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健[1]2002年在《《史记》的史笔和文笔》文中认为史笔指史家依据史实直言记事的笔法。《史记》的史笔有叁大特点：1．重考信，不偏信。2．广泛地再现历史。3．不虚美、不隐恶。《史记》史笔的实录精神比先前的史书更强烈，具有批判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当然，《史记》的史笔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史记》的文笔是相对史笔而言的。从狭义的角度看，对历史细节进行合情合理的想象、加工是《史记》文笔的基本性质。文笔的主要功能在于写人：1．以小见大，预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势。2．画龙点睛，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3．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情感。 《史记》的史笔和文笔相辅相成，在真实地再现历史和生动地再现人物的同时，自然地传达出作者的情意。这种手法笔者称之为历史浪漫主义。
范璠[2]2011年在《史笔贵直 文笔贵曲——《史记》艺术探微之一》文中提出《史记》史笔与文笔交替而用,史笔贵直,文笔贵曲,各有所用。最具隐曲意味的,当算《史记》里的小故事。而就整个《史记》而言,是直是曲,较为复杂。依笔者之见,即使是针砭最高统治者,只要是证据确凿的,司马迁就敢于秉笔直书;有争议的,难于定论又不得不表达自己意见的,便用隐约的笔法加以暗示。前者如《酷吏列传》,后者如韩信一案。
文育玲[3]2013年在《《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文中指出朱东润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成就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翘楚《张居正大传》。从中国经史文化传统来看,该传记作品是传递、注解和书写生命的叁位一体,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传主选择上的"俶傥"观和时间距离观;从西方传记艺术传统来看,该作品具有英国传记求史料、讲细节、重环境的特征,融史笔和文笔于一体。《张居正大传》是中西传记艺术结合的典范。
何新文[4]1984年在《《左传》的写人艺术》文中研究表明《左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写人为中心的历史文学着作。《左传》作者不仅在无可效法的条件下,再现了许多历史人物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使“其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而且在通过刻划人物形象反映历史的创造性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写人艺术,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才能。《左传》是以尚实的史笔和形象化描绘的文笔相结合而进行写作的,这在广义的角
于广杰[5]2019年在《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莲池学派”是桐城派北传后形成的以北方士人为主体的古文创作群体。晚清之际他们循“洋务派”中体西用、渐进改良的路线;以桐城古文为号召,体认、辨章斯文之绪以明新统;以西学为借镜,融通学术与时事以开新境,贺涛明体达用,拓展桐城派的声气理论,在古文创作中扬榷新理,形成了雄峭闳肆的审美风貌,是“莲池学派”第叁代中的佼佼者,为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洪本健, 王永[6]2017年在《欧阳修史学的历代评説与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阳修是宋代着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历仕仁、英、神宗叁朝,不满于五代的分裂动荡,而庆幸国家的统一;有憾于时人之未能居安思危,而渴望国家的富强。作为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他富于疑古和批判的精神,反对“五德终始”的君权神授説,以“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宣示进步的历史观。作为名闻遐迩的一代文宗,他的修史活动格外引人注目,并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李隆献[7]2017年在《先秦汉初文献中的“夏姬叙事”与国际局势》文中认为本文比较《左传》《国语》《清华简·系年》《公羊》《榖梁》《史记》之夏姬叙事舆郑、陈、楚、晋、吴等国的相关载述,分析夏姬在不同叙事脉络中的作用,以及各叙事文本的不同观点,指出:《左传》《国语》主要在“晋楚争霸”的脉络中叙述夏姬故实,立场稍偏晋国;《清华简·系年》则倾向以楚国为叙事主綫,故对夏姬的叙述,呼应晋吴联手与楚为敌的形势;《公羊》《榖梁》则不由“大国争霸”角度切入,而着意辩证“楚伐陈”史事的道德意涵,关注《春秋》之书法褒贬,探讨乱世中大、小国间的关系舆平衡。《史记》的夏姬叙事则显示司马迁对夏姬历史、文化记忆的统整与改写,侧重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非夏姬的个人形象。
参考文献：
[1]. 《史记》的史笔和文笔[D]. 宋初健. 江西师范大学. 2002
[2]. 史笔贵直 文笔贵曲——《史记》艺术探微之一[J]. 范璠. 名作欣赏. 2011
[3]. 《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J]. 文育玲. 武陵学刊. 2013
[4]. 《左传》的写人艺术[J]. 何新文. 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5]. 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J]. 于广杰. 邯郸学院学报. 2019
[6]. 欧阳修史学的历代评説与影响[J]. 洪本健, 王永. 新宋学. 2017
[7]. 先秦汉初文献中的“夏姬叙事”与国际局势[J]. 李隆献.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