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道路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晚年是否形成了“东方社会道路理论”，他是否以此为指南，替东方国家设计 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通向共产主义的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对此，本文将从马 克思的文本意义、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视野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等方面做出否定的回答。
一、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东方社会道路理论”
通观“东方社会道路理论”的文本依据，一是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论述；二是马 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三是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关注。但稍加指证，就很清楚， 这不是马克思的真实表述。
(一)马克思关注“东方社会”，但从未提出过“东方社会道路”的概念
东方社会问题始终是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的大量著述中，确曾多次使 用过“东方”、“东方社会”、“东方各国”、“东方运动”等概念，但没有所谓“东 方社会道路”的提法和论述。
那么，“东方社会道路”又从何而来呢?这是后人对马克思一封书信草稿中的一句话的 判读而形成的。1881年2月16日，流亡日内瓦的俄国女社会活动家查苏里奇致信马克思 ，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问题求教。马克思在短短的20多天里先后给查苏里奇写了 四份复信草稿。在第一、三稿中，马克思写到，俄国的村社制度在一系列必要条件下“ 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页。)3月8日，马克思 把仅为600字的第四稿复抄了一封寄给了查苏里奇，但却只字未提“卡夫丁峡谷”问题 。后人由此断言：这是马克思以俄国的村社制度为蓝本，替广大落后国家设计了一条不 同于西方的，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东方社会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或被称之为“卡夫丁峡谷理论”。据笔者的研究，“卡夫丁峡谷理论”不是马克思 的正式思想。首先，马克思仅仅是在复信草稿中提到过“卡夫丁峡谷”问题，而在正式 复信中并未提及，说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还不成熟，不愿意公诸于世；其次，马克思虽 在草稿中提到俄国“有可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卡夫丁峡 谷”的确切涵义；第三，“有可能”仅仅是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制度两种前途其中一种的 猜测，并非定论。概而言之，马克思没有提出过成熟的、可以公诸于世的所谓“东方社 会道路”理论。
把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制度未来命运的一种猜测，引伸和演绎为“东方社会道路”理论 ，是不正确的。因为，从地域指称看，俄国非典型的东方国家，难以代表东方社会；从 社会性质看，俄国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公社只是特例，在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普遍 存在。
(二)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的动因
马克思晚年曾用相当的精力潜心研究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写下 了近40万字的读书笔记。对此，曾在国内外引发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放 下倾注毕生心血的《资本论》后几卷的写作，而去研究人类学，显然是在为东方民族寻 找新的发展道路。但从马克思留下的“笔记”内容来看，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1.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并未涉及东方社会道路问题。人类学是马克思一生理论 研究的另一主线。马克思关注人类学问题始于19世纪50年代，只是70年代前期，这方面 的研究资料还比较少，加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在《资本论》的研究上；直到70 年代后期，西方人类学者在史前社会的结构及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柯 瓦列夫斯基、摩尔根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著作的相继问世，自然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兴趣 ，但这只是他以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2.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意图是搞清人类史前社会的情况。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进一 步了解了人类史前社会的组织、结构、特点，人类社会的所有制演进过程，补充和完善 了他关于史前社会、私有制的起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等理论，大大丰富了唯物 史观，当然这一研究也促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而这一切与东 方社会道路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换句话说，马克思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从哪儿来”，并 未涉及“向哪儿去”的问题。
3.恩格斯对“笔记”的看法和所做的处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生前没有发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人类学笔记”。恩格斯认真地 研究了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认为有必要广泛利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书中某些结 论与资料写一本专门的著作，全面、准确、完整地阐发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1884年3 月至5月，恩格斯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从该书的书名和其中的 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主要论述了人类的史前社会和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三)马克思何以特别关注俄国农村公社
1.马克思研究俄国问题事出有因。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俄国出 版，立即引发了一场争论，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 的原理。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论》对上述规律的揭示，表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 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民粹派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证明资本 主义的不合理性，因此，俄国可以借助其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车尔尼雪夫 斯基则反对民粹派关于直接过渡的观点，认为俄国只要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 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成果。显然，以上观点都试图以《资本论 》为依据，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研究俄国村社制度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论 》在俄国引发的争论。
2.马克思关注俄国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求教。俄国1861年开始的沙 皇改革，激化了国内矛盾，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他们热切关注俄国命运，积极探索 俄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希望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据不完全统计，19 世纪70年代后，他们收到俄国革命活动家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来信达140多封，这些数量 众多的来信所提出的问题促使马克思“学习俄文”，“研究俄国情况”，以便解答关于 俄国社会前途命运问题。
3.马克思对俄国土地制度的兴趣。马克思集中研究俄国土地关系和公社所有制问题， 是70年代开始的。1873年3月他写信给俄国学者丹尼尔逊，请他介绍俄国土地制度方面 的情况，4月，丹尼尔逊寄给马克思关于上述内容的一个书目。其后的9年间，马克思阅 读了大量的俄国土地制度的书并作了笔记，内容涉及所有制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农村 公社的组织结构等方面，但既未对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未来走向作任何评述，更 未涉及东方社会道路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关注的重心仍是西欧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视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 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资本论》的完成，直到晚年，其理 论重心仍是西欧，不可能转向东方。
(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脱离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
至19世纪70年代，西欧的资本主义除德国外，大多都已发展一、二百年，均成为发育 成熟的标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 然产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即“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社 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国家取得胜利。既如此，马克思晚年放下对现成资本 主义标本的解剖，转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这显然是 不符合逻辑的。况且俄国并不是发育成熟的资本主义，其落后的村社制度根本不具备科 学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二)马克思并未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信心
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的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些曲折，但并未完全走入低潮，而资本主 义则在许多方面陷入了危机。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揭开了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西 方经济“大衰退”的序幕。对此，马克思曾作过认真研究，在1879年4月10日写给丹尼 尔逊的信中说：“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洲、南美洲、德国、奥地利等就出现这 样严重的、几乎持续5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与 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而与此相伴，工人运动却开 始超越西欧和北美的范围而扩展到东欧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日益高涨，马克思 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大陆上的各国政府——以为它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 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强大，……旧世界的当权者们以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富有生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 71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满怀希望和信心。
(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是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大局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问题的关注，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把它放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这个 大局之中考虑的。19世纪70年代后的俄国，既是欧洲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最后堡垒， 又处在大革命的前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要想得到新生，必须借助西欧无产阶级 革命胜利的强大推动力，促其自身爆发革命，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带动下，变推翻沙 皇统治的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俄国革命一旦爆发，又会影响和作用于整 个欧洲大陆，加快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进程。他们之所以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正是因 为俄国的特殊国情和它对整个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大局的重要影响。事实上，离开西欧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带动，俄国革命本身是不可能把俄国送入社会主义的。
(四)马克思晚年理论著述的重心仍是西欧
考察并说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重心是否转移，还可以从一个较为直观的方面入手，即 他晚年的理论著述有关东、西方内容的数量之比较。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 70年以后的文稿，有关西方的内容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有关东方的内容。在《全集》1870 年以后的494篇著述(不包括信件、书评、传记)中，有480篇的内容是有关西欧的，只有 14篇涉及俄国，占总篇数的不到3%。而就在这14篇中，直接论及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前途 命运的为4篇，占总篇数不及1%。在数量如此众多的篇幅中表露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 对西欧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全方位的分析、透视和期盼。而在关注俄国的文章中， 大部分内容是俄国与欧洲局势的关系，只有少部分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可能性问 题。再从正式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往来信函看，在总计1823封信件(不含家信) 中，关于西欧各国政局变化、经济形势、军事行动，工人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斗争 情况，工人党活动策略、方法、进展等情况的有1723封、占总数93.9%。涉及俄国情况 的书信只有100封，约占总数的6%。而直接探讨俄国社会、俄国农村公社的仅有14封， 占总数0.76%，占俄国内容总数14%。上述两组数字相互印证着一个相同的结论：马克思 晚年的理论重心并未转移。
三、马克思晚年不具备创建东方社会道路理论的基本条件
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辛勤工作了一生的马克思，从未到过东方国家，他对东方社 会的了解，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晚年的马克思更是贫病交加，一方面要完成《资 本论》后几卷的写作；同时又在进行史前社会和历史哲学的研究，其生命的每分每秒几 乎都被这些宏大的理论工程所耗费。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在此之外再去创建“ 东方社会道路理论”，几乎是不现实的。抛开马克思的身体条件不论，仅就当时的客观 情况看，也根本不具备创建这一新理论所必需的条件。
(一)马克思不可能通过实践考察，去揭示东方社会道路的基本特征
要创立科学的东方社会道路理论，必须要有活生生的东方社会的伟大革命实践，只有 通过对东方伟大革命实践的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才能探寻到东方社会道路的基本特征 、实现途径和发展方向。而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方国家刚刚开始卷入世界历史的 时代，这些国家国内的现状是普遍落后、极度混乱、缺乏对外交流，加之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还未开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不广泛，因此，也无法向马克思提供研究所需要 的有价值的理论材料。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通过亲身实践，或东方国家本 身的社会实践，来概括和阐述“东方社会道路”的基本特征。
(二)马克思无法从实践中发现和概括出东方社会道路的一般进程和客观规律
东方社会尽管可以从地缘关系和社会性质上看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整体，但其情况相 当复杂，亚、非、拉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程度千差万别，历史演进各具特色。除俄罗 斯外，这些不同地区和国家并没有本土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提供给马克思 ，马克思也不能占有从官方到民间的大量资料展开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加上这些国家的 社会体系在西方殖民浪潮中均趋于瓦解。如印度的农村公社被殖民者严重破坏，中国则 陷入民族危机。东方国家殊异的实践，特别是缺乏像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使得马克 思很难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从而揭示其客观规律。
(三)东方社会本身尚未形成产生新理论的内在动力
农村公社是人类社会由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过渡形态，它们像活化石一样 ，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农村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和集体劳 动外，并无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因素。而唯一的历史价值就是它与发育成熟的资本 主义处于同时代，一旦它被卷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那么就可以直接吸收资本主义已 经取得的一切成就，大大缩短迈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这也正是马克思晚年十分关注 俄国农村公社，寄希望于它的真正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沃 土，因为，孤立的、封闭的农村公社自身既无诉诸革命的客观要求，又无向高级公有制 过渡的内在动力，因此，它决不可能为科学理论的产生提供必要的实践基础。
四、几点结论
首先，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关注和研究，表明马克思理论视野的扩展和理论品格的 升华，但并不说明理论重心的根本转移，更不可得出马克思晚年放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转而为东方设计通向共产主义的所谓“东方社会道路”的结论。
其次，东方社会并无统一的发展道路。某一民族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该民族内外各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处于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中作为个案的俄国农村公社，仅仅是 马克思“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这一天才理论假设中的一个亮点，但它不可能是一条具有 普遍价值的“东方社会道路。”
第三，马克思晚年没有提出科学的、系统的东方社会道路理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 东方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毫无意义。相反，他所留下的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遗产具有极其 珍贵的二重价值：一是借以证实了人类史前社会的状况，揭示了私有制的起源，为完善 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开启了一条如何避免资本主 义“灾难”和“波折”，探寻具有民族特色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课题，但解答这一历史课题的时机不在他那个时代，事实上， 他把这一历史课题留给了后人。
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争论理应终结，理应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理 应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意义，理应剔除已写入教科书的所谓“东方社会道路理论”。
假如有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证明有这样一条道路，那么，可以肯定地讲，这 是一条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只适合于中国的道路。中国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选 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实践形式，将 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必将严格遵循“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要求，完成 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走完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逐步创造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 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而这一过程决不是任何其他东方国家可以模仿和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