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并未“流落十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邦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邦彦自元祐三年（1088）春“出教授庐州”，后又知溧水，至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始还朝为国子主簿。南宋人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注：见四部丛刊本《攻媿集》卷五一。）中谓“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襮”，“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近人王国维又在其《清真先生遗事》（注：见上海书店本《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中谓周邦彦《汴都赋》“颇颂新法”，当代有些学者即据此认为，周邦彦所以“流落十年”（《遗事》以为元祐二年出教授庐州，绍圣四年还朝，共计十年），是旧党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的排挤倾轧。不佞曾在《清真事迹新证》（注：见王水照主编《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中考出周邦彦并非新党，此文则进一步考证：周邦彦出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乃宋代官制及时势所使然；至庐州任不久即遭母丧，居家丁忧三年，此次外任不足六年，所谓“流落十年”根本不能成立，更与新旧党争无任何关系。
一 周邦彦外任乃宋代官制及时势所使然，与新旧党争无关
认为周邦彦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即是旧党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排挤倾轧的，以罗忼烈先生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在《拥护新法的北宋词人周邦彦》（注：见《词曲论稿》，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版。）一文中说：
当保守派重登政治舞台之初，曾吸收了一些反对派的游离分子。官职低微的周邦彦，当时似乎也在被争取之列。所以当他不肯改变政治立场，“低徊不自表襮”，“不能俯仰取容”的时候，被排斥的命运就注定了。于是，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独揽大权、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他被轰出太学，到庐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当教授。同年四月，陈师道却因苏轼之荐，以布衣身份出任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教授。陈师道因反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不肯参加改制后的科举试，大受守旧派的赞赏，所以“一命”便为教授，与太学正出身的周邦彦相等，这是政治立场造成的幸与不幸。而所谓“苏门四学士”，也在这时候通过苏轼的关系，开始跑到汴京来；黄庭坚当了校书郎，张耒作了太学录，秦观作了太学博士；而晁补之的太学正，也许是顶替周邦彦的遗缺。几年后，贺铸又以李清臣、范百禄、苏轼之荐，由武官变为文官任承事郎。
乍一看来，罗文指出的都是事实：旧党入朝，周邦彦出朝，这不是排挤倾轧是什么？然而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并用宋代官制予以检验之后，就会发现周邦彦的外任，根本与新旧党争无关。
据宋代官制，考中进士后先为选人，尚未正式进入仕途。而选人除个别特恩者外，一律不能在京任职，必须先到地方去任幕职官。即如邦彦是旧党中坚人物，也不能越制而留京；即如他是新党人物，其时仍是新党执政，他也必须经一任或两任外任之后方能再内调。这是宋代官制所使然，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即以“苏门四学士”为例。“苏门四学士”受旧党之沾溉是无疑义的；但他们在入为校书郎、太学博士、大学正、大学录之前，也都经历了几任亲民之任。如黄庭坚举进士之后，就曾历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知太和县，历四任后才于元祐元年召为校书郎的。张耒举进士后，亦曾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然后才“入为太学录”的。秦观举进士后，曾历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元年应贤良方正科试后，才除太学博士的。至于晁补之，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的出官，却根本与苏轼无关。晁举进士后，曾历潭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堪馆职，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李清臣是新党人物，难道说因为他荐了晁补之，就认为他是向旧党投降了吗？此四人仕履均见《宋史·文苑六》。事实摆得清清楚楚，不知罗先生何以会得出如上结论，且谓“晁补之的太学正，也许是顶替周邦彦的遗缺”。《宋史》本传谓晁为太学正在元祐元年，周邦彦于元祐三年外任，怎么就能是晁顶了周的缺呢？须知宋代之所谓缺，是先有缺而后顶替，即旧官先去，空出缺位来，新官才能顶替的，而决无新官先来数年后，旧官才去之理。
至于罗氏所谓“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总揽大权、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他被轰出太学，到庐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当教授”，难道时间的巧合（实际上周邦彦出教授庐州在元祐三年），就能说明事实的本质么？宋代除官，分堂除（宰相与执政官议事在政事堂，故名）与吏部除。《宋史·职官一》载：“中书省：凡除省、台、寺、监长贰以下，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同书《职官三》又载：文官归吏部尚书左选，“文臣京朝官以上及职任非中书省除授者悉掌之。……自初任至幕职州县官，侍郎左选掌之”。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无庸混淆。据此即知，一小小的州学教授，怎么也轮不上堂除。吕公著即便是想排挤周邦彦，也要通过吏部，而吏部也不是宰相说一句话就能了事的。
至于苏轼，当时为翰林学士，虽为皇帝近侍之臣，但职守却是只掌制命，不与朝政，只有荐士之权，而无除官之权的。宋代官制，所以优于前代者，不惟在于职守清楚，且诸司之间相互制约。即如翰林学士，可谓清要之极。《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即云：“故事，学士掌内庭书诏，指挥边事、晓达机谋、天子机事、密命在焉，不当豫外司公事。盖防纤微闲，或漏省中语。”（四库全书本）“不当与外司公事”，就是不许干预六部二十四司的公事，怎么能说苏轼一为翰林学士就将周邦彦排挤走了呢？至如贺铸由武官换文官，也是宋代官制明文规定所允许的。宋人虽左文右武，然文官可换武官，武官也可换文官。《宋史·贺铸传》曰：“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初，娶宗女，隶籍右选（按：即武选），监太原工作……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这里说得清清楚楚，贺铸之由武换文，是在李清臣执政时，而李清臣在哲宗亲政后首倡“绍述”新政，当然是新党代表人物无疑，况且贺铸也不是旧党，未知罗氏何以举此为例？
周邦彦其时为选人，如前所述，而由选人改官是必须要经过亲民之任的。叶梦得《石林燕语》（四库全书本）卷七即载曰：“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才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宗）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这里说得清清楚楚，馆职为储才性质，发现其为可用之才后，还要外任。即是罗氏前所举如黄庭坚、张耒、秦观、蔡肇、晁补之等，哪一个没有经过亲民之任即地方行政官？当然，必须历地方官就不一定必须历教授之职，但任教授却决不是排挤倾轧。即如罗氏前所举七人中，除蔡肇、张耒、贺铸三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曾历教授之职，难道说一任教授就是排挤倾轧么？况且侍御史王岩叟劾曾肇时尚曰“肇自及第，便忝冒作教官”，即认为刚刚及第就任教官是任人太遽；邢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知谏院胡宗愈亦“犹以为太遽”，怎么到了周邦彦那儿，一任教授之职就认为是排挤倾轧呢？
尚须指出的是，邦彦出教授庐州，还有几个偶然原因：《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中华书局影印本）载：“元祐元年十月十二日诏：齐、卢（当为“庐”字之误）、宿、常、虔、颍、同、怀州，各置教授一员。”《长编》卷四○三载，元祐二年七月丁巳，“诏：内外学官，选年三十以上充。从御史中丞胡宗愈请也。”同书卷四○八载，元祐三年正月己庚申，“诏：幕职州县官，虽未经考，听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同书卷四○九载，元祐三年三月己卯，“左正言丁骘奏：窃睹明诏，欲于后次科举以诗赋取士，天下学者之幸也。然近时太学博士及州郡教授，多缘经义而进，不晓章句对偶之学，恐难以教习生员。臣愚欲乞下两省馆职、寺监长贰、外路监司，各举二人曾由诗赋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内外教官。盖经义之法行，而老师宿儒久习诗赋，不能为时学者，皆不就科举，直候举数应格，方得恩命。今或举以为教官，当能称职。伏乞二圣早降睿旨，使四方多士，一变妄诞穿凿之风，而趋规矩准绳之学，天下幸甚！”这些都说明，自熙宁四年罢诗赋考试之后，年轻人不习诗赋，以致恢复诗赋考试之后，需要年三十以上以诗赋出身人来充任州郡教官。而周邦彦既不愿或因故未能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之制科考试，又年三十以上，且“文采可取”，长于诗赋，自然就成为州郡教授之最佳人选。据此即知，周邦彦要由选人改官，出京到地方去任亲民官就成为必然，而出任庐州教授，则又由上述三个偶然性因素所决定。
故邦彦“出教授庐州”，是仕途必经之路，是时势所使然，与新旧党争无关，亦不当以排挤倾轧目之。不然，哲宗于元丰八年九月亲政，邦彦何以不见遽升亦不见内调，直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始“还为国子主簿”耶？
二 周邦彦刚至庐州教授任即丁母忧考
《遗事》谓教授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在元祐二年（1087），陈思《清真居士年谱》（辽海丛书本）谓在四年（1089），均计算有误，实际在元祐三年（1088）。然邦彦刚至庐州教授任即遭母丧这却是学者们未曾考及的。《宝真斋法书赞》（四库全书本）卷二一有邦彦《友议帖》曰：
邦彦叩头。罪逆不死，奄及祥除。食贫所驱，未免禄仕，言念及此，益深哀摧。此月末挈家归钱塘，展省坟域，李春远当西迈。潼远友议，岂胜依依？寻即奉书以候动静。邦彦叩头。
罗先生在《周邦彦清真集笺》（注：见《周邦彦清真集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一书中认为此帖当作于元祐二年出都前致友人者：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云：“此帖岁月虽不可考，味西迈一语。或即在客荆州之际。果尔，则在荆州亦当任教授等职。”按据罪逆二句，其说未可通也。清真历仕三朝，见神宗、哲宗之祥除，不及见徽宗之卒。哲宗卒于元符三年，其时方以前年重进《汴都赋》而除秘书省正字，虽“奄及祥除”，而无“罪逆不死”之可言。惟有神宗卒后，旧党当政，清真以右新法见斥，始有罪逆可言。故其《重进〈汴都赋〉表》云：“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是所谓罪逆也。彼以元祐二年教授庐州，此时已逾神宗之丧二十余月，故云“奄及祥除”也。味帖意，当是二年春间出都，先返钱塘，然后赴任：庐州在杭州之西，故云西迈也。若如《遗事》所言在客荆州之际，则去神宗祥除已四五年，而哲宗方在位，何得谓之奄及耶？此帖似为于元祐二年春出都前致友人者。
罗氏将“罪逆不死”坐实索解，且以“祥除”为皇帝之丧，是不佞所未敢苟同者。其实，所谓“祥除”即“服除”，皇帝之丧与父母之丧均可谓之，非独谓皇帝之丧也。而所谓“罪逆不死”者，乃古人居丧时常用之语。因古人视忠孝为一体，《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谈临终时即对其子司马迁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注：见中华书局整理排印本《汉书·司马迁传》。）故谓父母或祖父母卒为“罪逆不死”，意谓自己罪逆极大，祸及父母，致使父母早卒，并非真有什么“罪逆”之事者。此例不胜枚举。王氏只审“西迈”而未审“罪逆”，罗氏审及“罪逆”而未确，故罗氏谓王氏之非而未知自己亦非矣。审及于此，可以断言，此帖乃邦彦居丧服满后出官，又复归钱塘祭扫前致书与友人无疑。
然究竟居父丧耶，抑或居母丧耶？现据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文，知吕陶在元丰八年为邦彦父周原所写之《墓志铭》中，谓周原娶张、陈二氏，张氏先周原而卒，周原卒于熙宁九年，葬于元丰八年，其时陈氏尚健在。周原卒时邦彦尚未出仕，而此帖既云“食贫所驱，未免禄仕”，知所谓“奄及祥除”乃其母陈氏之丧“祥除”而非其父，亦知其母陈氏卒于元丰八年之后。
那么其母究竟卒于何时呢？《宋史》本传谓邦彦“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致力于词章”，若居丧在此五年间，则“居五岁不迁”为正常现象，不当用如此语气，故又知其母卒于元祐三年之后。宋制，若父母尚健在，官员移任前则给宁假一月，父母亡则无，在《周邦彦别传》中，不敏又考出邦彦赴庐州教授任前，先宁假归钱塘，然后赴庐州，故又知其母卒之上限，最早亦当在元祐三年（1088）四、五月邦彦至教授庐州任之后。
其母卒之下限若何，虽无明文足供查证，却复可于邦彦其它文与词中回环考索，知其大概。《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一四○五○“祭”字韵有邦彦《祭王夫人文》曰：
婉静柔嘉，由生而知；母仪妇则，宗党所推。气温色庄，门内谐熙，家肥子良，侍养孔时。凡所可褒，无一或亏，虽究百年，孰云非宜？云何不淑，奄及大期！呜呼哀哉！
某托婚自昔，德门是归，衔哀去职，蒙被恩私。空馆见居，饮哺寒衣，日月几何，终天永违。恤隐之仁，莫报毫厘，设醊告诚，又远穗帏，缄辞千里，用写我悲。
首先可断此祭文为邦彦祭自己夫人之文，非为人代作。因古人若为人代作祭文或代作别文，题首则必冠以“代”字。而邦彦《祭王夫人文》，题首既无“代”字，文内亦直云“某”，则知其非为人代作，乃为邦彦祭自己之夫人明矣。罗氏亦持此说，在《清真集笺》中，于此文后“附记”曰：“据此，知清真妻氏王，贤淑，卒时清真服官于外。”第一段乃歌颂王氏夫人之妇德，第二段述与夫人结缡始末，所谓“衔哀去职”，即依制丁母忧离任；所谓“蒙被恩私”，即丁母忧服除后与王氏夫人结缡也。因宋有服丧期内不听乐、不婚娶、不应试的规定，故邦彦与王氏夫人成婚，只能在服除之后。不佞在《周邦彦两入长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一文中，曾考出邦彦在其父卒前即已成婚，而此王氏夫人乃在其母服除后始与邦彦结缡，则此王氏夫人并非原配，而为续弦明矣。
其实此王氏夫人卒于邦彦为选人或为京官时。何以知之？据《宋史·职官十》记“叙封”之制，知宋代封曾祖母、祖母、母、妻之制凡四等：曰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升朝官以上始封，京官及选人则不具备封妻之资格。此文仅谓“夫人”而上无叙封，则知其王氏夫人卒时邦彦官尚小，为京官或选人，不足以对其封妻耳。
选人且不必说，至于京官，拙文《新证》已经考出，其由选人国子监主簿改为京官秘书省正字在哲宗元符元年（1098）三月十八日。其后之仕履，校书郎亦为京官，然《宋史》本传仅谓“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未指明具体时间，《东都事略·文艺传》与《咸淳临安志·人物传》均谓“徽宗即位，为校书郎”，可补《宋史》之不足。《遗事》据此断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校书郎，《年谱》谓“当在元符末、建中靖国元年”，为不定语气。然哲宗崩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己卯（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长编》卷五二○载：“庚辰（正月十三日），大赦天下”，“戊子（正月二十一日），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苏颂为太子太保，右正议大夫资政殿学士致仕王存为左正议大夫，群臣皆以次叙迁”。新皇帝登极覃恩群臣亦为常例，则邦彦为校书郎在元符三年正月而非建中靖国元年，《遗事》误，《年谱》不确。又，《新证》已经考出邦彦于崇宁元年（1102）即转为考功员外郎，已是朝官之第五阶，也就是说，邦彦为京官只能在元符元年（1098）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之间。然据《新证》，知邦彦于建中靖国元年外任睦州，而睦州与钱塘为邻郡，祭文不应谓“缄辞千里，用写我悲”，故又知王氏夫人卒之下限必在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三年之间。
不惟如此，王氏夫人卒之下限，还可从邦彦三首悼亡词中得到佐证。题曰“寒食”之《应天长》词曰：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台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籍。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此词“夜台”，周词版本多作“夜堂”，于意未洽。宋人陈元龙释调名曰“乐天诗：‘天长地久无终毕。’词咏调名，则应为悼亡之作”；又，据《钦定词谱》，知“夜堂”为“夜台”之讹，更可确定此词为悼亡之作。“夜台”，即坟墓，亦借指阴间。沈约《伤美人赋》：“曾未申其巧笑，忽沦躯于夜台。”“芸香”，本为香草，花叶香气浓郁，可入药，能驱虫、驱风、通经，妨蠹虫蛀书，故代指秘书省藏书、校书处，亦代指校书郎与书职。词既用“芸香”典，则知其必写于在书职期间。秘书省正字与校书郎均为书职，现知周邦彦自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在书职，《应天长》词当写于此期间，《祭王夫人文》亦当写于此期间，其王氏夫人卒年亦当在此之前。祭文谓“缄辞千里，用写我悲”，则知其王氏夫人葬于故里钱塘，而邦彦却在汴京故也。如以为单凭此词有孤证之嫌，那么再看《过秦楼》词：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荀粲字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词用荀粲因妻死而伤神典，显系悼亡之作。《瑞鹤仙·暖烟笼细柳》词亦应为悼亡之作，此不赘。
王氏夫人既卒于邦彦任书职期间，亦即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之间，则其母卒之下限起码当在此之前三年，亦即元符元年（1098）改秘书省正字之前，因三年服除后才能与王氏夫人结缡故也。据此，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教授庐州及知溧水期间。然溧水与钱塘正好南北相望，《帖》不应谓“此月末挈家归钱塘，展省坟域，季春远当西迈”，“西迈”者，西去之谓也，溧水岂能西去乎？故又知其母必卒于教授庐州时无疑。
依宋守丧之制，名曰三年，实际上为二十七个月，《宋史》卷一二二《礼二五》与卷一二五《礼二八》记之甚详，可参观。设若邦彦刚至庐州任不久，亦即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间其母即卒，邦彦依制守丧，至元祐五年（1090）九、十月间始服除，服除后与王氏夫人成婚，婚后即携王氏夫人再赴庐州教授任，祭文又有“空馆见居，饮哺寒衣”之句，与教授官职低微之情状亦复相当。六年底复归钱塘展省坟域，元祐七年（1092）春又赴庐州，则与《帖》所云全合。又设若其母卒于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则至元祐六年（1091）五、六月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即赴庐州任，又于当年冬再归钱塘“展省坟域”，七年春再赴庐州，亦可通。但若再将其母卒年推迟，比如推至元祐四年（1089）六、七月间，则至元祐六年（1091）九、十月间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再赴庐州，但刚至庐州不暇暖席，复又东归，似不符常理；若于七年冬归钱塘，则来年春已至八年，当赴溧水任，又与“西迈”不合矣。如此考察排比，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至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之间，虽无确切资料予以证明，亦当无大谬。
且若不计母丧，则邦彦在庐州教授任竟达五年之久，不符三年一任之常制。而宋制所谓三年一任者，乃整言之，实际上为三十个月（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二三），若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则在庐州教授任正好三十个月有余，与宋制刚好相符。
三 邦彦何以至元符元年始改官？
不敏在《新证》中，曾指出邦彦于元符元年“改秘书省正字”，乃“改官”之“改”，非“改变任命”之改。但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即按宋代改官之制，选人经三任六考，有举主五人，即可磨勘改官。那么邦彦自溧水任归朝时何以又未改官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须据宋代官制与邦彦之仕履行实进行综合考察。
邦彦何时由教授庐州改知溧水？强焕《题周美成词》曰“待制周公，元祐癸酉中为邑长于斯”，“元祐癸酉”即元祐八年（1093）。现在看来，这是记邦彦至溧水任的最早资料，故《遗事》与陈思《清真居士年谱》均据此断为元祐八年春知溧水。县令当然为小官，但亦不能仅据此即以为沉沦下僚，而是由选人改官的必由之路。《长编》卷四三○即明确记选人改官必须有县令资序，而诸州教授是不能直接改官的。谓邦彦为溧水令即为沉沦下僚，岂其宜乎？至如离溧水任，《宋史》本传仅谓“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未明言还朝之具体年月。《年谱》以为在绍圣三年，《遗事》后附年表在绍圣三年下云：“尚在溧水任作《插竹亭记》。”在绍圣四年下云“还为国子主簿当在此数年”，为不定语气，后之论邦彦者多从王氏，以为还朝在绍圣四年。其实以宋制三十个月一任计之，邦彦于绍圣二年八月底已任满，最迟亦当在是年九、十月间闻命，无久留之理，十一月当即离任还朝。况且《建康志》卷二七“溧水县厅壁县令题名”即明谓：“周邦彦元祐八年二月到任，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何愈既于绍圣三年三月到任，邦彦又岂能于四年始离任之理？此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内调之明文。不惟如此，《花犯》词亦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之佐证，其词曰：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盛赏曾孤倚，冰盘共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雨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此词作于溧水盖无疑义，且前人早已发现其按年纪事。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引黄蓼园云：
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寞落耳，忽借梅花一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
罗忼烈先生在《周清真词时地考略》（注：该文原载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不附诗文，后增入诗文，收入作者《两小山斋论文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一文中云：
观起调，所赏亦县圃之梅。黄升曰：“此只咏梅花，而纡余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与此词亦云。”所谓“三年间事”，盖以“依然旧风味”为前年事，“去年盛赏”为昨年事，“今年对花”为此年事，共三载也。以前咏梅之作，未见离思，当是前年或去年之什。“今年”云云，疑是还京命下，将别去矣。“相将见”数句，则又结想于未来者。……此词疑作于绍圣三年冬，盖将循水道去溧水而之汴，故结拍云云。
四家均体察细密，所言极是。然以邦彦仕履原之，“前年”似当为元祐八年，此年二月到任，起码正月即至溧水，亦正是梅开之期。“去年”则为绍圣元年，“今年”为绍圣二年，在溧水任三年皆及之。二年十一月离任还朝，其时梅尚未开或开而未久，正所谓“今年对花最匆匆”、“脆丸荐酒”时也，亦诚如黄蓼园所谓“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似作此解更合乎情理。
邦彦为其母守丧与改官之时间亦可互证。如邦彦母不卒于教授庐州时，则至绍圣二年七月溧水任满时已将近七年有余，何以却未改官耶？此可反证邦彦为母守丧当在其时。但这儿又牵扯到宋代官制中一个问题：即凡进入京朝官序列之士人，只要经过四年磨勘，不缺考课，无论差遣任期是否已满，寄禄官即届时照转不误。然而选人改官却不同，前任差遣期已满，只要差一年乃至一两月考课，亦不能改官，必须等到下一任差遣期满，始能改官。故由选人改官，除超擢者外，一般均要延期一二年甚至更长。刚好出仕六年即改官者，则为巧合耳。因为若除去守丧的时间，则邦彦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之时间合计，实五年又五个月，仍然不足六年，所以需要等到国子主簿任满时始能依制改官。
究竟是绍圣三年还朝还是四年还朝，抑或绍圣二年十一月还朝，与改官之制亦可互证。若绍圣四年还朝为国子主簿，则有四不通：第一，与《建康志》谓“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不符；第二，邦彦在溧水任整整四年，不符合一般三年一任的常制；第三，若绍圣四年还朝，即使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也已满六年，即已符合改官条件，何以却未改官？第四，绍圣四年至元符元年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只有一年有余，未满一任，则不能改官，何以却又改官？有此四不通，故所谓绍圣四年自溧水任还朝为国子主簿，决难成立。如果是绍圣三年春离溧水还朝为国子主簿，与《建康志》谓“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合，然又与改官之时间未合，因自绍圣三年三月至元符元年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只有二十六个月有余，距任满尚缺近四个月，故尚不能改官。然而邦彦却改官了，这说明邦彦离溧水任还朝为国子主簿当在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至元符元年（1098）六月，邦彦在国子主簿任已三十个月有余，完全符合改官条件，不惟与《建康志》合，亦与前所举离溧水任时所写之《花犯·粉墙低》时令合。故知邦彦离溧水任，既不在绍圣四年，也不在绍圣三年，而在绍圣二年十一月，王国维与陈思都错了。但王、陈二人当年未检《建康志》，尚情有可原；而当代学者有人已引用了《建康志》，却仍然以王国维是从，岂不怪哉？
据此考可知，所谓邦彦“沉沦下僚”与“流落十年”根本不能成立，也与新旧党争无关。况且在宋代，因有选人这一称谓与历履，故所谓仕途之显达与否，主要是看在由选人改为京朝官之后，其升迁是否急速。而在选人阶段，一般都要经过较长历履的。如曾为神宗读周邦彦《汴都赋》的李清臣，官至门下侍郎，可谓名臣显宦无疑，然李于皇祐五年（1053）中进士，又应才识兼茂科、试秘阁，三试皆得高第，却为选人十三年，直至治平三年（1066）始改官。又如范镇，亦为神宗朝名臣。然范为宝元元年（1038）进士，却亦为选人十三年，直至皇祐三年（1051）始改官。欧阳修更是有名的人物了，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后，也是经过了十年的选人历履，才于康定元年（1040）改官为太子中允的。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它充分说明，在宋代官员的仕宦生涯中，作为正式出仕前的选人历履，一般是差别不大的（个别“老死选海”者除外），差别主要体现在改为京朝官之后。如将周邦彦与上举三人加以比较，则邦彦元祐三年入流为选人，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不足八年即改官，又何“沦落”之有哉？
那么周邦彦此次改官，已经亲政的哲宗，是否考虑到作为“新党代表人物”的周邦彦，曾经受到旧党的“排挤倾轧”，因而“十年沉沦”这个事实，给邦彦以“特殊照顾”，“予以超擢”呢？据《宋史·职官九》与《选人磨勘改官条制表》，知选人改官一般在京官五阶范围内迁转，最高者可以越过京官五阶，直至朝官之第二阶即著作郎。国子主簿与秘书省正字为同阶同品，故知邦彦之改官，仅仅是“横向转移”而已。这比起那些优选超擢的人当然差得很远，又何宠之有哉？周邦彦由选人国子主簿改官时，仅至京官之第四阶。按《选人磨勘改官条制表》，即使非进士出身者，六考即可至大理寺丞，而邦彦七考有余方至秘书省正字，比常制还低了一阶，这难道是“力主新法”的哲宗，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的“特殊照顾”，“予以超擢”吗？楼攻媿有所谓“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然而神、哲两朝却并未“眷”邦彦；“眷”邦彦的只是徽宗朝，那也不是因为他写了《汴都赋》，而是因为他靠拢了蔡京集团。楼攻媿之言，岂非谓周邦彦在欺世盗名乎？
然邦彦《重进〈汴都赋〉表》所谓“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者又何指、何谓耶？这又与邦彦所卒之母究竟是不是生母有关。因宋代丧礼中有“服生不服嫡”的规定：生母即使是父妾，卒后亦守丧三年；而嫡母若非生母，卒后亦不服丧（注：《宋史·礼二五》“夺情”条与“生为母服”条载“服生不服嫡”之制颇详。）。如王安石变法时的新党代表人物李定，其母再嫁李定之父李问为妾而生李定，三嫁后多年而亡。李定匿丧不服，为御史所弹劾，李定即以不知其为生母为自己辩解（注：见《宋史·李定传》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援此为例，岂陈氏非邦彦之生母欤？即便陈氏非邦彦之生母，邦彦之生母亦有两种可能，即或为周原之前妻张氏，或竟为周原之妾。周原虽为布衣，然周氏世代为书香门第，祖上又为官宦人家，纳妾当在情理之中。然邦彦若为张氏所生，一辩即明，何以邦彦又未辩，而自甘离职守丧耶？故援李定之例，再作以大胆猜测，邦彦竟为周原之妾所生，故陈氏之卒邦彦匿而未报，为臣僚所劾，而邦彦又不愿人知其为妾生子，宁肯“自触罢废”亦不愿自辩，故曰“不能俯仰取容”。楼钥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表襮”即表白使显露真相，用以谓难言之隐亦差可相似。盖在改官召对时，哲宗问起邦彦以何出仕，邦彦以献《汴都赋》对；哲宗又问起《汴都赋》其词为何，邦彦以“不能省记”对；哲宗再问起何以改官为迟，邦彦只好据实以对，谓“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耳。
也许有人会说，改官时皇帝岂能问得这么详细？其实此问示昧于宋制。宋代由选人改官之制，无异于第二次“跃龙门”，甚至比第一次“跃龙门”即举进士还难。正由于此，行之日久，则弊生日多。有吏以此而敲剥选人者，亦有选人钻营投机而贿赂举主与吏部之吏者。为防止作弊，吏部对选人审查极严。如是否够六考，是否有举主五人，五人之中是否有一员监司官，举主京削（即推荐书）是否如实，如此等等，吏部都要事先一一审察。待审察合格后，吏部还要将选人所请举主的情况送刑部审察，刑部要据实写出举主没有一个因犯过失赃罪而在案者的证明，然后史部还要将选人的家状、历纸（即历履表）、举官状等等准备妥帖，选人才能待次，听候召见。更为重要的是，选人能否改官，又与皇帝召对关系极大。吏部虽事先准备好了如家状、历纸、改官状之类，但至引见时，皇帝仍要据家状、历纸、改官状等等一一询问。因为召对时，皇帝不惟要防吏部作弊，亦防选人投机，还要防举主不据实写举状，所以实际上皇帝召对是对吏部、举主与选人的三重再审察。《清波杂志》即记仁宗与神宗严惩在改官时徇情枉法及钻营投机者与详细询问选人情况曰：“昔有胡宗英者该磨勘，引见日，仁宗惊其少年，举官逾三倍。阅其家状，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得不沉滞！’遂降旨，止于循资（按：即在选人范围内叙迁，不准改官）。熙宁间，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三纸。引见日，神宗云：‘有举状一十三纸者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于是权势耸然。幕职、州县以荐改京官者，其数如格，则移刑寺问。举者无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见。至引见，又移问如初。有罪故而不足于数者，辄罢去。”所谓“又移问如初”，即谓皇帝召对时，如吏部在审察时一样“移问如初”耳。明乎此，方知改官时何以“一甲”止于三人，亦知予前言不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