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上海论文,中共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2000）02－0015－（07）
1949年4 月英国军舰在长江上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以后，英国对华政策陷于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是铁定的事实，而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被扣在镇江附近，英国方面同解放军的谈判出现僵局，“长江事件”使英国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国共之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于上海，维持英国在那里的商贸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同中共政权的联系，缓和因“紫石英号”事件而造成的英国与中共的军事对立遂成为英国对华政策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在对待中共政权态度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紫石英号”事件和英国对华“中立”政策的放弃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国共冲突不断加剧，英国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在华经济利益和维持香港地位，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对华“中立”政策。尤其是从1946年夏国共内战爆发以后，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禁运军火的政策。同年10月13日，英国外相贝文（E.Bevin）在巴黎同美国前国务卿伯恩斯（Byrnes）讨论后，致电首相艾德礼（C.Attlee）， 建议英国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在这段时间内，英国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1]英国外交部官员基臣（Kitson ）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将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2]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南京政府试图由国际社会出面调停国共战争。1月8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分别照会美、英、苏、法四国政府，希望通过四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恢复和平。[3]（P935）但英国政府拒绝调停。 英国政府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声称：“对目前阶段的战事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照会表示，一俟中国恢复和平进行重建时，英国则将“尽力协助”。[4]（P773）
英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主要是不愿意陷入中国的内战中去，避免给日后英国在华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正如英国贸易部官员胡柏（H.O.Hooper）在1947年8月7日发表的备忘录中所强调的那样，英国只有在“稳定而和平的中国”这种条件下才会全力发展对华贸易。[5] （P299）也就是说，英国希望同有能力控制中国的政府发展关系。英国政府和朝野各界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以及国民党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在华利益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英国驻华公使蓝来讷（Sir Lionel H.Lamb ）认为：“最终由共产党统治全中国已经无法阻挡。”[6]12月13日， 英国内阁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了“不退出中国”（keep a foot in the door in China）的政策，指示英国驻华外交机构与侨民“应努力留在原地，与共产党建立事实上的联系，并寻求在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7]1949 年4月20－21 日在长江上发生的英国军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冲突使英国的“中立”努力前功尽弃。“紫石英号”事件的发生让英国政府丢尽脸面，一方面迫使人们产生“英国依然是一个没有改邪归正的殖民大国”的印象，另一方面有使英国陷入国共军事冲突中而不可自拔的危险。所幸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和艾德礼政府的理智与冷静，未使事件进一步扩大，双方均认为这是偶发性的意外事件。（注：有关英国军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上发生的军事冲突，可参见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不过， “紫石英号”事件给英国对华政策带来的影是多方位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而同中共当局进行接触、谈判，继而发展为对中共“事实上”的承认。
承认问题的提出——英国对中共政策的转变
早在1949年5月上旬，英国政府就在考虑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问题。此时英国与中共之间的难题——“紫石英号”事件尚在谈判之中；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则使英国政府更为担心。上海是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特别对英国来讲，那里是英国商人的投资重心和英国侨民的聚集地。英国在1948年底曾制定过由英国皇家海军保护上海英国侨民的计划，即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让他们乘坐英国军舰离开。但“紫石英号”事件导致外国军舰从上海撤退，迫使英国重新考虑对策。
5月7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Urguhart）致电英国驻南京大使施谛文（Ralph Stevenson）， 建议由英美等列强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上海进行“有秩序的权力转移”，即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由解放军和平接管。厄克特认为，英国不能再错过良机，“我们必须迅速地全面审视一下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方面可以采取的手段，只要共产党一旦提出民意必须尊重，在上海市内打仗是愚蠢的，任何摧毁这座城市的行动都是犯罪行为的话，我们就应该采取这种手段。”厄克特甚至希望“说服美国人威胁要断绝对华南或台湾的援助”。他指出，“或许也可以让蒋介石明白，作为最后一招，我们的军舰可以控制他的海上退路”。厄克特认为，“我们必须试图使共产党人了解并赞同我们和美国人正在试图努力做的事。我们当然得既为中国利益也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尽力。”他认为“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必须严格注重实际”，共产党感兴趣的是上海的“技术工人和工厂幸免于难”，而英国也“不希望失去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超越俄国之上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是建立在我们在这里的工商资产和经验基础之上的”。厄克特显然打算通过让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管上海来取得中共政权的好感，以至于解决悬而未决的“紫石英号”交涉，保持英国工商界在上海的经济与商业利益。这就是所谓让英国侨民“留下来”的政策。厄克特认为，假如英美采取的这些行动是无效的，那么英国政府就应该重新考虑其侨民留在上海的政策。[8]
对于厄克特的建议，施谛文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他在5月10 日给厄克特的回电中强调，“和平有序的移交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即使我们采取的任何主动都有可能被（国共）双方看作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能够向公众证明我们采取这样的积极步骤是正当的就足够了”。尽管他对于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感到“沮丧”，但他认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经济援助中的配额”将是行之有效的施压手段。不过他认为“为了同共产党建立实际关系所进行的长期努力的徒劳无效”，妨碍了同中共的直接接触。因此，他对中共“在现阶段能够听从劝告，对外国的亲近（官方或非官方的）作出反应，或能够尊重国外的民意”，均不抱“太大期望”，并推断安排那种和平移交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权力范围”。不过，施谛文从“共产党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用长江事件来煽动反英情绪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9]在英国的倡导下，英、美、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将领提出一项由中外人士议定的联合建议，请国民党军队立即退出上海，“以避免这座城市陷于不必要的毁坏和杀戮之中”。同时，施谛文主张，“为了英国的长远利益”，英国外交官员应该“尽一切努力留下来”。[10]
5月12日，贝文就上海局势发表备忘录。 贝文除了赞同施谛文的政策外，还引人注目地谈到“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问题，并称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已就承认中共政府的可能性达成结论：在一个中央政府建立之前将不会采取这一步骤。但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事实上的承认问题将要求予以迅速答复。因此，鉴于采取一致行动是极为必要的，大使们建议应尽早就此问题同英联邦各国政府及大西洋集团各国举行磋商。备忘录透露，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各国应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应当匆忙地对共产党表示亲近，而应该让中共采取主动。但英国和法国政府则认识到中共“可能并不满足于事实上的承认”。列强之间达成的总体协议是：（1）不对共产党趋之若鹜。（2）保持一种共同的看法。[10]
5月13日，英国内阁讨论了上海的局势， 艾德礼首相担心留在上海的4000名英国侨民的安全，害怕上海一旦被解放军占领，英国侨民可能成为中共手里的人质。但内阁否决了利用英国商船从上海撤退英侨的计划。对于国防大臣提出的“在海、空军保护下实施撤离”的方案，内阁成员们批评“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的可能性将令人十分怀疑，它必将具有极大的挑衅性”。阁员们认为在中共已占领的其他城市，如北平、天津和南京，“他们对英国侨民相当友好”。[11]
突破封锁的运输——英国与中共经贸关系的建立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紫石英号”事件发生，英国同中共的接触却在扩大。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报告， 英国开滦矿务局的普瑞奥（Pryor）于5月8日被召到北平同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举行会谈，姚依林指出在7月底之前没有向上海运送煤炭的必要。5月10日返回天津后，普瑞奥又在那里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告诉普瑞奥：（1）在共产党获得足够的食品供应上海人民的需求前， 人民解放军不打算进入上海城内。（2）华北的食品十分短缺， 并受到因旱灾而造成的冬季粮食歉收的威胁。（3 ）中共华北当局能够从东北获得大量食品供应的希望很小。两位负责中共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同普瑞奥的会见，给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共当局“非常担心遍及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持续的经济恶化，并害怕占领上海的直接影响会使得事态更糟”。[12]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27日占领了上海。 国民党海军遂对上海外海实施封锁，其封锁区域南起福建闽江口，北至东北辽河口，切断了上海港同外界的交通。国民党的飞机和军舰还袭击来往上海的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国民党封锁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上隔断上海，以阻止共产党有效地控制这座东方大都市。对于国民党的封锁，英美均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并宣布他们反对封锁，不承认封锁的有效性。[13]（PP171—174）
上海的困难局面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遂考虑“采取一些救援措施”，主要是运送稻米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防止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14]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同英国展开了争论。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他们现时对我们商业利益所采取的态度，就不应采取这些足以使共产党经济受益的救援措施。”但英国外交部争辩说：“我们不能无视我们的侨民将会面临的危险，如果因缺乏燃料导致公用事业的停顿或接着发生饥民暴乱时，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英国政府认为美英等国应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允许救援船只进入上海，或这类船只是否应该受到军舰的护航”。英国驻美使馆奉命就向上海实施紧急救援问题进行交涉，请求美国方面的合作。[14]
由于“紫石英号”事件带来的影响，施谛文有些担心英美海军护航强行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的做法会因“非法闯入（中国）领海而受到（国共）任何一方的指责”，让国共双方均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不过，施谛文认为，“假如美国政府准备赞同我们做法的话，至少这将会增强同（中共）中央政府的接近取得成功的机会。”尽管不能指望中共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但施谛文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15]然而，美国拒绝参加英国提议的救援行动。国务院官员巴特沃斯（Butterworth ）并且希望英国政府“如果决定着手实施他们的计划的话，不要向（国民党）当局陈述，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他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产生怀疑”。巴特沃斯强调美国政府对其侨民的态度是“要他们离开上海”。[16]
根据贝文的备忘录，中共当局急于安排从英国所属的开滦矿务局定期地向上海和青岛运送煤炭，而担任海上运输的则是香港的天祥洋行（Messrs.Dodwell and Company of Hong Kong）。 天祥洋行同中共北平当局和开滦矿务局商定，每月向上海和青岛分别运送12.5万吨与1.5 万吨煤炭。香港总督葛量洪（A.Grantham）支持天祥洋行的这个举动，认为该洋行“是能够承担起这个生意的惟一外国商社”。[17]至同年7 月，天祥洋行包租的一艘英国轮船和一艘希腊商船已离开香港驶往秦皇岛，从那里装煤运往上海。葛量洪指出：“如果煤炭无法运到上海，将会产生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上海的）工业可能会因此而停顿。工潮的发生将会使得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对外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的影响。”葛量洪认为，如果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而不能向上海运送足够的煤炭，“共产党将不能把上海附近的困境归咎于不友好的外国政府”。[17]
英国政府认为，“应该鼓励英国商界继续同中共进行贸易，尽管这是在没有担保的条件下进行的”。[17]英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早在1949年3月4日就已确定，当时的内阁决议：“应该支持英国工商界只要有可能就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愿望。”贝文因此建议由香港总督通知天祥洋行，英国政府“将不会在其预定的运输途中设置障碍”，但该洋行所提供的煤炭数量“不应该超过一般民用所需”。贝文同时强调，“如果共产党继续对外国人的利益采取敌视的手段”，英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救援政策。[17]
“不退出中国”与“法律承认”新中国政策的确立
英国政府为什么对中共采取这种亲和政策呢？这主要由英国在华利益所决定。根据上海英商公会的粗略估计，至1949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大约为3亿英镑，其中1.9亿英镑集中在上海。[18]正是这种巨大的商业利益，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不退出中国”的政策。而国民党对上海封锁造成的局面使得英国商社准备撤出中国。据报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工资同米价挂钩的政策，使得英国公司每月要向上海汇款35万英镑。因此，沙逊洋行（E.D.Sassoon & Co.,Ltd.,）和英美烟公司（The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等一些重要商社决定，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便立即撤出，以避免更大的损失。[19]英国驻美使馆认为，“如果我们的商社现在就被排挤出去的话，那么我们届时与之（指中共）讨价还价时，手中将会一无所有。尽管如果停止同所有西方国家的贸易无疑将会使共产党中国蒙受损失，但共产党将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宣传武器并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应该对他们所遭受的困苦负有责任。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确实应该继续努力留在那里。”他们指出国民党的封锁“损害不了共产党，但几乎等于损害了中国人民和外国商社的利益。因此，运送物资以缓解共产党的处境是毫无问题的”。[19]
由于美国的反对，英国内阁在7月22 召开的中国和东南亚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不准备单方面强行打开国民党的封锁线”。因此，上海英商公会（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代表斯特朗（William Strong）致函艾德礼首相：“我们总是在考虑共产党最终将要采取一种国家贸易模式来排除英国商贸企业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由于共产党真的需要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因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断定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一二年内同英国商社进行贸易。从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共产党无法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这两点来看，现在英国商社似乎不得不很快关闭。我们因而期待着政府的压力增加，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商人。”上海英商公会因而提出一项临时动议，要求美英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基于人道的理由允许救援船只通过其封锁线前往上海，以改善在沪英美商团的困境。[18]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赫克特·麦克尼尔（Hector McNeil ）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了交涉。麦克尼尔向美国驻英公使霍尔姆斯（Holmes）表示，“我们的在华利益要比美国大得多，因此，要想整个将它们迁移出去，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尤其是现在”。[20]美国于是同意进行这种斡旋，要求国民党允许救援船只不受干扰地进入上海。但美国坚持这些船只通过的主要目的在于撤离上海的英美侨民，而英国则是要向在上海的侨民供应救援物资。美国主张美国公司从中国撤退，而英国的政策则是鼓励英国商社留在中国。麦克尼尔向艾德礼建议：只要国民党同意让足够数量的英国船只驶往上海以提供必需的救援物资的可能性还存在，英国就不会考虑试图打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努力失败的话，我认为要求部长们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将是必要的。”[20]英国同美国在华利益存在截然差别。英国在华投资涉及工厂、矿山、航运、房地产、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而不像大多数美国企业只由分支机构在华从事经营或销售。英国工商企业的根基在中国和香港，一旦从中国撤离，就意味这些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即使不得不从上海等地撤离，香港将是这些工商企业最后的基地，所以，维持香港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
据报告，从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共发生了16起国民党海空军侵扰英国商船的事件。1949底，国民党政权甚至威胁要轰炸停泊在共产党控制区港口内的英国商船。为此，英国向长江口外海派驻了两艘护卫舰。贝文在1950年5月24日声称，“英国在华利益受国民党封锁的损害， 大于受共产党所作所为的损害。”[21]
从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香港的前途来看，英国各界认为应该寻求同中共合作，而不应该与之对立。正如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邓宁（Dening）在为内阁起草的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英国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继续承认国民党无助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正式承认中共政府才能得到保护等。[22]
1949年7月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逃出了长江， 该舰之所以能够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连闯江阴、吴淞口等要塞，驶出由解放军严密控制的长江，完全是中共中央军委下令“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的结果。[23]从表面上看，“紫石英号”事件以这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似乎让人迷惑不解，实际上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共之间广泛接触，已使双方达成谅解与共识，只是当时历史环境无法采用更平和的方式。对于中共和英国来讲，这无疑摆脱了双方关系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个事件，英国和中共政权有了广泛的接触，为今后进一步的谈判与平等交往奠定了基础。中共对英、美采取了分化的态度。 8月26日，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召见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希望和外国工商界建立正常关系。章指出上海的困难是国民党军事封锁造成的，同意保护商船的英国军舰开到吴淞口。8月30日， 上海市长陈毅又会见上海英商公会主席、怡和洋行经理约翰·盖西克（J.H.Keswick）， 郑重表示中共不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外国人对上海的未来应有一个乐观的期望。英国驻华大使馆因而认为中共正在克制任何损害英国利益的倾向，并愿同英国建立商业关系。英国政府亦于8 月下旬确定了“法律承认”中国新政权的政策，认为英国不承认一个已有效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政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且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时将面临严重的实际困难，拖延承认可能严重损害西方在华利益而得不到任何补偿。[24]（P731）可以断定，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共政权的政治接触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为英国在1950年1 月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