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波动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诱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诱因论文,结构性论文,世界经济论文,动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判断世界经济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组经济变量。一组是经济总量，另一组是结构性变量。从中观经济角度考察，它包括各产业的生产，如工业生产；从国际经济角度考察，它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从微观经济角度考察，它包括价格波动和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总量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经济动荡总是与经济周期性衰退联系在一起，经济总量波动（即经济增长周期）便是左右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构性变量一直受到经济总量波动的直接影响而波动。或许是30年代大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损害太惨重，人们更是把经济总量的周期性波动视为决定经济形势的主要因素。随后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反周期作为核心目标，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70年代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一场世界性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发展从总量增长型逐步转向质量效益型，人们开始警觉结构性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又一次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人们再次认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好坏不一定只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周期波动。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受到经济危机（指经济增长周期性衰退的——笔者）的冲击，而且受到结构性危机的干扰。所谓结构性危机是指经济结构在非周期性因素影响下严重失调，以至障碍整个经济的稳定增长及正常运行。”（注：俞可兴一文，载于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在诸多的结构性变量中，价格波动尤为引人注目。1990年，在预测90年代世界经济趋势时，我提出：“由于经济增长波动趋缓，要素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波动趋大，影响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有可能从生产增长波动转向价格波动。”（注：《世界经济》1990年第2期。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动荡是在发达国家没有发生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包括价格在内的结构性变量的波动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分离，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也相应变化。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变形”，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减弱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越来越长，衰退的程度越来越轻。1854—1919年，美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在30个月以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为5.1%。1919—1945年， 经济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增加到近40个月，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为14.1%。1945—1991年，经济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在50个月以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只为2.5 %（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2月5日）。90年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1991年3月至1999年2月，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95个月，除60 年代因越南战争增加军费开支，出现了连续106个月的经济增长之外， 这是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连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注：[英]《经济学家》1999 年2月20日，第15页。）如果1999年第四季度之前不发生经济衰退，这个纪录将被打破。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出现不同步现象。1991年，美、英首先进入经济衰退期，德、法、意的经济衰退则是在1992—1993年开始的，日本自1993年发生经济衰退，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经济周期不同步，以整体计算，发达国家经济在90年代初的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IMF，1999）。
发达国家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增强。二战之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失业补贴、最低生活保障和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刺激增长为主转为抑制通货膨胀为主，政策手段从扩张为主转为紧缩为主，主要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同时紧缩财政，以便减少财政赤字，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必过分担心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恶化。为稳定汇率和利率，主要发达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余地进一步增大。例如，1998年，主要发达国家利用调节空间大的条件多次降息，延缓了经济衰退。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减弱。从历史经验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直接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1991年前后，发达国家发生周期性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降反升。1997—1998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受了战后最沉重的经济打击，但不是由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性衰退引发的。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变形”是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条件下出现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工业化，世界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30%降到1994年的20%。工业生产波动对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减弱，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进行，供给和需求易于平衡，产出的周期性不明显。在工业生产结构中，中间投入的比重下降，说明工业生产向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物质投入相对减少，加之适时生产方式的普及和运用电脑管理生产、存货，供求不平衡的可能性减弱，从而消弱了经济增长周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继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跨国公司的销售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力。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并大大高于各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国际化生产与世界总产值之比也随之提高。1970—1995年，跨国公司的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4.5 %提高到7.5%。跨国公司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从1977年的11.5 %提高到1992年的17.6%。（注：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1997年，第39页。）工业生产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投资迅速增加。世界市场扩大，更容易实现供求的相对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壮大，增强了市场吸收过剩生产力的能力。
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变形”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发展可以平安无事。引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不仅仅是总量供求不平衡。7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衰退是因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而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在发达国家未发生经济增长周期衰退的条件下出现的。人们自然应该把目光转向结构性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结构性变量波动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不同步，成为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诱因
导致经济增长周期“变形”的因素同样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量发生变化。
在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90年代上半期，世界制造业增长率分别比1970—1980年和1980—1990年下降1.9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997）。 由于工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其增长速度下降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因而工业生产增长波动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不同步。1993年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一路上升，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却呈下降趋势。其中1996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上一年的2.5%升至3.0%，而工业生产增长率从3.9%降至1.8%。全球经济增长从3.7%升至4.2%，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还不到3%（IMF，1998）。
尽管经济发展出现工业化趋势，世界贸易产品结构却向制成品倾斜，制成品比重继续上升，从1980年的65%升至1996年的78%。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比重上升幅度更大。高技术产品在世界商品贸易中的比重从1976年的11%增至1996年的22%，中等技术产品比重从21%增至32%。（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第28页。）当制成品贸易，特别是高技术产品贸易增长率下降时，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也相应下降。伴随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国际制成品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减弱，因而国际贸易增长波动与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不同步。1994—199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幅度连续两年增加。1996年，国际贸易增长率上升幅度却出现下降趋势（IMF，1998）。据世界银行统计， 国际商品贸易额增长率从1994年和1995年的年均增长20%猛降至1996年的4%。（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复苏之路》，1998年，第20、22、21页。）
根据历史经验，国际贸易波动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动。本世纪前半期，发生了两次国际资本流动下降。一次是在本世纪初，另一次是在30年代，都为资本接受国出口下降所致。90年代之后，国际贸易波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性呈加强趋势。1993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降，199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比上年减少40亿美元。1996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再度下降，1997年的国际资本流入比上年减少900多亿美元。 （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资本市场》，1998年，第13页；《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12月，第84页。）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资本流动量不断增加，但波动比国际贸易更激烈。1977—1997年，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两个周期。1977—1989年为第一个周期。其中，1977—1982年为增长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净额年均为305亿美元；1983—1989年为下降期，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净额降至年均为88亿美元。90年代进入第二个周期。1990—1996年为增长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净额从1990 年的457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2352亿美元。1997年进入下降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净额降为1737亿美元（IMF，1993—1998）。
同国际贸易一样，国际资本流动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并不完全一致。当发达国家发生周期性经济衰退之后，国际资本流动下降幅度不大。例如，1991年衰退之后，1992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只下降了60亿美元。1996—1997年未发生经济衰退， 国际资本流入减少512亿美元。在国际资本流入中，商业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流入额不一定同时波动。1977—1989年，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波动幅度大。1990—1998年，主要是证券投资波动。国际直接投资尽管一直在增长，但也有增长期与衰退期之分。第一个周期是1975—1990年。1975—1977年为下降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为65亿美元；1979—1981年为增长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为163亿美元。 第二个周期是1990—1996年。从1990年起，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0%。1995年起进入下降期，增长率降为10%，1996年进一步降到1.9%。（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7年，第11页。）
有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毛病出在虚拟经济上，即‘金融病’，而非实体经济出大问题。”30年代大危机时，人们就争论过，是货币因素，还是实际经济因素引发了危机。认为实物经济是主要原因的观点占了上风。同样，东亚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金融问题，更是实物经济出了大问题。如前所述，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开始于1995年下半年；1996年，国际贸易增长率下降；国际资本流动下降则是从1997年开始的。因而，工业生产波动导致国际贸易波动，继而引发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东亚金融危机不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的衰退阶段，而是发生在结构性变量波动的下降期。据统计，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私人资本流入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更大。在东亚，国际贸易流动与资本流动的相关性更强。1991—1993年，东亚引进的海外私人资本几乎翻了一番，而1993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之后，1994年引进的私人资本几乎未增长；1996年国际贸易再次进入下降期，私人外资流入急剧减少。在第一个国际资本流动周期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净额从1977—1982年每年平均263亿美元降至1983—1989年的－166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基本未受影响。在第二个周期，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国际资本流入净额从1996年的1104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139亿美元。（注：赫尔·希尔等：《东亚的外国投资》， 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1998年11月，第36页。）可见，从1996年开始的世界经济结构性波动对东亚危害最烈。东亚金融危机的波及效应导致世界经济剧烈动荡，又加剧了结构性变量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从电子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看结构性变量如何引起世界经济动荡
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它导致价格下跌。1996—1998年的三年间，世界市场制成品价格分别下降了3.0%、8.2%和3.9%（IMF，1998）。导致价格下降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效益提高、成本下降和生产过剩等三个因素。实际上，代表效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自80年代以来处于下降态势。1960—1973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0%，1973—1979年为0.8%，1979—1997年为0.9%。 （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98年8月，第284页。）即使效益提高促使价格下降，也不会是突然的，而制成品世界市场价格是从1995年上升10.1%突然在1996年下降3.0%的。以成本分析，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不高，但没有下降。原材料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下降，价格对制成品成本的影响减弱。1996年和1997年，制成品价格下降幅度甚至大大超过初级产品。可见，价格疲软主要是生产过剩所致。
价格波动导致国际贸易增长波动。价格上升，贸易增长率加快，反之贸易增长率降低。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周期加快，价格波动幅度加大。从1996年的情况看，以电子产品为主的主导产品价格波动是导致国际贸易波动的主要因素。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不降反升；高技术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电气产品价格则大幅度下降。1995—1997年，电脑和办公机械的价格下降25%，电子设备下降30%，电气机械及设备下降10%。（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98年8月，第21页。）
国际贸易波动通过主导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3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是国际资本流动减少的直接原因。80年代中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减少，则是石油价格变化导致的。1996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再次下降，也是因为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下跌。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由于初级产品价格波动，而是制成品，主要是高技术产品价格下降。
80年代之后，产品价格波动之所以很剧烈，是因为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更快。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经历了五个产品生命大周期。周期的长度一个比一个短，从第一个周期的60年缩短到第五个周期的30年。产品价格在生命周期初期较高。在大周期中，各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也不断缩短。随着成熟期的到来，生产技术更成熟，成本下降，价格自然下跌。同时，市场相应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大规模生产更容易导致生产过剩，把价格进一步压低。产品升级换代加快，老一代产品被淘汰的速度也相应加快，积压的老一代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更低。从产业革命发展的规律看，主导产品的生命周期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更直接；主导产品的生命周期越短，价格下跌的速度越快。在知识经济发展进程中，电脑成为主导产品，价格一度很高。由于技术进步加快，电脑生命周期缩短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制成品，产品迅速升级换代，价格下跌的速度也超过以往任何产品。按性能价格比计算，目前的电脑价格只相当于20年前的万分之一（如果轿车价格以同一幅度下跌，目前每辆轿车的平均价格不到5美元）。
电脑价格剧烈下跌，与它有关的电子产品的价格随之剧烈波动。在众多的电子产品中，硬盘驱动器是电脑工业的核心，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电脑中。随着电脑的普及，生产不断扩大，销售迅速增长。1996年，全球市场销售额达260亿美元。作为产品，它有三个特性， 一是产品生命周期短。二是生产规模大，三是它不是最终产品，而是电脑的一个部件。这些特点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过剩。关于电脑的产品生命周期，著名的莫尔定律已经做了说明。1975年，莫尔预言，电脑芯片的容量每两年翻一番。到1994年，翻一番所需的时间只有18个月。（注：[美]比尔·盖次：《未来的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电脑升级换代的周期从过去的24个月缩短到目前的12个月。作为一种部件，硬盘驱动器必须适应电脑升级换代，其产品生命周期已缩短到9 个月，笔记本电脑使用的硬盘驱动器的产品生命周期只有6个月（目前， 轿车的产品生命周期是两年半到三年）。适用于多媒体电脑的硬盘驱动器更新换代的速度已与时装相差无几。硬盘驱动器的最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89年年产为100万台，1996年增至1600万台。 由于生产规模过大，作为电脑工业的一个部件，很容易形成双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一是如果电脑本身过剩，硬盘驱动器也会过剩。二是新型电脑问世，旧一代的硬盘驱动器及其生产设备被淘汰，生产能力过剩进一步加剧。因而，硬盘驱动器市场的供求关系很不稳定。全球销售额增长速度从1994 年的35%降至1996年的18%。（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1997年，第181、172页。）
硬盘驱动器的产品特性决定它的生产特点。一是生产高度垄断。1996年，八家最大的跨国企业垄断了全球生产的90%。二是研究和开发费用很高，因为它的精密度很高，是一种技术高度密集的产品。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短，需要不断投入研究开发费用。三是由于零部件种类繁多，从设计开发到最终产品组装分为不同的阶段。四是新的生产者可以利用产品升级换代机会，进入该产业，因而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激烈。在新一代产品不断涌现与旧一代产品不断被淘汰的夹缝中，企业竞争力取决于适应产品生命周期的研究开发能力、获得零部件供给的能力及低成本的加工装配能力。显然，跨国公司具有生产和竞争优势。为保持竞争优势，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也为了避免生产过剩的损失，它们利用生产全球化，把高增值的研究开发和精密部件生产放在本国。低成本的加工装配，即硬盘驱动器生产的下游阶段，放在发展中国家。1995年，全世界硬盘驱动器的加工装配有64%集中于东亚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只占5%。（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1997年，第181、172页。）这种国际分工格局有利于跨国公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企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产品研究与开发和关键部件的生产，也就主导了产品生命周期变化，可以主动调节生产能力，从而缓解生产过剩。加工装配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反应是被动的，往往落后于产品生命周期变化，易于导致生产过剩。因此，加工装配企业深受其害。而且，由于从研究开发到零部件制造，再到加工装配的国际分工链条很长，处于最后加工装配阶段的东亚企业，难以适应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加之不易得到新产品开发信息，淘汰旧一代产品的速度迟于新产品问世，更易出现生产过剩。东亚因接受国际化的加工装配生产而过度增加投资，遭受生产过剩危害的程度就更严重。
动态存储器的产品特点也符合莫尔定律，其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不同于硬盘驱动器的是，该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其生产处于电子工业的上游阶段，因而被称为电子产品的“原料”。任何一种电子产品生产过剩，都会危及到它。人们把它视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标志。开发和生产动态存储器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主要目标。80年代之后，东亚大力发展该产品生产。跨国公司也把生产转移到该地区。到90年代中期，韩国的动态存储器占全球生产的比重高达1／3。从1995年开始，由于产品升级换代和需求疲软，全球16MB动态存储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产者展开价格竞争。16MB动态存储器的单价从1993 年的150美元骤降至1996年的10美元，全球销售额从1995年的410 亿美元猛降至1998年的130亿美元。（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1997年，第181、172页。）韩国企业的产品即使低价竞争，也难寻销路，因而严重亏损，无力偿还因巨额投资而欠下的债务。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国企业的情况更惨。韩国和泰国的动态存储器生产者基本是本国企业。它们要承担巨额投资、过剩生产能力和价格三大风险。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参与这些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风险相对较小。统计表明，1990—1997年，韩国和泰国产品的单位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说明，跨国公司垄断上游生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本国企业。
说到底，东亚金融危机与1929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即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不同的是，1929年的危机是由于经济总量过剩，而东亚金融危机是由于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即电子产品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波及效应集中说明结构性波动已经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因素。
四、对结构性波动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若干思考
正是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条件下，东亚的制造业出现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超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入也相应增加。东亚工业高速增长主要是发达的工业生产转移推动的，因而有人把东亚称为新的“世界工厂”。其中，电子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突出。1990—1995年，泰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5%，电气机械、专业和科学设备的增加值则分别增长了100%多。 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电气机械、专业和科学设备的增加值则分别增长了70%多。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电气机械、 专业和科学设备的增加值增长了250%。（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全球报告》， 1997年，第129、229页。）制造业超高速增长推动了出口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出口商品结构的高级化，出口结构迅速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数据显示，1990—1996年，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增加基本成正比关系。泰国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增加36%，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相应下降36%。韩国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增加60%，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28%。马来西亚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增加15%，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18%（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复苏之路》，1998年，第20、22、21页。）。到1995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
以国际生产转移为动力，把发展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应该说东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然而，1996年，在世界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下降中，东亚经济受到严重损害，高技术产品出口受到的损害最惨重。1995—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了10%。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下降程度更大。电气机械和设备下降了9%，电子设备下降了25%， 电脑和办公机械下降了40%。（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复苏之路》，1998年，第20、22、21页。）主导出口产品价格下跌导致这些国家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偿还外债的能力下降，引发了货币贬值，一场金融危机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从经济决策的角度考察，结构性波动之所以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投资失误。199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世界产业结构的总和变化速度大大慢于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平均速度。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观点，这是由各国的重复投资造成的。生产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重复程度。各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为提高竞争力而谋求规模经济和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使重复投资更为严重。其次，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顾客观经济条件，盲目发展高技术产业，实际上是接受了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输出的过剩生产力。从80年代起，美国迅速发展电脑工业，1983—1988年， 电脑设备投资增加了614%。这是在比较坚实的技术基础、比较灵活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条件下实现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对外依赖性很强，盲目发展，过度投资，势必导致结构畸形。
与发展中国家一度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单一结构相类似。尽管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转向制造业，但结构过于单一。无论是上游产品，还是下游产品都是如此。1990—1995年，在全球最大的15个办公机械和电讯设备出口国（地区）中，美、日、德、法、英占世界出口比重下降，而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的比重迅速上升。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0—30%。（注：《世界贸易组织年度报告》，1998年，第83页。）因而，出口过分集中于电子产品。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占总出口的50%，菲律宾占45%，韩国占40%，泰国占33%。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电子产品占世界总出口的12.2%）。1996年，由于64MB动态存储器的推广，4MB和16MB 动态存储器价格暴跌。韩国大财团无视新一代产品的出现，不顾生产过剩和需求疲软，继续扩大旧一代动态存储器的生产能力，占半导体生产的比重高达80%。历史教训说明，过于单一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导致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经不起生产过剩的打击。3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结构在经济总量过剩中经受打击；9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单一的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结构在结构性过剩中受到冲击，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电子产品是典型的全球化产品和知识经济的结晶。其生产和贸易的波动导致东亚金融危机，可以说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任何事物在其出现初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本世纪初诞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也初露端倪，但好景不长，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现在，经济全球化尚处于幼稚阶段，当然存在不完善之处。知识经济刚刚起步，也不可能没有疵点。
反思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更应该思考如何防止或减弱结构性波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性波动是市场力量发挥不当的结果，是市场失灵所致。跨国生产使企业行为全球化，市场失灵也具有全球性。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全球性宏观经济波动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当出现世界经济衰退的危险时，各国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可以联手降低利率，以对付全球性的结构性不平衡。例如，全球性的重复投资，跨国公司的垄断和恶性竞争等，都不局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范围之内。当出现全球结构性过剩，如电子产品过剩时，政府还拿不出解决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当然，解决结构性波动的问题，要靠结构政策。如竞争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等。一国政府应强化本国的结构政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尤其繁重。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开展结构政策的国际协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中，竞争政策已被提上日程；在一些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如欧盟）中，税收政策的协调也被考虑列入合作进程。在传统上，结构政策纯属国内经济政策，涉及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利害关系和国家的经济决策主权，因而使开展国际协调和合作更困难。但是，结构性波动的影响日增，对世界经济动荡的作用日强，迫使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其次，从知识经济的角度，重新认识技术与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任务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展高技术产业。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片面发展电子产业，加剧了本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它们的教训说明，在缺乏主导高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能力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自己的研究与开发体系的渐进过程中，接受发达国家转移的生产，要全面把握知识经济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知识经济与高技术划等号。知识起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技术的知识，其内容是人们已经普遍重视的；二是关于属性的知识，它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内容包括产品的特性、工人的素质、企业的经营管理特色、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投资决策的水平等等。总之，它涉及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和传播等方面的问题。信息不灵会加剧市场失灵。在动态存储器的全球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韩国大财团仍一味增加投资，是信息不灵加剧市场失灵的一个例证。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克服或防止结构性波动，要解决关于属性的知识的获取和应用问题。这需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搜集、整理加工和传播机制。否则，发展高技术产业只能事倍功半。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关于技术与发展的关系，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希望本文能作为一个引子，以期引起世界经济学界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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