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路线论文,西部论文,关系论文,容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2-0159-06
按《古本竹书纪年》，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是从公元前1994年① 到公元前1523年，共471年。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有文字，关于夏族的发源地，豫西或晋南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两大焦点。据我的推测，夏族起源于渭水。渭水流域(以今天甘肃、陕西为核心)和汉水上游(陕西省东南和湖北省西北)的仰韶文化居民形成了一支“天鱼”部落，经过2000年左右的发展，分化出“玄鼋”族，也就是夏族②。本文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③ 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继续探讨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
汤伐桀和桀逃亡的路线，是探索夏史的重要线索，传统文献对此不乏记载，大同小异。“大同”是说桀败于鸣条，逃往南巢；“小异”则涉及其他地名，现在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要确定桀的首都。据《水经·巨洋水注》引《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褎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斟鄩，《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如果斟氏、寻氏都是夏的同姓，夏朝以他们的所在地做首都，理固宜然。据《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记载，夏代一度中衰，东夷中的有穷后羿遂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淫于田猎，重用寒浞，自取灭亡。寒浞霸占后羿妻妾，生子浇及豷。而后相自失国后，依于同姓国斟灌、斟寻，寒浞命浇灭斟灌、斟寻氏，并杀后相。后来后相之子少康剿灭寒浞，完成中兴之业。杜预注：“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这是一种说法。可是《水经·巨洋水注》同时引薛瓒《汉书集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后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非平寿也。……《尚书序》：‘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傒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为近洛也。”近洛的斟寻在河南巩县西南。这是第二说。第三说据《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云：“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认为因帝丘本相之旧都，一旦为卫所据，故相夺康叔之享。帝丘，今之濮阳县西南，后讹为商丘，古本《竹书纪年》谓相居商丘④。其实斟灌是斟灌，斟鄩是斟鄩，不得因斟灌在今山东范县就以为斟鄩也在山东，斟鄩地望应依雷学淇所考，在偃师县东北，钱穆先生表彰于前⑤，杨伯峻先生取之于后⑥。斟鄩是夏朝标志性地名之一，考古学者在这里的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区分为四期，争论几十年，现在多认同邹衡先生提出的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
其次要确定汤所都在何处。史载汤起于亳，带“亳”的地名很多，从山东到陕西都有。无论如何，商族作为鸟夷族系，首都必然在鸟夷分布区。可是鸟夷分布区也很大，到底哪里是汤所都的亳？我以为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国权臣桓魋妄图拿自己的鞌交换宋公的薄，宋公曰：“不可。薄，宗邑也。”“薄”即亳。宋为殷商后裔，视亳为宗邑，即因此亳为汤所都，在今曹县南。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释亳》即死守此点，最为明智。
第三，讨论夏、商之争，基本的方位观念是夏在中西部，商在东部。特别要重视殷人传下的史诗《长发》，见《诗经·商颂》。《长发》歌颂武王汤的伟大功绩，其战功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也就是在灭夏之前，先拔掉韦、顾、昆吾三个据点。韦在今河南滑县东二十里，顾在今山东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还有几个与伐桀有关的地名讨论如下：
1.有娀之虚
《史记·殷本纪》说“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正义》以为有娀在蒲州，不可信。“娀”即“戎”，殷人祖先契的母亲简狄就是有娀氏之女。顾颉刚先生据《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杜《解》：“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戎国在济水流域，顾先生认为有娀氏也在济水流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济阳’，汉县，属陈留郡，晋亦属陈留国，故城在兰阳县(按在今河南开封专区兰考县)东50里，故戎城则在今曹县境。”《清一统志》则谓“戎城在今曹州府菏泽县(今山东菏泽县)西南”。两说虽不同，但和汤居的亳都是极近的⑦。
《容成氏》记汤伐桀的过程，首先是“
(升)自戎(？)述(遂)”。“遂”是地名，夏代有地名叫“耹隧”。《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的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韦昭注：“回禄，火神，再宿为信。耹隧，地名。”⑧“戎遂”之“戎”极有可能是“有娀”之“娀”，济水流域本是殷人的大本营，有娀氏又是殷人的外家，难怪夏桀在此遭遇惨败。
济水流域另一与夏朝命运有关的地名是蒙山。《太平御览》卷一三五“皇亲部”引《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岷山”又作“
山”。《韩非子·难四》：“是以桀索山之女，……而天下离。”《容成氏》：“[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昏()山氏，取其两女琰、琬。”《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学者均认为“蒙”、“岷”一声之转。《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邢昺《疏》：“昔者先王始封颛臾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东，故曰‘东蒙’。……鲁之封域方七百里，颛臾为附庸，在其域中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刘宝楠《正义》引《左传》言颛臾“司有济之祀”，指出济与东蒙，颛臾并主其祀，《左传》、《论语》各举其一耳。又说：“蒙山高峰数处，俗以在东者为东蒙，中央者为云蒙，在西北为龟蒙，其实一山。”胡渭《禹贡锥指》：“在今蒙阴县南四十里，西南接费县界。……颛臾国在山下。”
按：《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年云：“桀克有缗以丧其身。”有缗与夏朝息息相关如此，学者均认为有缗即岷山氏，也即蒙山，这一说法不无可疑。《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缗渊，待考。
2.鬲山
《容成氏》记桀逃到鸣条之前，先逃到“鬲山氏”。“鬲山”，最容易联想到“历山”。《淮南子·修务训》：“(汤)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历山有多处，应当是鸟夷族由东向西发展留下的痕迹，原始之历山应当是《汉书·地理志》之济阴郡下的成阳。班固在“成阳”下注云：“有尧冢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这里离黄河不远。战国以来的典籍提到舜总是说他“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容成氏》犹如是说，只是“历山”作历丘，应为一地。从今天的山东定陶往西北经荷泽，再往西不远就是黄河(忽略黄河历史上改道的因素)，大略就是古人艳称的历山、雷泽、河滨三个连带相提的地名。
3.鸣条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大费，……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
鸣条，传统上认为在陈留。陈留在今河南开封市附近。《帝王世纪》载禹摄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谓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鸣条应该接近苍梧、九疑。九疑、零陵原来都是丹水流域的地名⑨，后来被带到湖南。则鸣条也在丹水流域。丹水发源陕西，流经陕西、河南、湖北，流入汉水，是三苗的聚居地。《吕氏春秋·召类》、《淮南子·兵略》都说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史记·殷本纪》又说：“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历代多承袭此说，定三鬷于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升南研究员引用清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所考，认为三鬷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鬷夷，在今河南唐河县之南的湖阳，刘起釪先生同意此说⑩。按：《汉书·地理志》列湖阳于南阳郡，属荆州。今唐河县还有湖阳镇，靠近湖北。
4.南巢(巢门、焦门)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竹书纪年》曰：“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则南巢是国名。“南巢”又作“巢门”。《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吕氏春秋·仲秋纪·论威》：“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
由“巢门”又讹为“焦门”。《淮南子·主术训》：“汤革车三百，困之鸣条，擒之焦门。”
南巢的地望，从古至今被定为今安徽巢湖，这也是鸟夷族的腹地，似乎不适合作为避难所。而且安徽与夏文化的关系，多因附会禹娶于涂山氏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南巢是“南夷地名”。郑玄是东汉人，另一东汉人班固作《汉书·地理志》，列入正南的是荆州，则南巢有可能在荆州。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都属于荆州，其地域大多在今南阳盆地和汉水流域。《荀子·解敝》：“桀死于亭山。”杨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说，认为作“鬲山”者是。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亭山”可能为“章山”之讹，章山即南巢。《山海经·大荒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大荒西经》记汤伐桀于章山还涉及另外一个地名巫山：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此巫山大概不会离章山很远。郭璞注：“自窜于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县。”历代都认为即今重庆市最东边的巫山县，位于长江三峡中的巫峡，东与湖北省巴东县接壤，这是极大的误解。按《汉书·地理志》云：“南郡巫。”应劭注云：“巫山在西南。”又说：“夷水出巫，东入江。”历代又以为“江”是“长江”的专称，导致坐标大移位。其实汉水在古代屡被称为“江”，周昭王南巡不复，就是卒于“江”(汉水)上的。石泉先生指出，沂水、淮水都曾称“江”，尤其是指出今湖北宜城市南境、汉水的支流蛮河古代也称“江”(11)，石破天惊。早在禹贡学派活跃的时期，钱穆先生已经指出巫山最初在湖北随县西南百二十里之大洪山。石泉先生也指出三国吴时的巫县还在今宜城市西南角、南漳县东南境，巫山也当在此，不在今巫山山脉(12)。如此，汤伐桀于章山的所在，也应该在今湖北西部。《汉书·地理志》荆州“江夏郡”下列十四县，班固在其中的竟陵下注云：“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即今大洪山脉的中段(13)。《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苗民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这里的“苗民”应当就是三苗，三苗的范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引吴起所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则章山必靠近洞庭、彭蠡，《山海经》置于西北海外、黑水之北，可能是传闻之异。还有一种可能是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被赶到三危，历代注家认为三危在今甘肃最西之敦煌，钱穆先生认为在今甘肃渭源、岷县一带(14)，《山海经》也置三危于西北，又补叙三苗原居地有章山。
5.苍梧
传统文献总是将苍梧与舜联系在一起，《容成氏》有：
桀乃逃之南巢氏，汤或(又)从而攻之，述(遂)逃迲(去)，之桑(苍)
(梧)之埜(野)。
苍梧，历来定在今广西东部、靠近广东的苍梧，实际上桀是绝不可能逃这么远的，此“苍梧之野”必然别有所指。《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
《上林赋》是文学作品，极尽铺张之能事，或以为这一段出现的地名都是虚指。比如2005年国庆节前夕，天安门广场搭起一个布达拉宫景观，难道可以说布达拉宫在北京而不在西藏？南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六具体指出《礼记·檀弓》言舜葬于苍梧之野，注谓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长安之南，不得云左。其实清初王夫之已经指出屈原曾居汉水北。在《禹贡》学派活跃的时期，钱穆先生已指出今湘西之湘水、澧水、沅水在长江北不在今湖南。石泉先生的考证更加细密。与此相关的零陵等现在湖南境内的地名原来是从汉水流域带来的。苍梧，李善注引文颖曰：“苍梧郡属交州，在长安东南，故言左”。汉代确有交州，可是《上林赋》中提到的几个地名：
西极，李善注引《尔雅》曰：“至于豳国，为西极，在长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李善注引应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领山，东南至析县入汋水。
紫渊，李善注引文颖曰：河南谷罗县有紫泽，在县北，于长安为在北也。
灞浐，李善注引张揖曰：灞、浐二水终始尽于苑中，不复出也。泾、渭二水从苑外来，又出苑去也。
酆镐潦潏，李善注引张揖曰：酆水出鄠县南山酆谷，北入渭。镐在昆明池北。李善曰：潦，即涝水也。《说文》曰：涝水出鄠县，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黄子陂西北流经至昆明池入渭。
可见这四个地名都在首都长安周围，则苍梧不会远到交州。钱穆先生认为这个“苍梧”就是苍野。《左传·哀公四年》：“楚右师军于苍野”，杜预注：“苍野在上洛县。”《水经注》：“丹水自苍野，东历菟和山。”钱先生推测苍梧之野亦可称苍野，相其地望，当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15)。
我主张这个“苍梧”可以参照《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
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鲸鱼，浮彭蠡，目有虞。
洞穴，李善注引晋灼曰：洞穴，禹穴也。李善曰：郭璞《山海经注》曰：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潜行水底，无所不通也。
彭蠡，李善注引应劭曰：彭蠡，大泽，在豫章。
有虞，李善注：有虞，谓舜也。
应劭是东汉人，他说彭蠡在豫章，“豫章”应指豫章大陂，远古的豫章大陂并不在今天的江西，而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东北约40里的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亦即以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方舆纪要》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新野县·樊陂》尚有记载(16)。看来《羽猎赋》里的“洞穴”只是普通的入口，不是“洞庭”。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息息相通的大通道，扬雄所描写的正是从陕西出发东南行，到达鄂西北的襄樊一带。
而且彭蠡的地望还可参照洞庭。前引吴起所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既不是主流看法所指认的今湖南洞庭湖，更不在江苏吴县。《山海经·中山经》：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
先定“九江”的所在，这也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后面还说到“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汉书·地理志》认为在庐江郡寻阳县，南宋蔡沈《书集传》认为九江明明写在荆州，“今详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扬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为九江之名起于近代，未足为据。”直到清代的胡渭、杨守敬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都坚持寻阳属《禹贡》之扬州。蔡沈采纳胡氏(旦)、曾氏(旼)、朱熹的意见，认为九江在洞庭。这是正确的意见，不过他承袭了洞庭在长江以南的旧说。按：《战国策·秦策》载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五都江南”，《韩非子·初见秦》作“五湖江南”。《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曰：
楚，……南有洞庭、苍梧。
同篇后文又云：
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巴，《索隐》：“巴，水名，与汉水近。”《正义》：巴岭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岭山。南回(记)大江。此南是古巴国，因以名山。’”
五渚，《集解》：《战国策》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然则五渚在洞庭。《索隐》：“按：五渚，五处洲渚也，刘氏以为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
可见前人早已认识到五渚在长江以北的汉水流域，因而怀疑不会在长江以南的洞庭，如果加以“疑古”，把五渚、洞庭都置于长江以北，就无疑滞了。钱穆先生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证(17)，石泉先生大畅其说，指出春秋战国时的洞庭，尚在今宜城东南境、钟祥西北境之汉水西岸，朱堡埠西处(18)。
主张九江在庐江寻阳的学者，常用《史记·龟箂列传》“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作证，最近刘起釪先生还如是说(19)。实际长江本来多龟，《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
又，《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湘水、资水、澧水、沅水是现今湖南西部四大水，钱穆先生已考证它们原来也在长江以北，石泉先生论证转精(20)。《山海经》保存古代史料的价值，于此可见。清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胡渭评论说：“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然其中亦有可信者。如谓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赖此一语，而九江遗迹犹可推寻，其有造于《禹贡》不小也。”(21) 近代王国维标举“二重证据法”，用《山海经》有关王亥的记载考证甲骨文中的商代先公先王，使《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名声大振，其实清初胡渭(1633-1714)已开风气(22)。
与苍梧联系最多的，是说它是舜的死处、葬处。《礼记·檀弓下》云：“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舜)崩于苍梧之野。”《山海经·海内南经》置苍梧于南方，说帝舜葬于苍梧之山之阳，尧的儿子帝丹朱葬于苍梧之山之阴。舜的最大武功是征服三苗，“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都在今湖北西北。
现在回顾《容成氏》所载汤伐桀、桀逃亡的过程：
汤……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傑(桀)乃逃之
(鬲)山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
(降)自鸣攸(条)之述(遂)，
伐高神之门。傑(桀)乃逃之南
(巢)是(氏)，汤或(又)从而攻之，述(遂)逃迲(去)，之桑(苍)(梧)之埜(野)。
其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桀的意图是想从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据地。
文物与文献的对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人的学识背景不同，各有所偏，只有尽可能提出多种可能，以待被证实或被证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帝三王被认为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创作者，孔子被认为继承了二帝三王的道统。二帝者，尧、舜；三王者，夏禹，商汤，周武王(23)。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被儒家尊为《书经》，被认为是专门记录二帝三王美言美行的。现在看来，尧、舜为东方鸟夷族系，但典籍屡言尧、舜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反映出东西族系的斗争。夏禹，若按本文所解，兴于渭水。商汤，属于东方鸟夷族系(24)，可是从西汉以来都有汤兴于陕西的说法，反映了商朝与陕西的密切关系。周武王，陕西土著。如果我们把二帝三王看作是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大致不误。二帝三王中有的是陕西土著(如夏禹、周武王)，有的与陕西有密切关系(如尧、舜、商汤)，陕西这块土地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
注释：
①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笔者认为不可靠。参考《古史考》第九卷相关讨论，海南出版社，2003年。
②拙作《“禹是一条虫”再研究》，2006年10月20-23日山东大学“上古史研究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将发表在《文史哲》。
③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杨向奎先生即主此说。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⑤钱穆《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鄩酄》，《禹贡》第三卷第三期。收入《古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
⑥《春秋左传注》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937页。
⑦《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
⑧《今本竹书纪年》于桀三十年下载：“冬，聆隧灾。”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将“隧”解释为《左传》隧而相见之“隧”，认为是桀的宫谷。可备一说。关于《书序》的作者，传统上相信是孔子作。宋代吴棫第一个指出《书序》非孔子作，受到朱熹的赞赏，朱熹认为《书序》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当代著名《尚书》学家程元敏先生认为是汉初人作，早于《史记》，见其《书序通考》，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
⑨钱穆《古地理论丛·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⑩《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按：山西有三嵕山。《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跨壄马，凌三嵕之危。”李善注引郭璞《三苍》注：嵕山在闻喜。”这个三嵕山是否与汤伐的三鬷有关，尚待研究。
(11)《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12)《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5-386页。
(14)钱穆《史记地名考》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页。
(15)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80页。
(16)《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17)钱穆《楚辞地名考》，《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三期，1934年。又见《古史地理论丛》。
(18)《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221页。
(1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6页。
(20)《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228页。
(21)《禹贡锥指》卷十七，邹逸麟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22)由于竞争“清华学派最后传人”的刺激，“走出疑古”者刻意将王国维神话为“释古”的太祖高皇帝，笔者已作辨伪，见《古史考》第五卷，第500-501页；第九卷，第550-554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
(23)《风俗通义·三王》引《礼号谥记》。文王臣服于商朝，儒家讳言三王中有文王。
(24)“走出疑古”者看见文物上有鸟站在山上的图像，“山”字上一个“鸟”不是“岛”吗？于是就与《尚书》中的“岛夷”对应，尚不知《尚书》中的“岛夷”原本作“鸟夷”，他们中的大部分既不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岛上，见拙作《从“岛夷”论谈考古与文献的对应——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三》，《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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