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史实论文,明代论文,后期论文,见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朝档案保存至今的不多，关于中外邦交礼仪的更不多见；而同时期，朝鲜方面的档案在中国保存下来则更加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以下简称《仪轨》)（注：《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分卷，手写行书，每半页14行，每行字不等，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7册，第261—65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是朝鲜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所设临时性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1608年)至万历三十七年(朝鲜光海君元年，1609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朝鲜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至明天启元年(朝鲜光海君十三年，1621年)，记录了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全部过程。《仪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的是历史在进行过程中的状况，是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
一
《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一份朝鲜迎接明使都监都厅的文书，那么，“都监都厅”是个什么机构，这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问题。查阅朝鲜史籍，《东国文献备考·职官考·权设职》记载：“高丽文宗始设会议都监，以谙练事务者充之，员额无定。”高丽文宗在位是1047—1082年，当中国北宋年间。这是所见设置都监最早的记载。在其书“补记”中，又见记有“辛昌元年，大司宪赵浚上疏曰：‘凡都监，有则监，事已则罢，例也’”。可见都监的临时性机构设置的性质。辛昌是高丽国王辛昌即位所用年号，即1389年。当时仍在沿用旧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都监这一官方机构，自高丽王朝时开始设置，一直延续到李朝，是一种临时设置机构。按照朝鲜官制，都监之下设厅，厅下有所，因事而设，事完裁撤，人员不固定。
接下来是《仪轨》如何产生及其主要内容的问题。在朝鲜方面，为了迎接明使，特设了专门机构迎接天使都监，任命和派遣了众多的迎接官员。迎接明使都监都厅官员在办理迎接明使事务过程中，存留了大量文书。明使回程后，“都监一应启下公事文移往复及各所掌措置举行之事，逐一修正成籍，以凭后考”（注：《仪轨》，第420页。）。由光海君下令整理成为册籍，以备案存查。在这份档案文书中，有作为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的高级官员向朝鲜国王光海君报告有关迎接和接待明使、备办物品等事务的启奏，有光海君为设立都监任命官员、人员和为都监的运作而传下的敕令，有明朝使臣姓名和到朝鲜出使的路线，以及出使活动的全部过程；重要的还有，朝鲜为了迎接明朝使臣的一整套礼仪，包括礼仪制定和施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君臣关于礼仪的议论等等，文书内容极为丰富。因此，史料价值相当高。
为了理解《仪轨》的内容，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有助于了解这段史事的意义。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友好关系，始自李朝建立之初。在明朝朝贡体制之下，两国一直保持着建立在汉文化礼仪之上的稳固的政治外交关系。进入明后期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势力急剧膨胀，为了吞并朝鲜和进攻明朝，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场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助朝鲜之战，史称万历援朝御倭之战，在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最终以明朝与朝鲜联军的胜利宣告完结。战后，明朝与朝鲜关系更加紧密，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二十年间，两国之间发生的史事，今人大多是从《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中得知的。明朝后期的两国关系在朝鲜光海君时期亦曾发生过波折，颇为引人注目。明天启三年(1623年)，光海君被废黜。被废黜的主要原因，是光海君在己未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参与明朝与崛起的建州女真政权“后金”的萨尔浒之役前，对前往助明抗金的都元帅姜弘立授以“观变向背”的密旨。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元年三月癸卯载，宣祖王大妃等宣布光海君的罪状是：“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仪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如此说来，光海君后来被废黜，与他在位期间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而《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正是朝鲜光海君时期为了迎接明朝使臣所做礼仪的准备工作、以及接待明使的各种礼仪全部过程的重要文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朝后期中国使臣出使朝鲜，朝鲜迎接和接待明使的的各种礼仪。通过礼仪，详细地再现了明朝使臣受到朝鲜礼遇的情况，也真实地反映了朝鲜与中国明朝关系的实态，使我们可以加深明朝与朝鲜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的上半部分，是万历年间的迎使活动；下半部分，主要是天启年间的迎使活动。《仪轨》正好是朝鲜两度接待明使全貌的真实记录，又比《李朝实录》中的记载要详细得多。这就给了后人的研究一个动态比较的可能，使人们能够了解到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中窥见朝鲜对明朝态度变化的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来自朝鲜方面的档案，为人们研究明朝与朝鲜关系提供了一个“他者”观察点的绝好材料，可以纠正以往研究大多从中国明朝文献出发，以此为中心论述，而忽略了“他者”朝鲜一方的观点。这也是笔者拟将档案与中朝文献资料相互参证，就两国关系史事进行考证和探讨的缘起。
二
《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的上半部分，记录了万历年间朝鲜的迎使活动，这里简称为第一次迎使。这次朝鲜迎使，实际上迎接的是明朝两批使臣。一是赐祭使，“钦差赐祭天使行人司行人熊化”为首的明朝使臣；二是册封使，“册封天使司礼监太监刘用”为首的明朝使臣。这是以往《明实录》，或者朝鲜《李朝实录》中都没有记载的。下面按照《仪轨》时间记载顺序一一述及。
据《仪轨》开卷记载，朝鲜第一次迎接的是“钦差赐祭天使行人司行人熊化”为首的明朝使臣，行程是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四月初八日午时渡江，同月二十五日入京，五月初六日回还，同月十八日还渡江”（注：《仪轨》，第261页。）。朝鲜方面为熊化一行派出的陪臣，又称馆伴，是兵曹判书李廷龟。其后，列有长长一串都监官员的名单，足见朝鲜对明使的重视。
这里出现了一个疑点：从《仪轨》开始记载的时间来看，朝鲜设立迎接天使都监，也就是朝鲜为迎接事宜准备一切礼仪的特设临时机构，是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初一日开始活动的，时间是在明使臣出使一年前。仔细核对文献，可以知道，此时明朝尚没有遣使之事。因此，那时只能是朝鲜方面的预为准备，因为这次迎接明使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朝鲜对这次迎接“天使”的珍视与隆重。
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二月，朝鲜宣祖去世。其后，宣祖第二子光海君李珲自称“权署国事”（注：朝鲜李朝《光海君日记》元年六月辛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时他急于得到明朝的承认和册封，以便明正言顺地进行统治。而他作为宣祖世子，曾多次遭到明朝的拒封。因此，对明使的到来，真可谓翘首以盼。但是实际上，这一年的四月，朝鲜陪臣李好闵等到明朝为故王“告讣请谥”，当时明廷对光海君这一有争议的人物，还没有作出册封的决定。
朝鲜宣祖是在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准备立光海君为世子的。同年，他派陈奏使前往明廷，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光海君是次子。按照礼制，其兄临海君居长，依序当立。此后，宣祖多次上疏明廷请封光海君，如万历二十二年，宣祖二十七年(1594年)；万历二十三年，宣祖二十八年(1595年)；万历二十四年，宣祖二十九年(1596年)；万历三十一年，宣祖三十六年(1603年)；万历三十二年，宣祖三十七年(1604年)；几乎是连年陈奏，连年遭拒。这样的循环往复，直至宣祖去世。
就在光海君为迎接明使设立都监的时候，明万历皇帝却仍在就他的册封之事发表如下看法：
立国以长，万古纲常。该国素称礼仪之邦，岂可擅行废立。移文该国，耆老大臣会同军民人等秉公详议，临海何以当废，光海何以当立，万口一词，然后奏请定夺。（注：《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五，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庚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
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光海君当时的“权署国事”是不合法的。
经过朝鲜使臣李好闵、吴亿龄、李得馨等人在北京的多方活动，到十月，礼部上奏勘实了光海君袭封世子的事实，希望皇帝颁旨。万历皇帝这才最终改变了旨意：“姑从其便，准与册封。”（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一，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而根据《明实录》，到次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明廷才给予朝鲜故王谥号，同时“仍册封承袭国王李珲及妃柳氏诰命，命行人熊化赍赐之”（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乙卯。）。于是，就有了熊化在万历三十七年四月的渡江出使朝鲜（注：关于时间，《仪轨》卷首注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四月 日都厅”，下写“钦差赐祭天使行人司行人熊化己酉四月初八日午时越江”等等，戊申年是万历三十六年，而己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说明都监都厅在明使前往前一年已经成立。不少学者涉及此次出使时误朝鲜大王去世、迎接出使为一年，是不细察所致。）。在时间上，这已是朝鲜迎接都监设立几乎一年以后了。
根据《仪轨》，明万历三十六年四月，迎接天使都监设立以后，朝鲜方面的准备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大至家具摆设、人员衣装，小至笔墨纸张，一应迎接物品都已在按部就班地准备之中。如在七月二十三日启内，已可见朝鲜派出的天使远接使在江上初见使臣时上副使的详细礼单。（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当时对于“天使支待杂物”，事无巨细，光海君都是亲自过问。至九月十六日，派出的远接使还只是听说明朝“礼部题请册封、吊祭诏使皆用文官，而三人一时出来云。此实无前之盛举也”。而接着远接使开始为如果独往迎候，会使诏使认为“简忽”而不安。（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在这里，他道出了以往册封、吊祭惯例并不都是选用文官，而是还有太监。十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君臣实际已按明使一行是太监来加以准备。因此，在左议政李恒福、右议政沈喜寿启中称：“以前人两度学士天使所用准之，犹不下数千余两，况在太监，所需必倍于前，不可不加数措备，以待不时之需。”（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此时，朝鲜君臣一方面要准备银子，以供用度；另一方面，还必须为文官安排能够与之唱和酬答诗篇的接待官员。如翌年正月十九日，政院启奏：“义州迎慰使必有文华才望之人差送者，考虑其远接使临时或有病告，则迎慰使可以代行远接使之任也。”（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为了“以文华为重”，义州迎慰使吴亿龄的替代者在朝中经过反复议论。至于使臣“入京行礼节目”，也就是关乎明使到达王京以后的礼仪问题，在正月就已经由朝鲜礼曹参酌《五礼仪》撰成仪注，“授问礼官疾驰勘定于诏使”，这是按照惯例办理的。接下去，大量启奏内容是关于具体接待的习仪安排，在此不多赘述了。值得提到的是，在准备施行的礼仪中，特列有“天使入京日慕华馆迎命时，儒生以时服行礼。至南别宫，亦以时服就位行礼事，令成均馆预先知委，整齐举行”（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五月初，《仪轨》记载中又出现了一个明朝册封使的名字，及其出使时间和行程：“册封天使司礼监太监刘用，己酉四月二十五日巳时越江，六月初二日入京，同月十九日回还，七月初九日还越江。”（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由此我们才知道，原来明使是先赐祭，后册封，使臣一内一外，相继而至。这是在以往《明实录》，或者朝鲜《李朝实录》中都没有记载的。对照熊化一行的日程表，恰于熊化入京之日，刘用渡江，而熊化停留在汉城十天后即回返，太监刘用则入汉城后停留十七天，然后回返，且一路之上行动缓慢。如从渡江算起，熊化在朝鲜的停留时间只有一个月零十天，刘用则停留了近三个月。为何如此悬殊？六月十一日的都监启文为我们揭示出来：“诏使方留馆中，顷刻之间需索百出”（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太监作为册封使，一路“需索”，自然行动相对文臣要缓慢多了。不仅如此，太监还开出赏赐人名单等，要朝鲜方面支付。而在朝鲜光海君君臣方面，则采取了有请不可不曲从的态度（注：《仪轨》，第274、284—285、286、299、312、405、416、417、419—420页。）。从朝鲜的准备也可以看出，明朝内外使臣具有不同特色，是朝鲜久已了解的，因此对“学士天使”和“太监天使”的待遇也有不同。然而，正是由于这次明朝使臣的到来，朝鲜光海君得到了正式册封，从此成为名正言顺的朝鲜国王。因此，大喜过望的心情洋溢在朝鲜君臣之间，也就不计较这些了。
早在当年三月，为了赐赙、赐祭仪式具体施行之事，也就是迎接礼仪问题，朝鲜君臣多所讨论。礼曹启中谈到，“……《五礼仪》所载之文，虽系中朝礼节，而我国应行节目并皆参录，故纤细繁多，不可讲究，增损其中。迎诏之仪则非但礼文明白已行，近来显有誊录，据此磨链，鲜有差误”。又说，关于赐赙、谥祭等项礼节没有前例可考，不得已“遵仿礼文”。有人提出，应将朝鲜所行礼节删去，以便明使观览。礼曹为此查阅了《大明集礼》，“凡册赠与致奠王公以下仪注，丧家前后所行之节，略而不录”，于是认为这包含了可以按照理解施行之意。但是提出，凡明使所见行礼节目删改，需要仪注删改处标注上启。值得注意的是，还特别谈到：“诏使礼奠莫重焉，苟有一毫未尽，所损非轻。反复参究，得正为贵。”（注：《仪轨》，第320、321、349—354、392—394、445页。）光海君对此的回答是：“仪注则一从我国历来规式可矣。”（注：《仪轨》，第320、321、349—354、392—394、445页。）表明了继承朝鲜施行礼仪传统的态度。在迎使过程所施礼仪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知，朝鲜当时的礼仪，是以中国古代五礼为主制定的。五礼，是中国古代对礼的分类，从周代以来，已经形成，也就是吉、凶、军、宾、嘉五礼。当时朝鲜所行礼仪，是按照中国古礼制定的，而又以《大明集礼》即明朝礼仪制度作为参照，加入朝鲜本国礼仪传统而形成，是对中华汉文化礼仪的发展形态。后来，兵曹判书李廷龟提出，依据《大明会典》中皇上赐祭诸侯王条行礼；光海君征求大臣意见，各以《五礼仪》、《大明集礼》、《大明会典》为据申论（注：《仪轨》，第320、321、349—354、392—394、445页。）。由此可见，明朝典章制度对于朝鲜典章制度不仅有着直接的，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光海君和远接使、政院的“各项习仪必须累度为之”的指导下，各种仪式彩排反复进行，迎接仪式盛大而隆重。如明使入汉城迎诏门，以黄帷幕结彩，一直延伸到崇礼门、昌德宫洞口桥左右敦化门；傩礼自慕华馆至敦化门外而罢，所经街路顶香盆等时并为举行，等等。对于熊化一行，朝鲜光海君臣按照礼仪接待。按旧例，来使均为文华之臣，迎使也为文华之士，中朝文臣诗文酬唱之作启入，辑为《皇华集》（注：《仪轨》，第320、321、349—354、392—394、445页。）。由于明使在朝鲜的礼仪活动过程很长，礼仪繁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两使回程后，此次迎接活动结束。朝鲜为了这次迎接明使设立都监，并在事后对有关官员加资论赏。这次都监开局两年，又经两使，文书“极为浩大，各件誊录卷帙甚多”，以至“经年未能毕写”（注：《仪轨》，第320、321、349—354、392—394、445页。）。直至明万历三十八年(光海君二年，1610年)三月才最终完成。
三
《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的下半部分，开卷就是：“天启元年四月 日 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泰昌 天启]”，记录了明朝天启年间朝鲜的迎使活动，这里简称为第二次迎使。这次迎接明使，实际上也分为两批，即一是“登极天使”、“钦差正使”刘鸿训，二是“天使”、“钦差副使”杨道寅，二人皆为文官，也就是“学士天使”。而这同样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
《仪轨》所载，朝鲜第二次迎接的是“登极天使、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起居注编纂、奉奏管理诰、钦差正使一品服、济南刘鸿训，山东人；天使、钦差副使、赐一品服、礼科都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温陵杨道寅，福建人”。也就是说，这次明朝派遣的是正使刘鸿训，副使杨道寅前往朝鲜。
接下去是两使牌文，经对照，两个牌文基本相同。但见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正、副使并不一起出发前往，而是一先一后。这一点《明实录》中也是不见记载的。正使牌中有出使目的：“登极改元，奉命赍诏敕、礼物等件，前往朝鲜国开读”；出发时间：“二月十三日辰时”；出发地点和路线是：自会同馆起马，由陆路前去。经通州、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深河、山海、中前、沙河、东馆、曹庄、连山、杏山、凌河、十三站、闾阳、广宁、盘山、高平、沙岭、牛庄、海州、安山、辽阳、甜水、通延、燮理、凤凰、汤站、镇江，朝鲜国义州镇、所串、良策、车辇、林畔、云兴、定州、加山、安州、肃宁、安定、平壤、中和、黄州、凤山、剑水、龙泉、按安城、平山、兴义、金郊、开城府、梧木、坡州、马山、碧蹄、延曙，最后抵达朝鲜王京汉城。（注：《仪轨》，第453—455、455—457、457—458页。）副使牌中所记出使目的与正使完全相同，但出发日期是“本月二十五日辰时”，比正使晚了十二天。而所走路线与正使同，后记：“三月初十日壬子卯时渡江。”（注：《仪轨》，第453—455、455—457、457—458页。）由此可知，明使行程路线与以往惯例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因为后金的缘故，山海关外地方由所到卫所兵马护送，“昼夜巡儆”，特意加强了防备。但是，两使各行，也就是正副使分行，是以往所没有的，这在《仪轨》中清楚地表明了，朝鲜方面认为是“二百年所无骇怪之事也”（注：《仪轨》，第563页。这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是明朝内部关系，抑或二人关系问题，有待考证。）。
牌文之后，此次有关明使在朝鲜活动记载极为简单明了，特录于下：
四月十二日癸未未时入京颁诏敕。十三日都监官见堂礼后，下马宴；十四日昼奉杯；十六日谒圣；十八日仁政殿请宴；十九日所馆处王世子接见；二十日汉江游观；二十一日昼奉杯；二十二日所馆处接见；二十六日两使仁政殿进贺圣寿；二十八日所馆处请宴；三十日上马宴；五月初一日壬寅辰时出发。
其下有小字：
杨使同月十八日、刘使二十日，皆自安州清川江乘舡。（注：《仪轨》，第453—455、455—457、457—458页。）
这里集中叙述了明使在汉城二十天的全部日程安排，并且表明明使去时走陆路，最后回程走的是水路，而且仍是各行其路。
《仪轨》在把这次明使的主要日程首先展示在我们面前以后，其后记录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九日之下的，是从远接使兼礼曹判书李尔瞻、馆伴行曹判书李庆全开始，列出的长长一串朝鲜官员名单。这与《仪轨》上半部分开始处名单是相应的，是都监都厅官员名单。而重要的是，这里表明了都监设置的时间，是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透露出了事件过程的曲折。这一年，明朝一年中出现三帝。七月，明神宗去世；八月，明光宗即位，以登极遣使朝鲜，这在《明光宗实录》中有着记载：
以登极诏命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都给事中杨道寅往朝鲜开读，赐朝鲜国王苎丝十表里、锦四段，王妃苎丝六表里、锦二段。（注：《明光宗实录》卷六，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癸亥。）
九月，明光宗死去，皇长子即位，是为明熹宗。明熹宗即位后，宣布以这一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启。于是，《明熹宗实录》中又有：“命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都给事中杨道寅颁诏朝鲜”的记载（注：《明熹宗实录》卷六，天启元年二月癸卯。）。依据《仪轨》中录有的两使牌文，明使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出发，前往朝鲜。而朝鲜迎接天使都监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九日设立以后，就开始准备各项迎接礼仪活动了。《仪轨》在都监题签下用小字写有“泰昌、天启”，充分证明了这其中的曲折。
这次迎使，距离《仪轨》上载第一次迎使已有十年。在这十年中，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建州女真的兴起。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金萨尔浒之战，朝鲜派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13000人参战。（注：朝鲜李朝《光海君日记》三，十一年二月乙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九。）此一役明朝战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军投降后金。萨尔浒之战不仅对明朝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明朝与朝鲜关系上也投下了阴影。一般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出师之前，光海君曾向姜弘立授以“观变向背”的密旨，以及此后后金争取朝鲜，相互之间有通信交往的情况。这也正是光海君被明朝官员指责之处。同年十月，朝鲜千秋使李弘胄和圣节使南橃等，从北京送明朝官员徐光启、张至发指责朝鲜和后金勾结的奏本到王京。徐光启时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其奏本中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遣使宣谕，因以监护其国”。张至发时为云南道御史，奏本中云：“但今奴酋又胁结朝鲜。朝鲜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不阳衡而临(阴)顺乎？”光海君看罢，“不觉骨痛气窒，直欲蹈海钻地而未由也已”（注：朝鲜李朝《光海君日记》四，十一年十月壬子，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于是，朝鲜君臣开始讨论如何向明朝辩白之事。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朝鲜此时的处境危急。据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这一年年底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朝鲜为辽东事告急之使“凡六七至”；朝鲜“报敌情而求援者日紧一日”。他以为，“其所为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注：《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二月，在他的奏本中提出了辽阳、朝鲜两危的问题（注：《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一，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庚戌。）。五月，朝鲜光海君以辽镇塘报称其“与奴酋讲和”等事，派臣下到明廷“赍本奏辩”。经过议论，最后明廷认为“不得执道路之流言，疑忠顺之属国”（注：《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戌。），采取了对朝鲜信任的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遣使入朝自然不同寻常。适逢明朝一年三帝，国家多事之秋，加之朝鲜屡屡上书告危，辽东失陷在即。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出使，也不可能不影响到这次迎使。从《仪轨》所见，迎使都监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设立，当时已有“当此民穷财竭之日，又值诏使之行，接待诸事皆无成形之势”之议（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但迎使的准备总是要做的，光海君对迎接都监堂上等官言之侃侃：“皇帝新登宝位，实天下之大庆也。接待诏使事体甚重。”因此，他申饬他们“百事尽心竭诚”，不要“以虚竭二字为慢待张本”，并且下令仍然造设彩棚“以尽敬待之礼”。然而话虽如此，事实上却是“近日凡系干天使事，中外官吏怠慢解弛，未见举行之实”（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此后，“未知缘由，稽缓如是”、“措备大违旧例”、“数月内万无造送之理”等等，如此之语在《仪轨》中大量出现，不一而足。甚至“皇讣出来几至数旬，尚未下谕，前所未有之事”也出现了（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八月二十三日，都监启文说明，此次与上次熊化出使时已大不同，“名虽应办，而米币之来百尔思之，无可出处”（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因此，虽说是仍然按照以往礼仪接待，“大小事一依旧例”，但从《仪轨》记述来看，此次迎使中大量不实、减员、未备、不足、不理、不敬等等措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接待不如前日，更自明使口中说出（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而朝鲜方面，《李朝实录》中也有关于明使“贪墨无比”的记载（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不和谐之处。
然而，当此非常时期，如光海君所云：“国纲解弛，人心不淑，一毛之拔，例怀厌避”（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也是朝鲜当时的事实。从《仪轨》所见王令屡下而迎使不力，一方面反映出明朝权威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光海君统治不力的状况。
但是，无论如何，正如朝鲜备边司启奏那样：“我国二百年来恪事天朝，礼遇王人，忠顺礼义之称闻于中国，非他藩服之比也。”（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发动一系列战事，先攻占了沈阳，后又攻下辽阳。辽阳一破，河东断绝，影响重大。而与此几乎同时，朝鲜的迎使活动依然进行。所谓“临危执礼”，如国王接见之礼、国王宴飨之礼、王世子接见之礼，等等，一切均按照各种礼仪施行。国王为迎接明朝使臣任命远迎使、迎慰使，以陪伴使臣、问起居外，还有互相的唱和酬答，辑为《皇华集》等，也都不曾偏废。从《仪轨》来看，这次迎使，虽曾由于种种不周之处，触怒过明使，但是，经过“凡天使所为之事，馆伴远接使以死周旋，弥缝矣”（注：《仪轨》，第468、486、472、475、476、478、480、606—607、626、601、617、635—636页。）。最后，还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明使临行前，光海君“眼疾复发”，而明使在上马宴上见国王“有泫然之色”，以为“国王之意以为特事异前，此后得见俺等等之行为难，而如是感怆乎”，于是，明使一行人没有不感激流涕的。（注：朝鲜《光海君日记》五，十三年五月壬寅，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一。）
明使刘鸿训等回程时，由于辽阳失陷，陆路断绝。朝鲜备边司启禀光海君：“二百年来，使臣浮海朝天，创自今日。今此陈慰使臣若不随行天使以行，则决无得达之路。……朝京之路绝矣。”事态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只能改走水路。朝鲜使臣与明使同行，不料船行至旅顺口，夜里刮起了狂风，明使所乘船只九艘全部沉没。刘鸿训险些丧命，随行人员大部分死难。最后刘鸿训在小船上漂泊三天三夜，才在登州靠岸。（注：《明史》卷二五一《刘鸿训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明朝与朝鲜的往来，从此发生了转折，不得不改为水路。
《仪轨》叙述了《明实录》与《朝鲜李朝实录》所不载的明后期中朝外交的实际运作过程，向我们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两国关系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及两国邦交的鲜明特色。在对外交往中，外交礼仪关系重大。中朝礼仪同根同源，礼仪文化构成了两国关系的纽带。朝鲜光海君时期两度迎使，是礼仪邦交的典型事例。虽然仔细考察，会发现第一次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迎使，第二次则表面文章较多。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出现，是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密切关连的。在政治、军事等内外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中，明朝与朝鲜李朝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仪轨》反映出，中朝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中华礼仪之上的交往模式，这却是没有变化的。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中朝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就此而言，朝鲜光海君后来在“忘恩背德”的指责下被废，这是可以推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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