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事变论文,九一八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华北与东北间的人口流动由来已久，中华民国建立后，这一社会潮流持续发展，至2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638页，三联书店，1957。）。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
人 口(千人)
人口总数
年份辽 宁吉 林黑龙江(千人)
1923134947198 3601 24294
1924136977421 3770 24889
1925139207651 3947 25502
1926141117889 4133 26133
1927143228134 4327 26784
1928144768592 4965 28034
1929 — ——
—
1930149989076 5134 29198
上表是1923—193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口的增减情况。（注：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117 页， 商务印书馆，1946。）由表中可知， 1923 —1930 年东三省人口总数持续上升， 到1930年时，人口总数已达2919.8万人，较1923年时增加了近500万人。若以1923年的人口指数为100，则1924—1930 年的人口增长指数分别为102，105，108，110，115，—，120。8年间，人口增长指数上涨20 %，人口增长之速，已远远超出人口自然增长的能力。显然，这一时期的东北人口中外来移民占有相当部分。
据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统计，1923—1929年，华北人口移赴东北者约500余万人，其中1923年移入的人数为342038人，1924年为376623人，1925年为491949人，1926年为572648人，至1927年移民人数剧增，突破百万人，较之1926年时增加75%，较之1923年时则增加了197%， 1928年移民人数稍减，但仍达938000人，1929年又回升至百万人。（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1932。）1927年是人口流动的关键性一年，此间由华北迁来之人口“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注：《1927年之移民与东省铁路》，《东省经济月刊》，第3卷，第3号，1927。）从这一年开始，“华北人口流向东北的人数，由1926年的50多万人猛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三年之久。”（注：《东北年鉴》，1931年，1270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方问题研究会编写了《东北事件》一书，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据统计家调查， 民国十六年中国内地移往东北的人民约120 万； 民国十七年约110余万；民国十八年约130万。”（注：《东北事件》，294页， 转引自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3）。）以上几个统计资料虽然在数字上略有出入， 但总体上还是反映出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移民东北浪潮的汹涌。
第二，人口流动是双向的，在华北人口向东北流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回流现象。
华北人口进入东北后，面对陌生而崭新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压抑和淡化自己的本体文化意识，不得不学会开始新的人际交往，但他们又割不断与移出地母体的联系， 因此其心态经常处于游离状态。 何廉曾对1927年以前内地移民计划留居东北时间的长短做了估计，其中计划留居一年者，占移民总数的10%，留居二年者占20%，留居三年者占40%，留居四年者占15%，留居五年者占10%，留居七年者占3%， 留居十年者占1%，留居十年以上者占1%。（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1932。）显然，除2%的移民希望留居东北十年或十年以上外，其余98%的移民都希望在十年内回返故乡。这种游离心态反映在现实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每年巨大的回返流。据满铁会社调查统计，1923—1930年，每年由华北流入东北的人数分别为341368人，384730人，472978人， 566725 人， 1050828 人， 938492人， 1046291 人， 748213 人。 同期由东北流出的人数分别为240565人，200046人，237746人，323694人，341599人，394247 人， 621897人，512793人，（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 册，182页，商务印书馆，1943。）每年的移出率分别为71%，57%， 51%，57%，33%，41%，59%，69%。8年间，除1927和1928 年的移出率分别为33%和41%外，其余6年的移出率均在半数以上。可见， 回返人口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第三，人口流动的数量随季节变化而发生变动。
从整体上看，华北人口流入东北，基本上呈与年俱增趋势，但一年中各月的迁移数量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季节的变迁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华北人口流入东北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每年的3、4月份，这与东北农耕开始的时间大致相同。在此期间内，移民易于寻找到工作，因此这两个月流入东北的人口数量占全年流入总量的三分之一强。同样，华北移民移出东北的数量也随季节而变化。他们的回返，多集中在11月、12月和1月，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秋收已结束， 移民留在东北无所事事，遂携款回乡过冬，另一方面也在于华北人民对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重视，希望合家团聚，因此这三个月的人口流出量占全年流出总量的三分之一。（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1932。）
第四，华北人口多流向东北北部，即所谓的北满地区。
长春是关内人口进入北满的必经之地，据南满铁路调查统计，1923—1924年度（自甲年11月起至乙年10月止），1924—1925年度，1925—1926年度，1926—1927年度，由大连起行，运送至长春的移民人数分别为20060人，22060人，41406人，83562人，占大连向外地运送移民总数的56.7%；同期由营口起行，运送至长春的移民分别为26242人， 23455人，42783人，28663人，占营口向外地运送移民总数的59.6%。 （注：《满洲人口之流动》，《钱业月刊》，第10卷，第7期，1930。 ）可见，仅大连、营口两地运送至长春的移民，就占到达东北移民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自奉天起行运送者，以及乘大车前往者，步行移民亦不在少数。下表为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的调查统计，1904 —1929年25年间，哈尔滨市的人口增加了5倍有余，其人口增长之速缘于南方移民的大量流入。（注：徐亦如：《东北人口之特殊问题》，《新北方》，第1卷，第2期，1931。）
年别人 口 百分比
190430000100
190640000133
191368549228
1923
126952423
1925
132821494
1929
160670535
民国时期华北移民多流向北满地区，关键在于东北南部经历代开垦，荒地已基本开发殆尽，人口密度也达每方华里14.1人，更有开发早者如沈阳、铁岭、海城等地，人口密度已分别达每方华里33.2人，36.3人和39.7人。而此时的北满尚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人口密度也很低，吉林省人口密度每方华里为5.6人，黑龙江省仅有1.7人。（注：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第2期，1941。）移密就疏，是早期经济移民的自然选择，因此，地广人稀的北满就成为民国时期华北人口迁移的主方向。
第五，流入东北的华北人口中，山东人占绝对优势。
1941年，吴希庸先生在其所著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中，曾制作了1929年移入东北者省籍表，表中显示，1929 年山东移入东北人数74 .2万人，占当年东北移民总数的71%，河北、河南次之，分别为17%和11%，其他各省仅占1%。（注：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 《东北集刊》，第2期，1941。）有人指出这一统计数字偏低， 实际上山东移民要高于这一比例，因为这个数字是海关、铁路上的统计数字，而山东人习惯于渡海密航，有许多渡海去的移民是不在统计之内的。（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48～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据满铁会社的调查，1927 年山东移民东北人数为716621人，占当年全部东北移民总数的87.2%；1928年，山东移民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为86.3%；1929年，山东移民的比例继续下降，但仍达81.4%。（注：申仲铭：《民国十八年东北移民移动状况》，《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8号，1930。）
尽管人们对具体的数字有歧见，但东北移民中山东人占绝对多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东方杂志》记载，“山东人每年减少二百余万；胶济铁路之调查，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民国胶澳志》也称，“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胶澳志》，第3卷，130页，1928。）。整个民国时期，山东一地移入东北的人数就达1836万余人。（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第六，华北人口流入东北，具有明显的逃亡色彩。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即“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见《费孝通选集》，1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民国时期， 大量华北人口远离家园流入东北，打破了乡土中国的常态，其原因何在？首先是人口压力。清末民初，华北人口飞速增长，至1919年时，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1.85%，人口密度也分别为每方华里189.51人，143.19人和215.77人。（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512页，人民出版社，1988。）与此同时， 华北耕地面积的扩展却几乎停滞，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4亩，山东更在3亩以下，而按照罗尔纲对解放前南北生产力所做的估计，人均至少要占有3亩土地， 才可勉强维生。（注：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其次是经济压力。民国以来，华北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仅就田赋而言，山东省在张宗昌督鲁时期，“每亩田赋每年平均至少须缴大洋8元以上，以土地肥沃之区域， 如鲁东之昌邑，经人研究每亩耕作之净利尚不及4元。 所付田赋已超过农田净利1倍以上，而其他苛捐尚未计及；是以有地之农民， 反为土地所累。流亡逃散，铤而走险者颇多”，“该县离村者达35%，即一般可见”（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1937。）。由于华北“各省独立各行其事，均以田赋的收入充省县行政的支出”（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567页，三联书店，1957。）， 故大多增加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或对田赋进行预征，如前述昌邑县在1927年一年中就征收田赋4次，每亩征银元8.75元。（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1932。）再次是天灾人祸。近代以来中国天灾不断， 尤其是民国时期，几乎年年有灾，不仅灾域广泛，而且多灾并发。对普通农民而言，“一年的早灾，意味着三年的困境，连续二年的旱灾，则意味着一辈子的地租负担和困难。”（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224页，中华书局，1986。 ）与天灾并行的是军阀肆虐和土匪横行。二三十年代，华北成为新旧军阀的演武场，大小军阀混战连绵不绝，“尤其是从1916年到现在16年间，军阀战乱没有一年休止。战争一次凶似一次，战场一次大似一次”。（注：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361页，黎明书局，1934。 ）战场上败逃的散兵游勇与当地土匪沆瀣一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火过处，生灵涂炭，“哀我小民，一生九死”（注：参见章伯锋《北洋军阀》，第5 卷，武汉出版社，1990。），“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注：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
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大批华北人民走上逃亡之路。据时人分析说，“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1932。）
二
20年代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这一点可以从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阶级构成等几方面得到印证。
年龄构成。移民的年龄构成较低，大致在15～40岁之间。由于山东人口是移民的主体，因此山东移民的年龄构成，在整个移民群体中，应该具有代表性。据1928年统计，以山东移民占绝对优势的大连码头搬运工人，其年龄构成较低，所调查的13928名码头工人中， 年龄最大者为63岁，最小者为18岁，平均年龄为32岁，20～40岁者占84.9%。（注：〔日〕藤山一雄：《碧山庄》（日文版），4～5页，大连福昌华工株式会社，1929。）1935年，山东移民东北人数达423876人，其中20岁以下者57277人，占移民总数的13.5%，20～30岁者为167080人，占39.4 %，30～40岁者为108345人，占25.6%，40～50岁者为57777人，占13.6%，50～60岁者为25523人，占6%，60岁以上者为7874人，占1.9%。 （注：《东亚经济研究》，241页， 转引自路遇著《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53页。）可见，20～40岁的青壮年劳动人口占了移民总数的65%。路遇于80年代中期对山东回返移民的调查，更增强了这一统计数字的说服力，如惠民地区邹平县孙镇公社有144名“闯关东”者， 最小的才12岁，最大的38岁，多数人是在18、19、20这三个年龄。（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8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另据徐雍舜对辽吉两省156 名囚犯的城乡生长地与犯罪地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看出移民多为青壮年，请看下表：（注：徐雍舜：《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社会学界》，第5卷，1931。）
城
乡
类 别总数
人数%人数%
出 生 地15626
16.67
130 83.33
长 成 地15626
16.67
130 83.33
犯罪一年前居地 15661
39.1095 60.90
犯 罪 地15676
48.7251 51.28
上表显示，156名囚犯中，26人出生并成长于城市，130人出生并成长于乡村，其出生地和长成地的人数相同，与中国传统的幼弱不离乡观念相一致。而犯罪一年前有61人居住在城市，与出生时相比，城市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至犯罪时，城市人口更增至76人， 乡村人口则降至51人，较之出生时城市人口增加了近2倍， 而乡村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强。以上数字表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在其成年以后才开始的。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的主体，故上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移民多为青壮年。
性别构成。移民的性别构成严重失调， 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1925年，在大连登陆的内地移民共197392人，其中成年男性为174733人，妇女和儿童为22659人，仅占登陆人数的11.5%；1926年， 在大连登陆的移民中，妇女和儿童增至30448人，但与同期登陆的242624 名成年男性移民相比，其所占比例却降低，仅为11.2%；1927年，妇女和儿童登陆的人数剧增，达118421人，较之1926年增加290%，较之1925 年增加了400%，在全部登陆移民中占19.8%；1928 年妇女和儿童登陆的比例较1927年略低，为17.3%；1929年则继续降低，只占15.4%。（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 1932。）综观5年间移入人口的性别分配，男性比例偏高， 如排除未成年儿童所占比例，女性将更少，男性比例更高。
女性移民数量少， 还反映在东北定居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上。 据1930年东省特别区户口数目调查表显示，截至当年8月底， 东省特别区共有中国居民49876户，人口238609人，其中男性为160882人， 女性为77727人，性比例为207。（注：雷雨：《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所占之地位》，《中东经济月刊六周年纪念专号》，1931 。 ）另据1930年7月旅大租借地户口调查表显示，该地区中国居民共有119623 户，人口790309人，其中男性为455238人，女性为335071 人， 性比例为135。 （注：雷雨：《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所占之地位》，《中东经济月刊六周年纪念专号》，1931。）
职业构成。这一项要从移民移出前的职业构成以及移居东北后的从业状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下表是1928、1929两年在大连登陆的中国人的职业分配，显示出，除不到1%的移民无职业外，其余99 %的移民在移入前都从事劳动职业，（注：徐雍舜：《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社会学界》，第5卷，1931。）可以看作是移民移出前的从业情况：
1928年 1929年1928年
职业别 人数 % 人数% 职业别 人数 %
农 业 126152 23.6 106059 20.1 公务自由业9348
1.7
水产业 —— 585
0.1 其他自由业 342980 64.2
矿山业
18716
3.54029
0.8 家事使用人5552
1.0
工 业7700
1.5
11138
2.1 无 职 业4821
0.9
商 业
14216
2.7
14235
2.7 总 计 534361
100
交通业4876
0.93807
0.7
1929年
职业别 人数 %
农 业
10063
1.9
水产业 370019 70.2
矿山业3871
0.7
工 业3874
0.7
商 业 527770
100
民国时期，东北距清末正式解禁开放不过几十年时间，与内地相比，东北仍然是一个新生社会，百业待兴。尤其东北地域广袤，是农业生产的天然宝地，因此，“在奉省之难民，据省署调查，谓十分之六被人雇佣垦地，十分之三自领官地垦荒；其余十分之一为工人。”（注：〔日〕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文版），136页， 上海大东书局，1934。）1930年，满铁会社进行实地考察，在被访问的11284 人中，农业劳动者为3134人，占总数的28%，工业劳动者为1946人，占17%，商业劳动者为1387人，占12%，自由劳动者4018人，占36%，其他各业占7%。（注：让慈：《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 《湖南大学期刊》，第8期，1933。）可见， 移民进入东北后所从事的也多是劳动职业。
阶级构成。流往东北的华北人口，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这可以从20年代华北离村农民的阶级构成上窥见一斑。1925—1929 年5年间，河北大名某村16名离村农民中，中农1人，贫农和雇农各6人，无业赤贫者3人，地主与富农无一人离村。（注：天津《益世报》， 1934—07—14。）据1928年对陕西凤翔县5 个代表村农民离村状况的调查显示，该地各类农户的出外工作人数占全体有工作能力人数的8.52%，其中富农离村者占3.7%，中农离村者占4.55%，贫农所占比重最大， 占总数的9.37%，超过富农和中农的总和。（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909页，三联书店，1957。）
离村农民的经济状况也反映了其阶级地位。1930—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对935 户移入东北的山东移民离村时所携带的旅费进行调查，统计结果如下表：（注：胡天：《六十年来中国农村人口增减与山东移民》，《政治月刊》，第2卷，第1期，1934。）
户数 旅费额(元) 户数 旅费额(元) 户数 旅费额(元)
38 1～10 58 71～8014 141～150
9311～20 40 81～90 9 151～160
7821～30 10891～100 8 161～170
9031～40 78101～1108 171～180
11341～50 43111～1202 181～190
10051～60 117121～130
22 191～200
6061～70 16131～140
20年代山东移民多移至东北北部地区，三口之家由山东去北满的费用，就是不计算到达目的地后的生活支出，也至少要在百元左右。然而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有二分之一农户的旅费在50元以下，可见移民在移出时就非常贫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移民的阶级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多为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
三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的地区流动，它具有鲜明的特点，“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中国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注：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34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华北人口流入东北，既减轻了移出地的人口压力，又充实了东北边疆地区的人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均的情况。尤其重要的是，大量男性适龄劳动人口的流入，使东北获得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东北耕地面积迅速扩展，仅黑龙江省在1927—1928年就垦成熟地12万垧，足抵民国三年以后十数年来之成绩。”（注：《东北新建设》， 第1卷，第5期，1929。）至1930年，东三省耕地面积共计1350.6万公顷， 其中辽宁省耕地面积达471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73.6%； 吉林省耕地面积达494.5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45.5%； 黑龙江省耕地面积达385.1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30%。 （注：〔日〕铃木小兵卫：《满洲的农业机构》（日文版），50页，东京白杨社，1938。）
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展，东北粮食产量迅猛增长。1924—1930年，东北农作物总产量分别为1457.1万吨，1633.9万吨，1660.9万吨， 1764.9万吨，1819.2万吨，1829.8万吨，1886.5万吨，（注：杨光霞：《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农史》，1982 （1）。）1930年产量较1924年时增长约30%。一时间，东北被誉为中国的粮仓。
大量男性适龄劳动人口流入东北，对华北社会来说，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华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国民党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耕地面积增减趋势的报告，宁夏、绥远、陕西、河北、山东等8 省耕地面积，无论就固定基数或移动基数比较，均有减少之趋势。（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907页，三联书店，1957。）人口流动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1934 年， 河北27 县共有荒地16113144亩，山东49县有荒地102380332亩，山西70 县有荒地23013237亩，河南69县有荒地69871413亩，陕西47县有荒地37344548亩。（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909页，三联书店，1957。）土地大面积抛荒的结果是农业产量的大幅度降低，1929年，黄河流域陕、晋、冀、鲁、豫五省的小麦、大麦、种稻、玉米的收获量分别占平常年收成的70.2%、70.3%、80.7%、92.3%。（注：陆精治：《中国民食论》，273页，上海启智书局，1931。）作为中国主要的农产区， 华北农业生产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必然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相当影响，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