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探索真理：《反对本本主义》的精华——论实事求是、自以为是、以本为是之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本本主义论文,分野论文,自以为是论文,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20周年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深刻寓意，领悟其中的思想精华是具有现时代价值的。
一、“三是”问题的提出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新版保持着旧版原有篇目，唯一增加的一篇文章是《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的一篇文章。学习和研究《反对本本主义》，除确认它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之外，最重要的是将曾正确地指导我党从事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方法，转换成我党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方法。《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最根本的思想方法，莫过于实事求是，探索真理。
凡是读过《反对本本主义》的人，都会明白，它除反对本本主义的主题之外，有不少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的，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在针锋相对地反对和批评主观主义与本本主义的字里行间阐发出来的。因此，要谈论实事求是，就不能回避它的对立面——立观主义与本本主义。笔者在此将它们分别概括为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以本为是这三种思想方法，可简称为“三是”问题，它们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往往都是相伴而行和不断斗争着的。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及其他著作关于“三是”问题的阐发与分析，并结合学习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关于“三是”问题的有关论述和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学风问题的论述，对于帮助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分清何为“真是”与何为“非是”，对于帮助人们在改革开放中正确探索真理发展的规律，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会有某些启迪作用。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及成因
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萌芽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已基本形成，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写成则为实事求是奠定了哲学基础，最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使之上升为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对实际情况作调查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根据调查得来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结论是第二步，强调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并提出了调查的技术与目的，这就表明其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那么，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可归结为四点。一是有其社会阶级基础。当时的革命任务要求人们必须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斗争策略、革命主力和谁是敌友，为此需要作调查，实事求是的思想正是顺应了解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需求而产生的。它必然反映着革命阶级的利益、要求和前途。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社会阶级基础。二是因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关于这一点，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通过批评实事求是对立面来表达的。比如毛泽东说那些存在自以为是思想的同志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他还指出某些同志以本为是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1卷，第116页。）。毛泽东在《改革我们的学习》中则正面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三是有其思想来源。 毛泽东是一位广览古籍和注视古代思想文化的人，《汉书》班固记载的刘德的那种求实求是之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得到充分贯彻，并已赋予哲学意谓，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则完全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具有中国式语言、中国式气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这说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具有文化土壤与思想来源。四是有其认识上的根源。毛泽东或其他人只有根据“实事”去“求是”，在其认识过程中做到如实地全面地反映事物，不带任何主观成见和主观片面性，就一定能得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和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根源。
三、党内自以为是的思想及成因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由七节组成，而其中以“一”、“二”、“四”这三节的篇幅来反对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即他后来所说的“‘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思想。
毛泽东对当时党内自以为是的思想形成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的剖析。第一是因官僚习气和懦夫思想的存在。例如，当时有许多巡视员、游击队的领导、新接任的干部，不作调查就喜欢主观地宣布政见，这就是闭口瞎说的官僚主义表现。又如，当时有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一遇困难只是叹气，不能解决问题，并以“才力小，干不下”为理由来请求调动工作。毛泽东称这是一些有“懦夫”思想的人，并教导这些人要“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那种脚不肯迈、事不愿问的人，必定是自以为是地产生错办法和作出错事情的人。第二是缺乏共产党人的党性的表现。如前所述，毛泽东称有自以为是思想的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更尖锐地指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领导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第三是有其认识上的根源。自以为是思想的认识根源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这些同志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划脚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性思想，它类似于列宁揭露的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即认识过程中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注：《列宁选集》第2 卷，第715页。）。另一方面，这些同志由于不向实际作调查，不了解政治形势，便拿某种空洞的意志和唯心的计划去指导实际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事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这种以空洞的意志与计划去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 是一种盲目的夸大人的意识的作用的唯意志论的倾向，它类似列宁揭露的唯心义产生的另一根源，即“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四、党内以本为是的思想及成因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以“三”、“六”两节的篇幅专门用来批评了“本本主义”，即后来称的教条主义。笔者在此概括为“以本为是”的命题。毛泽东当年批评的以本为是的思想主要表现是，某些共产党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认为凡是“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他们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而是一味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种本本主义或以本为是的思想，就是不唯实，只“唯书”、“唯上”的思想。
毛泽东在分析本本主义时，阐明了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本本”和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112页。）其次，毛泽东也多方面地寻找了党内以本为是的思想产生的原因。第一是文化落后的表现。第二是缺乏共产党人党性的表现。第三是在思想上安于现状、不求甚解、消极怠工的表现。毛泽东当时还指出：“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页。） 在这种消极的精神状态下，在其实际工作的指导过程中，就只能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毛泽东对党内早期的以本为是思想及成因的分析，对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大家知道，70年代末，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前夕，邓小平理直气壮地抵制了党内某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注：“两个凡是”指199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并且十分详尽地评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本本主义的成因及表现，这集中反映在邓小平1978年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说，党内不少同志存在僵化或半僵化的思想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认为其历史成因有四：一是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反而四平八稳。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去动脑筋了。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注：《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1—143页。）。
紧接着，邓小平列举了“唯上”、“唯书”、“随风倒”等本本主义的“怪现象”。一是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又得到群众拥护，却往往要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二是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这种情况下，一些能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的同志主动创造精神便被抑制了。三是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1—143页。）。
邓小平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本本主义的评析，作为一种理论思维与经验总结，对于我们克服今天和将来可能发生的本本主义的错误，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自以为是和以本为是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坚持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并以此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1—143页。）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有一批既能坚持实事求是，又敢于思考、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闯将，这样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1961年初，受党中央的委托，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率领一个调查组到浙江某县蹲点调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当时拟出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为“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为“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叫做“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何不讲同劳动呢？因当时正值冬闲，调查工作又十分紧张，要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与表面，反倒会影响调查，为何不敢做呢？其意是调查组对当时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面指手画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给基层干部造成被动。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的言行，是因时因地的典范，表现了高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党性原则。今天的改革、开放与建设，就需要千千万万个田家英。
关于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的危害作用，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那种自以为是地“纯主观的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而且， 这些“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页。） 毛泽东后来更尖锐地指出：“‘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种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2—663页。）人们，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能否以史为鉴呢？毛泽东生前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注意反对过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但当我们反思建国后毛泽东在某些时期的工作指导上和某些事件及人物是非判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的言行及造成的危难等等，必有一份痛楚的感觉，必定会记取那深沉的经验教训。
关于以本为是的思想方法的危害作用，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理论研究和实际指导上作了两个方面的揭露。一方面，“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另一方面，对于本本主义“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 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页。） 这两个方面的危害作用也为党的史实所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不会忘记，党和人民曾苦度过一段本本主义满天飞，以本为是思想统治着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光，人们目睹过由此而导出的现代迷信与种种恶作剧，也欣喜地迎接过力克本本主义、结束以本为是思想统治的新时期的来临。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掌舵人，就是邓小平。他当时针对以“两个凡是”的形式出现的本本主义可能导致的危害作用，郑重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1—143页。）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他在倡导实事求是的同时，注重反对自以为是和以本为是的辩证思想方法，被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和江泽民所坚持和发扬。譬如，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时，当他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冒”的精神的时候，就注重批评那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他指出：“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当他在强调改革开放成果的取得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实事求是时，又注重把批评反面的东西结合起来。他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再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十分鲜明地贯穿了这种思想，另一方面郑重提出，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他一方面又强调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这里提到的几个“不能……出发”，实质上可归结为不能从“自以为是”出发和不能从“以本为是”出发。
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把坚持“实事求是”和反对“自以为是”与“以本为是”提升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或党性的高度，都将学风问题直接与学以致用这个现实目标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而这种思路又被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江泽民所坚持和发扬。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他指出：要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在党的历史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在反对自以为是和以本为是这两种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实现的。党在什么时候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轨道，自以为是和以本为是的思想就在党内抬头或泛滥。这是真理与谬误的抗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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