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土语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土语论文,方言论文,白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3)01-0065-11
1 白马语概况
白马人分布在中国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沟（注：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因该地区有著名风景区九寨沟，故于20世纪90年代末更名为九寨沟县。）、松潘等县和甘肃省的文县，在这崇山峻岭的交界地带，共有1-1.2万白马人世居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白马人多次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79年以来，学术界对白马人的族属进行了多次识别鉴定，（注：本人于1978年，受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两次参加了由该委员会组织的田野调查，有关情况请参阅孙宏开(1980b)。其后，又在实地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历史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语言学家们认为，白马语是接受了藏语很大影响但是是藏语支里的一个独立的语言；人类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藏族的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特点；音乐家们认为，白马音乐有与藏族不同的许多曲调和曲目；DNA专家们测试，白马人的基因与羌族接近而与藏族稍远……
白马语内部有一定的差别，分布在平武、九寨沟等地的白马语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以及甘肃文县一带的白马语都有一些差别，但彼此交际困难不大，应该属于土语差别。1990年，在日本京都松香堂出版了由西田龙雄和孙宏开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对清乾隆年间用汉字和藏文记录的《西番译语》中的一种语言的740条词目进行了研究，发现它记录的就是现在白马人使用的语言。对译语的词汇和现代白马语进行核对，发现它们之间90%左右仍然相同。该书还公布了在实地记录的3000多常用词，揭示了它们的语法和词汇特点。作者认为，白马语虽然有不少与藏语相同的特点，但与藏语各方言比较表明，它与藏语的远近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藏语3大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应该认为是一个不同于藏语但属于藏语支的独立语言。
该著作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张济川(1994)和黄布凡等(1995)都认为白马语和藏语的特点基本相同，特别是它们的词汇，应该是藏语的一个方言，他们都认为白马语应属于藏语康方言，但是没有指出它们究竟属于康方言的哪个土语或者在康方言里单独成为一个独立的土语。直至今天，许多研究藏语方言的学者，都没有理会白马语在藏语支或者藏语方言中的历史地位。张济川虽然提出白马语应该属于藏语康方言，但在他后来对藏语方言土语划分的最新意见里(Zhang Ji chuan1996)，也没有包括白马语在藏语方言里的历史地位。
1998年西田龙雄访问北京，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举行座谈时，有学者提问，他是否仍然认为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时，他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和证据。本人在研究并撰写这篇文章时，没有与西田龙雄教授商量，因此本文仅表达笔者个人的意见，如果有错误应该由笔者个人负责，与西田龙雄先生无关。
本文拟提出一些新的证据，进一步讨论白马语的归属问题。同时结合中国多民族、多语言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区分语言和方言的界限、语言的底层问题等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同行。
2 白马语的特点
笔者仍然认为，白马语有不同于藏语主要方言土语的特点，这些特点分布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层面，其中一些特点应该是前藏语的，也就是说是在藏语各方言土语分化以前，白马语就已经开始从藏语中分化出来，并且具有不同于藏语的一定特点了；有些特点是在与藏语分化以后创新的。
2.1 词汇方面的特点
白马语有一批语音、语义或音义都不同于藏语各方言的基本词。（注：以下列出的藏文转写对照表见本文的附录。列出的卫藏方言的代表点是拉萨，康方言的代表点是德格，安多方言的代表点是泽库，资料均引自孙宏开等(1991)。白马语资料引自西田龙雄等(1990)。）例如：
以上仅仅列出50多个基本常用词，涉及词汇语义范畴的各个方面，其目的并不是证明它们之间不同源（当然其中大部分也确实是不同源的词），有的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几乎都是同源词，如“月亮”、“绵羊”、“心脏”、“花”、“飞”、“吃”等，而是说明藏语3个方言在读音和意义方面是一致的，唯独白马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白马语与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藏语3个方言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既表现在语音上，也表现在语义上，甚至还表现在构词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牛奶一词，藏语的3个方言完全一致，与文字也同源，但白马语却完全不同。这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的不同，也反映他们之间生活习惯上的明显差异。
2.2 语法方面的特点
白马语有许多不同于藏语的语法特点。在这篇文章里，不可能对此进行全面比较，仅仅举出几个例子，以说明白马语与藏语的差异已经超过了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异。
2.2.1 名词表示双数和多数的后缀不同
白马语用[te[35]]表示双数，用[to[13]ko[53]]表示多数。双数和多数的后缀不仅可以加在指人名词后面，而且可以加在动物名词的后面。例如：
2.2.2 白马语的人称代词与藏语有一定差别
白马语的人称代词和藏语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现将白马语人称代词的特点列如下表。表中反映出的白马语人称代词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白马语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双数和多数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第二，白马语人称代词单数分主格和宾格，用元音屈折变化的方式表达；第三，白马语第三人称无论单数、双数或多数，其构成方式与藏语所有的方言都不同。
2.2.3 白马语有比藏语丰富得多的量词
仅《白马译语研究》一书所收集的3000多个常用词中，就包括了110多个专用或借用量词。与此同时，在量词的用法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量词结合的数词“一”有好几个，其中与藏语同源的是
等。例如：
在白马语里，还有一个数词
等结合使用，虽然他们中间有的量词可以用不同的“一”，但这种互换使用的余地并不大。
其次，随着量词数量的增加，量词在白马语语法体系中的作用也随之增大，使用特点也开始变化。孙宏开(1989a)曾经对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语言里的量词做过一些用法方面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大体是：
根据上表5个栏目的比较，白马语量词的特点大体是：第一栏在数量上处于较少到较多的历史阶段。第二栏与数词结合的词序，白马语已经出现了数词加量词来修饰名词的词序。例如：
第三、第四栏与藏语支和景颇语支相同，第五栏在语法体系中的作用则介于景颇语支与羌语支之间，也就是说是由较小到较大的发展过程之中。
2.2.4 白马语动词有趋向语法范畴
构成趋向语法范畴是在动词前面加不同的前缀，表示行为动作朝着特定的方向进行。笔者在白马语地区调查时共记录到10个前缀，黄布凡(1995)记录到14个前缀，现列表比较如下：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记录的动词趋向范畴的前缀大体一致，说明白马语的趋向范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语法现象。用在动词前面加各种趋向前缀表示趋向语法范畴本是羌语支语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藏语过去较少见到趋向范畴的描述。
2.2.5 白马语有丰富的结构助词（格助词）
白马语的结构助词在句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白马语结构助词在数量和用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与藏语有明显的差别。现列表比较如下：
格助词是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虚词，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白马语与藏语3个方言之间在数量、用法以及使用范围方面的差异。白马语(1)是孙宏开收集的资料，有10类14个格助词，白马语(2)是黄布凡等收集的资料，也有8类5个格助词，除了部分格助词在用法上有一些不同外，大多数格助词与孙宏开收集的资料一致，但这两个点的格助词与藏语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关系的。而藏语3个方言之间却大体一致，如果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者土语，难道在格助词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吗？
白马语在语法方面与藏语的差异还不止这些，例如在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方面的特点，在数词用法方面的特点，在动词时态、命令、使动方面的特点，动词名物化方面的特点，副词用法方面的特点，复句方面的特点等，都有与藏语3个方言不同的地方，由于篇幅的限制，只有留待以后再讨论了。
2.3 语音方面的特点
白马语的语音总格局与藏语康方言接近，例如，保留清浊以区别于卫藏方言，有4-5个声调以区别于安多方言，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很容易从语音结构的表面特征把白马语归入藏语康方言，但仔细分析起来，白马语仍然有一些重要语音特点不同于藏语：
2.3.1 藏语的各地方言与书面语有严整的对应关系
正因为藏语的各地方言与书面语有严整的对应关系，格桑居冕教授等的《藏语方言概论》一书的附录可以列出“藏文与方音对照表”（格桑居冕等2002:271-284)。白马语虽然与书面语和各地藏语可以找到若干条对应规律(Zhang Jichuan1997)，但只能涵盖一部分词和它的声母和韵母，不能涵盖多数词和它的声韵母。而且这种对应比藏语方言与书面语的对应要复杂得多，列不出像格桑居冕所制订的那样简明的“藏文与方音对照表”。
2.3.2 白马语有4套塞擦音：舌尖前、卷舌、舌叶、舌面前
藏语现代方言一般只有3套塞擦音，这3套塞擦音与书面语有严整的对应关系，较少有例外。白马语虽然有部分词可以找到它与藏语复辅音历史演变的关系，但往往是一对几乃至一对十几的对应，而且多套塞擦音的分化也是杂乱无章。
2.3.3 白马语的韵母系统大体接近康方言
白马语与康方言韵母系统的接近主要表现在：韵尾已基本消失，元音大量分化，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后响复元音。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白马语的元音系统比藏语康方言更加复杂。例如：
白马语比藏语康方言多5个单元音。鼻化元音虽然数量一样，但内容有差异。康方言还有一批长元音。
值得注意的是藏语康方言韵尾的脱落是与周围彝语支语言的接触有关系，白马语并没有康方言类似的接触条件，但也丢失了全部辅音韵尾，甚至连康方言的喉塞痕迹都没有，难道这种不同的演变途径，还不能够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吗？
2.3.4 白马语的声调数量与藏语康方言大体一致
虽然白马语的声调数量与藏语康方言大体一致，但白马语声调与声韵母的对应关系以及与书面语的对应关系不像康方言那样明显、严整。（注：关于藏语康方言声调与声韵母的对应关系，格桑居冕等(2002)有详细的说明，详见该书的附录及其5点注释。）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2.4 文献方面的特点
前面提到，明清以来，曾经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记录过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其中西番馆用藏文和汉字记录了13份资料，包括9种藏语方言和4种邻近的少数民族语言，白马语就是其中的一种。（注：除了对白马译语进行研究以外，孙宏开还对西番馆记录的13种译语进行过全面研究，参见孙宏开(1989b,2002)。）9种藏语方言资料中，既有康方言，又有安多方言，大多数都有记录的地点，记录人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语音。从前人记录的这份珍贵资料看，它们大体反映了300-400年前的藏语方言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白马语当时已经和藏语方言存在着明显差异。请看从几种译语中摘录出来的部分词语及其注音：
以上10个例证表明，西番译语和打箭炉译语的藏文注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藏语书面语的情况，它的汉字注音也比较确切地记录了藏语方言当时的读音。尤其是安多方言的注音，“林”字的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的读音都记录了下来，说明当时它们都还发音；“红”字的前加字变读为“黑”音，后加字仍然发音。经过核对，我们发现白马译语的藏文注音则几乎没有一个与它的原音、义完全相当的，而汉字注音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白马语的实际读音，甚至与现代白马语也相差无几。
以上这些证据表明，明清时期，白马语和藏语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因此把它看作是藏语的方言乃至土语，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3 几个需要说明或讨论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仅仅列举一些证据，以表明白马语虽然与藏语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与藏语在词汇、语法和语音等方面的差异都远远大于藏语3个方言之间的差异。有几点需要说明和讨论一下：
第一，黄布凡等(1995)在解释白马语中与藏语不同的特点时，做了如下的推论：“白马人最早使用的语言可能是氐语，这种语言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败的语言总是要在胜利了的语言中留下一些踪迹和影响，成为所转用语言的底层。”现在的问题是白马语与藏语之间如此大的差异是否是底层。从理论上讲，差异到什么程度算底层？
在现代语言里，一种语言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巨大影响，吸收了大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借词的例证比比皆是。例如白语中的汉语借词超过了固有词的一半以上，白语是否已经成为汉语的方言了呢？朝鲜语、日语都有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汉语借词，数量和比例也很大，那么它们是否也成了汉语方言了呢？它们的不同部分也成了另外一种语言的底层了呢？
第二，方言的划分是以方言之间差异度来确定的，一般根据不同的方言特点确定划分方言的标准。过去，藏语方言划分的重要依据是语音和词汇，较少依据语法。白马语与藏语之间的差别大于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尤其是词汇和语法。如果一定要把白马语划到藏语方言中来的话，那么，会有一大批受藏语影响较大的语言，包括西田龙雄提到的喜马拉雅非代词化语言，都会是藏语的方言，这样就会大大增加藏语方言划分的难度，引起藏语方言划分的混乱。关于语言和方言的区分，吕叔湘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能否通话不能作为区分方言和语言的唯一标准，还得加上一条：有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语，并且这标准语有统一的书面形式。”（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语“语言和语言研究”第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藏语各方言与7世纪创制的藏文之间有非常严整的对应关系，以至于现在教藏文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拼音教学方法。白马语却完全不同，它虽然也可以找到与藏语藏文的一些对应关系，但与藏语与藏文的对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与藏文的对应是一对几乃至一对十几、几十的关系，对应规律非常松散，例外比比皆是，也找不到一套白马语与藏文之间相对应的拼音教法。
第三，在开展白马语与藏语词汇比较时，不同的学者在统计同源词百分比的过程中，彼此存在较大的差异。这里笔者对此做一些说明。1978年，笔者在白马人地区工作了近2个月，收集了3000多个常用词，同带去的藏语安多方言的词表进行了比较（因为白马语与松潘接壤，如果是藏语方言的话，应该是接近于藏语安多方言），在统计同源词百分比时，排除了约14%左右的汉语借词。在复合词中，不重复统计已经比较过的语素。如果白马语如黄、张等人主张的是藏语康方言，或者康方言的哪一个土语或者单独成为一个土语，那么词汇比较首先应该与康方言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藏语文的最小公倍数进行比较，这样的结果只能反映白马语与原始藏语的同源一致关系，而不能反映白马语现代的谱系地位。
第四，在黄布凡等人的文章中，提出孙宏开曾经把一部分与藏语相关的词说成是同源词，另一部分算借词。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白马语里有一批相同意义的词有两读，例如“太阳”一词，在白马语里既有
，我们把前者看作同源词，把后者看作借词。因为前者与藏缅语族语言大体一致，而后者却与藏语基本相同。难道可以把它们都当作同源词，分别算作早期同源词和近期同源词吗？此外，西田龙雄等(1990)有这样的论述，例如藏语方言有“牛奶”一词，文字和口语、农区和牧区基本上都一致，但白马语无论在构词或读音上都完全不同，前面提到，它反映了白马人在生活习惯上与藏族有明显的差异。白马语既然没有牛奶一词，那么，由牛奶提炼的酥油一词虽然与藏语相似，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类词视为借词。因为这一批词在川西羌语支语言里也都是借词。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例证，详情可参阅西田龙雄等(1990)词汇一章。
第五，孙宏开(1988)曾经指出：“语言的外缘是清楚的，方言的外缘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在方言特点的标准地区，彼此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两种方言的连接地带或结合地带，方言特点的界限是不明显的，有时呈犬牙交错状，有时呈模糊状，特点也不像代表点地区典型。”白马语的情形正好如此。白马语虽然与藏语接壤，有时还呈现出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交错杂处状态，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它们的外缘也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说它们是藏语的方言是非常勉强的，也是不科学的。
［收稿日期］2002年9月26日 ［定稿日期］2002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