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探索与保存：斯文#183;赫定与丝绸之路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斯文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叶以降到本世纪初，一批西方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纷至沓来，活跃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漫游于中国大西北的荒漠碱滩、古城废墟中。他们以一种狂热饱满的情绪和十足的敬业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荒漠废墟，甚至是死亡之地，攫取了大量的文物宝藏，对中国文物的完整保存和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与损失。但也正是他们不畏艰险的考察活动，向世人展示了许多前人所未知的秘密，揭开了蒙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面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探险活动开始的时间较早，取得的成果瞩目，所以本文选择了斯文·赫定，想通过介绍他一生的探险生涯，来审视和评价他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一批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与成果，给他们以应有的、恰当的历史地位。
一、青少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立志、师从到走上探险道
路
著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年出身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受当时欧洲兴起的探险和环球旅行热的影响，对探险家传奇式的冒险生涯羡慕不已，立志今后要从事旅行和探险活动，并有意识地作些准备，如阅读大量关于北极探险的图书资料，画出所知各探险队的路线图，加强锻炼身体等。
1885年，20岁的斯文·赫定中学毕业后，校长介绍他前往俄国里海海滨的石油城巴库，在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开办的一座炼油厂的总工程师桑格林家里执教。途中他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次年，他游历了波斯西部的名城、大刹，参观了两河流域古巴比仑时期的遗址，从此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5个月的游历生活，是他成为著名的中亚探险家的一个契机，其间他还学会了鞑靼语和波斯语，也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886年回国后，斯文·赫定人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892年他在德国地理研究所学习，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1890年他曾以译员身份参加瑞典国王派赴波斯的使团，受到土耳其皇帝和波斯国王的接见。在使团完成任务准备回国时，赫定想独自深入亚洲腹地探险，于是打电报给瑞典国王，国王准其所请，并向他提供了经费。这一年的10月中旬，斯文·赫定从波斯东部的马什哈德城出发，穿过波斯和俄国边境进入俄国的外里海省，沿钢铁通道从阿什哈巴德、布哈拉、撒马尔罕到塔什干，第一次看见了卡拉库姆沙漠。在这一年最寒冷的季节越过中俄边境的崇山峻岭，进入中国新疆的疏勒（今喀什）。后沿中俄边境到达伊塞克湖。第二年春，他穿过卡拉库姆沙漠，渡过里海，经过高加索、莫斯科、彼得堡回到斯德哥尔摩。这次活动是斯文·赫定一生踏上探险道路之始[1]。
二、第一次中亚探险——九死一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1892年，斯文·赫定从德国学成归国后，立即组织中亚探险队。他准备了550余幅中国西北地区的地图，在经济上得到瑞典国王和瑞典富商的支持，至1892年9月共集资8100美元。1893年10月16日，他从斯德哥尔摩起程，经俄国中亚铁路终点奥伦堡、塔什干到帕米尔，考察了帕米尔高原的湖泊，后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又考察了慕士塔格山（又称冰山之父）的冰川，并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了九死一生的探险活动。
塔克拉玛干（维语“进去出不来”之意）大沙漠是我国内陆最大盆地塔里木盆地中部的一个沙漠，也称塔里木沙漠，位于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丝路古道南北两路便是沿盆地边缘通过。和阗河、尼雅河等由南向北流入沙漠，沿岸古代有不少绿洲城市，后因气候变迁、战乱影响被淹没于沙海之中。但遗留下的各种器物、钱币常为后人发现，加上许多关于沙漠的神话传说，吸引着斯文·赫定，他“穿到沙漠内部去的念头与日俱增，这种奇异的引诱，竟不能遏制了”，“决定牺牲一切去穿过它”[2]。
1895年4月10日，斯文·赫定一行5人（雇佣4人，3位是当地人）从南疆麦盖提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当他们进入沙海4、5天后便发现由于粗心，饮水带少了。尽管限制用水（每人每天一小杯），卡断牲畜供水，也只维持了10天，水全部用完，骆驼一只只死去，杀了仅有的一只鸡和羊，想用血解渴，但血一流出就凝结成块，有人喝骆驼尿，却引起中毒，呕吐抽筋，一名雇工渴死在沙漠中。斯文·赫定在濒临死亡边缘时，爬行找到了一个20多公尺长、5公尺多宽的水池而得救。他后来曾有一段关于当时心情的描述：“即使你是一个具有惊人天才的文学家，我想你也许不能描摹出我当时忐忑着的感情的激动！……当我面对那清凉新鲜的塘水，我怔住了。接着我用手摸着我的脉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的脉搏微弱到一分钟只有49下……此时此地的水，它的味道，没有过将要渴死经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3]斯文·赫定此次行程约300多公里，用时二十五六天。他与2名雇工幸免于难，另外两人和8匹骆驼及全部物资葬于沙海。但此行总算亲自触摸了神秘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了叶尔羌河和和阗河在大沙漠中的流向和位置。
次年（1896年）元月19日，斯文·赫定再次进入沙漠，首次发现大漠中的古城废墟，多得古物。后沿克里雅河北行到达塔里木河，于3月10日抵达库尔勒，后过焉耆，沿孔雀河而下到达罗布淖尔。在这次旅行中，他们第一次看到沙漠中的骄子——野骆驼，这是一种珍奇动物。1877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曾把一张野骆驼皮标本带回彼德堡，引起欧洲生物学界的极大兴趣。这种动物至今仍只有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才能找到。它特耐干旱，夏天喝足一次水，便可整个冬天滴水不进。喜群居，一般三五成群，配偶季节，雄骆驼激烈争斗，胜者可占有一群雌驼。其听觉差而嗅觉极灵敏，顺风可在20里外嗅到烟火和其它动物的气味。体形较家驼大，毛少而粗，奔跑迅速，猎取时要逆风接近它。赫定一行曾打死数十只，带走皮和骨架，间或取肉为食。是年5月27日，斯文·赫定到和阗，于7月30日取道克里雅进入中国西藏高原，后转入青海，参观了塔尔寺，经内蒙古于1897年3月到达北京。在北京逗留12天，受到李鸿章的接见和宴请。此后即取道张家口、蒙古、西伯利亚、俄国返回瑞典。瑞典国王为他举行宴会，使之名声大振。
这次历时5年(1893～1897)的探险活动，斯文·赫定以《穿过亚洲》（二卷本）为名写成的调查报告，于189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
三、第二次中亚探险——发现楼兰遗址和提出罗布泊游移湖
说
1899年6月24日，在得到瑞典国王和工业家诺贝尔的资助后，斯文·赫定带着装满23个大箱子的设备再次到中国西北探险，俄国为他提供免费运输并派4名哥萨克人护送。这次的探险活动使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部靠北的地方发现了古代都市——楼兰遗址。
楼兰是公元2世纪以前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居民以牧业为主，当时已有铁制手工业，是西域诸国中文化比较先进的地方。张骞通西域后，丝路畅通，楼兰正当孔道，东西方使者、商人“相望于道”，楼兰需供应食用水，派向导，不胜其扰，遂“攻劫汉使”[4]，后有服有叛。元凤四年（前77年）平乐监付介子杀其王，改楼兰国名为鄯善，建都扜泥城，北魏时为吐谷浑所灭。
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多得古文物。有各种武器，仅弓箭就有猎箭、战箭、火箭等；有各种装饰品、日用品，有西亚、欧洲运来的玻璃杯、印度、波斯式的狮头碗；还有大量图案绚丽的丝织品和中国古代钱币。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汉文文书、竹简和佉卢文[5]木牍，时间上限为东汉，下限为4世纪初东晋。斯文·赫定将发掘物包括矿石和植物标本、动物骨骼等，用8峰骆驼载运，遣人取道印度送回瑞典。经研究，因文书中有“楼兰”字样，故确定此遗址为楼兰古国都城——楼兰城[6]。楼兰遗址的发现，是斯文·赫定探险活动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自此，这里成为世界汉学家们注目的地方。斯坦因就曾三次来到这里并窃走大量文物。
引起学术界巨大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斯文·赫定对罗布泊的探察和研究。在新疆若羌县北部，有一块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130公里的荒原，由于地势较周围低，被称为罗布洼地，历史上的罗布泊就在这片洼地上。
罗布泊是古代西域地区一著名重要的湖泊，名称很多。《史记》曰“盐泽”；《汉书》称“蒲昌海”；《水经注》称“泑泽”，还有“牢兰海”、“辅日海”、“临海”等称呼。关于罗布泊的具体方位，史籍记载各有不同，近代以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李希霍芬也发生过争论[7]。斯文·赫定赞同老师的意见，并提出罗布淖尔是一游移湖或交替湖，在两千年中，它曾三度游移于北纬39～40度和40～41度之间[8]。这一说法过去多为地理学家所接受，但近年来中科院新疆分院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否定了这一说法[9]。尽管如此，斯文·赫定所进行过的考察和推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和地理仍不乏参考价值。
1902年5月，斯文·赫定经俄国回到斯德哥尔摩，此后至1904年，他都在埋头撰写第二次中亚探险的调查报告，汇集为《1899－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8卷，1904～1907年出版。
四、三次进入西藏
西藏，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多少年来是那样长久不衰地吸引着中外学子去触摸她，揭开她脸上那块神秘美丽的面纱。而在实现这个夙愿时，斯文·赫定比自己的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杜特雷依都要幸运得多。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上个世纪的俄国地理学家，倾毕生精力，希望能进入西藏，但他却终未能踏上这块曾使他着了魔的大地，未能一睹布达拉宫的容姿。杜特雷依是法国地理学家，他曾于1890年前往新疆，1893年9月3日离开今南疆且末地区，从阿尔金山进入青海，不久便失去了消息。一年后，杜特雷依的助手格伦纳死里逃生，向公众揭示了杜特雷依探险队的命运。该探险队入青海藏区后，因无视当地居民，硬冲民宅，强夺藏民的牧马，而激起众怒。杜特雷依本人被愤怒的藏民投入长江激流，探险队遭遇灭顶之灾2。可斯文·赫定在自己的中亚考察中，曾先后三次（1896、1901、1906年）进入西藏。从藏北高原到藏南河谷地区，有8次从不同地段穿越冈底斯山脉，探察了数十个高山湖泊，涉过西藏的十几条大河，亲自探察了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的源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终于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未经考察”的几个字。斯文·赫定不但在西藏有了重要发现，还成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座上客，并为札什伦布寺所接纳。为什么同是外国人，在中土的境遇会如此不同？究其原因，斯文·赫定自己的一席话作了最明白的回答：“在这一方面，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但这类事在我们中间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内是在自己的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由于他们（指某些西方旅行家）不应取的态度，其自身必食其果。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6年（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3年的联合考察，笔者注）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10]斯文·赫定不是完人，对他一生的评价在学界也毁誉不一，但有一点却是真正了解他事业的人们的共识：斯文·赫定是向往热爱中国古老文明的，其“中国情结”贯穿在他的探险生涯中，正如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11]
西藏探险成果以《横越喜马拉雅》为名，于1917～1922年出版。
五、最后一次丝绸之路上的西北考察
此次考察活动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第一阶段，1927～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联合考察。
1926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的委托来到北京，与中国学术界商定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察。但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北洋军阀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几经商谈，最后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1927年成立）与斯文赫定签定协议，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由徐旭生、斯文·赫定共任团长，中方参加者10人，其中包括著名地理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瑞方参加4人，其他欧洲国家10余人[12]。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是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因为协议最重要的部分是：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正是基于协议所确定的一系列原则，才确保了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竟能在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政权一再更迭的动荡背景下进行，并取得不小的成就。
考察团1927年5月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居延遗址。1928年抵乌鲁木齐，后因政局动荡和资金难于筹集，考察活动暂停，直到1930年恢复。斯文赫定因病在美国波士顿疗养，没有亲自参加调查活动。但考察团各分队在中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综合考察，取得了很大成果，考察于1933年结束。
第二阶段，1933～1935年，丝绸之路上的“汽车考察”。
1933年新疆发生回教徒马仲英之乱，省主席盛世才借助苏联势力平定了叛乱。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建设从内蒙到新疆的公路，任命斯文·赫定为中国铁道部顾问，并以其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进行实地勘测。于是此次赫定的身份已不再是一个独行荒漠的外国探险家，而是一个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了。熟悉并热爱中国文化的斯文·赫定，这次是“真诚地想要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13]。
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一行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在中国西部沿古老的丝绸之路所进行的多灾多难的“汽车考察”。考察队从归化（今呼和浩特）改乘汽车前往乌鲁木齐市。当次年斯文·赫定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陷入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赫定被马仲英逮捕，监禁在库尔勒，汽车被征用。1934年马仲英败逃喀什，斯文·赫定被释放，4月1日至6月1日历时两个月，调查了罗布泊，提出罗布泊以1500年为周期向东西移动的“游移湖”说。是后，赫定回到乌市，又被省主席盛世才再次拘禁，为时4个月，10月才被释放。1935年2月回到西安，4月返回瑞典。此次考察结束后，斯文·赫定一连出版了三部有关此行的新书，即：(1)《大马的逃亡》（已有汉、维语译本，书名为《马仲英逃亡记》）；(2)《丝绸之路》（中译本即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3)《游移的湖》。这三部著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曲”，共70余万字。后又由作者改写成全景式的史著，编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的第三卷，在对上述三本书中内容重复之处作了裁剪后，还有26万余字。
六、如何看待斯文·赫定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考察家[14]在中
国西北的考察活动
作为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斯文·赫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探险考察中渡过的。他多次到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和高原地区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探险，足迹遍布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他几次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了大漠的概况，发现了众多的河流、水草茂盛的绿洲、水域宽阔的湖泊以及各种野生动物，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新疆南部地理，特别是对沙漠地理特征的认识。尤其是沉睡了1500余年的楼兰古城的发现，对研究大漠古人类时期的演变、对研究古代东西方的交通和文化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西藏高原，他勘察了昆仑山、唐古拉山，描述了冈底斯山的地质特征，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从而对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考察、探险途中，他采集的标本、绘制的地图、记录的资料和数据，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画有四五千幅速写、水粉画，这些绘画多数草就于探险考察的路上，成为他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忠实记录。斯文·赫定一生在不断地考察，同时一生也在不停地写作，可谓著作等身。有如《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西藏西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绸之路》、《中亚战道》、《我的探险生涯》等，尤其是在他领导和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后，组织撰写的《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书—中瑞联合考察团》，至1982年出版达55卷之多，堪称世界探险史上和考察史上的恢宏之制。斯文·赫定的作品向以文笔优美、生动，叙述准确，内涵丰富著称。其等身的著作曾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30余种文字，这是一大笔何等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啊。
在斯文·赫定三次中亚考察、三次游历西藏中，冰川的凶险，大漠的恐怖，高原的酷寒，旅途的艰难都没能使他退缩，他那种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那种探索未知地区的强烈愿望和从不向困难、挫折乃至死神妥协的坚强意志，实乃值得人们学习。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当斯文·赫定在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协议签约时，受到许多外国中亚探险家的反对和劝告。他们或是指出，如果签定了这样的协议，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利益，即是说，将使个人以“找宝”为唯一目的探险退出中亚舞台；或是预言，中国学者根本不配参与考察活动。对此，斯文·赫定在自己的几篇论著中都作了有力的批驳。他说：“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15]。斯文·赫定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并不负有其他使命，尤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目的，这是斯文·赫定与其他同时代的探险家，如斯坦因、科兹洛夫等人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赫定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当他要率领车队出发时，“经常光临我们院子的古董商使已经相当紧张的空气更加炽热，他们不停地喊叫。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卷二第十二章）。
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多次的考察活动，重点是在地理学方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史学方面，由于他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虽然也考察了一些古代遗址，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把它们向欧洲作了介绍，从而引起更多的外国考察家和研究者对我国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的关注和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百年来的丝绸之路热也是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最后还需论及的一点是，与斯文·赫定同时，即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有一批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自然科学者等先后多次来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各种活动，如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日本东方学家大谷光瑞等，如何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这是过去中外学者有所争议的一个问题。在今天追求思想解放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我们是否可以持如下看法：
1.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一批外国考察人员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成为列强竞相掠夺、瓜分的对象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搜集中国政治、军事、地理情报，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尤其是几乎每一次的考察活动，都离不开发掘古代遗址，掠取文物，从而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完整保存和文化史的研究带来不可弥补的破坏与损失，这是必须予以否定和批判的。
2.从另一角度看，文化是世界性的，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文化宝藏是人类所共有的，我们应有这种开放的胸怀和气度，从考虑到这批文化珍品被发掘后得以妥善保管和供世界文化人士研究使用这一点出发，正视这个历史事实，并加倍奋发研究这笔文化遗产。
3.事实上这批考察家的活动，以他们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不畏艰险的顽强意志，使大量淹没在沙漠中的古代宝物重见天日，从而向世界揭示和介绍了神秘的西域幽境，提供了丰富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引起世界学术界对我国的大西北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推动了这一学科研究的发展，取得了众多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是应该承认和予以肯定的。
注释：
[1] 参见邢玉林、林世田著：《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孙中宽译，《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33年版。
[3]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印行。
[4] 《汉书·西域传》卷96。
[5] 闪语系，阿拉米文系统。古印度文字，用来书写印度西北俗语。公元前4～2世纪盛行于古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带，公元4、5世纪受梵文排挤绝迹。公元3、4世纪也曾在中国新疆流行。由音节字母构成，从右向左读写。由于字体过于弯曲，发音和语意均无定准，识别十分困难。
[6] 王国维提出此遗址为《汉书·西域传》、《魏略·西域传》中所说的居庐仓；《水经注》所说的龙城，南北朝时称海头，西藏长史驻地。
[7] 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李希赫芬对〈从固勒札越过天山到罗布泊〉一文所提意见说几句话》，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15卷第2分册，1880年。
[8] 斯文·赫定：《游移湖》，斯德哥尔摩1940年出版。
[9] 《罗布泊洼地自然之谜初步揭开》，见1981年10月25日《新疆日报》。
[10] 【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杨镰“代序”，第7页。
[11] 【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杨镰“代序”，第6页。
[12] 《徐旭生西游日记》，大北印书局，1930年版。
[13] 杨镰：《斯文·赫定和他的〈丝绸之路〉》，见《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4] 与斯文·赫定同时代的西方考察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科兹洛夫；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等。对于他们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活动将另撰文评介。但在本节中，作者是将他们作为处在世纪之交，活动在同一时代的“西方探险家群体”来加以评论的。
[15]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序言》，上海书店印行，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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