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对“神谕”提案的态度演变及原因
奚庆庆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 要： 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权衡后决定将中国的沿海岛屿问题递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由安理会做出决议维持台海地区的政治和领土现状，此即后来被美、英及新西兰联合命名为“神谕”的提案。英国对美国首倡的“神谕”提案，其态度从最初不明美国初衷时的积极支持到洞悉美国真实意图后的拖延、反对，再到英美目标分歧表面弥合后英国的有限支持，以及最后在新中国政府的反对下，英国判断“神谕”提案绝无实现和平的可能后拒绝对其进行实质性推动。表面上看，英国对“神谕”提案态度多变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及维护台海及远东地区和平的需要，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英国根据不断变化的台海形势，对英美、中英关系折中权衡后做出的政策选择。这种政策选择虽说是英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举，但对于远东局势最终走向和平客观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这种推动作用，对于东西方冷战发生后，英国始终将形成“两个中国”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而显得极为有限。
关键词： 第一次台海危机；“神谕”提案；英国；态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中立化”台湾海峡的行动，最终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受阻。为了显示对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行为的抗议以及解放台湾进而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共于1954年9月至1955年3月先后命令炮轰金门、攻取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并对南麓岛、高登岛以及金门周边的岛屿进行炮击，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危机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苟延残喘、殊死抵抗，美、英、苏等大国政治势力为各自在东亚的利益积极介入，让原本简单的中国内政问题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相关政策立场，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危机期间英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尤其是危机爆发后英国为何会对杜勒斯首倡的“神谕”提案态度多变等诸多细节问题，国内外学界要么着墨不多，要么语焉不详。[1]有鉴于此，本文以英、美、中多方原始文献为依据，尝试分析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神谕”提案的态度演变及其成因，多视角揭示英国对中国台海问题的态度、政策，以期对台湾问题研究的深化有所补益。
一、“神谕”方案的提出及英国的积极支持
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异常关注台海局势，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其对台对华政策，目的是确保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关于是否介入沿海岛屿的防卫，美国政府内部历经多次激烈争论后，杜勒斯提出的所谓“万全良策”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肯，并最终占据上风，即美国决定“将中国的沿海岛屿问题递交联合国安理会予以解决，由安理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海地区的政治现状和领土现状，台海地区立即实现停火，其理论基础是共产党中国的进攻并不仅仅意在金门，而且意在夺取台湾”。[2]杜勒斯认为“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联合国进行干预，若苏联允许的话，台湾和澎湖地区将会独立”，而若“联合国裁决遭到拒绝，或者其决议案遭到苏联或者中共的否决，自由世界在道义上必将再次制胜共产主义世界，世界共同体就可对其采取军事措施并辅助于更广泛的道德制裁”。[3]在美国的努力下，上述方案一度得到英国和新西兰的积极认可和支持，并被联合命名为“神谕”提案(Operation Oracle)。杜勒斯对“神谕”提案十分满意，认为该方案可以使美国在武装部队不卷入和中国战争的情况下，能够成功将台湾、沿海岛屿排除在新中国控制之外。但是英国对“神谕”提案的态度，却历经从危机前期的积极支持到最终的消极反对。这是英国随着台海事态的发展，对所涉各种因素进行利弊权衡后不断进行外交调整的结果。
美国在初步定下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政策后，随即开始寻求国际支持尤其是英国的支持。1954年9月17日，杜勒斯就台海形势问题有意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磋商。杜勒斯询问艾登“该问题(沿海岛屿问题)是否可以递交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我希望所涉各方阻止台海形势的进一步恶化”。[4]显然杜勒斯意在试探英国对“神谕”提案的态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将国共矛盾推向了世界，中美间对抗也渐趋激烈，这让英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陷入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众所周知，二战后英国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升高，加上海外殖民资产的批量清算，英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前相比急剧下降。英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努力提高国际地位，既十分看重中英关系的缓和，同时更看重英美特殊关系的维系。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不顾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对，率先于1950年1月法律承认新中国，果断断绝和驻台的国民党当局的官方联系，理由是“英国的在华利益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以及“过久拖延承认新中国政权将会使其更加敌视英国并进而损害未来的中英关系”。[5]与此同时，战后无论是执政的工党还是在野的保守党，都将英美特殊关系的牢固维系作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目的是希望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英国分担欧洲防务的重大责任并复兴英国经济，最终重振英国在世界舞台的核心地位。为此，二战末期，丘吉尔根据日渐衰落的英国国势，对战后英国外交政策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意在以英联邦为依托，通过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来巩固和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工党政府外交大臣贝文尽管很清楚在英美特殊关系中，“英国采取行动的自由很有限”，但是他竭尽全力寻求保持和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英国实力的不足”。[6]具体到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为维护英国国家利益，在权衡中英、英美关系后，英国政府认为为了确保香港地位的稳固，东南亚殖民利益的维护，以及英国在法律承认新中国以来，历经多年努力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不至全面破裂，英国需要竭尽全力化解台海危机，努力阻止危机升级成全面战争，最终恢复台海地区和平局面。英国分析认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成美国和新中国的全面战争的话，英国因为英美特殊关系被动卷入战争后将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国将丢失印度支那、香港和马来亚”，“这种后果比朝鲜战争中暂时性丢失颜面的后果要严重很多”。[7]
至于如何实现台海地区的整体和平，英国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中国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之所在。中共究竟是仅仅意在夺取沿海岛屿还是意在以沿海岛屿为跳板最终解放台湾，英国应根据中共目标的不同而相应选择不同的实现和平的方法。为此英国指示远东部负责确认共产党“进攻”沿海岛屿的真正意图。英国远东部经过多层次、多角度全面深入分析后，最终得出结论“共产党中国无意登陆台湾”，[8]“中国人似乎并不打算进攻台湾，而仅仅是旨在占领沿海岛屿本身”。[9]当英国外交部确认新中国夺取的目标是沿海岛屿而非台湾时，英国倾向于满足新中国的要求以换取台海地区的永久和平。英国政府设想，如果满足了新中国夺回沿海岛屿的基本要求，台海地区的危机必定能够化解，因为“可能的情况是北京政府会策略性地舍弃台湾和澎湖地区，回报是必须收回沿海岛屿，而且以国际协议的形式使台湾地区非军事化，让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基地”。[10]
在确立了化解台海危机的基本方法后，1954年9月，杜勒斯在向英国兜售“神谕”方案，希望英国对提案给予全面支持时，头脑极为清醒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醒杜勒斯，如果国民党不撤离沿海岛屿，纵然联合国采取行动也无法解决台海问题，因为“中共绝不会搭理对他们不利或者并未邀请其参与讨论的提案”。而且，“国共双方都不大可能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国托管提议”。[11]基于此，艾登进一步提议，美国政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台湾方面保持缄默，或者是回归到杜鲁门总统的使台湾中立化的道路上，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会为和谈提供基础”。[12]当然，为防止日后美国态度的坚决损及英美同盟关系，艾登仍留有余地。他最后向杜勒斯表明，他会和英国政府其他部门充分协商，慎重考虑“神谕”方案。
杜勒斯、艾登会晤的第二天，英国政府内部就是否支持“神谕”方案展开充分讨论。负责远东事务的英国助理副国务大臣艾伦(Allen)经多部门咨询后发表备忘录。他首先提出自己看法：“在并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支持‘神谕’提案并敦促杜勒斯践行之也尤为可取。”[13]理由是“唯此方可避免战争：中共因顾忌美国干预将会推迟进攻，而中国国民党也将会受美国约束。”[14]不仅如此，在联合国中摊开台海问题会使“任何一方企图采取行动都将变得异常困难”，因而 “它可以开启解决目前中国问题僵局的大门”。[15]
艾登在充分听取艾伦及外交部其他官员的意见后，考虑良久，态度有所松动，最终也倾向于接受并支持美国的“神谕”提案。艾登的政策目标是通过联合国介入的方式处理台海危机，并最终做出决议将沿海岛屿交给新中国。这显然能满足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因而也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台海危机升级的危险性。艾登还憧憬该提案不仅可以缓解台海地区的紧张关系，还可以导致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审议，进而促成远东和平局面的实现。杜勒斯屡次强调“该提案不仅可以开启和平谈判进程，克服目前远东形势中所存在的一些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弥合英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16]这对于急于化解台海危机进而谋求东亚局势缓和的艾登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决议草案出台后不久，英美的目标分歧很快便显山露水。美国方面，杜勒斯明确表示倡导该提案的真正目的仅仅是“台湾海峡实现停火”，“通过联合国让蒋氏国民党继续持有沿海岛屿”。[28]而对于英国来说，则希望可以通过该决议案达成两大目标，一是“阻止中美战争的爆发以及维护英美在亚洲的同盟关系”；二是“为更广泛地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机会”。[29]为此，当稍后杜勒斯向英国表明，美国只是想“通过联合国限制金门冲突”以及“避免讨论任何其他更广泛的问题，如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台湾的地位问题”[30]时，英国对“神谕”提案的热情大大降低。
可见，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英国经远东部确认新中国“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并非为了夺取台湾，而仅仅是夺回金门等沿海岛屿。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实现台海地区的整体和平，英国倾向于将沿海岛屿归还给共产党中国。为此，当杜勒斯就“神谕”提案多次征询英国意见，并试图获取英国支持时，英国倾向于支持该提案，同意将沿海岛屿问题递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英国认为，在并无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支持“神谕”提案有多重优势，最直接的益处是不仅可以避免英国卷入美国和新中国的直接冲突乃至战争，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远东所存在的其他一切问题。更进一步来说，支持“神谕”提案甚至可以促使美英通过协商的方式弥合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让中英、中美关系朝着英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二、英美目标的差异及英国的拖延反对
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方面积极就“神谕”提案寻求国际支持，与此同时却也时刻做好与新中国进行战争的准备。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回沿海岛屿，美国向台湾地区大批增加兵力，截至1955年1月底，集结在台海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包括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外加50余艘其他舰只。台海危机存在全面升级的极大危险性。面对此种形势，英国急于尽快化解危机。在此背景下，英国在同意了“神谕”提案后，便和新西兰等国积极运作，希望联合国尽快受理提案并就台海危机问题作出决议，以便尽早将中美冲突消弭在萌芽之中。但是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英国却觉察出美国提出“神谕”提案的真正意图及目标。英美在“神谕”提案问题上存在巨大目标分歧的情况下，英国一改最初对提案的支持态度，转而反对将提案提交联合国。下面对此进行详述。
[28]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8 October，1954，FO371/110232，FC1042/36/G.
基于上述考虑，1954年9月21日，艾登积极游说并敦促内阁最终做出决定，同意支持美国的“神谕”提案，并第一时间委托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皮尔森·迪克逊(Pierson Dixon)将英国对提案的支持态度告诉美国。
另外，为了获取驻台国民党对“神谕”提案的支持，美国加速了和台湾方面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这是压死英国对“神谕”提案热情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台条约谈判的不断推进让艾登深感不安。在艾登看来，这是美国试图以条约的形式帮助国民党守卫台湾、以防台湾落入共产党中国之手的有意之作，若同时再提“神谕”方案，无疑会给国际社会一种印象，即它是为了使国民党不“丢失”沿海岛屿而玩弄的又一伎俩，是西方进行冷战而采取的一大行动。因此“神谕”提案不但不会有助于台海地区和平的实现，相反，定会激起中苏的强烈反对，从而加剧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显然有违艾登支持“神谕”提案的初衷。基于此，艾登认为英国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努力劝说美国不与台湾方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若不行，至少也应该明晰美台条约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然后再决定是否支持“神谕”提案。英国内阁完全同意艾登的观点，明确表示英国应该向美国清楚表明，“在知晓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之前，英国应暂缓向安理会提交‘神谕’方案。”[31]有鉴于此，当1954年10月21日，艾登和杜勒斯在巴黎会晤时，艾登特意提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艾登向杜勒斯表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加速签订会让“英国做出任何行动将沿海岛屿问题递交安理会，看起来仅仅像是动议国民党继续持有沿海岛屿”。[32]艾登又进一步提出，“只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不承诺帮助国民党协防沿海岛屿，英国才会同意重启‘神谕’提案”，[33]否则英国认为“神谕”提案“不仅会将英美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公之于众，而且会激起共产党中国重夺沿海岛屿的强大决心”。[34]
英国的反对并未有效阻止美台谈判防御条约的步伐。经多次讨论，杜勒斯与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分别代表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最终于1954年12月2日正式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明确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意愿。[35]当然，为了促使英国尽快行动将“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杜勒斯就“共同防御条约”向英国做出解释：一是该条约属于纯粹防御性质，沿海岛屿不在美国的协防范围之内；二是禁止驻台的国民党利用该条约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将美国拖入到与中国的战争。“未经事先与美协商，国民党不得进攻中国大陆”。[36]基于此，杜勒斯提出，希望英国能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公布之前，能向联合国递交“神谕”提案，以便约束共产党中国的行动。
尽管杜勒斯不断解释，但是英国还是拒绝就“神谕”提案做出进一步行动。英国分析认为，该条约“因为并没有对已经驻扎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约束，因而并不能阻止台湾成为享有特权的庇护所”。同时，“该条约没有明确要求蒋介石部队撤离沿海岛屿，因而它也无法排除美国卷入对沿海岛屿的防卫，更没有消除未来紧张局势产生的主要根源。”[37]艾登则更进一步分析认为，“由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原来设想的安理会行动的基础已经急剧改变。”“原来设想的‘神谕’提案的目标是化解危机，并由此使引发远东紧张关系的其他问题进一步解决，但是现在这种目标不再能实现，因为将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新西兰决议案阻止蒋介石挑起战争。”[38]
在艾登的建议下，英国内阁召开会议就是否支持“神谕”提案又一次展开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神谕’提案最初降低紧张局势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在此意义上，若向安理会递交该提案，可能会让世界认为这是冷战背景下的进一步动议，因此可能会弊大于利。”[39]英国内阁确立了对提案的基本态度后，12月新西兰外交部长屡屡向英国强调提案的重要价值，试图借此获得英国的支持。但英国不为所动，拒绝支持将该决议案递交联合国安理会。
犯罪构成是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指导下，由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形成的，任何坚持这一原则的犯罪构成理论皆有益于理性地刑事定罪。商标犯罪的判定同样必须坚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判定刑事违法性的限定下判断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是否值得刑罚处罚。TRIPS协议认定假冒商标犯罪必须由客观要件下的商业规模以及主观要件下的蓄意为必要条件，这也印证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犯罪构成的制约与指导意义。
再次，这也是英国为实现维护台海以及远东地区和平目标的策略选择。如前所述，无论是出于对长期以来深深卷入战争的厌倦，还是战后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的需要，抑或是冷战背景下为践行其国家战略部署的必要，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努力“阻止地区性危机像台湾海峡危机或者朝鲜战争的蔓延，并产生传染性效应”。[76]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英国权衡利弊后确立的基本政策目标就是努力维持台海乃至东亚地区的和平，竭力避免被动卷入中美间冲突。因此，不论是一开始对“神谕”提案的支持，还是稍后对提案的拖延，以及最后以无限期搁置讨论的方式让提案流产，都是围绕实现台海地区和平这一目标的策略选择。例如，“神谕”提案提出之初，艾登认为该提案最吸引他的地方是，“如果共产党接受安理会的裁决，然后就可开启深远的和平谈判进程，解决目前导致远东混乱局面的所有问题。”[77]稍后，当明白美国提案的目的只是想帮助国民党保有沿海岛屿时，英国政府认为“若此，驻台的国民党极有可能会攻打大陆而完全不利于形势的缓和”，[78]因此拖延甚至反对提案。当美国貌似满足了英国要求其拒绝帮助国民党协防沿海岛屿的要求时，英国认为这消除了解放军进攻台湾的理由和根源，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的实现，于是又开始对“神谕”提案有条件支持。最后，当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安理会邀请其讨论“神谕”提案时，英国认为提案维持和平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最终以搁置讨论的方式使其不了了之。可见，尽管英国在“神谕”提案上态度多变，但不变的是希望通过将沿海岛屿交给新中国的方式，实现其维持台海、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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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英国在运作“神谕”提案的过程中，逐步发现美国发起该提案的最终目的旨在不使美国武装部队卷入的情况下，帮助国民党持有沿海岛屿。这与英国追求将沿海岛屿交还给新中国，并借此消除台海危机升级的根源之目标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英国希望通过联合国解决沿海岛屿问题、进而解决远东其他一切极易引发战争问题的目标就此破产。英国认为“神谕”提案绝不会促使远东地区最终走向和平，而只会是冷战的开场。为此，英国对提案的热情急剧降低，由原来的支持并积极运作，转变为坚决反对。这种态度的转变部分体现了英国谋求台海乃至远东地区整体和平的愿景，尽管这种愿景是以谋求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并且实际成效也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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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新中国态度后建议“无限期搁置”
就在美蒋加紧谈判，准备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原定军事战略部署，开始攻岛作战。自1954年11月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大批兵力先后攻打大陈岛和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让美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最终的目标是夺取台湾”。[40]1955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和国务卿杜勒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Radford)充分协商后，就沿海岛屿问题做出三项决定：“一是鼓励并帮助中国国民党从大陈和其他沿海岛屿撤退，但是金门除外；二是为保证有序撤退，美国将提供海空掩护；三是美国同时应发表声明，鉴于中共的侵略性进攻以及意在占领台湾，在目前条件下，美国将帮助国民党防守金门，这对保卫台湾和澎湖地区的安全十分重要，在联合国采取行动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行为有效停止之前，美国将坚持这一立场。”[41]1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了这些决定。[42]与此同时，杜勒斯再度筹谋将搁置已久的“神谕”提案尽快递交联合国，希望联合国能够为沿海岛屿尤其是金门提供长期“保护”。
台海危机的升级令以艾登为首的英国领导人十分忧虑，担心一触即发的中美战争演变成全面战争后英国会被动卷入。获悉美国的对台新政策后，艾登喜忧参半。一方面十分高兴美国要求国民党从大陈等沿海岛屿撤退，但是却对美国承诺帮助国民党防卫金门，甚至是“可能会策略性地使用原子武器来保卫金门”[43]感到极为忧虑。艾登警告杜勒斯，若美国因为帮助国民党守住这些毫无价值的小岛而使用核武器，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艾登委托英国驻美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告诉杜勒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鼓励中国国民党从所有的沿海岛屿上撤离其军队”。[44]“国民党不应将台湾视为进攻大陆的基地。”[45]艾登同时表示，英国关于台海问题的最终目标是“努力将台湾和澎湖地区从沿海岛屿分割开来，促使国民党撤离一切沿海岛屿，因为只要国民党占有这些沿海岛屿，发生冲突和战斗的危险就会持续存在”。[46]
同一时间，不论是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还是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不同声音，表示美国不应军事介入沿海岛屿的防卫，应该从沿海岛屿“脱身”。迫于各方压力，在蒋介石拒绝撤军金、马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被逼无奈采取折中举措，私下向台湾方面做出承诺：“如果总统判定中国武装进攻金门和马祖是为其武装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做准备，并对台湾的防卫构成威胁的话，美国将协助国民党军队守卫金门和马祖以防其遭受武装进攻。但是目前不应该有公开的官方声明。”[47]美国政府对台湾方面的这项私下承诺，英国全然不知。
1955年1月，美国再度和英国商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神谕”提案的具体日期。梅金斯认为，为防止英美联盟破裂，不宜向美国施加过大压力，只要美国承诺放弃帮助国民党“协防”金门，英国就应该支持美国的沿海岛屿政策，配合美国将“神谕”提案提交联合国。梅金斯的建议最终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可。[48]英国最终回复美国：“只有美国放弃承诺‘暂时保证’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的安全这一主意时，英国才会准备重启‘神谕’提案。”[49]因为英国政府认为，如果美国公开对沿海岛屿作出防卫承诺，为了协防金门和马祖就极有可能会被迫使用原子武器，这会让“神谕”提案平息危机的努力变得完全无效。[5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8.0软件统计处理数据，Diaw 97.02软件绘制图形。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方法为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使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弥合英美间的分歧，加快提案递交安理会的进程，杜勒斯主动向英国提出英美间应召开会议协商解决。21日，杜勒斯就“神谕”提案问题和梅金斯(Makins)进行会谈。会谈中，杜勒斯向梅金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公开声明帮助蒋介石协防金门和马祖。“在联合国努力解决问题期间，美国努力避免对中国大陆发起任何行动。”杜勒斯最后表示，美国政府实质上已经满足了英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英国政府能够考虑迅速支持“神谕”提案。[51]杜勒斯还补充了一点，他希望对1月21日梅金斯给他的信件中的一句话做出评论，即“最后的目标是通过缓慢运作让台湾海峡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即保护台湾和澎湖地区免受进攻，与此同时，限制台湾发起对大陆的进攻，沿海岛屿的重要性稳步消失，最终允许它们交予中国大陆控制”。杜勒斯阐明，他绝不接受也不会承诺最终将沿海岛屿交给新中国控制，这是英国人的观点，绝不是美国人的观点。[52]梅金斯表示就其个人观点而言，他认为美国实质上已经满足了英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很温和，他最后承诺会建议英国政府迅速行动重启“神谕”提案。[53]
台湾诗人洛夫曾说：有些诗是不讲理的，当理性从诗人的前门进来，灵感则悄悄地从他窗口溜走。这些诗句的表述都有悖于事理，不符合常识，而它们却常被历代诗评家们津津乐道，因为它们“无理而妙”。“无理而妙”一词，最早见于清人贺裳的《皱水轩词筌》，贺裳称赞唐代诗人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宋代词人张子野的“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说“此皆无理而妙”。苏轼在评价柳宗元的《渔翁》时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见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谓“反常合道为趣”，其实也就是“无理而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现象在古诗词中非常普遍。
为了获得新中国对提案的支持，英国试图与中共磋商解决问题，进而缓和台海紧张局势。但是新中国政府明白，美国炮制并最终得到英国支持的“神谕”方案，其实质是要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目的是在大国势力的干预下，让“两个中国”最终成为现实。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神谕”提案，拒绝就该问题与美英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在多种场合揭露美英上述行动的本质。1955年1月5日，艾登授意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与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会晤并告知英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仍然在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美蒋协定目的是要起制约作用，不能期望美撤除对蒋介石的保护。”因此，英国政府希望“中国从实际出发，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在重申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后，对英国在台海问题上偏袒美国的立场予以严正驳斥：“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他进一步反问：“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收复自己的领土，这行不行呢?”[56]
1月27日，即“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的前一天，杜维廉代表英国政府告知新中国政府“神谕”提案即将提交安理会一事。英国政府特别强调要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要鲁莽行事”，并且着重强调“如果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沿海岛屿问题就可以和平方式令人满意地加以解决”。[57]对此，周恩来态度坚决，毫无妥协地对提案予以猛烈抨击。周恩来表示，“神谕”提案暗藏这样一个阴谋，“先要求停火，然后认定新中国侵略，并允许美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划定防卫线”，“中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这一提案”。[58]28日，杜维廉正式告知周恩来新西兰于当日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神谕”提案，英国将支持这一提案时，周恩来当即据理据法给予严正驳斥，并重申：“讨论我沿海岛屿问题，即干涉中国内政。”[59]在杜维廉传达英国的观点，又试图将沿海岛屿和台湾做出区分时，周恩来严肃声明：“这些岛屿包括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绝不会将两类岛屿割裂开来，区别对待。”[60]最后，当杜维廉提及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讨论该提案时，周恩来提醒英国政府，不要忘记“是蒋介石政权侵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氏代表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纯属荒谬之举”。[61]
同一时间，周恩来频繁会晤各国驻华大使，不断重申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政策，揭穿美英“神谕”提案的本质。2月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谈及台海局势时，赖嘉文说：“尼赫鲁总理很担心，认为形势严重，有各种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很想知道，怎样一个跳出目前僵局的出路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出路能使双方的感情冷静下来，既不妨碍中国的立场，而又避免大规模的冲突。”[62]周恩来强调：“首先一个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里。”“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新西兰的提议是不能同意的，他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同蒋介石之间的内战，他要中国和蒋介石集团到安理会去谈判停火，而在安理会里蒋介石的代表是正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却是被邀请的。这种形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63]与此同时，周恩来表达解决目前台海危机僵局的方法：“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同中国直接谈，在别国的参加下，在国际会议上谈。”[64]至此，英国政府最终明白，新中国政府绝无以舍弃台湾为代价来换取持久拥有沿海岛屿的想法。“神谕”提案不仅不会对新中国产生任何吸引力，反而会因此导致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政府最后认定，对于英国而言“联合国行动的弊远远大于利”。[65]
在再次修正对“神谕”提案的态度后，英国拒绝为“神谕”提案的推进展开任何切实的行动。“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后，1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决议案。2月3日，周恩来复电严词拒绝。周恩来表示：“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侵略行为的新西兰提案。”“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情况下安理会有关中国问题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66]他同时告诉哈马舍尔德：“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才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67]中国政府对“神谕”提案的拒绝坚定了英国反对提案的决心。3月，杜勒斯要求尽快对提案进行表决，以向世人宣示美、英及新西兰赞成并支持联合国要求沿海岛屿停火。英国却建议推迟行动并认为：“如果美国执意让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某种行动，最富有成效的应该是尼赫鲁所提的让安理会委托英国、苏联和印度对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进行进一步调查。”[68]事后，英国政府又适时建议安理会无限期搁置讨论“神谕”提案，并被安理会采纳。“神谕”提案最终以不了了之而收场。
这座转化厂以科莫海克斯(Comurhex)首任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命名，即Philippe Coste。该厂的建设是法国于2006年启动的科莫海克斯二期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实现转化产能的以新代旧，即取代目前分别位于特里卡斯坦和马尔维西(Malvesi)的科莫海克斯一期产能。欧安诺已为二期项目投资11.5亿欧元，其中8.5亿欧元投资于特里卡斯坦。
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岛作战促成美国决定军事介入沿海岛屿防卫的同时，也促使美国加紧了与英协商的进程，目的是尽快将“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以尽量避免中美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英美就是否帮助国民党当局协防金门等沿海岛屿问题上发生分歧后，英国拒绝在“神谕”提案问题上与美国合作。面对来自英国、英联邦国家、美国政府内部温和派以及舆论的压力，杜鲁门政府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略作调整，私下而非公开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中国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旨在夺取台湾，美国将会帮助国民党台湾协防沿海岛屿。浑然不知内情的英国误以为美国已放弃协防沿海岛屿的承诺，同意将“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其目的是通过联合国将沿海岛屿最终交给新中国，以换取共产党中国不进攻台湾，从而确保台海地区的永久和平。当英国知晓中国政府的真正意图之所在，以及绝无取得中国政府对“神谕”提案合作的可能之后，英国对提案的支持力度大大降低。英国拒绝对提案做出任何实质性推动，并最终以建议联合国无限期搁置讨论的方式使“神谕”提案流产。
四、英国态度变化的深层原因分析
上述可知，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首倡的“神谕”提案，其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全面支持到了解美国真实意图后的拖延、反对，再到在中国政府拒绝合作情况下，建议对提案进行“搁置”的转变过程。表面上看，这是英国根据台海局势的演变及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相机做出的策略性政策选择，但背后则深藏着英国对于解决中国沿海岛屿问题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即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将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除台海地区引发战争的根源，最终实现台海地区的永久和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一向“反共”的英国，为何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做出如此政策选择?深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4]Record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of State's Room in the Foreign Office at 5.30 P.M.On September 17，1954，F.O.371/110231，FC1042/10G.
梅金斯随即向英国外交部全面汇报了美国政府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但是梅金斯重点强调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暂时守卫金门安全的观点，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人场合都不会向国民党作额外承诺”。[54]“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帮助国民党防卫金门，即认为中共对沿海岛屿的进攻是夺取台湾的重要一步。”[55]实际上，从梅金斯个人来说，他认为美国的上述承诺已经足以让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政府将“神谕”提案提交联合国。梅金斯认为如果英国政府一味反对，可能会适得其反。同样，以艾登为首的英国外交部也认为，台海危机发展到目前阶段，美国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政策本质已经发生改变，美国已经放弃了“暂时守卫”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的安全这一政策。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最终同意与美、新合作，于1955年1月22日重启“神谕”提案。1月28日，“神谕”提案递交联合国安理会，1月31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将该提案纳入议事日程，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讨论“神谕”提案。
其次，这也是冷战背景下英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冷战爆发后，英国因伊朗事件和希腊问题对苏联的怀疑与隔阂日趋增加，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与担忧与日俱增，自然会反映在对华政策上。英国战后确立的战略防务目标就是：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样，必须将其限制在中国大陆疆界之内。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中国大陆以外扩张，英国必须坚决予以还击。但是，英国的对华政策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不要反华。[74]在这一对华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异常关注新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一举一动，极为担心中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具体到第一次台海危机，在判断新中国意在夺取沿海岛屿而非台湾的大前提下，英国政府认为，新中国收回沿海岛屿的要求予以满足之后，若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继续夺取台湾的步伐，显然能够有效地将中国的共产主义限制在中国大陆范围之内，阻止其进一步向外扩张、蔓延。因此，当美国提起“神谕”方案，并谋求英国合作，努力或明或暗帮助国民党政权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时，英国态度多变，但不变的却是屡次表示，“英国支持美国协防台湾，但绝不支持其协防沿海岛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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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它也是英国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尤其是远东殖民利益而相机进行的政策选择。众所周知，历经二战的洗礼，英国最终虽取得胜利，但损失格外惨重，国家综合实力日趋衰弱，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战后，面对美苏两大势力的发展，夕阳西下的英国并不甘心从此丧失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力争通过外交努力来恢复昔日大国地位，具体到外交政策上主要有两点：一是试图通过英美特殊关系的维系以换取美国对英国国内重建任务的援助并替英国分担欧洲防务的重任。二是中英关系上，英国谋求与华关系缓和，维护在华经济利益，尤其是香港殖民利益，并且还希望通过中英关系的改善，在中苏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达到离间中苏关系，防止苏式共产主义的扩张损及英国利益之目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若能同新中国建立友好联系，就有可能对之施加影响，从而可“阻止中国全心全意成为苏联的卫星国”。[79]具体到第一次台海危机，英国认为台海危机最大的问题就是“极有可能会将美国拖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战争，而且英国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80]这让英国有三点担忧，一是这样一来美国定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东亚事务上，而较少有精力承担欧洲的防务责任，这有损英国的最高战略利益。二是若中美发生战争，尽管艾登屡次警告杜勒斯“如果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卷入与中国的战争，英国绝不会支持美国”，[81]但是艾登深知，英国很难避免被卷入，尤其是苏联加入作战的话，如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则定会摧毁英美间同盟关系并进一步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战后尤为看重英美特殊关系的英国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三是若英国加入中美全面战争，英国分析认为“英国的兵力不足以抵御共产党中国对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发起的全面进攻”。[82]若此，其在东亚最为重要的两大殖民地盘香港、马来亚极有可能因之丧失。这对业已衰落的英国来说，无异于致命一击。上述三点考虑，使英国倾向于努力化解台海危机，防止台海危机升级使英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因此，表面上看，英国对“神谕”提案态度多变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以及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的目的，但究其本质，则是英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策略性选择。这种政策选择虽说是英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举，但对于远东局势最终走向和平客观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这种推动作用，由于东西方冷战发生后，英国始终将形成“两个中国”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而显得极为有限。
注释：
[1]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的相关政策、立场，著作有：Steven Tsang，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I.B.Tauris，2006.作者在第五章集中探讨了两次台海危机爆发的缘起、经过及结果；Robert Boardman，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Dalhousie University，1976.该书论述1950-1954年间英国对华政治、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英国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政策；Rand Rowan，A Foreign Policy In Oppositio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ar East ，1951-1964 ，Doctoral Dissertation，Graduate Faculty of Texas University，1992.该书第七、八两章论述了战后英国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的对台政策、英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以及台湾的未来地位等诸多问题上，工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英国对台湾政策的制定过程；Victors Kaufman，Argument and Accord ：Anglo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48-1972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99.著作论述了 1948 至 1972 年间，英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其中部分内容提及台湾问题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此外，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也都涉及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的英国对台政策。论文主要有：赵学功：《英国、美国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奚庆庆：《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政府的居间调停》(《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耿志：《英国政府参与解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政策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等。但是，对于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的相关政策、立场，以上论著要么是在重点研究冷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时稍微提及，要么是在论述中英关系、英美关系时将台湾附带提及，鲜有论著深入考察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关于中国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立场，更少有论著重点就“神谕”提案进行微观研究。
[2]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nver，Sep.12，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FRUS )，1952-1954 ，XIV，part 1，No.293，p.619，p.624.
[3]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12，1954，FRUS ，1952-1954 ，XIV，part 1，No.292，p.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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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英国对台湾岛及其他中国沿海岛屿的战略价值进行评估后所做出的策略选择。由于冷战因素，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英国政府就开始对台海地区的价值进行评估，认为台湾对于英国而言“经济上毫不重要”，“主要限于其有限的战略考虑，即台湾的崩溃将会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资源，尤其是国民党的海军和空军若落入中共之手，必将会大大增强中共进攻香港的能力”。[69]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让英国震惊之余也意识到远东局势的严重性，英国开始重新评估台湾的重要性。经过多方面深入分析后，英国认为“台湾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将会对西方世界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尤其是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在马来亚的扩张产生致命影响”。[70]为此，英国确立的对台政策目标与美国一样，“倾向于台湾掌握在友好国家的手中或者至少是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手中。”[71]但是对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英国则区别对待。与美国不同，英国政府不仅认为这些沿海岛屿“无论是从法律上、地理位置上，还是历史上，毋容置疑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72]而且还认为“这些沿海岛屿包括金门和马祖就其自身而言，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战略价值上，毫不重要”。[73]因此，当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在英国认为新中国的进攻意图仅仅是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而并非英国所关心的台湾时，英国倾向于满足新中国的要求，让国民党交出这些沿海岛屿，以换取台海乃至远东地区的持久和平。可见，基于对台湾和沿海岛屿战略价值的不同评估，为达成自己的目标，英国愿意将沿海岛屿交予中国政府。当然，在与美国产生目标分歧的情境下，英国对“神谕”提案态度多变，并最终做出了与美国不同的选择。
[5]Memo by Mr.Bevin on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24th Oct.1949，CP(49)214，CAB 129/37，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以下简称DBPO )，Series I，Vol.VIII，pp.397-402.
[6]Bradford Perkins.“Unequal Partners：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Great Britain”，in William Roger Louis and Hedley Bull.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47.
[7][24][29][36][71][75][76][80]Steven Tsang.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I.B.Tauris，2006，p.113，p.125，p.125，p.129，p.62，p.122，p.61，p.111.
[8]Formosa-Quemoy，FO371/110231，FC1042/8/G.
[9]Chinese Policy in Recent Months，FO371/110216，FC1024/11.
式中:μm为混合油黏度，mPa·s;μi为组分油i黏度，m Pa·s;X i为组分油i质量分数，ΣX i=1，i=1～n;L m、Li分别为混合油和组分油i流函数;Cjk为考虑组分油间相互关系的常数。
[10]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4th May 1955，FO371/115051，FC1041/879G.
[11][12][73]Formosa-Quemoy，Sep.16，1954，FO371/110231，FC1042/8/G.
[13][14][15][17][18]Formosa and Quemoy，Sep.18，1954，FO371/110231，FC1042/10/G
[16]Record of Meeting，17 September 1954，FO371/110231，FC1042/10G.
[19][20]Quemoy-Formosa，FO371/110231，FC1042/12G.
[21][22]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September 23，1954，FO371/110231，FC1042/12/G.
图像特征的描述有多种，包括视觉特征、统计特征、代数特征等，每种特征有包含数种描述方法[4]。国内有研究选用一种基于图像整体特征的平均值算法，利用整体图像质心位置坐标值来区分铆接位置[5]。
[23]From Foreign Office to New York，September 28，1954，FO371/110231，FC1042/12/G.
[25][26]CAB129/71，C(54)308，12 October，1954，Annex 2.
[27]CAB129/71，C(54)308，12 October，1954.
英国决定支持杜勒斯的“神谕”提案后，便开始积极运作。考虑到该方案是美国首提，如果让当事方美国将该问题递交安理会讨论的话，“可能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会对其动机存在偏见，并极有可能会招致中国共产党的谴责”。[17]为此，英国政府决定亲自筹划提案的具体实施。[18]为使提案获得成功，英国权衡后考虑将沿海岛屿问题置于联合国宪章第6章而非第7章之下。联合国宪章第6章的适用范围是“目前的形势极有可能会危及到世界的和平”，而第7章的适用范围则是“目前的形势已经对和平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19]两相比较，如果将台海形势置于第7章之下，并以此为基础敦促联合国行动，不仅涉及到“使用武装部队支持一方或者另一方”，[20]还会涉及到会将共产党中国指责为侵略者。若此，“俄国人很难不使用他们的否决权”，[21]而最终使该方案流产。而且英国人实实在在地认为，共产党中国对金门的进攻并非侵略行为，因为“事实上金门和沿海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22]为使该提案不招致新中国的强烈反对，英国认为英美不宜首先向安理会提出该提案，而“由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安理会成员新西兰首先发起动议”。[23]在英美的积极倡导下，新西兰很快做出积极响应，同意英美建议。新西兰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直接军事卷入的话，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新西兰必定被拖入沿海岛屿的冲突。”[24]这显然是新西兰不愿意看到的前景。至此，英美几经筹划后，关于沿海岛屿的决议草案出台，即“金门冲突的继续极有可能会危及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共产党中国和驻台的国民党必须立即停止战争”。[25]决议草案建议“应使用和平的方式阻止冲突的再度发生”，[26]同时认为，若想使该提案获得成功，“需要美国谋求蒋氏国民党的合作，英国敦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以及新西兰尽快将该决议草案递交联合国安理会。”[27]
[30]CAB129/71，C(54)308，12 October，1954，Annex 3.
[31]Formosa，66th Conclusions，CAB128/27，C.C.(54).
[32]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No.5187，15 October 1954，FO371/110234，FC1042/68G.
[33]Allen's Minutes of 15 November，1954，FO371/110238，FC1042/174.
[34]Crowe's Minutes of 13 November，1954，FO371/110238，FC1042/174.
[35]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两国保证单独地和集体地‘维持和发展他们个别的或集体的力量，以抵抗武装入侵和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彼此同意对其中一方的武装入侵将危及另一方的和平和安全。虽然这一条约把上述协议限于台湾和澎湖地区，但是特别规定了如果双方同意，可以扩大到其他地区。具体参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受命变革(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523-524页。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内容可参见FO371/110243，FC1042/302.
根据已有梅县区的DEM数据，区域内海拔为1～1 113 m。根据地理学中对地形地貌的分类原理，将海拔0～200 m、200～500 m、500 m以上的地形分为盆地、丘陵、山地，使用ArcGIS的Spatial Analyst工具下的重分类功能进行划分。根据牛文元等人在地形起伏度的研究方法，笔者将地形起伏度定义为[7]：
[37]CAB129/72，C(54)367，29 November，1954.
[38]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No.1238，26 November，1954，FO371/110239，FC1042/191G.
[39]FO to Washington，No.5684，29 November，1954，FO371/110239，FC1042/192G.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淡水养殖工作中，为了确保效益的获取和提升，需要在各个流程与发展下，保证工作的严格控制和完善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能为养殖行业发展提供保障，也能促进工作的科学开展。
[40]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2d Meeting of NSC，20 January，1955，FRUS ，1955-1957 ，Vol.2，No.23，p.71.
[41]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The White House，Jan.19，1955，1：55 p.m.，FRUS ，1955-1957 ，Vol.2，No.17，pp.41-43.
[42]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3d Meeting of NSC，21 January，1955，FRUS ，1955-1957 ，Vol.2，No.26，p.95.
[43]Memo of a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20 January 1955，FRUS ，1955-1957 ，Vol.2，pp.88-89.
[44]Fro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21，1955，FO371/115024，FC1041/30.
[45][46]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January 20，1955，FO371/115023，FC1041/21G.
[47]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31，1955，FRUS ，1955-1957 ，Vol.2，pp.182-183.
[48]Formosa，February 17，1955，C.(55)47，CAB129/73.
[49]Washington to FO，No.159，20 January，1955，FO371/115024，FC1041/30.
[50]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3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Washington，January 21，1955，9 a.m.，No.26，FRUS ，1955-1957 ，Vol.2，pp.90-91.
[51][52][53]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January 21，1955，10：30 a.m.，FRUS ，1955-1957 ，Vol.2，No.27，pp.96-99.
[54]Washington to FO，No.165，21 January，1955，FO371/115024，FC1041/37.
[55]Washington to FO，No.164，21 January，1955.FO371/115024，FC1041/37.
[56][59][62][63][6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7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0页，第100页。
[57]FO to Peking，No.137，25 January，1955，FO371/115026，FC1041/90.
[58]Peking to FO，No.105，28 January，1955，FO371/115028，FC1041/151.
[60]Peking to FO，No.106，28 January，1955，FO371/115028，FC1041/152.
[61]Peking to FO，No.107，28 January，1955，FO371/115028，FC1041/153.
[65]Peking to FO，No.110，29 January，1955，FO371/115029，FC1041/186.
[66][6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198-2200页。
[68]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March 12，1955，FO371/115042，FC1041/557.
[69]CAB131/7，DO(49)73，18 November，1949.
[70]CAB129/41，CP(50)194，31 August，1950，Annex.
[72]Quemoy and Formosa，4 October，1954，FO371/110233，FC1042/39G.
[74]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s，7th Jun.1950，D.O.(50)45，CAB131/9，DBPO ，Series II，Vol.IV，p.424.
[77]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Eden and Dulles at the Foreign Office，17 September，1954 by Allen，FO371/110231，FC1042/10G.
[78]Memo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 10，1954，FRUS ，1952-1954 ，XIV，part 1，No.335，p.724.
[79]S.R.Ashton，“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Britain's China Policy，1945-50”，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15，2004，pp.79-94，
[81]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W.Young.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56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p.179.
[82]Committee Meeting on 10 August 1950，FO371/83298，FC1024/59G.
On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Britain’s Attitude towards the “Oracle” Proposal in the First Taiwan Strait Crisis
Xi Qingqing
Abstract：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first Taiwan Strait Crisis，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hand over the issue of the off-shore islands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maintain the Strait's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status quo，which was later named jointly by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New Zealand as an “Oracle” proposal.In fact，the attitude of Britain towards the“Oracle” initiative advoc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kept changing all the time，first from the initial positive support because of the unawareness of the American original intention to the delay and even objection to it after knowing clearly their real intention，then again，from the limited support af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objective was bridged to the final refusal，due to the opposition from China，to give its substantial support following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that the proposal could realize peace in the region.Outwardly，it was the need for curbing communism and safeguarding th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Far East that impelled the United Kingdom to keep changes in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al.But in essence，it was based on the careful weight and balance of the ever-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Sino-British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that Britain made its policy choice.Essentially，this policy choice is considered a choice of expediency for the United Kingdom to safeguard its national interests，but objectively，it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However，ever since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egan，Britain's role in promoting peace has been extremely limited because its China policy is always oriented to the formation of“two Chinas”.
Key Words： the first Taiwan Strait crisis，“Oracle” proposal，Britain，attitude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3-090-12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1945—1958)”(15CZS054)
作者简介： 奚庆庆，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小冲)
标签：第一次台海危机论文; “神谕”提案论文; 英国论文; 态度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