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史检讨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曲折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87-08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与限定
在中国文学理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史上，知识分子“生产”文学理论，通过文学理论为社会“立法”，以此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最为悠久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产生于早期儒家知识分子“修、齐、治、平”责任观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并在现代公义社会里有其深刻根源。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所反复表明的相反模式却是，文学理论超出话语生产者的身份认同而径直转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文化／民族身份认同或学科／知识认同，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强势话语双重牵制下淡化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消解文学理论自身的阐释效力，进而危及文学理论学科本身。鉴于此，本文所言的“身份认同”，不仅指称作为一门现代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其逐步完成自我身份的学科／知识建构过程，而且指称文学理论通过学科／知识身份而实现国家／政治身份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的隐秘过程。对于持续纠结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文论话语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后者显示出超出话语言说者与话语生产本身远为深广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作为“文艺学”(Literary Theory)学科的重要一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诞生于1949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而作为一种阐释性人文学科话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其发轫之际就与当代文学实践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视文学实践为自身的一种重要身份认同方式。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般分期，当代文学实践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年10月1日至1966年5月16日）、“‘文革’文学”时期（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新时期文学”时期（1976年10月6日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后新时期文学”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角度讲，上述四个时期可以归纳为两大阶段：即由“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组成的第一阶段，与“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组成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密切，二者构成了直接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在第二阶段，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步脱节，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观念开始了自身的学理建构过程。在第一阶段，文学理论听命于政治意识形态指挥棒，由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雨变幻而区分出文学理论的优劣对错和文学实践的高低曲直，文学实践作为文学政策的有力宣传工具而在文学理论的直接指挥下亦步亦趋；在第二阶段，文学理论力图引进并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哲学、美学乃至文化理论来摆脱以往套在自己身上的政治紧身衣，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理论话语，以此跟上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步伐，而文学实践则在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引领下全面走向市场，依从大众文化和商业消费逻辑而与文学理论分道扬镳。
与此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身份认同逻辑地区分为如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国家／政治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主要作为政治政策工具，通过自身对文学实践的直接指导，来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与文学理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第二个层次为学科／知识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主要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力图通过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学理论知识、借鉴西方现代主流文学理论话语与学科体系，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与学科体系。第三个层次为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尝试站在民族—文化间性的高度，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生长的方式，对当代一切优秀的文学理论成果进行借鉴、超越，对当代所有的文学实践进行提升、指引，以此推进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发展。历史地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还主要停留在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层次上，从该期的“文学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两结合理论”到“典型论”等，无不反映出这一点；在第二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已经开始了“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尽管主要是“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从该期出现“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文学的审美本质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与“文学现代性理论”“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论”“文艺学的知识学建构理论”等主导性理论，都已预示着这一过程的开启。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第一阶段发展与国家／政治身份认同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文学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论为哲学基础，以“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功用论为理论视野，先后形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两结合”理论、“典型”理论，以及为了正确揭示文学本质、保证文学创作方向正确而进行的“题材问题”讨论、“形象思维”讨论等，其本质都在于：用文学理论诠释文学政策，用文学实践践行文学理论并响应文学政策，以此实现文学理论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
（一）文学反映论 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应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应的产物”[1](P63)，——后被简化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并被教条化地理解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直接的、机械的、单纯的反应，此即“文学反映论”含义。“文学反映论”直接身份诉求是“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盖由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并在此后长期一段时间内不断得到强化提升的“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理论，将文艺价值径直等同于政治价值，视政治含量的多寡为文艺价值大小的标志，文艺及文艺理论成了纯粹的政治认同工具。可以说，受强力意识形态直接操控的“文学反映论”是一种刚性的“制度理论”，而非自律性的“学术理论”，其直接目的在于要强化人们对新中国国家／政治身份合法性的体认。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如果说“文学反映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文学理论的本质规定，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在文学实践上对“文学反映论”的具体落实。这一理论本源于前苏联，后被直接引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端。周扬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其早年为苏联《红旗》杂志撰写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表现现实”就是要“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到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2]。革命政权性质的相似性及“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文艺方针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决策者（其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工作者）无视中苏社会与文学现实的巨大差异性而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直接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为指导中国文学创作的根本方针。但是，这一理论还主要是对苏联文艺理论及其实践道路的简单模仿，它在分析解决当时中国文学及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两结合”理论 由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两结合”方针，直接目的就是要配合高歌猛进的“大跃进”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扬文艺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精神，虽然因其过分突出了浪漫主义及其主观理想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而失于偏颇，但它在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纲领的解体：“两结合”的方针在1960年7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取代了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针，成为文艺创作的新纲领，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本土化的第一次不成功尝试。而流行于“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则是“两结合”方针的极端化发展，[3]其根本目的在于要突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4]将文艺视为为政治服务的有效机器。可以看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三突出”，尽管理论本身还比较粗糙，还停留在教条主义地看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上，但其已明确地开始对照搬苏俄理论进行反省，企图建立适合中国现实的文学理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理论本土身份的自觉。这一“自觉”既为文学理论突破单纯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囿限而向理论自身的回归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文学与社会现实开启了门户。自此后，“典型”理论与“题材问题”讨论、“形象思维”讨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讨论，才突破初始阶段讨论的政治禁区，而开始作为专门性的文学理论知识话语以对具体的文学实践发挥影响。“什么样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作品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艺术真实的”成为这些讨论共同的主题。
（四）典型理论与“题材问题”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典型理论”并不是对别林斯基“典型”理论的径直照搬，其直接思想渊源仍为毛泽东的《讲话》。《讲话》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P64)“典型”原则因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评价原则，“文学艺术创作必须根据典型化原则的要求，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集中概括，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5]而始于1953年何其芳等人对胡风进行批判而形成的“题材决定论”与“题材多样化”争论，既可以看作是对“典型理论”极端发展的某种矫正，也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运用发展。因为“题材决定论”与“题材多样化”这个二难选择背后所掩盖的，是文艺创作的政治现实主义与艺术现实主义之争。前者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选取“时代的重要生活与重要问题为题材”，[6]题材有重要与否的差别，题材的选择意味着文学价值的选择；后者认为，文学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可以多种多样，而“并不限于直接表现人民本身”，只要遵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最高原则性概念”，都应得到认可。[7]由于“典型理论”“题材决定论”及其反论“题材多样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选取题材、塑造典型以更好地服务于时代、政治和生活现实，所以，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讲，它们并无本质区别，均一致地指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
（五）形象思维讨论 始于1956年对胡风批判、持续长达30年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既是对文艺创作思维本质的学理探索，也是对文学反映论本质的学理矫正。形象思维论者认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则在于它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和反应现实生活的”。[8]据此，形象思维并非浅表化的感性直观认识，它包含了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形象思维的过程，在实质上与逻辑思维相同，都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9]所以，从创作的角度讲，形象思维的过程，也是典型化的创作过程。[10]形象思维的结果，就是文学典型的塑造。形象思维讨论的本质在于如何处理公式化、概念化的理性思维与情感性、个体性的感性思维之间的矛盾。尽管形象思维论者也遭到了反对方的种种诘难，但这一看似关于文学的思维本质及其创作方法的纯粹学术讨论，由于其格外突出文学艺术的形象性本质，触动了“文学反映论”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在理论上构成了对新中国成立了以来一直强调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主流文学理论及文学政策最大的挑战。正是这一挑战，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后实现身份认同方式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第二阶段发展与学科知识／身份、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进入第二阶段发展后，逐渐“从过去自然服务于文学经验总结，或借用哲学观念以及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实验，或权宜于政治策略的演绎，走向理论的自我清理和反思”。[11]文学理论作为知识话语遂超出单纯国家／政治身份认同，而向学科／知识身份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缓慢转型。这种“转型”既是对第一阶段文学理论过度强化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尝试，其主要逻辑发展线索是：通过“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构成对第一阶段文学理论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全面总结与反思，为文学的“审美本质论”及“审美意识形态论”代替“文学反映论”作为新的学科哲学基础扫清道路；用“文学的主体性”及“文学现代性”理论打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融入西方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进程，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学重建”开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文化／民族与学科／知识双重身份认同过程。
（一）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
出于对“文革”期间人性的深度蹂躏与人格的残忍扭曲之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创作领域涌现出一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创作思潮。这一思潮引发了理论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广泛讨论。讨论后经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一文的激扬，逐步走向深入。这次讨论人数之巨、规模之大，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讨论内容涉及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及自然性、人性论与文学、人道主义与文学、异化与文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等一系列文学理论重大问题，讨论期间还大量译介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人本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作为理论参照，从而既构成了对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全面反思与总结，同时也为80年代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那就是：第一，人性与人道主义尽管内涵复杂，但不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专有品，它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第二，文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在于通过对“异化”问题的描摹揭示，提醒人们反思既有的现实，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大胆吸收借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的西方文艺哲学思潮作为理论资源。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第二阶段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预期的方向发展：时代精神与文学实践因受市场经济商业消费逻辑的冲击而出现了娱乐、媚俗、躲避崇高乃至消解价值的不良倾向，文学理论因无法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有效阐释而与文学实践正式分道扬镳，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空间，只能是反思现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缺陷，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开始自我身份的学科建构，从“立法者”走向“阐释者”。
（二）文学审美本质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
出于对“文学反映论”与“文学工具论”的反拨和文化政治领域“思想解放”潮流的配合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强调文艺自主性的“审美本质论”。文学审美本质论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审美，因此文学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审美本质与审美价值问题，即文学“无功利性”“超越性”与“自由”问题，[12]而不是认识问题、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文学的“审美本质论”使文学摆脱了过多的政治与价值负担而回归到文学自身，但是，仅仅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并不符合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和当代中国特殊的国情：文学从古至今就与政治、社会、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纠正这一明显的偏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出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认为，应该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相统一”的视角来界定文学的性质，既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强调文学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审美属性。[13]据此，“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质的概括，指文学是一种交织着无功利与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等综合特性的话语活动。”[14]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成果融入中国古典审美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置换儒家的“诗教”理论，用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理论取代中国古典文论的审美主义传统，显示了中国文论决心走出“沿门托钵”，状况，确立自身的现代性文化／民族身份诉求。然而如何在文学的审美与意识形态张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确立文学理论的现代学科／知识身份，却一直是一个困扰着持论者的难题。
（三）文学主体性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通过“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的反思清理与“文学审美本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知识学奠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就正式开启了自身现代性的学科建构过程。1985年底至1986年初，刘再复先后在《文汇报》《文学评论》上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论文学主体性》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在文学活动中重要地位的观点。从理论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既是对“人性与人道主义”讨论的自然延续，也是对机械论的“文学反映论”的反思清理，还是对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在文学领域的理论推演与实践验证。虽然该论遭到广泛的批评，但却为“文学现代性”理论的正式出场做了铺垫：“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心性结构和叙事视角，虽然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性研究；但“现代性”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关键话语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要义在于：其一，实现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其二，使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对话，体现一种现代意识；其三，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15]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由于“现代性”本身是一种西方话语，因此，用其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及文学现象，就既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敞开自身接受“他者”的胸怀，又体现了它将自身融入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进程的努力。虽然中国文学理论在还未完全实现学科化之前就匆忙引进已经完全学科化的西方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理论存有身份淹没的危险，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完全“西方化”与“他者化”过程。因为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介绍并非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早在1957年，文学理论界就组织出版了《文艺理论译丛》（先后出版6期），选择介绍了国外美学及文艺理论古典著作，古代文学流派及重要作家相关材料；进入60年代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又被大规模地编译介绍和组织出版。因而可以说，“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是文学理论“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尽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使用的“现代性”概念，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存在着一定的“错位”现象。西方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意指“启蒙现代性”，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知识启蒙与学科建制后，异化为一种“总体性的叙事”而成为人们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对以“启蒙现代性”代表的“现代性”的反拨，“审美现代性”应运而生。中国文学理论由于尚未完成现代性初始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就首先必须完成知识启蒙与学科建制的“启蒙现代性”任务，同时警惕其固有的弊病，用“审美现代性”来警醒自身，完成其批判、反思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通过现代性建设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并超越单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审美现代性”维度以完成理论自身知识谱系的建构①，所企图实现的，正是学科／知识与文化／民族的双重身份认同。
（四）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向文化研究转向的趋势。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论者认为，世纪之交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从语言向文化的转向，传统的书面文学文本正在向视像文学文化文本、媒介文学文化文本、大众文学文化文本、网络文学文化文本等新的文学转向，所以，以研究文学为本体的文学理论自然也应跟着转向。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本质是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即从专注于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形式、结构等文学内在的“自律性”要素，转向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外在的“他律性”要素。而这种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媒介时代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还是摆脱文学理论困境的一次“突围”，尤其是摆脱文学理论研究跟随西方习惯，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现实化、中国化”的需要。[16]因为当今的“文艺学、美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它不再能够积极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艺／审美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17]而源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理论，“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18]同时，文学的文化研究应注重“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及边缘立场”，必须将源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进行中国式的“再语境化”，防止其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话语而掩盖了真正的中国问题。[19]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看，由于文学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自然也应随其调整，这种调整既是文学理论走出自身“失语”状况以寻求合法身份归属的需要，又是文学理论企图通过“越界”与“扩容”以有效应对全球消费文化语境下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需要，还是文学理论摆脱知识话语的单纯建构以再次介入文学文化现实的积极尝试。应该说，尽管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还存在不少理论盲点，但它能从广义的文化视角来透视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并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意识，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五）文艺学的知识学重建
晚近出现的中国文艺理论知识学重建思潮，强调通过反拨文艺理论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倾向，突出文艺理论知识的“历史化与地方性”，[20]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很少从特定的现实语境中提出并讨论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文论在知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始终未能找到坚实的思想根基与理论立足点，其知识形态总体面貌的构成，基本上是移植性与借鉴性的，而不是生成性与本土化的”，结果使中国文论陷入“他者”观念及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为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首先确立文艺学学科本土性立足点，建立文艺学的价值根基，激活思想对现实的阐释效度，建构文艺对生存境界与人格塑造的导引作用。[21]可以看出，文艺学的知识学重建思潮已经超出表面上单纯的学科／知识身份认同而径直指向文化／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但是，由于这种认同缺乏具有本文化／民族文学理论基本范式、基本命题、基本方法的支持，所以很难想象当其遭遇世界现代性和西方文学理论强势话语冲击时，不会遭受坍塌的命运。
四、余论与反思
让我们按照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三个层次总结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身份认同的历程。在第一阶段，由于强大的政治话语禁锢了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科身份认同，文学理论主要作为一种文艺政策而完成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使命，结果是，本应出现在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之后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被倒置了过来。在第二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界集体对第一阶段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模式进行矫正，由此开启了学科／知识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但问题很多。
首先，从学科方法的角度看，围绕1985年前后形成的“方法论热”以及“方法即真理”观念的演布，固然使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如精神分析方法、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现象学方法、存在主义方法、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后现代主义方法以及文化研究方法等，进入文学理论研究之中，形成了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类型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审美学、文学经济学、文学阐释学、文学文化学等文学理论分支学科，拓宽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界，推进了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应该有其自身的边界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将西方近代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股脑儿注入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以此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结果只能是一种“方法论狂欢”，无益于文学理论学科独立性的重建。事实也是，随着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理论及其多种研究方法一起遭到抛弃，“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传统方法而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但这种作为涵盖一切方法的“文化研究”方法，其诞生主要受全球化浪潮、消费主义文化以及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并非学科发展的内生性需要使然，所以很难成为文学理论学科研究的真正方法。
其次，从学科内容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后，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限于用西方文艺理论诊断当时中国的文艺现象（虽然也援引了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如庄子思想，但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资料佐证而出现），所以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西方理论+中国史料”的“以西释中”模式，并未指向一种明确的学科／知识身份建构。“文学主体性”与“文学现代性”理论所开启的，也多为“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潇洒走一回”，尚未进行学理性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真正“创造性转化”。究其因，主要在于中国学者在引进介绍西方文论概念与命题时，无视其产生的特殊社会文化与时代背景而直接进行理论“嫁接”，结果造成“水土不服”、难以扎根的现象；加上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时代生活与文学实践基本相脱节，无法用其解释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学实践，结果沦为一种空洞的知识话语。而流行于主流教科书的文学“审美本质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却一直惮于意识形态淫威而瞻顾依回。即使是新世纪伊始出现的那种出于对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学术话语的不满，出于对文艺理论跟风赶潮、模仿因袭现象严重现象的反拨，出于坚持中国文艺理论的本土性、民族性而进行的“文艺学知识学重建”思潮，诚如上文所指出，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预想的效果。
最后，从研究者立场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一直难以走出研究者身份“过弱”与“过强”的二难困境。“过弱”的身份意识惟西方马首是瞻，“过强”的身份意识惟本土优秀。“过弱”的身份意识，与百余年以来中国社会业已形成的“中不如西”心理疾患有关：以扬“西”（今）弃“中”（古）为鹄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全盘“苏俄化”为宗旨的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文艺激流，以“思想解放”与“全盘西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宏大叙事，这三大思想洪流合力塑造了一种文化惯性和思维定式，使“中不如西”的观念浸染人心。“过强”的身份意识，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胁迫、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失语症”以及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边缘化有关：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的强势出炉与文学理论界“中国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集体呼声，使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智慧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被激活并阐扬获得了极大合法性。但这种“过强”的身份意识由于要习惯性地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优秀的、独特的和充满智慧的，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不存在类似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因而通过区别“中国文学理论”（即“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与“中国的文学理论”（即“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学理论”）的方式，可以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性转化——这种做法已在事实上走向了排他性的另一极端。可以说，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讲，真正需要防范的，反倒是这种“过强”的身份意识，因为真正的身份认同意识必然是将“自我”与“他者”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意识。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要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必须做到：
第一，树立文学理论研究者本身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因此，对于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与身份诉求来讲，重要的仍不在于其秉有何种立场，是姓“中”还是姓“西”，而是首先要问：中国的文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来支持引导？中国文学理论本身在面对西方话语强势下如何才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解决这两个问题，既需要文学理论始终将自己看作一种人文主义的阐释话语，始终葆有对当下文学发展趋势的敏锐判断；又需要文学理论本身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品格，不因循袭旧，不盲目跟从；还特别需要摆脱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本身一个怪现状：多数学者热衷于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指路”，而鲜有人愿意亲自去“走一遭”。对于当下文学理论发展与学科身份建构来讲，真正需要的不是各种学科“导师”式的宏大指导，而是那种甘于身先士卒，真正进入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理论业已形成的问题域的研究，是那种沉潜于具体中国文学理论具体话语、范畴、思想、体系的清理、阐发与建构的研究。因而，要切实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更需要的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不是急于提出各种新鲜理论。为此，就必须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清理做起，强化对西方文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移植与接受过程研究，挖掘真正有生命力的，尚留存在中国当代文论体系中的中国古典文论概念、范畴、命题，阐扬那些已经在中国文论知识体系中扎根、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具有较强阐释效力的西方文学理论概念、范畴与命题，在中西文论知识体系的对照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学科体系，以此实现学科的身份认同。
第二，树立文学理论研究者本身的独立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学科知识身份建构还必须要求我们用一种独立的精神去追问：在当代中国，要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学科身份认同，这如何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指挥棒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舆情，总在强势促使中国文学理论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而一门发展成熟的文学理论学科必然是融合了国家认同（政治性与地域性）、民族认同（族群性与情感性）、文化认同（精神性与时代性）、学科认同（科学性与国际性）的统一体，必然是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的现代知识学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走出“以中化西”“以西释中”或“话语返乡”“身份重建”的困境；必须首先避免“以西释中”的话语焦虑和“以中释西”的话语狂妄，走向“中西互释”的“话语对话”，用文学理论揭示人类文学中共同的审美趣味、情感体验和价值理想，构建适合中西文论发展的话语共同体。这不仅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现代化的全球性弥散与分化使几乎所有国家／民族都陷于自我—他者彼此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境域，在这一境域中，“任何层而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个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23]；而且是因为，今日中国以叙事为主的文学样式不同于古代以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特别是今日以现代化—现代性为核心生产—生活方式所塑造的人们感知经验结构，已不同于古代社会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时空模式所塑造的人之感知经验结构。因而用“回到古典”“重返五四”等原始蛮荒式的简单复归，来回应西方文论强势话语的挑战，其现实态度是鸵鸟策略，其逻辑结论是今不如古，其实践结果是虚无主义。
最后，应正确处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层次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认同犹如人对血缘族群身份的自然体认一样，处于身份认同的最基础层面——由此须要排除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虚妄与国家强力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蛮横；由学科身份认同升华而来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处于身份认同的中间层，它涵盖学科身份认同而最终指向身份认同的最高层：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由此可以摆脱本土身份认同的谦卑与西方身份认同的焦虑。
收稿日期：2010-09-06
注释：
①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中国当代知识界对“后现代”问题的讨论，要略早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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