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庞坤缺 陈树文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开始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学界担心,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责任赤字,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如果中国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世界将会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之中,从而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动荡不安。事实上,“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如出一辙。在认清“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西式逻辑的基础上,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无疑为引领世界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中国智慧,创新和丰富了全球治理理念。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金德尔伯格陷阱;利益;价值;国际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及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开始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学界围绕大国之间如何承担国际责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Kindleberger Trap)理论被重提,一时间成为热议的焦点,这是继“塔西陀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各种“陷阱说”之后,受到颇多关注、横亘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绕不开的理论话题。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实质:霸权稳定论

“金德尔伯格陷阱”一词并非横空出世,它源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弥漫盛行的研究。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金德尔伯格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在于,作为守成大国的英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而作为崛起大国的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世界大战的爆发。2017年1月,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再次将这个话题推向了国际前沿,他把金德尔伯格的这个著名论断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该“陷阱”旨在告诫美国人:快速崛起的中国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在全球权利转移过程中,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如果继续免费搭便车,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国际金融体制、贸易体制、安全体制和国际援助体系等)的供给,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世界治理出现领导力真空,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从而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动荡不安,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显而易见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与西方学者吉尔平(Gilpin)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如出一辙,“霸权稳定论”意指只有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的一个霸权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统领国际事务,以此获得其他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同,才能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建设“美好的世界”。然而历史一再证明,“霸权稳定”并不是维护全球良序的根本。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反省西方政治传统,他认为,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来,西方的政治并没有致力于重建统一,而是破坏性地企图阻止统一。反观近年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不断的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等,也验证了“霸权稳定”正在使人类走进“失序的世界”。

国际秩序无论是由美国领导,还是由其他国家主导,隐藏在“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的实质都是一种过时的“霸权稳定论”。“金德尔伯格陷阱”本身就是一种“陷阱说”,只要用这一概念,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其观点,会落入其隐含逻辑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维护秩序。那么,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1]由此不难看出,“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代条件下,西方学术界炮制出的又一意识形态产物,意在试图钳制、影响和掣肘中国的迅猛发展。

2016年6月的时候“char siu”(叉烧)已被牛津词典收录(见例3),而12月的报道还使用了“char siew”,这样容易使译文读者产生混淆。

二、“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的西式逻辑:以利益为导向,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

沥青混凝土心墙厚度主要取决于坝体高度、防渗要求、坝壳料可能的变形情况、抗震要求和施工条件等因素。国内已建沥青心墙工程通常采用底部较厚、顶部较薄的结构型式,顶部厚度不小于0.4m,底部最大厚度(不含扩大端)宜为坝高的1/110~1/70,国内已建和在建沥青混凝土心墙坝防渗心墙厚度统计如表1。

(一)推行单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愈加明显,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一再强调“美国优先”,坚持美国利益至上,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国际军事战略上,美国推崇先发制人战略,高举单边主义大旗,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例如,美国抛开联合国安理会,建立“自愿联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是在单边主义主导下美国发动的一场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至今仍深陷伊拉克战争的困境。此外,美国还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进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同时,美国无视半岛和平,屡次挑衅朝鲜;违背国际社会共识,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些行为极大地激化了地区矛盾,冲击了全球战略平衡。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强调美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比较近年来联合国贸易会议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GDP 占全球比重由60%逐年下降到23%,基于此,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 多项歧视性贸易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 项之多[2]。如今,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优势而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其实质就是在单边主义思维模式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缩影。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对于多边国际合作,则采取消极的态度,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愿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与责任。

(二)采用修正主义,维护“制度霸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和延伸,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越来越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世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持共同治理,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参与国际与地区事务和维护国际与地区安全上,各国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具有相应的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普遍的安全观,这一新的安全观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的积极贡献,坚持“并育而不相害”,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安全伙伴关系,“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5]。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新的安全观,是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增进各国互信与协作、共同应对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定海神针”。

在认清“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西式逻辑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疑为引领世界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中国智慧,创新和丰富了全球治理理念,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

(三)滑向孤立主义,逃避国际责任

人类历史上战乱频仍,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使得生灵涂炭,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痛的。因而,追求和平、谋求稳定是各国人民朴素而真实的共同愿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零和游戏、冷战思维,要以对话协商代替戒备对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探索并践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3]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都是平等发展、互相尊重的主体,平等相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各国必须超越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实现共同发展,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主权平等原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不能动辄诉诸武力,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精神,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大国往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国坚决不能搞唯我独尊、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理性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摒弃零和游戏、丛林法则的旧思维,只有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世界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才能开创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巡航,彰显大国担当;在巴以冲突和谈、朝鲜半岛无核化等政治议题上不断展开密集的斡旋外交,努力推动世界和平进程。

三、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商共赢共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快速上升,国际实力分配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走向规则修正主义,在推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行动迟缓,美国企图以制度霸权维护既得利益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实力的日渐式微,使美国更加依赖国际规制,不断采取降低多边机制的管控成本,与此同时,提高控制效率。美国不仅不愿意让渡权力,而且尽力减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规则体系中的收益,增加获益的难度。

在西方话语逻辑下,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稳定是由单一的不计私利的超强霸主打造的,而非依赖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合作。由这一实力雄厚的霸主国承担维护世界市场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维持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稳定及治理的“公共利益”,支付公共成本,唯有如此,世界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这正是隐藏在“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的西式逻辑,也是该理论的落脚点。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断走上“过度扩张”的帝国衰落老路,在国际事务中日渐凸显出单边主义、修正主义和孤立主义。近年来,随着实力和能力的式微,美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在快速减弱。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强调“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美国不愿意再分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倾向显露无疑。同时,美国不惜通过开历史倒车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使世界面临严峻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一)政治上的跨越,坚持互商互谅,以对话协商拆解国家之间的戒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转移加快发展,国际格局进入大调整、大转型的新时期。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进入战略收缩时期,加之本国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以及全球公共物品消费数量日益增加,全球公共产品出现“供给赤字”,受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美国日益收缩和逃避国际责任,大幅减少全球公共产品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不愿在多边协议框架中让惠。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来,一改传统,推行“美国优先”原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孤立主义趋势。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大幅削减联合国费用支付,大肆减少承担的国际维和义务,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多边“退群”行为,一再展现出其政治孤立主义倾向,以及“去全球化”色彩,减少国际责任和义务分担,充分表露了美国的倾向,即不愿意再分担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成本。这种激进的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也是对全球化趋势的重大背离,这种不负责任地逃避和转嫁国际责任的行为,使得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更加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冲突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恐怖主义蔓延、民粹主义盛行,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二)安全上的跨越,坚持共治共处,以和平薪火破除以邻为壑的藩篱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世界格局不断演进,国际关系发生变化,进入了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近代阶段。与之相适应的丛林法则、制度霸权、零和博弈等国际关系理念相继产生,刷新了人们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知。一战之后,美国就开始着手新式霸权——制度霸权的构建,二战之后,美国的世界霸权体系基本成型,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确立了相应的多边体系,也就是现行的国际治理体制,美国在政策偏好、人员配置、投票结构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媒介,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平台,推动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始终站在全球繁荣的高度,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充足资本、丰富产品和宝贵合作契机,为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为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以多边贸易体制激活了全球经济的“一池春水”。2018年11月,在中国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通过开放和共享中国市场,创造“借船出海”的新机遇,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2016年,我国出境游达到1.22 亿人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701 亿美元,中国一跃成为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6]。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年均30%以上,超越美国、欧盟、日本三者总和,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在支持区域内建设基础设施,加快地区整体互联互通,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有力助推各国实现脱贫致富和文明复兴的共同梦想,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带动一大批国家共同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这正是中国促进各国利益高度融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体现。

(三)经济上的跨越,坚持共利共享,以合作共赢拧开经济动力的阀门

“仓廪实而知礼节”。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障,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各国实现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通过优化发展伙伴关系,最大限度的解决南北之间、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上,坚持共利共享,以合作共赢拧开经济动力的阀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透明、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

用银勺取少量上述掺假油样品,放置于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的实验平台上,并使激发光的光斑聚焦到微米量级,进而对样品的微区进行精确分析。实验采用785nm的半导体激发光源,物镜为20 倍长焦距镜头,波数范围为90~3 500cm-1,分辨率为9cm-1,扫描3次取平均,每次积分时间为3s,并且每个掺假油样品测5次。纯芝麻油样品拉曼光谱图如图1所示。

半长为n的Dyck路是指只用上步(1,1)和下步(1,-1),从(0,0)到(2n,0)的不允许走到x轴下方的格路径,这样的路径总数为Catalan数通常还把Dyck路中一个上步之后紧接一个下步的序列称为一个峰(peak),而谷(valley)是指一个下步之后紧接一个上步的序列。在半长为n的Dyck路中含k个峰的格路的数目即为Narayana数这是一个双参数的组合数,关于这个组合数的研究及结果有很多[1]。如:Narayana数Nn,k等于所有n+1个顶点的平面树中恰含有k个叶子点的平面树的个数,也等于含有k个左叶子点的n阶完全二叉树的个数。

CFR:南美国家应着重与邻国合作发展。5月23日,美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文称,由于南美国家难以进入亚洲、欧洲和北美制造业生产链,其应着重与邻国互助,培育产业,并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将当前贸易协定延伸至较棘手领域,并有效合并不同贸易协定,简化规则。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调整税收和投资条款、减少繁文缛节、加强法制等举措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四)文化上的跨越,坚持互鉴共存,以兼收并蓄化解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化交流、借鉴与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主席曾发表演讲,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7]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思想,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具有鲜明中华文明烙印的“中国智慧”,势必会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而鼓吹“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是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背道而驰的,因为不同文明凝结着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智慧和贡献,文明差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只有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才能架起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的纽带。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弥合了各国之间的价值鸿沟,打造了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价值共同体”,跨越了横亘在各国之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价值屏障。

(五)生态上的跨越,坚持共建共进,以尊崇自然破解环境污染的源头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人类社会实践表明,各国只有携手同行,共同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共建共进,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秉持尊崇自然的理念,才能破解生态污染与破坏的难题,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作为科学的生态世界观,赋予了人与自然平等的地位与价值[8]。中国始终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观,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在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做出极大贡献,并努力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四、结语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陷阱”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无论是示强还是示弱,都会落入西方预设的陷阱之中,中国学者应破除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努力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奉西方为圭臬的时代已过去,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无疑为引领世界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中国智慧,创新和丰富了全球治理理念。政治上,坚持互商互谅,以对话协商拆解国家之间的戒备;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以和平薪火破除以邻为壑的藩篱;经济上,坚持共利共享,以合作共赢打开经济动力的阀门;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以兼收并蓄化解文明间的冲突;生态上,坚持共建共进,以尊崇自然破解环境破坏的源头。在此基础上缔造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1]王义桅.不要被各种“陷阱说”给忽悠了[N].北京日报,2018-01-10(03).

[2]高飞.中国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N].人民日报,2018-01-07(05).

[3]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EB/OL].[2019-02-18].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1/18/c_135992405.htm.

[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01).

[5]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11-19(03).

[6]韩庆祥.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构建路径[N].人民日报,2017-04-14(5).

[7]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2014-03-28].http://edu.people.com.cn/n/2014/0328/c1053-24759429.html.

[8]吴星儒,李沐曦.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6):2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6-0030-05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研究”(17JD71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L19JB500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庞坤缺(1987-),女,河北邢台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陈树文(1954-),女,重庆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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