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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与繁荣，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逐步深化，研究成果丰硕斐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档案学术评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关述评文章相继见刊，其中不乏力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尚未受到档案学界的足够重视，其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还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一
所谓档案学术评论，指的是对档案学研究中的现象或事物（包括论文、专著、译著、教材、文集、档案史料出版物）及著名人物的档案学思想进行评论和介绍。
开展档案学术评论，对于活跃档案学术气氛，繁荣档案学研究，修正和完善档案学理论，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档案学术评论是开展档案学术交流，提高档案学理论水平的重要手段。繁荣档案学研究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而要想营造一个良好的档案学术环境，就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大力倡导档案学术交流。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①]意思是说真理越辩越明。科学的进步是通过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来实现的，“没有自由的讨论，思想就会僵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会猖獗起来。”[②]我国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发展史满打满算只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并且还遭受过“文革”的摧残，因此目前档案学理论体系还很不完善，尚有不少空白点亟待填补，有些理论虽然已经提出，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这种情况下，高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档案学评论者就其他档案学者的某些理论和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达到彼此交流、取长补短、相互提高的目的，并藉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档案学不断向前发展。离开了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研究便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诚如吴宝康教授所说的那样：“没有档案学评论，就很难有新的档案学理论的产生。”[③]例如，档案定义问题曾先后几次被当作热点问题，受到档案学界的普遍关注。多年来，许多档案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探讨，互相补充。虽然迄今为止档案学者们尚未对此达成共识，但通过这种自由、平等的对话、交流和争论，大家对档案的本质认识更加明确、深刻。
其次，档案学术评论是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80年代以前，我国档案学仅有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少数几个框架性的分支学科，而且基本上是随着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还谈不上档案学科体系，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比较自觉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还做得不够。”[④]加之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研究者大都是从具体工作的角度来研究档案学的，很少有人对档案学的科学体系进行规划、设计，因而档案学分支学科发展迟缓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十几年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并逐步完善，这是档案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目前国内提出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已多达45个，[⑤]其中半数以上已经建立起来，并已具备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尚有一些分支学科正在构建，相关论著已经发表，只要假以时日，便能问世。档案学分支学科为何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崛起？除了前述学术环境较好，以及档案工作实践的强烈呼唤以外，档案学术评论的驱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门分支学科从设计蓝图到动手兴建至最后创立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而其成立的标志往往是一部或几部有代表性的专著。由于每位研究者所处的地位、认识水平、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接触档案工作实践的程度都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在其专著当中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未必都能经得起推敲，特别是少数档案学者学风、文风不够端正，自己对有关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就匆忙为其作品贴上“学”的标签。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档案学术评论这一理性武器对档案学专著中的有关理论和观点进行剖析、批评，以此克服不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最终健全档案学理论体系。
再次，档案学术评论是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促进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科学，其一切理论归根到底都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而不是档案学理论本身。但是，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档案学理论并不一定都能指导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错误的或似是而非的档案学理论不但不能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反而会误导档案工作。由于档案工作实践自身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有些档案学理论也许曾经是合理的，一度对档案工作实践发挥过指导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已丧失了这一功能。近年来，我国档案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颁布、实施与重新修订，档案门类、载体和成分的增加，档案工作领域的扩大，档案管理体制的调整，档案所有权的凸现等，所有这些都对档案部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档案学论著中或未曾涉及，或着墨不多，因此不少档案工作者面对新形势常常感到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尽管新近出版的档案学论著对档案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新做法、新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和提炼，并力图使之升华为理论，但这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推广价值，能否完全规范档案工作行为，还有待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检验。然而，档案工作实践不能直接承担检验档案学理论（尤其是档案学基础理论）这一重任，它必须通过档案学术评论的辅佐才能完成，因为“高质量的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成果……能把学术成果的价值和作用，放在学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上进行科学的阐述。”[⑥]由此可见，档案学术评论是提高档案学理论针对性、实用性，促进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
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极其广泛，凡档案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切问题、现象、论点、思想等都是档案学术评论的对象。归纳起来，档案学术评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评论档案学专著（包括译著、教材、文集，下同）。即对档案学专著的体系结构、主要特点、理论价值、实践意义、成败得失、语言文字等进行点评、论述和介绍，从而方便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档案学理论，并加以灵活的运用。这是档案学术评论的主要内容，所占比重较大，对评论者的要求也较高。从现有成果来看，这种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总体上对某一本档案学专著进行全面评价，既肯定其合理、创新之处，又指出其理论、文字上的缺陷与不足；一是从某一侧面（如文字、文风）入手详细评述某一本（或某一类）档案学专著的缺点与错误。
（二）评论档案学观点（论点）。观点是统帅一篇文章的灵魂，是作者在文中所阐述和论证的见解和主张。它是全文的中心，整篇文章都是围绕它而展开论述的。有些文章除了中心论点以外，还有若干分论点。它们是由中心论点派生出来的，是用来证明中心论点的。分论点实际也就是总论点的论据。我国现有各种档案期刊70多家，并且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档案专业报纸《中国档案报》和中国档案出版社，每年刊载各类专业文章上万篇，出版专著几十部，这就意味着每年将至少有1万个档案学论点同读者见面。但是，这些论点不一定都能找到充实的论据。有些论点是作者拍脑袋想出来的，有些论点的提炼范围偏狭，极少数论点甚至无任何实践或理论的依据。对档案学论著中的有关论点进行剖析、证判当属档案学术评论责无旁贷的份内事，这于评论者和被评论者都是有益的。
（三）评论档案学现象。对档案学研究中的各种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批评，指出其理论缺陷及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克服这些现象的办法，这也是档案学术评论的一项内容。例如，有些档案学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唯上唯书，人云亦云，文章倒是洋洋洒洒，却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有些学者疏于或不屑于实际调查，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热衷于理论演绎，玩弄“高、空、玄、虚”的文字游戏，把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阐释得十分复杂，使人越看越糊涂；有些学者不管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是否适合于档案学，机械地照搬照套，食而不化，或进行名词术语大换班，或对某些艰涩的理论改头换面，然后便宣称自己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创建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对于这些现象必须通过档案学术评论加以正确的引导，否则档案学理论研究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
（四）评论档案学思想。作为一门科学，我国档案学创立的时间比较迟，比少数西方国家晚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档案学思想在我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如孔子、刘知几、章学诚等）在文献整理、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以何鲁成为代表的近代档案学家在继承古代档案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档案工作实际，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档案工作的科学理论，对档案定义、范围、作用、行政组织、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档案工作人员的选拔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并逐步创建了近代档案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三、裴桐、吴宝康等当代档案学家以及其他一大批档案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档案的起源、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档案学的理论体系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上述档案学思想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理应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吸收，这有赖于档案学术评论的评介与传播。
（五）评论档案史料出版物。档案史料出版物是档案编研工作者在研究库藏档案内容和成分的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的档案学书籍，是对历史档案深层次整理的产物，其中的每一项工作环节，无论是选题、选材，还是加工、编排，或是注释、作序，都离不开对所编档案和有关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加工，其本身就是档案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编研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高层次的档案利用方式，档案史料出版物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档案馆（室）的利用工作，因此对其方方面面进行评论、介绍，有助于实际部门提高编研工作水平，并方便用户更加顺利地阅读和利用档案材料。
三
档案学术评论是高水平的档案学术研究活动，是一项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工作，难度较大。它要求评论者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和学术修养，而且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与人为善的思想品德。具体来讲，开展档案学术评论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书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告诫我们书评务必实事求是，客观公允，既不能一味吹捧，也不能任意贬低。要以所评对象这一客观存在作为评论的依据，评论的结果应力求与所评对象的实际情况相一致，褒贬分明，尺寸有度。萧乾同志也对书评作过精辟的论述：“每个书评家所要的是如何分出正误美丑来，每个书评家都须造他自己的显微镜，自己的尺。武术也许能传，但这批评的衡量器却没有人能代造。制造这工具的原料是知识的品味。”[⑦]强调的也是书评应摒弃先入为主，主观武断。档案学术评论虽然范围较广，不限于书评，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任何学术评论都必须坚持的。
（二）与人为善的原则。档案学术评论的对象是物（档案学研究成果），而不是人（档案学研究者）；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目的是为了繁荣档案学研究，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而不是为别人吹喇叭、抬轿子，或穿小鞋。因此，评论者要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对待所评对象。对不同于己的理论、观点要在学术范围内进行争论、商榷；对于一些不太成熟甚至在政治上有错误的理论、观点也要善意地予以指正。要克服“一好百好，一坏皆坏”的主观偏见，不要漫无边际地随意发挥，更不要夸大其词。青年档案学者要尊重档案学前辈的研究成果，学习与吸收他们的理论研究经验，档案学前辈要奖掖后进，重视青年档案学者的创新精神，并通过学术评论对其进行帮助；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与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要正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互相体谅对方因条件限制而造成的理论上的不足，并善于凭借学术评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然，提倡与人为善并不等于档案学术评论只要表扬不要批评，而是指评论时要就事论事，有的放矢，当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则批评，要把握分寸，防止“过”与“不及”。
（三）历史主义原则。任何档案学现象或事物从本质上讲都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也是我们开展档案学术评论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考察和评价一种档案学现象或一个档案学事物的价值、得失，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全面分析、判断其历史地位以及对未来档案学发展的作用。如果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用现实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出现的档案学现象或事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例如，近代档案学家们编写的档案学专著虽然存在着研究范围狭小、受图书管理的理论影响等问题，但它们毕竟“把我国档案工作的狭隘经验上升为较系统的理论”，[⑧]初步奠定了我国档案学的基础。漠视这些专著在我国档案学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拓荒性贡献，我们的评论就会失之偏颇。
（四）以“作”为主的原则。档案学术评论与图书介绍不同。图书介绍一般是述而不作的，它仅向读者介绍图书的内容、结构、编著者、出版单位、出版日期等。档案学术评论则是以作为主，甚至是作而不述的，它要求评论者对所评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评判，表明自己的主张和看法，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态度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档案学术评论不能只对所评对象作一般性介绍，述而不作，否则就会冲淡乃至丧失学术评论应有的分析、批评和判断功能，导致档案学术评论的枯萎和衰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567页。
[②][③]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390页。
[④]吴宝康：《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湖南档案》1986年第5期。
[⑤]林清澄：《全国第三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论点综述》，《档案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⑥]裴桐：《中国档案学会1985—1986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两年工作意见》。
[⑦]萧乾：《书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页。
[⑧]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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