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分析
吴多情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和印度人各自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华人社会的侧重点是在政治权利和华文教育，印度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依靠政党的力量和社团的援助。华人和印度人积极参与投票为代表本族群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过来族群政党为各自族群存在的问题付诸努力。另外，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的社团也为族群的发展贡献着不小的力量。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就相似点而言，双方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空谈政治参与；双方政治参与的路径基本相似；政党内部都存在矛盾。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华人政党不再是马华公会一家独大，而印度人国大党长期占据主导权；相比印度人，华人的政治参与力度更大，并且华人的影响力更大。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
马来西亚是一个民族多元化的国家，其中华人和印度人是其两大外来移民群体，同时也是仅次于马来人的两大主体族群。2017年人口统计显示，华人人口为667万，占全国人口的23.2%；印度人人口为200万，占全国人口的7.0%① 数据来源于马来西亚统计局，具体网站地址为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55&bul_id=c1pqTnFjb29HSnNYNUpiTmNWZHArdz09&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访问时间2018年8月7日。 。华人和印度人虽然在数量上有着差距，但是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两大族群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目前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较早的要属《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② 梁英明：《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文章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华人社会与印度人社会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亦表示印度社会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在增强。另外，石沧金的《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比较分析》③ 石沧金：《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比较分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比较了二战时期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行为的异同，认为二战时华人与印度人积极的政治作为是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而在实际的行动中又呈现不同的特点。还有陈建山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① 陈建山：《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载《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7期。 从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的角度比较了华人和印度人的异同，其中在对比政治参与的时候提到，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上不占主导地位，但两族的政治认同强化之后，也赢得了当地族群更多的信任。罗圣荣的《马来西亚华印社会比较研究》② 罗圣荣：《马来西亚华印社会比较研究》，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从社会结构、族群认同、社会影响力及与马来人的关系方面分析华印社会的差别。吕峰的硕士论文《独立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及其比较》③ 吕峰：《独立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及其比较》，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系统地比较了独立前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异同。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比较华印两族的相同点或不同点。本文的特色在于时间节点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首先理清新经济政策对华人和印度人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这一时期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异同。
一、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与影响
一项政策的出台背后必然隐藏着可以追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由1969年的族群骚乱导致的，“马华印联盟”在该年普选中表现不佳是造成混乱的推力，而反对党的“胜利游行”为这次流血冲突事件增添了挑衅性的氛围。事后在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府来看，族群间的经济差距是流血事件的重要诱因，需要为此做出一些经济上的调整。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与其目标的设定密不可分的。新经济政策有两大目标：消除贫困和社会重组。具体来说，消除贫困是指消除各个种族的贫困，其解决途径注定与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是分不开的；而社会重组是指改变就业与股份持有的种族结构，纠正经济不平等，以便减少和最终消灭各种族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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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69年骚乱也暴露出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存在的不信任危机，族群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应对1969年族群骚乱所引发的经济变化，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拉赫曼辞职，阿扎克接任。拉赫曼的辞职是1969年暴乱发生之后必然的结果。骚乱发生之后，马来西亚执政党马华印联盟控制下的政府宣布中止国会选举，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随之由时任副总理阿扎克领导的国家行动委员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成立，负责处理骚乱事件和维护国内秩序。其次，新的政治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取代原来的马华印联盟。1970年阿扎克正式取代拉赫曼继任总理之后，开始尝试建立一个扩大的联盟，吸收其他政党进入其中。1974年这个所谓的“扩大联盟”在阿扎克的巧妙运作下宣告成立，也即是如今的“国民阵线”。国民阵线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之外，还吸收了沙捞越人民联合党、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马来西亚人民进步党等政党。阿扎克的做法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巫统意识到马华印联盟并不牢靠，依赖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的时代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考虑到反对党的情况，对于扩大社会基础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而吸收其他政党则是有益的选择。最后，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马来西亚由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转向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一个精英集团采取了任何有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其继续控制政府”④ 转引自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这种权威主义的政治形式在马哈蒂尔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华人和印度人而言，新经济政策是为改善马来人的经济状况而实施的一项优先政策。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马来人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在公司的股权份额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数据显示，马来人的总体贫困率由1970年的64.8%降到1990年的23.8%，马来西亚农村贫困率由1970年的58.7%下降到1990年的21.8%① 参见《马来西亚第一远景计划1970—1990》，转自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7年，第175页。 ；1970年马来人的股份持有率仅有2.4%，但到1988年股权份额已经达到19.4%② 林水檺、何启良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第337页。 。华人和印度人默认新经济政策实施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偏向马来人并未对华人和印度人造成什么损失，相反在经济的某些方面华人和印度人也获益了。这也是马来西亚政府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强调的地方，即通过经济发展而非财富的重新分配来实现政策目标。真正让华人和印度人担忧的还是各自族群发展前景以及当下所面临的难题。相比较于华人，印度人的难题显得更加严重和迫切。新经济政策时期印度人主要受两大问题的困扰：一个是印度种植园劳工问题，另一个是印度人的股权份额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始终保持在1%左右。而华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时也面临因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其他问题，如教育问题。总之，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和印度人各自面临的难题既要依靠族群内成员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外来的援助。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成效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的争取公民权运动为华人能够参与马来西亚政治奠定基础。同时获取公民权也意味着华人的政治认同开始发生转变，华人的效忠对象开始固定为马来西亚。这种政治认同的转变意味着华人由马来西亚政治的旁观者转向积极的参与者。而华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包括：直接投票、华人政党和华人社团。
1.直接投票参与政治选举
马来西亚实行议会选举制，凡是到达法定年龄的公民，都有权参加政治选举，按照正规程序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这意味着华人能够通过投票来支持看好的政党及候选人，并通过这些政党和候选人的政治作为来影响政府决策，为华人谋取更多的政治权益。前文也提到马来西亚是以族群政治为主，所以华人的选票通常会流向华人政党，极少数会流向其他政党。
种植园分裂运动指的是马来西亚外国资本家把所拥有的种植园分割成几个部分卖给当地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即马来亚独立运动时期，60年代发展态势强烈，并贯穿于70—90年代。种植园分裂运动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失业、流离失所只是常态。1970年，马来西亚种植园工人约15万户，约25万人，其中印度人占45%，马来人占32%，华人占22%② ［日］土屋敬三：《马来西亚的社会贫困状况及各民族间的经济差距》，载《南洋资料译丛》1978年第4期。 。很显然，种植园分裂运动对印度人的影响要比对其他两族严峻得多。NUPW和MIC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为此付出了明显的努力。
一般认为，华人支持的政党自然会代表华人利益，那么20世纪60年代之前华人在政府中的唯一代表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然而，随着新的华人政党的出现，那些不满马华公会政治作为的华人逐渐转向支持新的华人政党。而这个转变的标志则是1969年大选马华公会在选举中的失利和民主行动党的兴起。1969年之前，马华公会的代言人角色一直未被质疑，但之后由于马华公会关于华人利益的种种让步和妥协，再加上新的华人政党民主行动党成立，对马华公会失望的华人转而支持民主行动党。自1969年至1990年6次大选⑤ 这6次大选的年份分别是1969年、1974年、1978年、1982年、1986年和1990年。 中，华人中近70%—80%的选票都投给了反对党——民主行动党⑥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 ，因此民主行动党也成为马华公会最大的政治劲敌。总而言之，华人选票的流向反映了华人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执政党尤其是对华人执政党的满意程度，而马华公会的地位受到挑战便是最好的例证。
2.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
政党为选民争取权利的主要途径是参与政治选举，然后获得一定的国会议席，最后参与新政府的组阁，掌握一定的政治话语权。自独立以来马华公会就一直属于执政党阵营，参与政府组阁，同时在政府部门任职，把握重要职位。但马华公会扮演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从最初的第二大党到1972年新执政党联盟的扩大。民主行动党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不光在反对党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还是与马华公会争夺华人支持的最大政治劲敌。回顾1970至1990年的大选，不难发现国民阵线始终是赢家，反对党始终处于下风。因此可以说，作为执政党联盟中的一员，马华公会在华人选民中的影响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民主行动党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1990年大选中华人社会的选择。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承载着核心素养培养的旨趣，对数学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课堂留白艺术的运用就是颇具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基于对数学课堂留白艺术的理论探析，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些思考还是初步和概要的，许多问题尚未完全厘清，后续可根据数学课堂教学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与建议，并在实践中积极检验、修正．
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没有政党的参政议政，选民的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没有选民的支持，政党的参政影响力就不得而知了。前文论述了华人选民的支持对华人政党的重要性，接下来论述的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政党为华人选民的利益保障所做出的政治行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简称马华公会、MCA）和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简称 DAP）。
在以族群政治为主的马来西亚，处在执政联盟中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能够为华人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便利。经济方面，1975年马华公会创办了马华控股公司，希望借此来增强华人的经济实力，“以期推动华人经济由家庭商业向大企业发展”① ［马］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272页。 。社会和文化方面，1982年马华公会着手创办以华文华语为主要语言媒介的拉曼学院，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在其他的关于华人社会的政治议题中，马华公会也积极参与讨论，维护华人的正当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独立大学案中，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的态度截然相反，前者不接受独立大学这个概念，后者则表示支持。
3.华人社团的角色定位
马来西亚的华团组织起初只是零零散散的，各地的组织也不集中，直到20世纪开始出现大联合的趋势，各州乃至全国性的华团组织相继建立起来。目前，马来西亚共有5 000多个华团组织，全国性的华团组织中，较具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四个：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后三者的成立时间较早，基本是独立初期就已经存在了，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则是在1991年建立的②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 。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人政党诞生之前，华人社团就开始为马来西亚华人服务，帮助华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华人政党的成立使得华人社团逐渐演变成不可或缺的民间力量。这种民间力量有时候比华人政党更了解华人的意愿，华人社会也会更加青睐这种民间力量，实质上华人社团已经在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帮助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20世纪80年代是华人社团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高峰时期，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强势。1981年政府推出的“社团修正法令”对华人社团冲击尤大，故全国华人社团提出了反对。但因政府的强势使得华人社团纷纷改制，这也为华人社团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方便。1982年大选期间，董教总提出了“三结合”（华人执政党、反对党和民间华团的结合）的概念，喊出了“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一批华教人士决定加入民政党，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推动国阵内部进行改革，最终实现体制上的转变。但结果并不如意，“打进国阵”的策略并未奏效。1985年10月，由代表全马5 000多个华团的27个领导机构共同签署发表了《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简称华团宜言），随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诞生。1986年大选，民权委员会表明了反国阵的立场，提出“两个阵线”的概念。1987年的华小高职事件以及当局对部分华团人士的逮捕促使1990年大选之前一批华教民权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促成两线政治。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印度人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成效
整个新经济时期，马来西亚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此背景下马来西亚印度人可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直接表达其政治意愿，同时也可借助特定政治性社团和组织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国大党（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简称国大党、MIC）和全国种植园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Plantation Workers，简称NUPW）。
1.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选举活动
印度人作为马来西亚第三大族群，人口数量的优势也是不可小视的。数据统计显示，1970年马来西亚印度人的人口数量约98万，占比9.14%，到1991年人口增至141万，占比7.94%① 转自石沧金：《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政治参与简析》，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2期。 。人口的优势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在选举投票上。而代表印度人的政党是MIC，故而印度选民的选票基本都流向MIC。不过随着国大党内部出现斗争和腐败问题，印度选民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政治取向更加理性化。
1.强化领导保障。加强各区县、各部门协同合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完善全市商贸流通业线上线下互动创新发展协调推进机制。进一步发挥商务部门牵头作用，整体牵头部署全市商贸流通业线上线下互动创新发展总体工作，协调跨部门联动，指导各区县承担相关项目的具体实施。支持各级电商协会和网商协会发展，引导发挥行业协会优势，完善全市商贸流通业线上线下互动创新发展服务体系。
回顾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大选，从MIC的表现来看，即议席和选票的变化，可以从表1看到，MIC在议会中的席位是少之又少，而且变化也不明显，这说明了MIC所处的尴尬境地，特别是1974年新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成立之后；选票数的变化趋势是不断上升的，从1978年的67 119票到1986年104 701票，主要取决于马来西亚人口的稳步增长和民众参政意识的提高。从席位来看，MIC在马来西亚议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与1969年之前相比地位明显下降了；从选票数来看，MIC的民众基础较为稳定。总之，从马华印联盟到国民阵线的扩张意味着巫统有意要改变长期依赖华人和印度人的状况，MIC在深知形势对本族群不利的情况下依旧要保留对国民阵线的幻想，也实属无奈。
表1 1970—1990年五次普选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的议席和选票数变化
2.种植园分裂运动与种植园劳工：NUPW和MIC的努力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华人选民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这也与华人数量、华人参与投票的积极性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华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人口众多，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人口的平均占比也高达30%③ 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马来西亚）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39页。 。华人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体现在选民登记上，1959年，已登记的华人选民超过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964年，华人选民更是占了高达38%的比例④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 。因此，在马来西亚历次大选中，华人选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80年，MIC组织了第二次经济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背景是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十年，也是马来西亚第四次经济计划的制定年。就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来说，印度人在国民财富中占1.0%的经济地位仍未得到提升，这显然不符合最初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期望。从马来西亚经济计划的制定来看，第三次经济计划已然忽略了MIC的建议，也没有对印度人的福利提升有多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研讨会的目的很明确，要让应邀出席的代表政府的财政部长东古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认识到印度人真实的经济状况，与1974年一样的做法是为印度人的经济提升给政府建言献策，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目标由原先的10%改为6%① Anbalakan，K.“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Further Marginalisation of the Indians.”Kajian Malaysia，Vol.XXI，Nos.1&2，2003.p.389. 。结果总是相似的，尽管东古拉沙里保证政府意识到印度人的困境并将采取行动去克服这个困境，但实际上第四次经济计划中并没有附加行动来缓解印度人的困境。
在寻求政府帮助无果的情况下，NUPW和MIC都通过自助合作的方式来帮助印度种植园劳工。1960年印度人国大党主席善班丹（Sambanthan）成立了全国土地金融合作社（National Land Finance Cooperative Society，简称NLFCS），旨在缓解种植园劳工无家可归的困境和失业问题。NLFCS筹集资金购买分裂的种植园土地，同时鼓励种植园劳工购买份额加入合作社。这一行动得到了广大种植园劳工的支持。到1980年代中期，成员数量增长到约75 000人，股金增加到9.087亿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② K.Anbalakan，”Socio-Economic Self-Help among Indians in Malaysia”，in K.Kesavapany，A.Mani，P.Ramasamy，Rising India and Indian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p.425. 。1961年8月，NLFCS在吉打州购买了第一块土地。到1985年，NLFCS共有12处种植园，价值约为35亿林吉特，并且成为“马来西亚劳工拥有的最大经营机构”③ Muzafar Desmond Tate，The Malaysian Indians：history，problems and future，Selangor：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2008.p.121. 。与MIC一样，NUPW也发起了项目来帮助种植园劳工，如成立类似NLFCS的组织。但与NLFCS不同的是，NUPW的项目执行力是差劲的，NUPW的领导层在管理这些项目的过程中缺乏专业性和义务性。另外，NUPW也涉足买卖种植园，但也因管理不善被迫卖掉。
总而言之，NUPW和MIC为印度种植园劳工所做出的努力是有所成效的，种植园劳工的权益也得到一定的保障。尽管NUPW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缺陷，无法为种植园劳工争取到更多的权益，但是对于本来就已经身临绝境的劳工们而言，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3.MIC与新经济政策
作为一枚职业家庭斜杠女性，我也有我的英雄梦想啊！我的梦想就是永远不用开会，再也不要跟脑残同事们扯皮，爱听啥听啥，喜欢谁跟谁聊天……可一转念，有了这些大屏小屏，这一切明明都实现了呀！
首先，NUPW和MIC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政府的帮助，比如NUPW撰写的研究报告和MIC的游说行为。在分裂运动演进到20世纪60年代的高潮期，NUPW认为政府至少要禁止40公顷型种植园的买卖行为③ K.Anbalakan，”Socio-Economic Self-Help among Indians in Malaysia”，in K.Kesavapany，A.Mani，P.Ramasamy，Rising India and Indian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p424. 。因为大型种植园的分裂伤害的不仅是种植园产业，还对种植园劳工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经过双方的努力，大马政府组建了调查委员会，1963年“阿奇兹报告”（the Aziz Report）出台。报告的内容详细分析了种植园分裂运动的实质是投机行为而不是正常的土地需求，认为分裂运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印度劳工都有着不利影响① Carl Vadivella Belle，Tragic Orphans：Indians in Malay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4.p.314-315. 。但是，大马政府的回应令NUPW和MIC失望了，大马政府认为现行的法律能够应付当前的情况，拒绝采纳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
蓄电池配合柴油发电机共同参与系统频率调整,能够充分利用不同频率调节装置的优势,但需要设计频率协调控制策略。
从两次研讨会的目的来看，MIC的行为动机显然是为了维护印度人的权益，这十分符合其族群政党的定位。但从两次研讨会的后期影响来看，两次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忽略了MIC的建议，也没有给印度人带来更多的福利，这对于MIC来说是失败的，也是MIC无法接受的。从MIC的综合表现来看，能够得出的结论是MIC的作用以及影响力已经远远跟不上马来西亚政局的变化，也满足不了印度人群体的需求。
老道仔细斟酌着遣词造句，告诉王祥：“小伙子，你这批玉器果然是大凶之物啊。而且，不瞒你说，虽然这些玉器里不少都是上百年的古玉，但是做工和成色却是一般，不是什么名贵的器物。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你这批玉器应该不是出自名家之手，要想卖出个好价钱难啊。”
四、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与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分析
在试图比较华人和印度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治参与状况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地位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二等公民”，地位次于马来人，但在实际的政治体制中华人的政治重要性明显会高于印度人，这是由华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历史大背景，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显然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1980年代马来西亚威权主义更加强烈，而1970年代更像是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适应时期，到1990年代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又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在分析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状况时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的考量，也不能不顾政治形势的变化，要做到正确看待不同时期华人和印度人的侧重点。
就相同点而言，可从政治诉求和政治活动来比较。就政治诉求而言，双方都希望政治地位能够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追求政治平等；经济上希望解除双方在经商方面的某些限制；社会文化上母语教育是双方共同的追求。从政治活动来看，参与选举投票是最直观的政治参与形式，通过政党参政议政也是应有之意，社会团体的救助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民主表现，这些政治行动是华人和印度人都能接触和实现的。具体来说，政治上华人和印度人选民参与政治选举的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支持本族群的良性发展；华人政党和印度人政党同属执政党联盟阵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各自族群争取利益的时候都竭尽全力；在各自族群民众遭遇困难之际社团组织所提供的援助是及时的。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过程中政治领导层所呈现的矛盾性是一致的。这种内部矛盾所引发的外溢效应让民众对于各自族群领导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
MIC多次尝试说服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来解决印度贫困人群面临的问题。然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而且巫统的回应通常只是象征性的。1974年，MIC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研讨会，主题是“新经济政策与马来西亚印度人”，旨在向正在制定第三次马来西亚计划（1976—1980）的政府提建议。研讨会结束后，一份包含提升印度人经济建议的蓝图呈交给政府。这份蓝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求政府制定具体政策，到1990年将印度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1.0%提高到10%；其次是建议将种植园产业纳入农村发展部的职权范围，以便有效解决种植园工人的经济问题；建议根据FELDA④ FELDA（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可译作“联邦土地发展局”）的作用就是开展土地开发和农业活动、工商业社会经济项目，来达到就业和消除贫困的目的。1990年不再吸收新的定居者。 计划吸收流离失所的种植园劳工来保证就业。MIC希望至少有一些建议会被纳入第三次马来西亚计划（1976—1980），但实际上时任总理拉扎克对这份蓝图并不感兴趣，因此MIC的建议并没有在第三次马来西亚计划中得以体现。尽管后来政府做出了保证重视印度人的经济落后问题并采取措施来解决，但在整个第三次马来西亚计划时期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帮助印度人缓解经济落后的困境。
以师父最超凡的尸体研究经验，也仅能解释到这里，更深一步的原因便参不透了。同时，师父也告诫他，这种解释只能传授给你未来的徒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族人，你对族人们的解释是：死者被邪恶的恶灵附体，需要给死者进行超度，驱除恶灵，以便帮助死者解脱，安然地投去天国。
如果只是简单列举政治活动的不同，很显然没有触及其实质，也未理清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性。所以除了具体参与的政治活动不同之外，还要看到背后的一些心理变化。具体而言，选民参与政治选举除了要满足基本的选举条件外，还要有政治意愿，也可以说是关心政治。并不是所有选民都有参与投票的意愿，一些忙于生计或政治自觉程度低的选民参与投票的概率明显不高。其实这已经涉及经济基础的优劣问题和教育程度的高低问题。举例来说，就经济收入来看，1970年华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比印度人高90马元，到了1979年，华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比印度人高192马元② 计算整理自西口靖胜：《当代马来西亚的种族对立与收入分配结构》，载《南洋资料译丛》1987年第4期。 ，可以看出华人的经济地位是高于印度人的，从而也为华人选民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去参与政治选举；就教育程度而言，以1980年的高等学府毕业生为例，华人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数是印度人的3倍多，获得其他文凭的人数约是其5倍③ 整理自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第470页。 ，可以看出华人的整体教育水平是好于印度人的。另外还能从就业结构中可以窥之一二。在三大族群中，从事低薪工作如种植业、机械操作和装配工作的印度人比例最高，土著次之，华人比例最低④ 罗圣荣：《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及其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因此，在经济基础良好和教育水平颇高的情况下，华人参与政治选举的意愿更高，即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相反印度人参与选举的意愿并不是特别高。
事实上，在没有选民支持的情况下代表族群的政党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政党要维持其影响力其实离不开选民的支持，继而为选民谋福利是必然的选择。马来西亚是一个民族多元、政党族群化的国家，所以同族群的选民很少会去支持其他族群的政党，但出现多个政党代表本族群的时候也意味着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其政治态度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一点在马来人政党和华人政党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而印度人族群长期以国大党为主导。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政党马华公会面临着新的政党民主行动党的挑战，而国大党未受到挑战。作为执政党联盟的成员，马华公会和国大党都有着来自族群内部的难题需要解决，特别是突发性的。前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威信的维持和华文教育，而后者需要做的是如何处理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和与大马政府协商关于经济计划中印度人的利益分配问题。就两大政党政治作为的成效来看，马华工会的权威受到新的华人政党民主行动党的挑战，威信有所下降，华文教育方面马华工会成立拉曼学院而对独立大学投出反对票；国大党对于种植园劳工的援助是积极且及时的，但最终的结果并未令印度人满意，同时在与大马政府谈判的过程中成果欠缺。
总而言之，在比较新经济时期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过程中，不难发现华人在外来移民群体中的政治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印度人，影响力也是远高于印度人。但这并不能抹灭印度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作用。另外，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都带有各自的特色，两大族群在期间也面临着不同的难题，族群政党也为各自族群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招财被二鸭婆带回了白家湾。第二天，他就被县公安局的人带走了。他不光被撤掉了民兵营长职务，还因流氓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五、结语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新格局诞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时期，也是华印两族政治参与中目的较为明显的时期。纵观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情况，无论是华人还是印度人，都避免不了参与选举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华人政党和印度人政党都不免要为各自族群的选民服务，重要的民间力量社会团体也要充当着中介人的角色为其会员和相关人员提供帮助。这期间虽然华人社会和印度人社会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难题，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问题的处理模式是政党为主，社团辅助配合。
另一方面，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参政活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经济层面上的优势和教育水平的领先让华人参与政治生活更加主动、积极；马华公会有了较为强大的政治劲敌民主行动党，国大党的长期代言人身份未受影响，但本身的影响力在下降；这一阶段华社和印度人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华社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权利的提高和华文教育，而印度人社会主要需求的是经济层面的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
总而言之，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参与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尽管马华和马印的处境有所不同，政治地位也有所不同，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发生改变，即华人和印度人始终是外来移民群体，与本土族群之间始终存在着隔阂。正是这种隔阂使得华人和印度人参与政治生活面临着被本土社会拒绝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这种努力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实际上外来移民群体参与政治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融入的过程，但在参政的过程中会引起本土社会的抵触，这中间存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另外，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这也给华人和印度人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去适应并找到其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准确定位。
当水资源缺乏时，农业收益降低，加上近几年干旱，以前是有多少亩土地，就灌溉多少亩，但由于现在人口的增加对黄河水灌溉有了明显的限制，如果不能灌溉，这里的农民仅靠天吃饭将没有一点收益，投入大于产出，只能减少耕种的土地，土地量的减少也是农民基于经济利益权衡之下做出的选择。
Comparable Analysi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s in Malaysia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u Duoq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510632）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Malay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and it is also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of Malaysian politics.During the period，both Chinese and Indians had new political demands.The Chinese focused on political rights and Chinese education.The Indian communi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improvement，especially the poverty of plantation workers.The ways to achieve these demands are mainly to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the election vote，rely on the power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 community.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and Indians in voting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ethnic parties，and in turn ethnic parties have worked hard for the problems of their respective ethnic groups.In addition，in addition to the official，folk associations als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group.Chinese and Indians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s far as the similarities are concerned，neither side can talk abo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out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 wa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similar.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within ethnic parties.The differ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has long dominated.Comparing with the Indians，the Chinese have great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influence is greater.
Key word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Political Participation；Chinese；Indians；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 D7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9）01-0031-08
［收稿日期］ 2018-11-14；［修回日期］2019-01-05
［作者简介］ 吴多情，男，安徽铜陵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来西亚族群政治。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3BMZ070）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林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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