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展经济哲学研究之我见
经济哲学之所以能成立、并开始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有三方面的现实根据：第一，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分析与综合不断走向系统化。这种趋势不仅表现为各分支学科的产生，而且表现为各学科间的高速相互渗透和结成联盟；第二，现代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一系列热点问题，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进行各学科协同研究，这些问题有：人与自然、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命运、世界新格局等；第三，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大转型，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停滞到改革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认识这种全方位的变化，取得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掌握主动权，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经济哲学，应当特别引起人们瞩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系统。人们并没有创造出各种抽象的历史，诸如孤立的经济历史或哲学历史，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即他们的社会关系史。经济和哲学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其它学科不能比拟的重要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领域中，“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结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爱智之学”，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虽然它不能给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事物的真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追根究底地去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在现时代，经济哲学作为一种新建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开展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
经济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结合。法国学者博索特根据不同形式的结合，将跨学科的类型大体分成三类：一是线性跨学科，就是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去；二是结构性跨学科，就是在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结合中产生新的学科；三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某一个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和合作。经济哲学究竟属于那一种类型，眼下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建构方式。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属于第一类，就是将哲学原理或方法移植到经济研究，它本质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对此我存疑。因为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要求哲学理论的创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向哲学的广泛渗透，要求思维方式的更新。在这种情势下，简单地把既成的哲学原理和方法移植到经济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经济哲学也不属于第三类，因为它不受制于某一实证的具体目标。我认为经济哲学本质上更接近第三类跨学科结合，它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经济学，而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产生的新学科。
经济哲学的建设，要求发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功能。
首先是建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盟。从思想史上看，哲学和经济学一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哲学的发展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哲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反映现实又改造现实。这种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不是精神、上帝，而是客观存在；这种存在又绝非“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再深一步看，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最根本的就是社会的经济及其运动。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经济活动与人的社会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鉴于此，马克思毕生十分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上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创立唯物史观为标志，实现了哲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从空想变成科学。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时，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这种联盟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学也不能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加以拒绝。在经济哲学中，哲学应是经济学的哲学，经济学应是哲学的经济学。这种联盟的建立，不仅仅对经济哲学是必要的，而且无论是对哲学还是经济学的发展，也都是大有好处的。
其次是建立哲学、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与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实际工作者的联盟。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研究，不能脱离如何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理论研究应当为健康地实现这一转变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企业家越来越对哲学产生兴趣。如荣事达集团的领导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甚至认为，哲学应当是企业家首先具备的素质。经济哲学可以而且应当从他们身上总结出许多东西。进一步说，诸如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解决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如何看待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这一系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碰到的问题，它们的解决不仅需要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联盟，而且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
经济哲学是一门新学科。眼下不急于建立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做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特别是从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趋势，揭示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必然性；二是对面临“世纪换千”的人类社会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例如，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美国学者华德认为，现代化就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并非只是孤立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变化；而英国学者英格尔斯则强调，应当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从各家的众说纷纭中可知，现代化的实质仍是一个极待研究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什么是后工业化？什么是非西方社会现代化道路？如何看待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开展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其目的是深化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再如，可持续性发展。这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哲学问题，对它需要作“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深化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关系的理性思考。古代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崇尚天、地、人三者统一，现代哲学一度片面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这种思想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严重报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何确立新的“人地和谐”观，经济哲学应当予以研究，目的是更好地使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使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使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
以上看法并不成熟。提出来供讨论，以期促进经济哲学的研究。
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经济哲学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学科，各方面都不可能十分周全，它的规定性难免是模糊朦胧而有弹性的，否则就无法发展。我们并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确切地完整地揭示经济哲学的内涵与外延的时候，这些规定有待于在经济哲学今后的发展中逐步实现。但是，一个新的学科要想确立于学科之林，必须不断地对该学科本身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尝试作些基本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中会被补充、修改甚至否定。因为一门没有任何规定的学科就无所谓学科，更谈不上它的发展。本文正体现着这种尝试。
斯宾诺莎认为：“规定就是否定”[①a]，黑格尔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指出了“规定性是被视为肯定的否定”[②a]。两位哲学家都提到了否定对于作为肯定的规定的意义。为要理解经济哲学是什么，可以先从经济哲学不是什么着手。
首先，经济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等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都涉及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如果经济哲学也研究这些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即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等内容，那么经济哲学就失去了其相对的独立性，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了。按照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社会经济一般原理的说法，那末阶级及其斗争也就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围了，因为阶级就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斗争的根源就是一个集团无偿地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而引起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显然，应对经济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区别。
其次，经济哲学也不是经济加哲学。既然是“加”，就意味着经济与哲学是外在地联结，主要是指用哲学观点来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确实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哲学就是用辩证法来分析和研究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许多经济现象或者说经济矛盾，如经济运行中的速度、比例、效率的关系，经济运行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关系，经济运行中的“收”和“放”的关系，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等。据此，有人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看成是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或著作。按照这种观点，“文化革命”前出版的《对立统一100例》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可以算是经济哲学的内容了。用哲学观点来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努力是可贵的，哲学应该发挥这样的方法论作用，但是，应该把运用哲学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与从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来的哲学研究区分开来，前者属于哲学的应用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哲学范畴。通俗地说，前者是经济加哲学，经济与哲学之间的联盟是外在的；后者是经济中引出哲学，经济与哲学之间的联盟是内在的。
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也有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的范围不同。列宁说：“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①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的一个方面。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既包括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包括生产力的问题。经济哲学以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经济哲学研究的范围要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宽。其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政治经济学着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阐明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②b]，经济哲学则是着重于从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来的哲学研究。因此，有人把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也是不妥的。
顾名思义，经济哲学属于经济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迄今为止，世界上的交叉学科已有2400余种，甚至更多。学科交叉有同体型交叉和异体型交叉之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知识体系内部某些学科的交叉属同体型交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知识体系之间某些学科的交叉属异体型交叉。经济与哲学的交叉属于同体型交叉，经济与数学的交叉属于异体型交叉。当今世界，哲学方面交叉学科的发展，正经历着从研究自然科学即异体型交叉，向研究社会科学即同体型交叉的转换。8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已经取代60年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成为热点，对于政治哲学、文化哲学、法律哲学等的研究日趋活跃，同样，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也日趋活跃。
经济哲学不是一般的同型体交叉的学科，因为经济哲学和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社会科学的两个一般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犹如是人类历史进程上亮起的灿烂阳光。有人正确地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这种希望之光基本构成的三原色。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哲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这两种原色的交融。这两种原色的交融必然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经济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经济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矛盾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而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要研究人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普遍和基本的本质和规律。作为基本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动力，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经济矛盾即基本的经济问题就必然具有哲学韵味。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发出来，而不是哲学从外部对经济学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经济哲学正是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盟，这表现为两个特点：其一，现实性。经济哲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审视，从中研究贯串于其中的基本问题，从基本问题的哲学研究出发，再来审视经济世界的许多具体问题。由于现实性，处在金字塔尖的哲学回归到经济的基础上，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其二，哲理性。哲理性是对现实性的超越和升华，经济哲学不是对现实经济问题急功近利的论证，而是“鸟瞰经济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着眼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最一般问题的理性思考”[①c]，它是对经济问题认识和思考的再认识和再思考。由于哲理性，沉在基础的经济学上升到金字塔尖的哲学制高点，具有深刻的启示性。现实性与哲理性在经济哲学中是融为一体的，这种融合性产生于从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来的哲学思考，是经济学与哲学内在联盟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现象有了较为充分的展现，积累了进行研究的资料；在我国，以往计划经济的实践与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展现了大量的经济现象，为对贯串于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提供了实践的和理论的条件。应该说，发展我国经济哲学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预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哲学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一些学者专家从我国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的哲学思考，促进了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趋向理性化有所作用，而且对于哲学和经济学酝酿着的重大突破，可能会有着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经济哲学：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
“经济哲学”应是对人类的经济生活及经济理论进行“反思”的学问：表面上似乎千姿百态的人类经济活动到底有无规律可循？促使人们进行经济交往的动机与动因到底应是什么？经济行为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与意义何在？经济行为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究竟如何？人类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经济制度？……如此种种问题，都是与同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人性到底是什么”联系在一起的。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名目繁多，但都有一共同的假定和预设：人是“自营”的动物，他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是为个人谋利；经济活动之不同于其他活动，在于这种自营、自利活动是严格地遵循理性原则（工具理性）的。自18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理论屡经变迁，但迄今为止，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设想出来的“理性经济人”概念，依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动摇的“公设”。在这一公设上，不同思想倾向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多种多样的理论模型。虽然，他们在对人类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方面不乏真知灼见，而且凭借着这些理论模型，也曾对历史上和现存的人类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病作出过有益诊断，但无论如何，从哲学反思的立场上看，将“自营”与“自利”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看法是大有疑问的。也许经济学家可以这么辩护：“理性经济人”并不是对人的一种本质看法，而只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前提和预设；要建立经济学理论，必须要有这种预设。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推敲下去也不能成立。我们要问：经济学理论有它的人性基础，但人的“天性”有多种，为什么只抽取“自营”、“自利”而不抽取人的天性的其他方面来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所以如此，也许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达成的目标有关。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是研究财富或者说是研究如何追求财富的学问，而个人追求财富的根本动机是自利。大概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人性除非被假设为自营和自利的，否则便无法解释人类经济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但是，我们何以证明人性是自营和自利的呢？假如说这一人性的预设完全是为了追求理论的严密性与逻辑的一致性，那么，不从人的自营、自利性出发，而是相反地从人的利他性出发，同样也可以建构起理论上自圆其说、首尾一致的经济学理论，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或者现实生活中看，人类经济现象的确错综复杂，仅仅从人的自营、自利心出发是难以解释这种错综复杂性的。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抛开“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而另辟蹊径，认为导致人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动机主要是非理性因素，并试图发展出一种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对立的非理性经济学理论。
可是，从人的非理性动机出发虽然可以解释用“理性经济人”概念所无法说明的某些经济现象，但是将经济学理论大厦建造在“非理性人”概念上，其做法并不比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出发来建构经济学理论的做法更为可取。就逻辑上说，“非理性人”的概念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一样并不具有不证自明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只不过反映了当代人对近代以来“启蒙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个体生命之独特性和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的重视而已。我认为，还是应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察当今人类到底需要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哲学和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一旦问题以这样尖锐的形式提出，我们会发现，当今人类生存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莫过于生态问题了。自有史以来，生态问题即与人类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在高科技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经济活动同生态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理论必得正视这一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认为就哲学意义来说，人类生态应远不限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它还包括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身心关系）问题。换言之，人类生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生命存在形态，这三种生态都同人类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人类的经济活动都会对人类的这三种生态形式产生极大影响；反过来说，人类这三种生态问题也须凭借人类自主的、有理性的经济活动来加以改善和解决。
从人类生态立场出发，经济哲学应重提并回答如下根源性问题：
1.人类对“财富”的追求有无止境？迄今为止，人类的财富都来自对大自然的索取，旧有的经济学理论将它自身的目标定位于如何以最小的人力代价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最大利益，于是经济增长被视为“财富”的增加，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但科学研究尤其是生态学的研究表明：一味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行为，已经并必将对人类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危及人类的长远利益。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已意识到这点，要求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代替“增长”概念。这种经济观念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现有的一整套经济学范畴、概念（诸如生产要素、成本、效用……等等）须加以重新定义和修正：例如对构成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需要认识到它的资源有限性；大自然的“恩赐”（诸如河流、森林，乃至阳光、雨水和空气……等等），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无偿使用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的利用均应该计入成本，予以“补偿”。在生态学时代，“效用”的观念变化了——也许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但其“效用”并无增加反而减少。因此，为了更有效、准确地测定社会实际生活质量的变化，对过去的经济学统计方法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产值的计算等等，都要作出重大修正，抛弃旧概念，增加新概念。
2.人类经济活动能否自外于人类其他活动而独立发展？有史以来的情况表明，经济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从来是密不可分的，从经济的角度对人类活动进行研究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抽象，理论模型并不等于现实社会的真实存在。在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必须正视这种理论的“抽象错置”带来的危害，从根本上重申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求生存和改善生存环境的活动，这种生态环境除了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之外，还包括人作为群居动物无法逃避的社会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仅仅从追求财富的增加这一狭义的目标上考虑，应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助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这要求经济学理论要像关注财富一样地关注诸如“正义”、“公正”、社会伦理这样一些目标与价值，也意味着许多重要经济学范畴（像“市场”等），其涵义和意义除了从“经济”的角度、还须从“社会”的角度加以审定。像“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不能只被视为经济法人，同时应作为对社会承担道义责任的社会实体来加以定义和评价。
3.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问题。这一问题向来被排斥于经济学理论甚至经济哲学之外，而仅成为人生哲学、价值哲学讨论的话题。事实上，人类生存同时须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外部需要（物质上和社会联系上的需要），一是内部需要（精神上与意义上的需要），这两者虽然不能互为取代，却是相互依存和彼此转化的，也就是说，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影响到精神追求的变化；反过来，精神性的追求也会对物质和社会的需求提供驱力或转成阻力，或改变其方向。这样，经济学理论面对的“人”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精神性或形而上学性的存在。就要求不仅仅在商品生产上，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生活的组织（诸如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等环节上）必须要考虑与容纳更多、更美好的人性内容，人的情感满足、人的生命价值体验乃至审美方式、宗教情操等等，都应当成为经济学理论关心的对象。经济学在看待“价值”、“财富”之类的范畴时，应持一种更全面、更开放的理性态度，将不再以普通的、抽象的人为对象，而代之以具体的、更为真实、更具有生命独特性与完整性的个体形象。这种研究不仅是研究对象与范围上的改变，同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化；意味着经济学理论将既是科学同时也可能是艺术，意味着容纳了更多的人性，更富于人情味。
以上所论并非空谈和想象。其实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经济活动（包括其经济目标的制定、经济组织的设立、乃至其营销与市场活动等），都已愈来愈多地进入人类生态学的视域。经济学家要做的，不过是从旧有的理论框架中跳出来，重新创立一门能反映现实经济运动并能预示人类未来经济活动前景的经济学理论，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正是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的基本公设上实现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的转变。
经济哲学分析的技术
面对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哲学界已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域指向现代经济哲学。这既是时代对哲学理性的召唤，也是哲学摆脱困境、寻求新发展的一种努力。如何使这门学科得到健康和深入的发展，是理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严格地讲，经济哲学并不是一门新学科，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思、熊彼特等，都对此有过贡献。明确把它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注目的现象：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另有一批学者推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经济哲学力作，如J·鲁宾逊的《经济哲学》、F·哈恩的《哲学与经济理论》、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等。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哲学发展最辉煌时期。我以为，20世纪现代经济哲学的兴盛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它与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面临发展困境、其研究范式蕴育着结构性转化有密切关联。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网络，从而陷入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单纯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当代经济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事件的撞击与挑战。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主动与哲学家展开了对话，诸如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经验不能证伪”等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其研究的视域鲜明地定位于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暴露的三大哲学矛盾问题上：（1）自在与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问题；（2）市场的单一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合力论”问题；（3）经济理性预期能力究竟有多大（这涉及到康德哲学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问题）。
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研究的视域有着强烈的学科变革性。联系到近几年来我国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现状，总体感觉是我们的视界不够高。问题的症结主要是研究上存在误区。目前国内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一是简单套用斯大林的“推广运用”的方法，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原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推广和运用。我认为，经济中的哲学观点不应是哲学家外在给予的，更不是用一种前定的逻辑体系先验架构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人类经济行为内部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程本身就实存着哲学道理。经济哲学的理论生长点应在经济理论与市场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的外面。二是喜欢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展示经济哲学的内容，似乎只要把一些哲学原理前面加上经济学名词术语就是经济哲学。杂志上经常可见什么合同哲学、地产哲学、价格哲学、利润哲学乃至宾馆哲学等，只差一步，没有把钢筋、混凝土称为哲学了。据载在近代史上英国哲学界也曾有过类似现象。
这两种倾向都是结合点的错位，原因在于哲学工作者把哲学视为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因而总是以“博学之士”、“科学之科学”的心态，对经济理论大发宏论，认为唯有哲学家才能使经济学发出精神光彩和思想睿智，并自以为这是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这种倾向只能导致经济学家们的反感和哲学声誉的败坏。
我认为，当前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的真正结合点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规律中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尽管经济学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经济过程又是人们的现实实践过程，人的市场行为、精神因素、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现实的经济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的变化，对改革的深化和顺利进行，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基于这一视点，经济哲学应研究的课题有两大类。从宏观来说，应研究经济增长、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起的社会总量波动向行为主体传递并引发的诸矛盾分析；市场经济的人格模式、价值趋向的历史定位；从微观来说，应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定位（包括利益主体的多层性关系机制、利益主体向素质主体的过渡等问题）；产权界定与转换过程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个人经济行为中能动性作用的范围和条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第二个结合点是方法论问题。经济理论研究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无论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与历史、抽象分析、系统分析的方法，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采取的理论模型方法，都与哲学方法论有着内在联系。经济学家阿马泰亚·森曾说过：“就理性行为模型的其他目标即这些模型把握理性本质的能力（不管人们实际上是怎样行为的）而言，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大量复杂的哲学问题。”[①d]米尔达尔在《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中评价“福利经济学”时也指出：“这种现象像恶性肿瘤一样发展。每年都以‘福利经济学’为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文章，虽然，在40年以前已证明，这整个作法是犯了方向错误。如果说，这种做法不是完全毫无意义的话，那也只有从现已为人们所冷落的结社心理学向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来说才有一点意义。我老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彻底撒手不管，任由经济学家安安静静地去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这部分是由于几种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和分支学科相互隔绝造成的。”[②d]经济哲学应形成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对流。它要研究并建构的方法论应是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总和，介于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经济学方法中间。这方面现实思考的课题有：实证经济学方法与实证哲学方法的关系；静态均衡分析与动态均衡分析的哲学根据；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在价值判断、经济理论与道德方面分歧的哲学本质；理性主义方法在古典经济学派中的影响及其在现实中的衰减；规律分析的方法；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异同；经济研究中的决定论因素等等。
另外，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经济学范式转化和方法论建设那种广阔而又重要的视域转换。我以为，对这方面的关注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人的发展问题可以由诸多学科来共同关注它，而面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范式转化，经济哲学对此是责无旁贷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化，形式上看起来似乎只需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向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过渡就行了，可是在实际过渡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观念转化和方法论变革的经济哲学问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前提——“经济人”如何定位。从哲学的角度看，现实的经济人不应当是单一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也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这两者如何统一于市场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中，对此正需要经济哲学作出论证。
注释：
①a 《斯宾诺莎著作选》第2卷，第568页。
②a 黑格尔：《小逻辑》，第323页。
①b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b 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上卷第一分册，第30页。
①c 陈新汉：《经济哲学是对市场经济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报》1994年5月19日。
①d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②d 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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