，打乱了植物生长的节序，也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法则与物候常识，以致人有冻死者，而春杀桑、秋杀稼等记录，也显示了春秋寒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
面对中唐气候异常现象明显加剧，诗人中以韩愈、白居易的感知与反应最值得关注。白居易在元和初应制举时，于华阳观内“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而作《策林》[8](P3436)，其《立制度》即揭橥：“故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8](P3481)期待藉由制度的建立，使四时节序依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循环，人只需顺应时节，寒冬拥衾，酷暑挥汗，守候着春花的开放。另一方面，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有关天人关系的论述，则属于天变与人事的辩证与反思，柳宗元《天说》引韩愈之言：
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9](P195)
韩愈把人类界定为大自然的破坏者，认为人类生存所需无一不是取自大自然，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惜改变自然原有的物性，人的需求愈大，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就愈大。为此，韩愈提出“残斯人”以恢复天地阴阳元气的悖论。韩、白对自然气候的关注点明显有别，反映在两人的寒/燠感知与书写上，乃出现同时异感的情况，恰可响应韩、白诗风的差异。
三、走向剧论：韩愈的“苦寒”感知与书写
面对中唐的极端气候，韩愈几乎不写苦热之作，而集中体现苦寒与戏雪，只呈现异常气候的一端，且未能如其与柳、刘论天般从较具理性与知性的角度加以讨论。除了无可系年的《苦寒歌》所云“冰食葛制神所怜，填窗塞户慎勿出”[10](P3869)外，也未能延续乐府《苦寒》诸作的体恤荒远人情，反而比较接近杜甫前后《苦寒行》的虎豹哀号、冻埋蛟龙、峡生凌凘、天关冻折、地裂轴动，乃至“玄猿口噤不能啸，白鹄翅垂眼流血”[10](P2365)等夸大想象与形容。诚如韩愈《调张籍》诗中所自道：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10](P3814)韩愈对杜甫所展现的向往，乃在于八荒百怪、鲸牙天浆的不尽想象以及奇崛辞语与戏谑心态，清赵翼《瓯北诗话》即明白指出：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11](卷3，P1)韩愈生当李杜之后，采取的写作策略乃从杜甫奇险处推扩，把杜甫才思所到的“偶然得之”，开辟成执以求胜的“斧凿痕迹”(同上)。这样的观察，摆在极端气候的感知与书写上，更是鲜明。
以春雪为例，除了可兆丰年而成为瑞雪，更因与梅柳争春而多为诗人所吟咏，如东方虬《春雪》：“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10](P1075)而韦应物《咏春雪》云：“裴回轻雪意，似惜艳阳时。不悟风花冷，翻令梅柳迟。”[10](P1992)已能观察到春雪造成植物生长的延迟。以此来看韩愈作于贞元十九年(803)春的《苦寒》[12]①，全诗长达360字，共约四个段落，首先展开一场对天的批判，云：
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太昊弛维纲，畏避但守谦。遂令黄泉下，萌牙夭句尖。草木不复抽，百味失苦甜。凶飙搅宇宙，铓刃甚割砭。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面对异常严寒气候向不同季节延伸，韩愈强调四时平分的观念，并以戏剧性手法检讨四时失序的乱象。他批判了专责冬天的北方之帝颛顼，把势力扩张到了春天，严重剥夺了花草树木的生存权。特别是有关日月四时的神祇造型，除了以凶飙、铓刃来妖魔化冬神颛顼，有天下者太昊的消极不作为，日乌月蟾更是怯懦到连自保能力都不足，而主管夏季的南方之神祝融却只在一旁呵嘘。这种对各方神祇的戏谑性形容，即是韩愈向往杜甫所展现的不尽想象与奇崛辞语。接着韩愈从个人的身体感知着墨，诗云：
而我当此时，恩光何由沾。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
韩愈在此扮演了一个被诸神遗弃的人类，在冬神颛顼挥舞的凶飙、铓刃下，肌肤龟裂结疤如鳞甲，衣被撕裂冰冻如刀镰，更失去了身体本能的生理知觉，鼻不能嗅，指不能拈，喉不能咽，口不能咬，僵硬的手指丧失了持匕箸的功能，炽热的炭火也起不到暖和的作用，温泉与纩缣都无法达到御寒的效果。韩愈极力描摹严寒对人体的影响，就如赵翼所言，执意求胜的“斧凿痕迹”太明显，过度的文字操作反而使得“苦寒”的本质失焦。而韩愈更进一步就严寒中的鸟兽铺排，诗云：
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潜。荧惑丧缠次，六龙冰脱髯。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鸾皇苟不存，尔固不在占。其余蠢动俦，俱死谁恩嫌。
韩愈竭力摹写严寒的威力，虎豹蛟螭等猛兽固然抵挡不了严寒，连火神荧惑、日神所御的六龙都成了伤兵，无边宇宙仿如死城，看不到一丝生气。紧接着韩愈以戏剧性手法，把灯光聚焦在窗缝里幸存的一只小小雀鸟上，跃居为主角的小小雀鸟，以多达六句的台词，啾啾地仰天唱出了心愿：宁可被弹丸射杀而成为人类的食物，也不愿在这死寂世界中独活片刻。紧接着韩愈更扬起波澜：在一个鸾皇不存的严寒世界，谁又在乎其他生命的死活?极端气候所造成的恶劣环境及毁灭性的结局使大地几乎无法留存丝毫生机。最后韩愈更亲自跳上舞台，激动地宣读一份告白：
伊我称最灵，不能女覆苫。悲哀激愤叹，五藏难安恬。中宵倚墙立，淫泪何渐渐。天王哀无辜，惠我下顾瞻。褰旒去耳纩，调和进梅盐。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生风吹死气，豁达如褰帘。悬乳零落堕，晨光入前檐。雪霜顿销释，土脉膏且黏。岂徒兰蕙荣，施及艾与蒹。日萼行铄铄，风条坐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厌。[10](PP.3801-3802)韩愈展现不甘与草木同在严寒中凋敝的自觉，激情演出丰富的肢体语言：激愤的叹息声、翻腾的五脏、不眠的中宵以及渐渐淫泪，更进而劝谏明主：以人事回应灾异，广纳贤言，调和鼎鼐，去除憸傲，自然能使生风褰帘，晨光入檐，雪销土膏，春回大地。最后的死谏套式，虽不免削弱全篇的戏剧效果，而对照史书所载贞元十九年(803)的“三月大雪”，韩愈这一首充满“斧凿痕迹”的长诗，在戏谑中仍可见其苦心。韩愈的《苦寒》把杜甫暴尪、鞭巫、鞭雷公、烧蛟龙等激辞危言，敷衍成戏弄自然神祇的诡语剧论，这种手法，开启了卢仝为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十四日月食而作的《月蚀诗》，其长达1700字，险怪奇僻、诡异生涩，成为“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13]②的旷世巨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韩愈极度发挥创作力的一年，依钱仲联的韩诗系年，有《咏雪赠张籍》[12]③，开展出另一种书写模式。全诗长400字，不用一个“雪”字，也不用白、絮等咏雪常见字眼，而极力摹写飘雪的百般情态，虽仍不免充满“斧凿痕迹”，手法则更见细密巧致，且如雪片纷飞，变态百端，却又洋洋洒洒，一气直下，一韵到底，不可分段。全诗体物工巧，采用白描手法，而以枝节逗弄得热闹非凡，先由“只见纵横落，宁知远近来。飘飖还自弄，历乱竟谁催”写出其来无端、漫天撩乱的雪之性，再由“座暖销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盖底，垤处遂成堆”铺设出因座、池、坳、垤等不同地势而呈现的各般姿态，复以“慢有先居后，轻多去却回。度前铺瓦陇，发本积墙隈”摹写出飘潇姿态及其与人亲近的契机，进而以“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层台。砧练终宜捣，阶纨未暇裁。城寒装睥睨，树冻裹莓苔”捕捉空中飘雪的各种撩人姿态，雪乃至成为了人类活动与城市妆容的主角，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片片匀如翦，纷纷碎若挼。定非燖鹄鹭，真是屑琼瑰。纬繣观朝萼，冥茫瞩晚埃。”影响到民生经济：“当窗恒凛凛，出户即皑皑。压野荣芝菌，倾都委货财。”甚至左右了人们的情绪与思维：“娥嬉华荡瀁，胥怒浪崔嵬。碛迥疑浮地，云平想辗雷。”而整个城市的活动都在雪的主导下展开：“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万屋漫汗合，千株照曜开。”韩愈以“雪”为主角所极力铺设叙写的排场，主要是为了引出下面的一番议论：
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纔。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误鸡宵呃喔，惊雀暗裴回。浩浩过三暮，悠悠匝九垓。鲸鲵陆死骨，玉石火炎灰。
韩愈在以雪为主角的笔墨戏仿之后，更重要的是意义的探寻，因此回过头来从“雪之性”上发议论，降雪时的铺天盖地、无差别性，使其有诸多可议之处：一是导致松篁遭抑、粪壤获培的反面效果，二是因隔绝、排挤而造成封闭的现象，三是类盐梅而形塑了调和鼎鼐的假象，四是全面覆盖性地遮蔽事实真相，五是暗无天日误导了动物的生理时钟，六是浩浩悠悠扰乱了日夜阴阳，七是造成贤愚一丘、玉石同归的毁灭性结局。面对七大可议之处，韩愈更进一步推阐出诗人的焦虑：“厚虑填溟壑，高愁
斗魁。日轮埋欲侧，坤轴压将颓。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漫天弥地的大雪，仿佛要把大地填平、把远天吞噬，日月乾坤的运行似将崩毁，山川犹如巨大猛兽格斗的战场，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无力感：“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著地无由卷，连天不易推。龙鱼冷蛰苦，虎豹饿号哀。”孟冬之月的当值水官只会推缷责任，完全没有发挥水应生木的功能，打乱了冬去春来的自然法则，却又飘忽变化而难以对抗，连灵动凶猛如龙鱼虎豹等也都只能束手。最后韩愈藉此困局而挥洒出如下剧论：
巧借奢华便，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光肯离金罍。赏玩捐他事，歌谣放我才。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鳃。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助留风作党，劝坐火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莫烦相属和，传示及提孩。[10](P3845)
所有悲剧皆缘自于结构性的不对等关系，拥有权力者即使拥有最大的福利，也绝不肯放弃既有权力与既得利益，因此，受到权力制约的无辜苍生，只能无奈地承受所有灾难与悲苦。于是当得位者沉酣在赏玩瑞雪的兴味中时，韩愈只能把愤怒宣泄在硉矹奇肆的诗篇与郁怒奋勇的酒意里，藉由突兀奇崛的诗歌创作，寻求能够谙耳得语的特定读者。最后韩愈希望藉由风与火的协助，提升“文刀”与“智网”的作用与影响力，并且明言这样的书写策略不在于文坛上的树立流派，而是要引起注意与传播。在创作技巧上，韩愈刻意打破长律在形式上的四句一单位，在意义上出现四句、六句的变化组合，又大量运用双声迭韵的声律技巧，展现属于诗律的创作功力。在以诗取士、以诗酬应的社会氛围中，韩愈采用雕刻搜求、奇崛独造、引人入胜的精巧创作手法，其用意实在于重建诗歌创作的尊严，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相形之下，宋人学韩愈咏雪诗而得“禁字体”、“白战体”[14]④，只从白描摹写技巧上发挥，无怪乎程学恂《韩诗臆说》直言：
此与咏雪诸诗，皆以开欧苏白战之派者。其形容刻绘，神奇震耀，可谓尽雪之性。将永叔、子瞻所作取来对较，尚觉减色小样也。[12]⑤
欧、苏的“减色小样”，还可以韩愈的后续创作来加以佐证：贞元十九年(803)除了这一场三月大雪，同时又出现关中旱饥，马异《贞元旱岁》诗即直指：“赤地炎都寸草无，百川水沸煮虫鱼。定应燋烂无人救，泪落三篇古尚书。”[10](P4155)以致罢吏部选、礼部贡举，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出现“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之语，至十二月，前引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更断以“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7](P338)，直言批判寒燠极端的气候异常变化，乃因群臣消极不作为而导致君王失聪，无法反省政策缺失并及时启动应变机制，都与前二诗的“褰旒去耳纩，调和进梅盐。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巧借奢华便，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光肯离金罍”相呼应，而韩愈更因此而贬官连州阳山令[15]⑥。此外，贞元二十年(804)又发生了史书所未记载的“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因而有再度“停举”的措施[16]⑦，可见中唐气候异常已影响到常规的科举作业，却未见朝廷有更多的积极作为。
耐人寻味的是，因为关注气候异常影响民生而贬官之后的韩愈，在诗歌的创作态度上也转向喜雪/戏雪。如永贞元年(805)冬，韩愈因量移抵江陵为法曹，立春后首作《喜雪献裴尚书》，仍是采用体物白描的手法，有如《咏雪赠张籍》的二次创作，诗长减半而为200字，在态度上更转而投入“赏玩捐他事”的喜深、惊密，语句也平和了许多，以至于“水官夸杰黠”变成了“纵欢罗艳黠”，而批判权力的悍然更是转换成“履敝行偏冷，门扃卧更羸。悲嘶闻病马，浪走信娇儿。灶静愁烟绝，丝繁念鬓衰”的自怜自伤，结尾甚至以“拟盐吟旧句，授简慕前规。捧赠同燕石，多惭失所宜”[10](P3841)表达了悔过与自惭的情意。紧接着，元和元年(806)韩愈至少有四首与春雪有关的诗歌，大抵可归入“赏玩捐他事”的创作阵容，如《春雪》云：“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10](P3842)，纯是赏玩，而另一首《春雪》的“越喜飞排瘴，胡愁厚盖砂”，虽能触及气候感知的地域性差异，毕竟仍不免于“呈丰尽相贺”[10](PP.3871-3872)的瑞兆陈腔。至于《春雪间早梅》的“芳意饶呈瑞，寒光助照人”、“先期迎献岁，更伴占兹晨。愿得长辉映，轻微敢自珍”[10](P3842)，《早春雪中闻莺》的“雪树眼前春”、“共矜初听早”[10](P3842)，乃至钱仲联系于元和十年(815)的《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10](P3846)，细玩诗意，仍是元年的常套语。凡此一再陈辞，实无新意，故清纪昀有“刻意敛才就法，反成浅俗”的批评[17](P750)，亦可见韩愈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结构性问题之际，为求生存的惊弓之态。
至于元和六年(811)二月末的那一场春雪，时任河南令的韩愈，面对此一气候异常现象，又由寻常套语回归奇思僻语，《辛卯年雪》云：
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旛旗。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10](P3807)
面对寒冬大雪向仲春、向平地延伸的极端气候，韩愈以“龙凤交横飞”来形容天地崩腾排拶的惨不忍睹，司秋之神白帝更以鬖髿振衣的造型，统帅白霓、玉妃等庞大阵容，肆无忌惮地陵虐大地。惟相较于贬官之前的放言剧论，韩愈面对如此暴雪肆虐，一则推说“何暇议是非”，再则套用兆丰年的俗语，甚至以羡慕善祷者作结，显得极为自制。元和八年(813)十月孟冬又降下了更大的一场雪，韩愈作《酬蓝田崔丞立之咏雪见寄》，开章就直言“京城数尺雪，寒气倍常年。泯泯都无地，茫茫岂是天”，再以二句摹写暴雪的崩奔乱射、挥霍相缠，即从暴雪可能造成侵陛、折椽、落道、平鞯的破坏性着墨，用以对崔立之的“咏其妍”作出诘问，惟结语“举目无非白，雄文乃独玄”[10](P3872)则显得平弱。至如贬谪前的《苦寒》、《咏雪赠张籍》等奇崛变态、郁怒奋勇以俟知音之作，毕竟已不可复得。
四、转向独善：白居易的“苦热”感知与书写
相对于韩愈的苦寒书写，白居易的书写则侧重于中唐气候的暖化现象。元和二年(807)白居易初任盩庢(今陕西周至)尉时，有诗《观刈麦》描述黄河流域五月农忙的景况：“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10](P4656)显然暑热并未影响农业生产。惟当三年后白居易作《秦中吟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10](P4673)其中的《轻肥》一诗写朝臣盛宴，结语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10](P4676)，已注意到江南旱热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因而当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作《与元九书》时，犹以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为不足，进而自诩：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明显以直言致祸的担当，从事诗歌创作，如《伤唐衢二首》其二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10](P4663)
白居易以朝廷谏官的身份，不避官场忌讳，甚至招来闲人的非议，大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同一年白居易即因直言而贬为江州司马，生活空间往南移，其《秋热》诗所称“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常多秋气微”[10](P4884)，地点即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元和十三年(818)改忠州刺史，十五年(820)还京，长庆二年(822)又自请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至文宗大和元年(827)还京，总计白居易的江南经验超过十年。中唐异常气候本有向南延伸的现象，再加上白居易与元稹为诗友，两人因政治际遇而常有分处不同地区的处境，因此彼此以诗代书，相互印证气候，如白居易《雪中即事答微之》的“莫道烟波一水隔，何妨气候两乡殊”[10](P5001)，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序言的“南方物候饮食，与北土异”[10](P4525)，其对于寒燠异常气候的感知，理应更为敏锐。
早年以讽谕自许的白居易，元和二年(807)在京所作《月夜登阁避暑》诗⑧，首先揭露“旱久炎气盛，中人若燔烧”的久旱酷热，因而夜至都门外的佛寺避暑，却逃不开“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的民生问题，故有“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的感叹[10](P4657)。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江州更注意到南方秋季的不明显，所作《秋热》云：
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长多秋气微。犹道江州最凉冷，至今九月着生衣。[10](P4884)
面对南方极热的暑气，九月季秋犹穿着夏衣，是白居易南迁后最难适应的。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有《苦热喜凉》诗云：“经年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10](P4795)漫漫炎暑造成心体的极度烦倦，对清秋的渴望也就特别殷切，因而不断感知秋天的迟迟不来。
白居易年近耳顺时，更多的“苦热”之作，实已由兼济转向独善，努力在“独善诚有计”上发挥，其大和四年(830)在洛阳作《苦热》云：
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不堪逢苦热，犹赖是闲人。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10](P5093)
白居易时任太子宾客分司的闲职，故诗中自称“闲人”、“自由身”，却仍为“汗盈巾”而头痛苦热，比起朝客与农夫的烦倦苦辛，白居易不免为自己的“独善”而有些惭愧。惟如大和六年(832)河南尹任上作《赠韦处士六年夏大热旱》云：
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旱日干密云，炎烟焦茂草。少壮犹困苦，况予病且老。脱无白栴檀，何以除热恼。(华严经云：以白栴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而得清凉也。)汗巾束头鬓，膻食熏襟抱。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好。[10](P4981)
面对毒热骄阳造成动植枯槁、茂草烟焦的旱灾，白居易已不再有当年“将何救旱苗”的兼济之志，除了借助佛教白栴檀的清凉功效，更向往山人的无所拘束，纯属独善之计。同时又作《苦热中寄舒员外》诗云：
何堪日衰病，复此时炎燠。厌对俗杯盘，倦听凡丝竹。藤床铺晚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10](P4997)
与前一首诗同样强调年老体衰者的不耐炎燠，随着生理与心理欲求的大幅降低，只期望有凉爽的卧具可助一夜好眠，对同宿者甚至以非“清瘦人”不可的坚持，将肥胖与炎燠作了不当的连结。至于大和九年(835)重回洛阳的闲职，写作《旱热二首》，除了一再表达“彤云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犹挥汗，出门岂容易”、“勃勃旱尘气，炎炎赤日光。飞禽飐将坠，行人渴欲狂”等酷暑户外活动的辛苦，还对公府折腰、驿路走马、征夫逐客等为生活而日夜奔波者感到同情，甚至写出“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肥者不禁热，喘急汗如浆”，以肥壮者的不耐饥与热，对比出自己的独善之计：
安知北窗叟，偃卧风飒至。簟拂碧龙鳞，扇摇白鹤翅。岂唯身所得，兼示心无事。谁言苦热天，元有清凉地。
此时方自悟，老瘦亦何妨。肉轻足健逸，发少头清凉。薄食不饥渴，端居省衣裳。数匙粱饭冷，一领绡衫香。持此聊过日，焉知畏景长。[10](P5127)
不同于王维以心静清凉的修养化解酷热的环境威胁，白居易乃以闲散老瘦自我消遣，于是肉轻、发少等身体缺陷，薄食、端居等生活空乏，都成了抗热良方。至于因杨嗣复、李珏被贬而作《旱热》云：
畏景又加旱，火云殊未收。篱暄饥有雀，池涸渴无鸥。岸帻头仍痛，褰裳汗亦流。若为当此日，迁客向炎州。(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韶。)[10](P5211)
白居易很容易流汗，且一热就头痛，特别不能适应旱热的天气，因此一改中年对南方的喜好，对于贬官炎州的杨、李深表同情。其晚年所作《老热》乃云：“何人不苦热，我热身自由。卧风北窗下，坐月南池头。脑凉脱乌帽，足热濯清流。慵发昼高枕，兴来夜泛舟。”[10](P5119)同样的“苦热”，白居易显然写出了完全不同于杜甫的感受，危言致祸的遭遇，使白居易避开了杜甫“百年歌自苦”的书写径路，另外开辟出闲散自适以抗暑的独善之路[4](PP.80-85)，由“将何救旱苗”、“农夫更苦辛”的兼济之志，转向脑凉脱帽、足热濯流、白昼高枕、夜来泛舟的乐活兴味。
中唐的极端气候主要呈现为异常严寒与暴雪，白居易诗中虽不乏咏雪之作，却极少触及苦寒，针对元和六年(811)二月的那一场春雪而发的《春雪》，则又涉及比较多的议论，诗云：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10](PP.4661-4662)
仲春二月，已是草长水漾、杨柳绿、杏花红的春意盎然，而一场“生平未曾见”、“气变风凛冽”的异常春雪，弥天漫地、连宵竟日地覆盖了大地，曲江水再度结成冰，花红柳绿瞬间灭绝。面对这种“寒燠反常”所造成的“物性伤”、“物生皆夭阏”，不同于韩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天论中的理性剖析与论辩，白居易回归到“儆政教”、“防灾孽”的灾异说，强调“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的常态轨道，并以“信美非时节”论断这一场春雪。显然地，白居易对于寒燠反常所造成的极端气候，既非以科学性的态度探索真知，也不是用文学性的眼光欣赏奇景，因此，白居易面对中唐一再出现的严寒与暴雪，采取“不书”的回避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动植失序、万物无态：朔雁与越禽飞何处
气候变迁与动植物生长周期有着紧密的关系，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映现的是冬去春来的动植生态，可见动植物的存在，不仅具有自身的存在意义，还包含着在整体生态中的相生相成。自然界动植物依着日暖、霜降、冰冻等气候变化，进行鸟鸣、求偶、育雏、死亡以及草长、花开、结实、凋萎等各种生命周期，在《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逸周书·时训解》等古籍中，已有按十二月、七十二候记载的物候活动信息。至于气候异常影响到动植草木的生长与活动，《新唐书·五行志》在记载异常寒燠时，特别标示出秋冬的异常花实现象：“草木萌荑”、“鲜茂如春”、“山华皆发”、“有实可食”，都可见暖化造成花木失序的异常现象。而诗人在南来北往时，以“他者”的视角特别容易感受到南北的物候差异，元和五年(810)元稹(779-831)贬江陵(今湖北荆州)，面对江南暖冬所造成的“腊初梅已残”，忍不住以《寒》诗写出“夜来北风至，喜见今日寒。扣冰浅塘水，拥雪深竹栏”[10](P4497)的喜寒之情。白居易元和十四年(819)在忠州作《桐花》云：
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何此巴峡中，桐花开十月。岂伊物理变，信是土宜别。地气反寒暄，天时倒生杀。草木坚强物，所禀固难夺。风候一参差，荣枯遂乖剌。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热。强羸寿夭间，安得依时节。[10](P4801)
由永州迁移到忠州，孟冬犹见桐花盛开，严重冲击到诗人既有的物候知识与生活经验，因而不断探问“物理变”、“土宜别”、“反寒暄”、“倒生杀”的物候差异，见识到物性难夺的草木，尚且因风候变化而改变春荣秋枯的常序，从而为自己“不耐南方热”提出辩解。至于元稹未编年诗《书异》，更针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动物失序作出了严肃的回应：
孟冬初寒月，渚泽蒲尚青。飘萧北风起，皓雪纷满庭。行过冬至后，冻闭万物零。奔浑驰暴雨，骤鼓轰雷霆。传云不终日，通宵曾莫停。瘴云愁拂地，急溜疑注缾。汹涌潢潦浊，喷薄鲸鲵腥。跳趫井蛙喜，突兀水怪形。飞蚋奔不死，修蛇蛰再醒。应龙非时出，无乃岁不宁。吾闻阴阳户，启闭各有扃。后时无肃杀，废职乃玄冥。座配五天帝，荐用百品珍。权为祝融夺，神其焉得灵。春秋雷电异，则必书诸经。仲冬雷雨苦，愿省蒙蔽刑。[18](P951)
不同于元和五年(810)的江南暖冬，元稹一开始即写出从孟冬到冬至的气象骤变，约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泽蒲尚青时节，发生皓雪满庭、万物冻闭的异常景象，紧接着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豪雨，导致活动于夏季的井蛙、飞蚋与应该冬蛰的修蛇纷纷出现，严重冲击着诗人旧有的记忆。元稹对于这种“应龙非时出”的异常气候，除了严辞批判水神玄冥的“后时”、“废职”，以致被火神祝融夺权，形成“春秋雷电异”、“仲冬雷雨苦”的极端气候，诗中更不断表达出难以置信、不合时宜、创纪录、令人惊骇和不寻常的感觉与字汇，留下极具体的物候异常资料。至如稍后的刘驾(822-?)《苦寒行》所云：
严寒动八荒，刺刺无休时。阳乌不自暖，雪压扶桑枝。岁暮寒益壮，青春安得归。朔雁到南海，越禽何处飞。谁言贫士叹，不为身无衣。[10](P6784)
诗描写气候明显寒化，暴寒的范围与时间大幅度扩张，甚至以“阳乌不自暖”形容太阳光照不足。面对无止无尽的严寒，诗人忍不住探问：春天不见了，候鸟逐阳的路线，已由衡阳⑨到达南海，那么原本到南海过冬的越燕，又有何容身之处呢?诗人藉由体贴禽鸟，感知到毁灭性的结局，诗人在意的议题超越了“身无衣”的个人生存问题，反映出自然界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崩毁，语温婉而意深长。
六、结语
与《五行志》的中唐寒燠异常记载相较，诗人的寒/燠感知与书写，除了部分可补史书所无，整体而言，仍未能充分反映史书所载剧烈的寒燠异常现象。而中唐诗中有关寒燠异常的感知与书写，主要集中在韩愈与白居易两大家身上，某种程度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环境变迁议题的敏感度与掌握能力[19]。综合而言，韩愈侧重“苦寒”的感知，在书写上采取笔墨戏仿的手法，藉由引人侧目的创作行动，摆脱以诗赋取士、以诗应制应教的现实功利局限，重新探寻诗歌创作的意义，重建诗歌本身的位置，重拾诗人职志与尊严。白居易则侧重“苦热”的感知与书写，以闲散老瘦自我消遣，于是肉轻、发少等身体缺陷，薄食、端居等生活空乏，都成了抗热良方。惟就气候变迁的议题来看，韩、白都在遭遇现实的挫败之后各自转向，缺乏对此一攸关人类生存议题的持续关注。
韩愈除了在柳宗元《天论》中提出“残斯人”以恢复天地阴阳元气的悖论，面对贞元十九年(803)三月大雪、夏季亢旱、秋天早霜的极端异常气候，更是极度发挥创作力，一首充满“斧凿痕迹”的《苦寒》长诗，在书写上采取笔墨戏仿的手法，《咏雪赠张籍》又开展出纯白描的书写模式，更因上论天旱人饥状而遭受贬官，在创作上遂由愤激批判转向喜雪/戏雪。白居易同样因贬官而转向独善，以闲散老瘦自我消遣，甚至对中唐一再出现的严寒与暴雪，采取“不书”的回避态度。由此观之，关于唐代诗人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对抒情传统的承继、拓展与新变，都有许多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注释：
①韩诗系年依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诗题下引胡渭曰：“唐书五行志，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岂即所谓苦寒耶。”(页74)
②严羽《沧浪诗话》云：“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页165)
③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依王元启《读韩记疑》所云：“按篇中‘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二语，意与《苦寒》诗相类，故有‘专绳困约’、‘威陵布被’等语。至于‘隐匿瑕疵’、‘包罗委琐’，则又与炭谷湫诗同指。……疑亦为贞元十九年春作。”(页77)按炭谷湫诗指《题炭谷湫诗祠堂》，观湫祠祈雨之作。
④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指欧阳修守汝阴时，“因雪会客赋诗，诗中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页202)。
⑤《韩诗臆说》作者有异说，见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所录李宪乔评语，本文依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作程学恂(页81)。
⑥皇甫湜《韩愈神道碑》云：“(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敝。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页3118)
⑦李昉等编《太平广记》记载唐监察御史李顾言于贞元末应进士举，迟至元和元年及第，乃受异常气候的影响(页377)。
⑧白诗系年依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简编》，见《白居易集笺校》附录三(页3996-4064)。
⑨《全唐诗》有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的“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页1043)；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的“衡阳归雁几封书”(页2233)；杜甫《归雁二首》的“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页257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