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官论文,试论论文,制度论文,宋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6-0027-07
南朝刘宋的皇权争夺向来深为史家关注，学界中人已有从军权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论证的。如陈勇先生对刘宋皇权与禁卫军权的关系的分析，谈到东宫卫队的盛衰及原因[1](p120-128)，张金龙先生从禁卫军权的消涨剖析南朝政治等。[2](p49-58)而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在皇权争夺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也不可轻视，他的地位与作用既取决于他在现实政治中的权力和活动表现，也能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政治制度加以体现。本文拟探讨的东宫武官制度则是保证皇太子权力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构成国家职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能对此期的皇权政治有所揭示。
宋一朝一共8帝，有4个皇帝预立了太子，他们分别是武帝的太子刘义符，文帝的太子刘劭，孝武帝的太子刘子业，及明帝的太子刘昱等。本文即以这4任太子居东宫时的主要武官制度的设置和变化为聚焦加以考察。
一 宋武帝恢复太子二卫率，增设太子三校尉、二将等职官
南朝制度的渊源在魏晋，这已成为史家共识，那么，作为开创南朝历史的第一个政权宋的东宫武官制度又如何呢？在开始对四任东宫武职进行依次检索之前，试先对魏晋时期的东宫武官制度加以简要回顾。
曹魏时期东宫武官有太子卫率，沿用汉官名，秩三品；新置太子常从虎贲督、司马督，及太子旅贲中郎将，六品。[3]两晋时大体沿用曹魏之制。但卫率系统的东宫官在西晋武帝、惠帝时不断增加至前、后、左、右四率。西晋皇太弟成都王颖又增加中卫率，是为太子五率。东晋东宫制度较略，建国之初，武官相对减少，只有左右二率；后期至孝武帝时随着皇权扩张而增加为四率。[4]（《百官志下》）（说明：为了行文简洁，以下文字出自《宋书》者省略书名。同时，《晋书》职官志，简称晋志；《宋书》百官志，简称宋志；《隋书》百官志，简称隋志）但经过晋末战乱之后，东宫武官制度又变得十分简省。这使得宋武帝在建宋前后面临着制度重建的现实任务，但旧的制度并非全部恢复，只能是带有选择性的重建，而且只有那些对巩固他的新生政权有重大意义的制度才会得到及时重建与恢复的可能。这即是宋武帝恢复东宫武官制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再者，是立足于晋宋之际的政治现实。本文把东宫武官任职者的身份大致分为五种：即宗室、外戚、士族、寒庶、彭沛乡旧等。宗室指刘氏皇室；外戚指与刘氏联姻的外姓家族；“士族”指家族中有成员任官至少经历三代、居官在五品以上的家族，个别文人世家也在其列，士族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层；与士族对应的即为“寒庶”，当然寒庶中既有吴楚南人，也有北人南附者；“乡旧”则是晋末宋初的一个特殊群体，即所谓彭沛乡人、京口义众，多是追随刘裕的军人，以军功入宋为士族。他们与两晋已经成名的旧族不同，在晋末高级士族失势、中下级侨民以军功进入士流这一历史潮流中引人注目，从而形成了地域社会与政治党援相结合的特殊政治集团。而对同时兼具其中两种身份的人，如外戚兼士族、乡旧兼寒庶的情况本文则以其主要身份尽量归入其中一种。这五种人在刘宋不同时期的任职数量和比例各不相同，反映出刘宋仕进的某些特征，这也是本文据此分类的原因和依据。
下面再看刘裕建宋前后的举措。
一方面，他恢复了晋制之左、右卫率。当刘裕为霸府将军时，刘义符（即后来的少帝）为霸府世子，其时东宫职官称“世子”某某官，建宋以后，则随例改为“太子”某某官，如谢灵运历任东宫左卫率，“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至“高祖受命……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4]（《谢灵运传》）。据统计，宋武帝太子东宫武官职官共计6人：有宗室一人即刘义宗，“永初元年，进爵为侯，历黄门侍郎，太子左卫率”[4]（《刘义宗传》）。士族2人，即前述陈郡谢灵运和太原王仲德；[4]（《王仲德传》）寒庶2人，即先世无闻的虞丘进[4]（《虞丘进传》）、鲜卑人段宏等[4]（《庐陵王义真传》）。乡旧一人即向靖，“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县侯，食邑千户。迁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4]（《向靖传》）。从武帝时期的任职者身份看，其来源纷杂，上述五类人皆有，从侧面反映了宋政权较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在永初元年(420)相继增置了东宫冗从仆射、旅贲中郎将官、东宫殿中将军、员外等职官，永初二年又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4]（《武帝纪下》）对东宫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笔者将东宫冗从仆射、旅贲中郎将、羽林监简称为太子三将，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简称为太子三校。三校、三将的设置改变了魏晋以来的东宫武官职官寥寥无几的局面，也为此后宋的东宫武官频繁参与军事活动提供了契机。其职略同于皇帝禁军职官序列的五校、三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太子三将中，宋武帝实际只设置了前面两职，太子羽林监则尚未建置，故此间实际只有太子二将。而且冗从仆射的武职性质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皇帝禁军三将中，旅（虎）贲中郎将、羽林监西汉始置，魏晋沿用，武官性质明显。但冗从仆射，在初时或为皇帝侍从文官，见《后汉书·桓帝纪》：“和平三年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本注《汉官仪》曰：‘守宫令一人，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并秩六百石’也。”可见此冗从右仆射为黄门宦官之一。三国时沿用此职，见《三国志·辛毗传》：“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又见《晋书·景帝纪》：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从毕轨议官员人选、刘宝贤参与少帝预谋反击司马氏事件看其时二人所居冗从仆射一职的武职性质不明显。西晋时冗从仆射归为光禄勋统辖下的属官，见晋志：“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这是其转为武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刘宋时武职性质不变，见《宋志五》：“冗从仆射、太子卫率，铜印，墨绶。给五时朝服，武冠。虎贲中郎将、羽林监，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武冠。”
以上宋武帝对东宫武官的增置举措对奠定刘宋一朝的东宫武官制度其作用十分明显。揣测武帝对武官增置的意图，东宫卫率制的被恢复、太子三校与二将的全新出台应与宋武帝本人为强权天子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加重东宫兵权的主观意图相关。不过由于宋武帝毕生的主要精力在于缔造新政权，其称帝在位的时间短暂，故太子三校、二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强化东宫之职能。因此，严格地讲，宋武帝时的东宫之制只是刘宋官制变革的尝试性开端，其真正的实施、运用是在另一任君主宋文帝时代。
二 宋文帝大增东宫二率、三校武官人选
宋文帝沿用先父开创的官制格局，东宫武官建制于稳中求变。
文帝立储后当即为太子劭建官设署，置太子左、右二率。时“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按永福省在皇宫之内，应为太子未出皇宫时暂时居住之地。[5](p335-336)随着太了劭的成长，自其16岁加元服后（注：《文帝纪》只有太子确立时的纪年而无太子的确切年龄记载，一处材料为：“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另一材料为：“元嘉十六年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二凶传》则保存了太子的年龄信息，见下：“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谙，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年六岁，拜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十三，加元服。”据此，《宋书》中有两种记载太子年龄的方法，一为虚龄，元嘉三年生；一为实龄，元嘉元年生；虚龄比实龄小三岁。本文以太子实龄作为其纪年标准。），文帝已命他亲览东宫之事，同时，“东宫置兵，与羽林等”。当然，此举也与文帝为了打击宗王刘义康势力有关。[1](p120-128)
太子劭居东宫长达24个年头，其东宫卫率任职者大增，据统计共有11人，他们是：太子左卫率王锡、胡藩、袁淑、臧质、萧思话、檀和之等人；太子右卫率王球、刘遵考、谢弘微和刘式之、刘贞之兄弟等人。这11人中宗室有1人，即刘遵考，见《文帝纪》：“元嘉八年二月文帝又以太子右卫率刘遵考为南兖州刺史。”则刘遵考任东宫卫率职至少在元嘉八年以前。外戚2人，一个是臧质[4]（《臧质传》），一个是萧思话[4]（《王敬弘传》）；士族有5人，即王锡、袁淑、王球、谢弘微、胡藩等人。乡旧3人，即刘式之、刘贞之、檀和之等人。寒庶身份者无。另外则有族别不详的陇右侨士尹弘也历太子左、右卫率，见《二凶传》：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劭弑父，世祖入讨成功，“伪司隶校尉殷冲、丹阳尹尹弘，并赐死……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为太祖所委任。元嘉中，历太子左、右卫率”。
此间太子三校的任职者则大为增加，宗室有2人，外戚1人，士族1人，寒庶武将2人，乡旧1人。见下：
萧承之：外戚。元嘉十年三月，文帝以“征承之为太子屯骑校尉……太祖使（萧）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4]（《萧思话传》）。
申坦：北方寒庶，武将。本魏郡人，其父辈随高祖北伐南燕南归，“元嘉十二年，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军事、泰山太守，将军如故……召拜太子屯骑校尉，母忧去职”[4]（《申恬传附坦传》）。
费淡：武将，出身不详。为益州刺史刘道济的部将参军。刘道济在州贪政害民，引起民乱。元嘉十六年平息民乱后论功行赏时有费淡名，“先是，刘道济振武司马、蜀郡太守任荟之虽不任军事，事宁，以为正员郎……费淡，太子屯骑校尉”[4]（《刘粹传》）。
沈庆之：吴姓士族，有志力武勇。元嘉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4]（《沈庆之传》）
刘瑾：宗室长沙悼王刘道怜之孙，官至太子屯骑校尉，元嘉三十年，为元凶所杀。[4]（《长沙悼王刘道怜传》）
刘觊：宗室刘义融之子，官至太子翊军校尉，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4]（《刘义融传》）
刘康祖：彭城人，“世居京口”，刘裕乡旧，应为入宋后的低级士族。元嘉中转太子左积弩将军，射声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转太子翊军校尉。[4]（《刘康祖传》）
从文帝时的二率、三校任职者看，五种人中士族最多，他们以文才兼任武职；宗室次之，寒庶、乡旧则概以武功获职，反映了刘宋以武力定霸这一特征对文帝一朝政局的惯性影响。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加上东宫兵频繁外出，从而使东官兵成为规模壮大的皇帝禁军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子劭也暗中培植私己势力，成为其弑父的利器。当然这是后话。
另外，文帝时还增加了太子积弩将军一职，此职又有左、右之分，但以“太子积弩将军”见诸史籍居多。如元嘉十九年有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讨伐氐杨[4]（《刘怀肃传》）、二十七年又有臧澄之[4]（《臧焘传》）、毛熙祚任此职。[4]（《臧质传》）至此刘宋的东宫武官发展到最大规模。
文帝为什么大量增置东宫武官员额呢？或以为这与当时南北对峙客观形势有关，在北方，自西晋末年的国家分裂和十六国时期的民族纷争之后出现了民族整合新势头，也正是统一条件日渐成熟的时候。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逐渐崛起，渐渐成了统一中原的新兴政权。自其386年建国以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兼并战争，至439年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国力更加强大。其主太武帝拓拔焘在完成对北方的统一后，遂把矛头移向南方的宋政权。而宋正处于宋文帝统治时期，因此，宋文帝时期的南北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对南方的宋而言，御敌任务十分繁重，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宋都需要大量兵备，这种对武备的客观需要反映在官制上即是武官数量的明显增加。
另一方面，则与宋初期的皇权政治局势对宋文帝在位时的政治决策有关。宋少帝被辅政大臣所废，宋文帝由这批大臣援立。对宋文帝而言，皇权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在这一废一立中暴露无疑，他既亲历了其皇兄初即位而被废杀这一惨烈事实，作为已经“在场”的他自然既要考虑如何保全自己，又得顾虑在他身后太子继位不被赶下台这两件大事。如何加固东宫权力遂也成了他悉心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增置东宫武官，配之以兵力应该是这种意志的体现。因而在东宫增置武官既是巩固太子地位之需，也是加强皇权的有效手段之一，实为一箭双雕之需。另据陈勇先生考辨元嘉中期文帝为了排斥皇弟彭城王刘义康，而加太子兵至“东宫实甲万人”[1](p120-128)。而东宫兵力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导致兵官的增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时的东宫兵频繁外出征伐也相当普遍。如元嘉二十八年，“缘江蛮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4]（《孝武帝纪》）。又如太子左卫率臧质伐汝南山蛮，“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春……虏退走，因使质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迁太子左卫率”[4]（《臧质传》）。同年宋、魏大战，臧质又以东宫将领东宫兵抵御北兵，“上北伐，诏曰：‘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迳造许、洛’”[7]（《索虏传》）。文帝频繁地由东宫遣兵，反映了此间的东宫兵充满活力，这与太子劭年龄稍长、尚有武略，文帝爱重其才干有关；而同时，东宫兵屡屡外出也应是此间战事频繁的体现。这既可视为东宫武官增加的原因，也可视为东宫武官增加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
三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有意削抑东宫势力
孝武帝立储在孝建元年(454)正月，太子刘子业时年6岁。太子居东宫时间长达11年，永光元年即位。元嘉三十年孝武帝消灭元凶后立即在这年年底改革东宫官制：“十二月甲戌，省都水台，罢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4]（《孝武帝纪》）东宫文、武官皆有所罢省，东宫之省至此达到极点。
遭到罢省的东宫武官则又以卫率任职者居多，下面以任职时间先后列举之：
庞秀之：河南人。庞氏在汉魏时期为关陇士族，两晋时期一支徙居襄阳、南郡，庞秀之是否出于这一支史载不详，其本人则以武勇知名。孝建元年，“三月癸亥，内外戒严……以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4]（《孝武帝纪》）。按《萧思话传附庞秀之传》则记庞秀之为太子右卫率，此为存疑。
申坦：北人来附。其父辈于高祖时归国，世祖孝建初，申坦为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徐州刺史。[4]（《申恬传附传》）
袁粲：陈郡土族。早以操立志行见知，世祖时历仕内外职。“世祖即位，除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4]（《袁粲传》）。
王景文：外戚，明帝时居宰相位。“大明二年，复为秘书监，太子右卫率，侍中。五年，出为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4]（《王景文传》）
刘秀之：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其家世居京口，“大明元年，征为右卫将军。明年，迁丹阳尹。明年，领太子右卫率”[4]（《刘秀之传》）。
张永：吴郡士族，有文才，不堪武略。“世祖大明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将作大匠。事毕，迁太子右卫率。”[4]（《张茂度传附子永传》）
薛安都：河东士族。“大明七年，又加征虏将军，为太子左卫率十年，终世祖世不转”[4]（《薛安都传》）。
张淹：吴郡士族，历仕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等职。后因“与晋安王子勋同逆，军败见杀”[4]（《张邵传附张畅传》）。按晋安王子勋反事在前废帝时，而宋明帝于泰始二年才始建东宫，则推测张淹任东宫职时间应是在孝武帝时。
张畅：吴郡士族。“世祖时起用为侍中，代子淹领太子右卫率。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4]（《张畅传》）。
褚渊：阳翟士族。“明帝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业，乃下诏曰：‘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渊，器情闲茂，风业韶远’”[4]（《王景文传》）。据此知褚渊任东宫职是在孝武帝时。
孝武帝时的太子左、右卫率任职者共计10人，从其来源看：外戚1人，士族6人，寒庶及出身不详者有2人，乡旧1人；从任职者才能看，文才之士仍居多，且多为兼职二宫。
推测其罢省职官、减员的原因之一是欲惩此前文帝身遭太子逆弑之弊。历孝武帝世，其本人大权在握，史称“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4]（《戴法兴传》）。其二是太子年幼，6岁被立为太子，东宫设官多无实际事务。其三或许也与此期南北无大战有关。与孝武帝同时的北魏主为高宗文成帝高浚。自宋元嘉二十七年一战之后，北魏对宋采取暂时的遣使交和政策，而把精力用于对付北胡蠕蠕、河西吐谷浑等。宋魏之间边境时有摩擦而无大战事。故在这其间东宫武官、兵力也相应减省。
四 宋明帝再度恢复东宫三校，并增置东宫直阁等职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立太子昱，太子居东宫6年。宋明帝时的东宫武官也以卫率为常规武职，此间二率任职者如下：
吴喜：吴兴临安人，寒庶，以武功著称。泰始四年，“仍除使持节、督交州广州之郁林宁浦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假辅师将军，兼太子左卫率”。后来被明帝杀害[4]（《吴喜传》）。
刘景素：宗室刘宏之子，堪为文武兼才。“泰始二年九月，以太子左卫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4]（《明帝纪》）
刘勔：彭城人，寒庶。明帝时，屡有战功，“还京都，拜太子左卫率，封鄱阳县侯，食邑千户”。其后官至侍中、中领军，明帝临崩，为顾命大臣，守尚书右仆射。[4]（《刘勔传》）
江方兴：济阳江氏，士族。“以战功为太子左卫率，贼未平，病卒，追封武当县侯，食邑五百户”[4]（《邓琬传》）。
张兴世：竟陵人，寒庶，武将。“入讨元凶有功……泰始四年，迁太子右卫率，又以本官领骁骑将军，与左卫将军沈攸之参员置”[4]（《张兴世传》）。
沈勃：吴兴士族，武将。“明帝泰始中，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4]（《沈演之传》）。
宋明帝时的卫率任职者除了习见的宗室、士族、乡旧三类之外，兼具有武力之才的人士有所增加，上述五人即皆为武勇之士，这与前几任皇帝多用文才之士稍有不同。
而且，明帝时又恢复了孝武帝时一度罢省的东宫三校。主要任职者如阮佃夫：会稽诸暨人，历仕文、孝武朝，宋明帝时迁南台侍御史，“薛索儿渡淮为寇，山阳太守程天祚又反……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侍太子于东宫”。寿寂之：“明帝泰始初，以军功增邑二百户，为羽林监，迁太子屯骑校尉。”[4]（《阮佃夫传》）又如王道隆：“泰始五年，出侍东宫，复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废帝即位，自太子翊军校尉迁右军将军，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为明帝所委，过于佃夫……”[4]（《王道隆传》）这三人皆为寒庶出身，明帝近习、宠臣，由此观之，明帝朝逐渐形成的寒庶、佞幸充斥皇帝身边之政治情形在东宫的选官上也不例外。而这与宋末皇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即寒庶崛起、宦竖中人成为二宫宠臣这一现象相吻合，关于这一点史家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不仅如此，宋末又增加了东宫直阁将军，但此职并不见于宋志，其实例出现在稍后的《南齐书》卷三○《焦度传》中，其时荆州刺史沈攸之反，焦度抵御乱军有功，“事宁，度功居多，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按焦度为宋、齐之际人，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叛一事发生在宋顺帝升明元年十二月。由于宋后废帝、顺帝皆为萧道成立的傀儡皇帝，二人既未立太子更无缘建置东宫，因此，笔者以为东宫直阁之置应往前至迟上溯到宋明帝时。
前文已提到孝武帝有罢省东宫之举，他似无在罢省东宫职官的同时又增加东宫直阁将军之必要。不过，孝武帝时在帝宫系列的武宫中却出现了“直阁”之名，见《谭金传》：“孝建三年，迁屯骑校尉、直阁，领清河太守。”谭金还参与了废除前废帝的宫廷政变，见《明帝纪》：“上（指宋明帝）先已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共合谋。于时废帝左右常虑祸及，人人有异志。唯有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数人为其腹心，并唬虎有干力，在殿省久，众并畏服之，故莫敢动。是夕，越等并外宿，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于后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从宗越、谭金、童太一等直阁“在殿省”与前废帝“外宿”看，直阁应是皇帝身边贴身侍卫，而非泛泛的宫中警卫。
明帝时帝宫直阁渐多，如周山图，义兴人，寒庶，以军功晋升，明帝泰始中，“镇军将军张永征薛安都于彭城，山图领二千人迎运至武原……还，除给事中、冗从仆射、直阁将军”[6]（《周山图传》）。又有夏文秀于明帝时为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泰始七年，休祐被明帝杀死，“时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驰信报休若曰：‘吾与骠骑南山射雉，骠骑马惊，与直阁夏文秀马相蹹……’”[4]（《刘休祐》）可见明帝时的直阁也是皇帝身边的武侍，即使在皇帝狩猎时也不离左右。
后废帝时齐王萧道成“潜图废立，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4]（《后废帝纪》）。顺帝升明元年车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与宫中拥宋反齐的势力结成一体，直阁将军卜白兴又参与其事，“中领军刘韫、直阁将军卜白兴在殿内同谋”[4]（《顺帝纪》）。
以上事例皆说明帝宫直阁的职责为领禁旅，为皇帝身边近侍武官，故能亲历皇帝废立这一极为隐秘的高层政治变故。由于宋志缺少东宫直阁职责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已知的皇帝禁军系统的直阁将军的职责进行类比推测，故东宫直阁也应为太子的贴身武侍。而且，如果东宫直阁之设在宋明帝时之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可将其视为宋明帝加重东宫的又一举措。
五 特征与影响
据上述，宋东宫武官发展特征大致可概括如下：
其一，卫率作为汉魏以来东宫禁卫的传统职责逐渐转轻，并发展为外职，东宫宫内的禁卫则以三校、三将、直阁为主；不过，由于三校、三将的品秩在宋志中尚无明确记载，可推测其职位仍在卫率之后，而东宫直阁出现更晚，当在宋明帝时才开始出现，宋志对其名称、职掌、品秩也俱不记载，故其职责更应在三校、三将之后，尚未超越三校、三将的禁卫地位。但由于其为太子贴身侍卫，职责所在，故其活动、政治倾向极为引人嘱目。在齐、梁、陈，以及北朝的北魏、北齐皆出现了东宫诸直将军，如太子直阁、直前、直后、直斋、斋帅等，它们与宋最初的东宫直阁、直后等职官的设置或有一种制度上前后承袭演替的渊源关系，关于此点可参看张金龙相关文篇，此略。[7],[8]因此，宋置直阁、东宫直阁对后代武官制度的影响可在此提出。同时，张金龙也对帝宫直阁作了详细制度考证[2](p49-58)，这对笔者考察东宫直阁的演变无疑提供了技术参照系。
若把宋制作为南朝制度的代表与北朝相比，从数量上看：北魏东宫武官据《魏书·官氏志》、《通典·职官典》（以北魏太和二十三年改革后的官职为主）和隋志统计只有6个，考虑到北魏太和改制后东宫武官数大为减少这一事实，笔者另外选择制度较为完备的北齐东宫武官作为北朝制度的代表来与宋比较。据隋志对北齐东宫武官数量统计，共计31个。当然，实际见诸《北齐书》有活动记载的职官仅有3个，它们是“东宫侍卫”，见《高阿那肱传》、《韩凤传》；“太子斋帅”，见《皮景和传》；“太子步兵校尉”，见《羊烈传》。[8]、[9]两者数量相差如此悬殊，其合理化解释则是北齐储君多无事权，其宫官政治活动则相应极少，故《北齐书》作为纪传体史书在纪人叙事时不显，而《隋书》志书则作为典章制度之书将其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与北齐相比较，宋的15个仅占其总数的一半，则以宋为代表的南朝系列职官明显少于以北齐为代表的北朝系列职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武官制度之简省（参见附表）。
其二，由于太子三校、直阁将军等武官正处于初创阶段，大多在宋志中记载不全，或无职官名称，或无员额、品秩、职掌记载。现略对太子三校品秩进行推测，其余武职则可依此类推。首先，三校可能为五品官。其理由如下：东宫三校多由皇帝宫禁台官名称、职掌变化而来，而皇帝台职五校尉，按照宋志记为四品，按照皇帝与太子身份的差异，若是同一种职官名，则东宫职官一般应比台官低一个品秩，因此，太子三校或可视为五品。其次，三校也有为六品的可能。按照宋志所记东宫最高武官太子左右卫率的官品为五品、“秩旧四百石”，一般情况下新增的职官不会比已经出现的最高职官的品秩还高，即不超出五品；又由于新增的武官不只一个（见附表），据隋志“东宫三校”的排序在其他武官之前，按照史书中职官等级由高到低这一书写惯例，书写在先者应该比书写在后者品秩高，则可以排除其为最高五品和最低七品的可能性。三校为六品的可能性很大。这两种推导方法哪一种更接近实际呢？史料缺如，此为存疑。
其三，宋东宫新增武官大多比附皇帝宫禁武官的名称、职掌，这反映了东宫职官受制于帝宫制度、储君的权力首先受制于皇帝这一基本事实。它的扩大是随着皇帝的权力与服务于皇帝的机构的扩大而扩大，这是影响宋东宫武官制度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而且，储君的权力呈阶段性的变化也非常明显，大体是沿着弱（武帝）——强（文帝）——弱（孝武）——强（明帝）这一轨迹发展。下面试从宋的皇位继承作一些分析。
有宋一朝的皇帝一直处于对东宫权力既重视又限制、既授权又削权的两难处境。
宋武帝的立储本无波折，当武帝去世时，太子义符年已17岁，少帝继位之后即亲政。但不足两年，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以少帝轻动无德、荒暴无度而废之，“一如汉昌邑、晋海西故事”。随即将其杀害。此举既开了南朝臣下废君的先例，也开了宋皇权政治新局面。封建时代的皇帝其身份是神圣的，皇帝的任期也是终身制的，不能随意废立。大臣的权势能达到对皇帝的废黜，此等人臣的权力之大可想而知。以这样方式被拥立继位的新君如果不是弱智和懦夫，是不甘于落入同样命运的，故而新一任皇帝上台之后，以怨报德、驱除权臣则是人君御下之必然。
可以说宋少帝辅臣在废帝一事上奠定了宋以后政局的基调，那就是皇帝与辅臣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猜忌。故而当宋文帝上台不久在借着各种理由把扶他上台的大臣纷纷铲除之后，他的统治才由此变得牢固。元嘉三十年，年近30岁已居东宫长达24年的文帝太子刘劭因巫蛊事泄抢先弑父，暂时夺得君位，旋即引发了宗室、文帝诸皇子对皇位的争夺。文帝第三子武陵王骏讨逆成功，是为孝武帝。
孝武登基后为巩固皇位，又对宗室、大臣多行杀戮之事，而且对东宫官制也有所罢省，此举或许是欲吸取文帝加重东宫而遭杀身之祸的教训，故对太子的权力有意削弱。太子地位与权力受贬抑后孝武帝虽然已无养虎为患之忧，但虎父犬子问题却出现了。太子继位后无实力巩固其位，轻易地被他的叔叔淮阳王刘彧所废。故孝武帝又自受矫枉过正之弊。
总之，有宋诸帝在对待东宫太子的问题上始终是且信且疑、或抑或扬，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父子之间的权力支点，这或许是导致宋东宫武官制度曲折变化的内在原因。
总体观之，宋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同时，宋东宫武官制度在有宋一朝又处于激烈而又曲折的变化过程中。这种变化和完善既是宋诸任皇帝、太子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附表：东宫武官简表
说明：
1.本表主要据《后汉书·志》百官四、晋志、宋志、《南齐书·百官志》、隋志、《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东宫官》、《唐六典》、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等书记载甑别而成。
2.北齐东宫武官只列出与他朝作比较时相关的部分职官，另有大量增置的武官名与前朝无关，从略。
武官名称 东汉 曹魏 西晋
宋
梁
陈
北魏 北齐（部分）
太子左右 四百 五品 五品， 五品 十一班 四品 正三 从三品
卫率（二 石 秩旧四
品上
率） 百石
太子屯骑、
新置， 七班
六品 从五 改名，
步兵、翊
宋志不品下 正五
军校尉（三
载品秩
品下
太子常从
新置， 有任职 重置，
虎贲督、
六品 者，晋
宋志不
司马督
志不载
载品秩
太子旅新置， 重置，
五班，七品
（虎）贲
六品
宋志不隋志无
中郎将、
载品秩羽林监
太子左、
新置，
四班
八品
右积弩宋志不
将军 载品秩
东宫直阁
新置， 重置， 从五品
将军 宋志无 从五品
太子卫率
新置，
丞
七品
九品
左卫、右九品
职之五官、
功曹、主簿
太子殿中
七品
一班
九品
【收稿日期】2002-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