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本书看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书论文,音乐史论文,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音乐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西方音乐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当人们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历史性文化现象时，总会产生许多思索。音乐学家投入对这一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其成果形成了一篇篇、一部部西方音乐史著作。
回顾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知道它是由资料收集和故事记录开始的。以故事的形式来记载关于音乐起源、发展以及伟大作曲家，称之为故事史。萌芽状态的音乐史学最早在德国出现雏形。到18世纪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德国出现了音乐词典和以总结音乐家生平为内容的著作，这种形式也是19世纪传记史的先驱。这时期最有代表的著作是英国的两部通史：霍金斯的《音乐科学与实践的通史》和伯尔尼的《音乐通史》。另外是18世纪末德国音乐学家福克尔的《音乐史通论》，他很重视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音乐史研究有重大影响。19世纪音乐史研究进入成熟时期，更加注重研究方法，并用精确的考证来确定史实。这时期中世纪的音乐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作曲家的传记史也更加完善。20世纪后，音乐史有了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多样性都是20世纪音乐史学的特点。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里曼和阿德勒。20世纪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技术理论方面的史学著作，如节奏学、旋律学、乐器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史料规模空前庞大，并用新的方法手段保存史料，音乐史学和相关学科有了更多交流与融合。西方音乐史学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音乐史的研究向着更加严密、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当我们回顾西方音乐史学时，确实感到了这项工程的浩大和艰难。
西方音乐自传入我国后，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现象在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喜爱，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是因为西方音乐作为一门精神艺术有着高度的审美价值，它那艺术的美能够深深打动每一个人。另外也说明了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念的进步。在对西方音乐的逐渐认识过程中，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音乐学者在投入这一文化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时，虽感其工作的艰巨，但也取得了许多可喜成就。
西方音乐史在我国的研究，存在许多客观困难，在全国出版的史书也较少。通常在我们音乐院校中作为教材的。不外乎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李应华编著的《西方音乐史略》和刘经树编著的《简明西方音乐史》等，另外还有钱仁康先生的两本史著。前三本书也是广大音乐专业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熟悉的西史专著。虽然这三本书都是对西方音乐史这同一课题的研究和编撰，但我们也许不难发现，三本书有着很大的差异。编著时代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许多观念上的差异。
在我国，解放后最早出版的是张洪岛先生主编的《欧洲音乐史》。最初它只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试用教材而少量发行，后来应广大读者需要，才在全国发行。首先从篇幅上看，它较李应华、刘经树的史书篇幅长，属于通史的范畴。从目录上看，作者把西方音乐史分为四大阶段：“古代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者是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来划分音乐史发展阶段的。这样把音乐史阶段的划分和社会发展史完全重合，是否能准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应该说是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受到我国当时来自苏联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在对这四阶段音乐中进行阐述时，每个阶段作者都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剖析，来借以阐述音乐史的发展状况，诸如史书中第一篇“古代奴隶社会”就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借以阐述音乐史的开端。马克思在论述古代希腊艺术时，谈到这些作品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恩格斯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这两段话，深刻而透彻地说明了当时希腊音乐对后来欧洲音乐发展的影响，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希腊音乐的历史地位。当然，如何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西方音乐史，仍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李应华、刘经树编著的史书属于简史的范畴，篇幅较短。李应华的《西方音乐史略》，避免了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阶段直接套用到音乐史的方法，而用世纪年代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划分章节。此种体例虽然和张洪岛先生的通史不同，但在实际内容上对音乐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观点和张洪岛先生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就其本质来讲，并未与张洪岛先生的思想体系脱离开来。这本《西方音乐史略》现被许多专业音乐院校作为西方音乐史课的教材来使用，其突出之处在于对西方音乐史清晰、简明、扼要的阐述。作为教材，有其突出的优点。因而通读《史略》，对于想从整体上了解西方史发展的专业音乐者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有着很大的帮助。
刘经树编著的《简明西方音乐史》，从体裁上看也是属于简史的范围。与李应华编著的简史相比较，虽然他们都是对西方音乐这一音乐现象的简单描述，但由于侧重不同，决定着内容仍有着较大的差别。刘经树编著的简史，在前言中就曾强调：“光凭文字记载无法重建起音乐史真正的‘过去’。音乐历史的主体是音乐作品。”另外还提到19世纪末“音乐历史成为作曲家生平加上乐曲说明的‘传记的历史’，用作者生平遭遇来诠释作品意味的音乐史传记主义，却不具备任何在史学和美学理论上的可行性，它只会把人们引向一条历史的误解之路。”而“音乐风格史几乎找到了音乐历史真正可行的治史方法。”通过语言的阐述，已明确了作者编史的主导思想。整本史书注重风格研究这一音乐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把音乐风格演变作为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描述西方从古代文明时期到20世纪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的音乐现象，把音乐风格作为重要话题。通读这本史书，对于理解不同时期的风格及演变，乃至更多地去理解西方音乐，有很大的帮助。作者已阐述了自己编史的目的是力求在阐明作品意味的前提下，概要地勾画出西方音乐历史的过程。作者在描述西方音乐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一定要重视音乐作品风格在音乐历史发展这一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西方音乐史，必然要从它的音乐起源谈起，这也是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一个重大的课题，音乐起源等也许至今仍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由于距今年代久远，留存的资料很少，不能为音乐史提供一个可靠的研究基础，只能凭借极少量的记载，辅以一些雕刻、建筑来追溯古代音乐，当然不是最为可靠的。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三位学者对于古代音乐都只作了简要的描述。张洪岛先生编著的通史对古代音乐的描述，是紧密联系了古希腊的音乐生活，描述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刘经树主要针对音乐本体问题。描述最早记载的乐器、乐手及古代的一些音乐理论，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西方音乐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在刘经树书中以不同风格划分来描述这一庞大复杂的历史性文化现象。并把它分为七个时期：古代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20世纪现代时期。这样的划分，对于把握每一时期的音乐家和音乐家的作品，有很大的帮助。以风格演变从整体上研究音乐史是一种体现音乐体论的方法，这也是研究音乐史很好的一个方法。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历史性文化现象，怎样断代在每位学者的不同研究中也会产生很大差别。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在关于贝多芬的分析上。贝多芬在音乐史上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张洪岛、李应华在写贝多芬时有着共同之处，都把贝多芬作为古典时期结束时的一个代表作曲家来写，描述的多是古典风格这一特征。而刘经树把贝多芬作为“世纪精神的预言者浪漫派音乐的开端人物”来看待，主要倾向于浪漫主义风格的阐述。
在针对音乐风格的分析上，这三本书还有其不同之处，就是对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描述。浪漫主义音乐对于音乐史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伴随着政治、社会的巨大动荡而产生发展。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发掘民间艺术。许多国家的作曲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民间音乐产生强烈兴趣，把丰富的民间音乐作为写作素材。对于浪漫主义时期这一丰富复杂的音乐现象，当然说法不一。张洪岛、李应华把北欧、俄罗斯等一些国家提倡民族精神的作曲家称为乐派。刘经树在描述这一音乐现象时，认为浪漫主义音乐主流与同时涌现出提倡民间音乐的作曲家，“两者的相互影响是双向的，并没有单一的基点”。因此他不采用“民族乐派”的说法，而把这些北欧、东欧、俄罗斯等各国的音乐称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外围”，把这种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新音乐，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外围，并没有归为一个流派来看待，这可以说带有独立学者的不同观念。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西方音乐也随之进入20世纪的大潮中。20世纪的科学技术对创作工具、音乐表现手段、传播方式等产生极大影响，音乐发展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20世纪音乐是对古典音乐的一种反叛。张洪岛对于20世纪音乐未曾涉及，这大概与编写此书的年代及相应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把20世纪音乐作为一种腐朽没落的现象来看待。这种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专业音乐界中。在李应华、刘经树编著的简史中，把20世纪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来阐述，这代表了我国对西方音乐观念的一种进步，从不接受到接受的一个进步的过程，是渐渐以一种正确的观念来看待20世纪音乐的结果。
西方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的美决定了它的价值之所在，这种价值是可以使全人类接受的。当然也可以为中国人接受，因此西方音乐史研究也必将在中国长期开展下去。本文提到的三本书集中代表了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从50年代迄今为止中国音乐学家的西方音乐史观和方法。从这三本书，可以看到我们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在逐渐进步和深入的。随着这一学科的深入发展，观念的进步和方法的演进，我们的西方音乐史著作将体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更体现出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