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公主入道原因与道观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观论文,唐代论文,入道论文,公主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公主热衷入道为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她们摆脱了传统女性身份的束缚，自由自在地与他人交往，构成了唐代社会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由于她们的行为与传统的观念不符，故后人对此颇有微词，明胡震亨在《唐音统签》中注李商隐《碧城》三首时说道：“此似咏其时贵主事。唐初公主多自请出家，与二教人媟近。商隐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恩、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主皆先后丐为道士，筑观在外，史即不言他丑，于防闲复行召入，颇著微辞。味诗中萧史一联，及引用董偃水精盘故事，大指已明，非止为寻恒闺阁写艳也。”①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唐代女冠公主的研究，比较有力度的文章有丁放、袁行霈先生的《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和王汝涛的《玉真公主轶事考——兼论唐代公主入道》两篇。另外，李嘉郁的《长伴吹箫别有人——谈唐代中后期女冠公主的社交与恋情》及邹流芳的《唐代公主入道现象探析》也对公主入道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些文章虽然各有所见，但因为所掌握的资料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关于唐代公主入道一事仍然有较大的论述空间。因撰本文，对唐代公主入道一事再做详细考证。
一、唐代入道为冠的公主人数考
《新唐书·公主传》于唐代公主入道有着比较明确的统计，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内容来研究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但有证据显示，不但《公主传》所载并不十分精确，而且今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迷惑不清。譬如李嘉郁认为“检诸史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唐诸帝201位公主中，曾有过入观做女道士经历的竟有21人之多。”其中“代宗之后入道的唐公主共有12位，即：德宗一女，文安公主；顺宗三女，浔阳、平恩、邵阳公主；宪宗二女，永嘉、永安公主；穆宗二女，义昌、安康公主；敬宗三女，永兴、天长、宁国公主；文宗一女，兴唐公主。”②她的说法显然没有经过细致的考证，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第一，《新唐书·公主传》所载公主共二百一十一人而不是二百零一人；③第二，代宗以后入道的公主有九个而不是十二个，敬宗三女与文宗一女并未入道，李嘉郁之所以这么认为，主要是根据《公主传》中“安康公主，为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只说永兴等四位公主与安康公主混在一起颇为扰人，并没有说她们也入了道。这四位不能算在入道的公主里面。又，邹流芳认为“据《新唐书》卷八十三记载，唐代公主入道者共计13人，她们是：睿宗女金仙、玉真公主，玄宗女万安、寿春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德宗女文安公主，顺宗女浔阳、平恩、邵阳公主，宪宗女永嘉、永安公主，穆宗女义昌、安康公主”。④同据《新唐书》，她的结论又与李嘉郁不同。另外，姚平在《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中又说：“据《唐会要》，在212个唐公主中，共有10人曾被诏度为女道士。”⑤与前两人的统计又不同。显然，到底有多少公主入道还真需要论证一下。
按：《新唐书·公主传》和《唐会要》卷六《公主》对公主入道都有统计，但略有出入。前者载十四位，后者载十一位，其中睿宗女金仙和玉真公主、玄宗女万安公主和寿春公主(楚国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德宗女文安公主、顺宗女浔阳公主、宪宗女永嘉公主和永安公主、穆宗女义昌和安康公主等十一位公主两书皆有，她们入道当无疑问。《新唐书·公主传》多记载的三名是太平、平恩、邵阳。太平公主大名鼎鼎，根本不是女道士，但是她确实入过道，只不过后来又还了俗。如《新唐书·公主传》载：
太平公主，则天皇后所生，后爱之倾诸女。荣国夫人死，后丐主为道士，以幸冥福。仪凤中，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筑宫，如方士熏戒，以拒和亲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主曰：“以赐驸马可乎？”帝识其意，择薛绍尚之。⑥虽然太平公主少年入道成年以后还俗，但终究入过道，所以也应算做一个。
平恩与邵阳是顺宗之女、浔阳公主的妹妹，按《新唐书·公主传》所载“浔阳公主，崔昭仪所生。大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公主并为道士”⑦，则她们与浔阳公主同时入道。不过，紧接的下文是她们早薨的记载。《唐会要》中于平恩和邵阳公主的记载极简，未云入道只云早薨。《唐会要》的作者王溥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都是北宋时人，两人所见资料大致相同，可能是同一个来源，但是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会有出入呢？究其原因可能是书写体例的关系，《新唐书·公主传》是传记形式，所录能详尽细，而《唐会要·公主》汇总辑要形式，所录甚简，如其记包括浔阳公主和平恩、邵阳公主在内的顺宗十一女曰：“汉阳，降郭鏦。普安，降郑何，赠梁国，谥恭靖。东阳，降崔杞。西河，降沈翚。云阳，降刘士泾。襄阳，降张克礼。浔阳，入道。临汝，早薨。阳安，降王承系。平恩，早薨。邵阳，早薨。”⑧因其简，故而极有可能漏掉了平恩、邵阳入道一事。实际上《唐会要》同卷《杂录》又载：“大和三年正月敕，浔阳、平恩、邵阳三公主，皆舍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赐封物七百段疋，仍准旧例，春秋两限支付。”⑨平恩、邵阳很可能入道不久即薨，故而《唐会要·公主》略其入道一事。根据两书所载，唐代入道公主前后共有十四位。
在入道的公主中，文安公主的身份有很大的疑问。《新唐书·公主传》和《唐会要·公主》均云其为德宗女，但《文安公主墓志铭》却说她是“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九代之孙，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第十七之女，今上之老姑也。”⑩不知此文安是否为彼文安乎？按：唐代公主名号有重复者，但相隔时间相对较长，如高祖时的永嘉和宪宗时的永嘉，穆宗时的义昌和昭宗时的义昌，代宗时的太和与宪宗时的太和；不过时间相隔较近的也有，只是不如前者多，如代宗时的普宁与德宗时的普宁，以及德宗时临真与宪宗时临真，难道德宗和顺宗之女都有封文安公主的？又按：《墓志》云文安卒于大和二年，与《新唐书·公主传》所云“薨大和时”同，则此文安与彼文安似乎为同一人；但《墓志》却未载此文安入道一事，似乎此文安与彼文安又不是同一人。不过，根据《墓志》所云“是加封鲁之恩，不及配陈之礼”之文，则知此文安与彼文安同样未曾嫁人。因此，正史所云文安与《墓志》所云文安是一人还是两人实不好妄下定语。又按：墓志的撰写者宋申锡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数据与史实不应有太大的出入，但志文中的有些数据明显含糊不清，如其云文安为高祖九世孙，但实际推算却是八世孙(如果文安的确是顺宗女的话)，而从顺宗推算，文安应为文宗的姑奶。又如其云文安为顺宗第十七女，与《新唐书》和《唐会要》所记载的顺宗有十一女不同，即便因国史不修而导致正史缺载的话，出入也不应如此之大。但是，若说宋申锡撰写墓志时信口开河、信笔涂邪，也不至于将德宗女误为顺宗女。由此看来，若不是《墓志》有误，就是《新唐书》和《唐会要》有误，要么就是有两个文安公主。姑存疑待考。
除此以外，据《唐会要》卷五○所载，唐代还有三个道观是因公主入道所建。一为咸宜观，“宝历元年五月(‘历’疑‘应’误)，以咸宣(‘宣’疑‘宜’误)公主入道，与太真观换名焉。”(11)二为华封观，“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号华封。”(12)三为新昌观，“天宝六载，新昌公主因驸马萧衡亡，奏请度为女冠，遂立此观。”(13)此三位公主加上前面的十四位，则唐代公主入道者共十七人。除掉还俗嫁人的太平公主，则入道的公主共有十六位。这个数目占全部公主人数的7.6％，这个比例虽然不大，却也不能说很小。
二、唐朝公主入道的原因与年龄
由于文献的缺失，唐代十七位女冠公主能考察出她们入道原因的并不是很多。一般说来，公主出家选择入道而不选择入佛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唐代皇室把道教奉为国教，但就公主个人而言，每个人选择入道的原因又不完全相同。
太平公主入道的原因见于前文，她是奉母之命为外祖母祈福而入道的，后来为了拒吐蕃的和亲才真正进入道观。出于祈福目的入道的还有金仙与玉真两位公主，她们都是睿宗之女、玄宗的同母妹妹，与太平不同的是她们是自求入道，入道时间在太极元年。(14)表面上看，金仙与玉真入道是为高宗武则天祈福，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她们本身对道教的信仰。如《金仙公主墓志铭并序》曰：
仰观景宿，河汉丽其天孙；缅阅虞篇潇湘降于帝子。则仙岳遥启其碧镂，軿车秀出于紫微。莫不秩比藩侯，礼同王后，矜荣教舞，恃宠求郎，未有糠粃膏腴，浮云骄贵，悟指马以齐物，归道德以全贞。简册之所未传，斯见于金仙长公主矣。公主讳无上道，太宗文武圣皇帝之曾孙，高宗天皇大帝之孙，睿宗大圣贞皇帝之女，今上之第八妹也。……先帝昔居蕃邸时，封西城县主，及登极，进册金仙公主，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固将脱落容服，傲睨徽章，薄
卉而不顾，想琪林之可掇。皆公主之志也，节也。(15)从墓志来看，金仙本身对道教非常喜爱，主动要求入道为冠。她入道时年仅十八岁，至二十三岁受法，一生没有婚配。
玉真公主的年龄大约小金仙两岁，(16)《新唐书·公主传》未载其入道原因，但她既与金仙是同母姐妹，俩人幼失母爱，相依为命，关系之亲密非一般姐妹可比。金仙对道教的热衷，不会不影响玉真的信仰。另外，她们的同母兄长即是对道教修仙情有独钟的唐玄宗，而唐玄宗又与这姐妹二人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因此玉真之入道原因应与金仙一样，都是出于对修仙长生的追求。王汝涛认为：“玉真公主之所以要做女道士，又要嫁张果，也许由于她真的‘早岁好道’，也许因为她不愿意嫁个平凡的人，是不是她有心嫁五姓子弟而不能得，索兴不嫁了呢，观下文涉及的她欣赏太原王家的王维一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17)按：自初唐起，李唐皇室一直对山东五姓实行打压政策，太宗时修《氏族志》即将第一显姓的清河崔氏列为第三等。中唐以前，公主婚配虽然不排除与山东士族联姻，但主要的通婚对象却是功勋和姻亲子弟。虽然这可能也与五姓不愿意与李唐皇室结亲有关，但文献中确实未见李唐皇室有主动攀亲的迹象，所以玉真公主入道与嫁不嫁五姓没有关系。至于她对王维的举荐，那是出于一个爱好文学的贵妇人对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后进的欣赏而已。
新昌、永穆、咸宜、楚国基本上都是步入了中老年、丈夫去世以后才入道的。《唐会要》记载道：“新昌公主因驸马萧衡亡，奏请度为女冠。”(18)按照《新唐书》卷一○一《萧嵩传》所载，新昌公主开元十七年下嫁，而《唐会要》载其天宝六载入观，如果她结婚时是十五岁，那么入道时的她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妇女。永穆、咸宜和楚国公主入道时是否失偶文献并无记载，但根据史料推知当应如此。《唐会要》卷六载永穆公主结婚时间是开元十年，《唐会要》卷五○载其入道是天宝七载，如果她结婚时是十五岁，那么入道时已年过四十。咸宜公主是武惠妃之女，其母在开元晚期宠贯后宫，欲立己子寿王为太子，咸宜公主之婿也参预谋划。太子瑛被废在开元二十五年，其时咸宜公主至少已经年超十五岁，宝应元年入道时她的年纪肯定也超过四十。楚国公主结婚时间不详，但她在《新唐书·公主传》和《唐会要·公主》的排序在新昌公主之后的第五名，在玄宗三十女中排序第十，年龄应比新昌小一些，但也不会小太多，最多也就小五到十岁的样子。(19)《新唐书·公主传》载其入道时间为德宗兴元元年，那么她的年龄至少已经五十二岁以上了。她们步入中老年以后才选择入道，很可能都经历了丧偶之痛，出家为冠有为丈夫追福，并希望通过修行而祈求长生的意图。假如是因为与丈夫感情不和而入道的话，绝不会等到此时。当然，她们的入道与其父玄宗的影响也有关系。
与太平公主入道原因相似的是玄宗女万安公主，据《资治通鉴》载：“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20)按：万安公主在玄宗诸女中排行第七，她的前面有排行第四的唐昌公主，后面有排行第十一的新昌公主。据《唐会要》卷三○记载，唐昌公主是开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出降，新昌公主是开元十七年出降，则唐昌与新昌年纪相差不大，万安应该比唐昌小一点又比新昌大一点。据姚平研究，唐代妇女平均结婚年龄为17.6岁，其中15岁—16岁时结婚最多，约占总数的27％。(21)如果唐昌公主与新昌公主都是十五岁结婚的话，那么开元十六七年的时候，万安也就是十五岁左右，上推到开元四年，万安公主年方三四岁。这么小的孩子是没有自主选择能力的，她如太平一样被安排入道为她的爷爷祈福。虽然入道的原因相似，但长大以后她却和太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她“天宝时为道士”，而从《唐会要》所载“天宝七载，皇女道士万安公主出就金仙观安置”来看，(22)万安一直安心做着女冠，到了天宝七载则进入其姑母金仙公主的道观。这时她已经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
华阳公主是因病入道而祈福的。《新唐书·公主传》载道：“华阳公主，贞懿皇后所生。韶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喜遇；所恶，曲全之。大历七年，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病甚，啮帝指伤。薨，追封。”(23)从《新唐书》记载来看，华阳入道乃自求，实际上据《册府元龟》所载是代宗安排的，如“初有疾，帝命宗师道训，名曰琼华真人。”(24)在唐代，像华阳这样因为身体有病而入道的事例很多，都是希望通过入道而达到却病求福的目的。(25)按：《册华阳公主文》曰：“维大历四年……虽仅在龆年，礼未主于同姓；而载扬淑问德，已冠于成人。宜锡典章，用疏国邑，是用册曰某公主。”(26)则大历四年华阳年方八九岁，至大历七年不过十一二岁。另外，平恩与邵阳都是入道而早薨，估计她们入道的原因与华阳相似，只不过她们入道的年龄却比华阳大许多。据《旧唐书》卷一四《顺宗纪》载顺宗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驾崩，时年四十六，如果平恩、邵阳都是遗腹子的话，到大和三年(829年)她们都已经二十三岁了；如果不是遗腹子，则年龄可能还要大一些。
永安公主入道与婚姻不顺有关。据《新唐书·公主传》记载：“永安公主，长庆初，许嫁回鹘保义可汗，会可汗死，止不行。大和中，丐为道士，诏赐邑印，如寻阳公主故事，且归婚訾。”(27)邹流芳认为永安公主选择入道是为了逃避和亲的命运。其云：“从时间上看，永安公主于‘长庆初许下嫁回纥’，太和公主于长庆二年下嫁回纥，据此推断，太和公主很可能是代替永安公主而出嫁回纥的。永安公主则因出家修道而摆脱了出塞的厄运。”(28)其实据《唐会要》卷六所载：“保义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为永安公主，将以降嫁焉。其年三月，保义可汗卒。四月，册九姓回纥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请迎所许嫁公主，朝廷以封第五妹为太和公主以降。今回纥虽狄人，固请永安，而终不许。故命中书舍人王起充鸿胪寺以宣谕焉。”(29)永安已不存在必嫁外蕃之虞，因此以入道逃避和亲一说并不成立。永安公主虽然免去了和亲塞外之苦，但从此婚姻可能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她才会在六七年以后选择入道。据“如寻阳公主故事”，则其入道在大和三年以后，如果她许嫁时是十五岁的话，那么入道时至少已经二十三了。
《新唐书·公主传》并没有记载浔阳出于什么原因和理由而入道，但从永安公主入道“如寻阳公主故事，且归婚訾”一句来分析，浔阳公主入道的缘由可能与婚姻问题有关。按：顺宗女虢国公主的排行在浔阳公主之后第二名、平恩之前，她下嫁王承系。而王承系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七月之时与“太子赞善王承迪、丹王府司马王承荣等，并宜远郡安置。”(30)假如虢国十五岁结婚，那么浔阳此时的年纪就算再小，肯定也超过十五了，到大和三年(829年)，她的年龄最少也有二十九。假如《公主传》排行有误，可以设想她与平恩、邵阳同为遗腹子，那么她入道之时也在二十三岁以上了。
三、唐代女冠公主生活是否皆奢侈放纵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唐代女冠公主的道观生活既豪华奢侈，也放纵开放，社交活跃，如施蛰存先生说道：“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和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31)李嘉郁认为“道教的教义与修真者历来的习惯与传统，更加之玄宗‘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准道格处分’之令使得入道者能享有更多的个人活动自由。公主们一旦入道，便不存在皇家和夫家的约束和监督，而中唐特定的社会习尚又使女道士的修真之所—道观，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界人士的荟聚之地，这里的主人，因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交结各方人士，甚至于谑浪态情。”(32)女冠公主的道观生活肯定比俗世妇女自由而随意，但并非所有的女冠公主都是如此。本文将据下表对唐代女冠公主的生活做一详细分析，这个表格是根据前文的论述制作的。
在唐代各种传世文献中，玉真是最为活跃的女冠公主(金仙公主早逝)，她的活跃除了表现为频繁出入于皇室宫廷与兄长玄宗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表现为与盛唐时的文人频繁的社交往来。(33)郁皓贤等先生认为玉真公主大约在开元九年(721年)前后曾下嫁，驸马姓张，两个儿子即是与张姓驸马所生，但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前，玉真公主的张姓驸马已卒或已离异。(34)按：在初唐，公主离异非常正常，女冠公主还俗嫁人也并非没有先例，假如玉真公主果真先入道，后下嫁，然后又入道，史书不应讳言，可能的事实是张倜乃玉真公主的面首或情人。又王汝涛认为“玉真公主虽然多在诗人题咏中出现，但没有任何风流艳闻牵连到她，她应该是洁身自好的，而且终身如是”(35)这一说法过于武断。因为有父兄的支持，她的道观生活的确豪华而奢侈，个人私生活也相当自由，而且至少生有两个儿子。从某种程度上讲，玉真的道观生活确实代表了不受礼法拘束、尽情享受人性各种自由的唐代入道公主的优裕生活。但是父亲与同母兄长皆为皇帝身份的女冠公主在唐代只有玉真公主一个，能在士人学子寻求仕进的路途中帮扶一把的女冠公主也只有玉真公主。正是这种特殊的原因决定了玉真公主在文人士子中善缘广结，也决定了文人士子青睐玉真且愿意周游其身边。
永穆、万安、新昌都是玄宗在位时入的道，万安入住金仙观时尚年轻，永穆、新昌徐娘半老，他们的父亲又是当今的皇上。如果她们想像玉真一样生活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史载永穆公主年轻时“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36)入道以后也不应该有什么不淑之处。史籍虽无其他两位公主品行方面的记载，但各类文献中少见她们的秩事，连盛唐时期文人骚客的诗文中也无其绯闻的蛛丝马迹，这说明她们的道观生活还是比较清静的。咸宜、楚国入道的时间较晚，前者风韵犹存，后者容颜已失，不过她们的父皇早已作古，前者想风流恐怕难求有情者，后者即便有人追求也难打动其春心，因此各类文献中也难见她们蛛丝“不轨”痕迹。
代宗以后公主入道明显增多，除了咸宜和楚国以外，代宗以下还有九位公主。华阳体弱多病，入道时年仅十一二岁，死时不过十三四岁。(37)以代宗对其宠爱，绝对不会允许她离开皇宫到道观里去居住的，而据《唐会要》记载华阳观是为华阳公主追福而立，时间是大历十二年。(38)平恩和邵阳入道之前都居住宫里，身体又不好，与外界难有交通。她们三人都是入道不久即薨，尤其华阳年纪幼小，根本不会有什么风流韵事。浔阳、永安、义昌、安康入道时已经失去了引以为荣的靠山：浔阳入道时父亲顺宗已死；永安入道时不但父亲宪宗早已作古，连哥哥穆宗也入土为安；穆宗在位仅四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义昌、安康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借其福荫。缺少了父皇、皇兄的庇护，她们身上自然缺少了吸引文人士子的魅力。永嘉入道时父皇可能在，但各类史书及骚人墨客的诗文著述也未见其奇闻逸事。关于这一点，史料缺乏不失为一个好借口，但穆宗以前的史馆制度非常完备，这个借口并不充分。史料的缺乏只能说明中唐以后女冠公主的道观生活远不如从前奢华而纵意。
苏雪林女士根据唐沈亚之的《梦挽秦弄玉》诗及序怀疑晚唐“吴兴才子”沈亚之与入道的德宗之女文安公主有过一段恋情。(39)李嘉郁认为文安公主薨太和时，“这与小序所记‘太和初，沈亚之将之’，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40)如果此文安是《文安公主墓志》所云之文安，那么这种推测倒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文安在太和二年去世，年仅三十六岁，沈亚之元和十年(815年)进士及第，文安才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但如果此文安是《公主传》所云文安，那么这种推测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据《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载，德宗女燕国襄穆公主于贞元四年冬十月下降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如果此时她十五岁的话，那么排行其前的文安只会比她大而不会比她小(假如排行不误的话)。贞元四年是788年，大和元年是827年，此时的文安大约已经五十四左右了。这么大的年龄恐怕不会与沈亚之有什么恋情之类的秩事吧！而沈亚之元和十年进士及第时，文安也四十以上，沈亚之若与她有什么感情纠葛只怕也是利用她而已，实际上此时的文安已无利用之处。
中唐以后，由于李唐皇室对公主管理加强，寻求仕进的文人士子很难通过与公主交游的方式获得晋身之机，更不用说是通过女冠公主了，玉真公主只是特例，而且事实上真正获得玉真公主帮助的文人士子并不多。以女冠公主的身份，文人士子与之交游是无法获得平等或自尊地位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漂亮美貌有才华的女道士多得是，何必去侍奉公主呢？其实中唐以后，不唯女冠公主不如以前受欢迎，连在家公主都不如以前受欢迎，皇帝欲嫁公主还得专门下诏，如开成初年，“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41)除了浔阳公主以外，顺宗的其他两个女儿都是二十多岁以后才入的道，除了身体的原因外，是否有婚姻跎蹉的因素在内？永安公主在入道之前的六七年间没有议婚的迹象，文宗之女朗宁公主直到四十岁逝世时也没有出嫁，(42)是否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中唐以后的女冠公主的私生活可能比较自由，但并不一定都拥有风花雪月的社交生活。
唐代史料中确实有不利公主的微词，如《公主传》载乾符四年，僖宗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以主(安康公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43)这条资料在大多数人眼中成了女冠公主生活放荡的有力证据。按：穆宗在位仅四年，卒于长庆四年(824)正月辛未，则义昌、安康最迟要在824年十月出生(假如是遗腹子的话)，而僖宗四年乾符四年是877年，至824年已有53年。另外敬宗在位只有两年(825—826)便驾崩，则永兴、天长、宁国三公主若是遗腹子的话在乾符四年的时候也年过五十了。就算唐代公主再风流，年过五十以上恐怕也难有风花雪月之心了。其实，中唐以后的公主们也多有不守礼数者，以致被皇帝教训，如顺宗女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后依然“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克礼以闻，穆宗幽主禁中。”(44)安康与永兴、天长、宁国公主的“扰人”不过是诸多违礼举动中比较过分的一种罢了。未出家的公主行事都如此荒唐，女冠公主没有了三从四德的约束，其生活放纵也在情理之中。以安康公主年过五十仍然“扰人”的行事来看，她在年轻的时候肯定放纵随意、不喜检点，她的入道很可能就是看中了“道教的教义与修真者历来的习惯与传统”和统治者对“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准道格处分”的宽容。李嘉郁认为中唐诗人所吟“玉蕊院女仙”诸诗及韩愈《华山女》诗都是讽喻女冠公主的颇有独见之明。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本文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唐代公主入道为冠者共有十七人。她们入道的原因与目的主要有四点：一是为了祈福、求长生而入道，只不过有人为死去的亲属祈冥福，有人为自己祈现世之福。由于入道者个人对道教的感情不同，她们对道教最高境界的追求不同。太平是奉母命入道，本身对道教并无特殊的爱好，所以才会主动要求嫁人；金仙和玉真和万安对道教情有独钟，所以她们选择了终身不嫁。二是年老失偶、为打发晚年的孤寂生活而入道；三是婚姻问题不顺利、为逃避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而入道；四是不安于传统的妇道生活而选择入道。因为入道原因与目的不一，加之个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就决定了女冠公主们的道观生活并不完全一致。玉真公主一心向道，兼之其身份特殊，且年轻貌美，因而拥有风花雪月的社交生活。新昌、永穆、楚国等公主暮年入道，其道观生活相对清静，少了许多红尘的喧嚣；华阳、平恩、邵阳等公主早逝，少有或根本不可能有风流韵事；文安、浔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等公主的道观生活可能非常自由，但不可能有玉真公主受文人士子众星捧月般的旖旎风光。
当然，不论这些公主出于什么原因入道为冠，她们毕竟拥有了独立的社会身份，不再像传统女人那样要受三从四德的约束，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自由与道友交往，而且道教的修行方式与规定也允许她们超越男女大防，与异性发生感情交流，享有传统女性无法享有的自由生活。也许就是由于她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不相符合，才会在历史上留下“颇著微辞”的记录，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女冠公主皆“谑浪态情”、生活放荡。毕竟，皇室出身的尊贵会使她们在宗教活动中与一般道友保持一定的距离，加上中唐尤其是晚唐以后皇权的衰落与不稳，这些过期公主的道观生活肯定谈不上都奢侈放纵，更何况所谓的“颇著微辞”、“谑浪态情”都是按照“三从四德”的标准对女冠公主的生活做出的评价。
本文虽然结束了，但还留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与初唐盛唐相比，中唐以后公主出家为冠的现象较多。唐代入道的公主共有十七位，除了太平与金仙俩姐妹、永穆、万安和新昌是初唐盛唐入道的外，其他公主都是在中唐以后入的道，这个比例约占全部入道公主的56％。按：唐代自建国起便奉道教为国教，至玄宗时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常理推测，公主入道应该是唐代前期超过中唐以后，但实际上却是中唐以后多于初唐和盛唐。这是什么原因呢？二、将唐代公主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女性对比，公主因婚姻问题而入道的现象比较特殊，仅就墓志记载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在其他阶层的女性中较为少见。(45)尤其是几个二十多岁未结婚而入道的公主基本上都是中唐时期，而且集中在太和年间，这绝不是个偶然现象。那么，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公主放弃了人生的正常追求，走上了另类的道路呢？鉴于本文篇幅所限，这两个问题只能留待下文论述了。
注释：
①(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卷五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上。
②李嘉郁：《长伴吹箫别有人——谈唐代中后期女冠公主的社交与恋情》，《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③按：《新唐书·公主传》云玄宗有女二十九人，实则录有三十人。另外(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公主》载唐代公主共二百一十二人，多载的一位是宪宗之女寿安公主，但又注云：“本琛王女。”实则与《新书·公主传》同。
④邹流芳：《唐代公主入道现象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⑤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⑥(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50页。
⑦同上，第3666页。
⑧(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公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5页。
⑨同上，第84页。
⑩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11《大唐故文安公主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87页。
(11)(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5页。按：书中“宜”原作“宣”，但唐朝并无咸宣公主，“宣”可能是“宜”之笔误。又按：宝历元年是公元825年，与咸宜公主生存的年代开元晚期相隔八十余年，而《新唐书·公主传》云：咸宜公主薨于兴元时，故《唐会要》云宝历元年误，应为肃宗时期的宝应元年，即762年。
(12)(13)(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7页。
(14)按：《新唐书·公主传》说她们俩人在太极元年出家为冠，但《资治通鉴》卷二一却记载为景云元年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天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6659页)《全唐文》卷一八载有唐睿宗《令西城昌隆公主入道制》一文，其曰：“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虚白，神融皎昧，并令入道，奉为天皇天后。宜于京城右造观，仍以来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第89页下。)与《资治通鉴》所记相合，似《新唐书》所记为误。但《新唐书》卷五《睿宗本纪》又载景云二年三月癸丑，始作金仙、玉真观。以此推之，则《资治通鉴》所记是金仙玉真要求出家、睿宗决定为她们修筑道观之时，《新唐书》所记则是道观修成，她们正式入住之时。
(15)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45《金仙公主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2页。
(16)参见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7)王汝涛：《玉真公主轶事考——兼论唐代公主入道》，《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18)(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7页。
(19)按照传统行文习惯，《新唐书·公主传》所载公主基本上是按照长幼秩序排列的，但并不排除因年代不清而致混乱者，比如《公主传》载中宗有女八人，其中安乐公主为最幼女，但安乐公主下又记有成安公主，此公主大概是排行不甚清楚者，故系于最后。类似情况在中唐以后尤其是晚唐可能比较多，但在初唐和盛唐国史馆完备时期是应该比较清楚的。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六月癸亥”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718—6719页。
(21)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22)(宋)王溥：《唐会要》卷六《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63页。
(24)(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七《帝王部·慈爱》，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37页下。
(25)参见焦杰：《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
(26)(宋)宋敏求编，洪丕谟、沈敖之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四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2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68页。
(28)邹流芳：《唐代公主入道现象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9)(宋)王溥：《唐会要》卷六《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30)(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4页。
(31)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3页。
(32)李嘉郁：《长伴吹箫别有人——谈唐代中后期女冠公主的社交与恋情》，《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3)参见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王汝涛：《玉真公主轶事考——兼论唐代公主入道》，《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34)郁皓贤：《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陶敏：《刘禹锡诗中的九仙公主》，《唐代文学研究》第9辑。
(35)王汝涛：《玉真公主轶事考——兼论唐代公主入道》，《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36)(唐)郑处诲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97年，第18页。
(37)(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五○《后妃下》云：“大历九年，(华阳)公主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191页。
(38)(宋)王溥；《唐会要》卷五书局《观》云：“宗道观，永崇坊。本兴信公主宅，卖与剑南节度使郭英
，其后入官。大历十二年，为华阳公主追福，立为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8页。
(39)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四卷《玉溪诗谜》，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
(40)李嘉郁：《长伴吹箫别有人——谈唐代中后期女冠公主的社交与恋情》，《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05—5206页。
(42)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45《唐故朗宁公主墓志铭并序》载文宗女朗宁公主薨于咸通七年八月廿九日，时年四十。但“上升方期于感凤，下嫁未及于乘龙。”第1069页。
(4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70页。
(44)同上，第3666页。
(45)参见焦杰：《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