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世论文,背景论文,学术论文,王粲典定朝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4-0092-10
一
作为“七子之冠冕”，王粲在邺下诸子中，不仅文学方面成就最高，且在曹氏政权中所任官职地位也是最高的。他于建安十三年归曹操后，即以劝降刘琮之功，封关内侯，是诸子唯一获封爵者。后为曹操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魏国建，又任侍中，出入骖乘，似乎颇受器重。侍中一职，为门下近臣，汉晋时主要掌侍奉皇帝生活起居，出行护驾，顾问应对，拾遗补缺，并参与评议尚书奏事，有异议得驳奏。定员四人（注：《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晋书·职官志》：“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当时与王粲同任此职的和洽、杜袭、卫觊，其应对顾问，往往在军国大政方面，曹操对他们的建策也较为重视（注：《魏志·和洽传》载洽明达政事，尝谏当时选举过于尚俭节，以为国家“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后孙盛谓“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曹操征张鲁取汉中，和洽建议“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以后形势发展，果如其言。馀二人中，杜袭本属“计谋之士”，《魏志·杜袭传》载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以后大军东还，须留长吏镇长安，“主者所选多不当，太祖令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曹操还曾为如何解决关西诸将问题问策于卫觊，虽由于种种因素未采纳其建议，但却为之后悔不已。《魏志·卫觊传》注引《魏书》：“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彧问觊，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王粲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其在魏国为侍中，主要充作后车捧裾之任，史书上甚少其参与中枢决策的记述（注：《魏志·杜袭传》中的一则著名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种情况：“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后来曹植作《王仲宣诔》，对王粲之任军谋祭酒，尚有“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之语[1]，然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死后褒美之辞；至于叙及他为侍中，即唯道其职务之显荣清要与逝世前的那次随军出征而已。
综合史载，王粲侍奉曹氏，为其所重者，大体应是在博学应对、文章撰著和制度兴造三个方面。首先，曹氏利用他对各方面知识的博闻强识，以备顾问，《魏志》所谓“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注：《魏志·王粲传》。另《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异苑》中一则故事，事虽不经，亦可略见王粲备顾问之一斑：“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性热蒸出外，致卉木焦灭。’命即凿之，果得大墓，有礬石满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其次则用他的文才，用之撰作应用性的各类文书与具欣赏性与歌颂性的诗赋文章，据《魏志·武帝纪》及注引《魏书》，建安十八年朝廷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操“前后三让”，荀攸、钟繇等领衔，群臣一再劝进，王粲亦以关内侯的身份厕身其事，具名上表（注：值得注意的是，邺下诸文士中，参与劝进的仅止王粲一人。）。而《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果如其所言，建安十八年群臣劝进之表极有可能就出自王粲手笔；他随后得以选任魏国侍中，或许亦与之有关。又建安二十年，曹操出征张鲁，《武帝纪》裴注称：“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此次出征王粲以侍中从行，作此类赞美诗，显然是其职责所在。
而王粲在魏政权中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务，则在典定制度，即其本传所言魏国建后，“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云云。自汉末战乱，朝廷播越，宫室焚毁，故老凋丧，汉世礼典仪注亦渐亡佚。《后汉书·董卓传》载献帝兴平中，朝廷被董卓诸将所劫：“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魏志》及注引《魏书》并言当时“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及“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2]。其朝仪之简陋缺略可知。至于郊祀大典，明堂释奠之类，更不遑及。而王粲值此旧仪废弛失传之际，由于其特别的家学渊源，被魏氏用之兴造礼仪制度。《宋书·礼志一》载：“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注：《晋书·礼志》言“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由于事关曹魏立朝建基，时人颇为看重，陈寿于其传后评曰“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亦以此为王粲平生最可称道之业。影响流之于后，《南齐书·礼志》谓“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晋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并未详也”之言，似乎费解，《通典·礼典》则更明确指出：“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忱、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可知王粲等所兴造的各项礼仪制度，由魏晋而江左、河西，至于北朝，成为隋唐制度之重要源头，意义不可小视（注：陈寅恪先生对此论述详确，参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王粲参与恢复重订的朝廷礼仪制度（注：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王粲著述表》著录其所撰《魏朝仪》一篇，中册该卷第74页。），史书记载较确者，大致有封爵制度、服佩制度与宫廷雅乐诸项（注：此时期朝廷官僚行政制度与刑法制度的修订，可能亦有他之参与，其所作《儒吏论》（《艺文类聚》卷五二等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务本论》（《北堂书钞》卷一二○等引，中国书店1989年版）等，可看出他对此类制度的一些理念和主张。）。其中爵制关涉国家名器，其馀则多与传统五礼中的吉礼、嘉礼之畴相关。从他所作庙乐歌辞“建崇牙，设璧羽。六拊奏，八音举”等内容来看，王粲对此类前代旧礼，无疑颇为熟谙。
爵制方面，由于汉末战乱，国家控制的疆土、户籍、人口大量流失，秦汉旧有的封爵之制散亡难以实施，国家也难以凭借名器，动员使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增强自己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实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王粲曾作《爵论》，追溯旧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论全文已佚（注：王粲《爵论》，内容分别见于《艺文类聚》卷五一、《北堂书钞》卷四六、《太平御览》卷一九八所引。），从所能见到的片断内容看，除陈述秦汉相关爵制之外（注：按当时与王粲共典其事的刘邵，亦作《爵制》，讨论介绍古二十等爵。文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大要是遵循务实赏功之原则，指出国家以爵为赏，最有益于勉励人民为国效力。并针对当时等级爵制废弛，不利于及时赏功的情形，主张按秦汉二十等爵的方式复古爵制，赏功而省费。所论思路与曹氏政权为政讲求实效、赏罚严明的法治倾向颇为吻合，能够收到曹操一向注重的“有事赏功能”的效果，因此到建安二十年冬十月，事以施行。史载当时“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其具体作法是“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由此遂开魏晋虚封之始[2]（武帝纪）。所以，若据以认为魏晋虚封之制建立于王粲等人，并不为过。而以后司马氏立五等爵，则是司马氏以名教治国在爵制上的反映，与曹魏虚封之制的重实精神全然不同。
关于服佩之制，值得注意的是王粲对东汉玉佩形制的造作复原。《魏志·王粲传》注引挚虞《决疑要注》（注：按《南齐书·礼志》上指出《决疑要注》乃当时所能见到的记述魏晋礼制的重要文献，“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中华书局1972年版。）称：“汉末丧乱，绝无玉珮。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按佩玉是古代礼仪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礼法等级制度有密切关联。《白虎通》言“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见所能也”[3]（435页），古人认为玉有五德，佩玉有助于君子之德的修养，《礼记·玉藻》：“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宫月，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组佩玉在身，其相互碰击之声，能提醒服佩者注意行走时步履的缓急轻重，站立时形神的中和端敬，从而使君子保持应有的礼仪。古之佩玉又被用来体现尊卑等级，表明社会各阶层不同的身份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故区别所佩之玉及系玉之组绶，为先秦礼制的重要内涵。《礼记·玉藻》所谓“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马端临谓“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4]。
《宋书·礼志五》云：“五霸之后，战兵不息，佩非兵器，韨非战仪，于是解去佩韨，留其系禭而已。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禭，转相结受，谓之绶。汉承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按《宋书》所言，汉代的佩玉之制，已和《礼记》等典籍所言先秦制度（注：《初学记》卷二六《佩》第六引《三礼图》：“凡玉佩，上有双衡，衡长五寸，博一寸，下有双璜，璜径三寸，冲牙、蠙珠，以纳其间。上下为衡，半譬为璜，璜中横以冲牙，以苍珠为瑀。”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所不同，而东汉明帝之“复制佩”，实乃参考古制。《后汉书·舆服志》及《通典》谓“明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5]，此种“大佩”，与单件之玉佩不同，乃多种玉器如瑀、璜、冲牙等组合而成，古称“杂佩”者也（注：参《后汉书·舆服》下“佩”条注引《毛诗》、《月令章句》。实物形制可参河北满城汉墓二号墓中出土的玉石珮饰，见《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下册图版二一四“玉舞人玛瑙水晶珠串饰”（想象复原），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并参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与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鱼豢《魏略》谓“有双璜、双珩、琚、瑀、冲牙、琨珠为佩者，汉明帝采古文始制”[6]。而汉末战乱后失传的佩制，有可能亦包括这种组佩的排列串组样式。王粲之识旧佩，当亦含有了解东汉大佩串组形制之意，否则很难对瑀、璜、冲牙等玉佩之形与名加以判断（注：参《后汉书·舆服下》“佩”条。另有学者径直认为，王粲所识旧佩的制式并重作的，“指衡、琚、瑀、璜、冲牙等的形制”。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至于王粲玉佩之法是否传之于后？答案应是肯定的。前引挚虞所言“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以及《宋书·礼志五》称当时所服之佩制式来自王粲，“魏侍中王粲识其形（指东汉玉佩之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可知王粲玉佩之法亦即通过王粲而保存下来的东汉佩饰制度，自魏晋而至刘宋时，犹未失传。虽然后来《通典》述历代佩玉之制，不言魏制[5]；然据《通考》，则是因“魏氏多因汉法”，故“其所损益之制无闻”[4]。而所谓“多因汉法”，自是指采用王粲之法。其制度之大概，从史书所言晋宋因袭汉魏玉佩之制的情况，可大致推知。以天子服佩为例，《晋书·舆服志》谓：“及晋受命，遵而无改。……佩白玉，垂珠黄大旒，绶黄赤缥绀四采。”《通典》并称，“晋制，盛服则杂宝为佩，金银校饰，绶黄赤缥绀四采”[5]，所谓杂宝为佩，即说明佩饰乃用不同材质之玉石（可能亦有玛瑙、水晶等）串组而成（如满城汉墓二号墓出土之佩饰），而其所“遵而无改”之制，按《通考》所言，就是汉魏之制亦即王粲之制（注：最近在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墓中出土的“心形玉佩”等，其形制与满城汉墓所见之同类玉佩极为相近。特别是其中保存完好，未见盗扰痕迹的二号墓中一组玉佩饰出土时散布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与古制所言组佩“双璜”“琨珠”等相印证，可看作是王粲玉佩之法传之于后的一条证据。详参《文物》2001年第3期《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刘宋时天子礼服佩玉之制，史书无载，但从《通考》言“宋制平天冕服，不易旧法”[4]之言推断，其佩饰也当同样不改旧法。如结合天子以下的皇太子至诸王之佩饰来看，宋制遵晋制亦是无疑的。《晋书·舆服志》载：“皇太子金玺龟钮，朱黄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翠緌。佩瑜玉，垂组。诸王金玺龟钮，纁朱绶，四采：朱、黄、缥、绀。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亦有三梁进贤冠。朱衣绛纱襮皂缘，中衣表素。革带，黑舄，佩山玄玉，垂组，……。”而《宋书·礼志五》载：“皇太子，金玺，龟纽，纁朱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瑜玉。诸王，金玺，龟纽，纁朱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比照两代佩玉制度，宋对晋制的因袭也是很明显的。
夏鼐先生在论汉代玉器时曾指出，汉代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一个结束殷商以来传统的过渡阶段，而在其后的各朝代，就是玉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了[7]。而王粲对汉代玉佩之法的复原，在汉以后佩饰制度的保存发展中，无疑起到某种承先启后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比德于玉的传统，直到经学衰落，朝纲大乱的汉末，仍为一些真正坚持儒学理想的士大夫所看重。与王粲同时的徐幹，在《中论》中以治玉喻君子之修养德业，谓“夫珠之含砾，瑾之挟瑕，斯其性欤？良工为之以纯其性，若夫素然。故观二物之既纯，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并以佩饰为君子“向道”，雕励自警之用（注：见《中论·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并参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应当看到，徐幹所言佩玉修德之功用，较之古礼，显然已寓有儒学士大夫个体自觉的新内容。由此似亦可认为，王粲在汉末乱世识得旧佩一事之意义，不止限于制度保存之层面，实际上还另有一层坚持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潜在内涵。
雅乐为传统礼仪制度之组成部分，《白虎通》引今文《尚书》有“前歌后舞，假于上下”之说。所谓“功成作乐，治定制礼”[3]（96、98页），有关魏宫廷乐舞歌辞的造作，《晋书·乐志上》称：“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时逢吞灭，宪章咸荡。及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又《宋书·乐志一》载：“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侍中缪袭又奏：‘……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按曹魏宫中雅乐之作，始于杜夔，《艺文类聚》卷四一引挚虞《决疑要注》：“汉末丧乱，绝无金石之乐。魏武帝至汉中，得杜夔识旧法，始复设轩悬钟磬，至于今用之。”（注：挚虞此言，于时间上易生岐义。曹操当然早在建安十三年征荆州时就已得到杜夔的归顺，如《隋书·音乐志上》所言：“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从杜夔归曹氏到魏国雅乐之刊定，当然应有一时间过程。故挚虞之意，大约是指在魏武征汉中期间（即魏国建立之后），“善钟律”的杜夔才最终依据前代“旧法”，参照作新制，复原制作了有关的金石之乐，其完成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年之后。）至建安二十一年七月，魏始设钟簴于文昌殿前（注：见《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参清·钱仪吉《三国会要》辑录杨晨《三国会要》稿第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刘逵注引其铭文曰：“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又作无射钟。”[8]。此铭后有人认为乃王粲作（注：如张溥说。参《建安七子集·王粲集》附《钟簴铭》第135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按王粲家学渊源，通音律，明钟簴之制，又曾作《蕤宾钟铭》、《无射钟铭》，作此钟簴铭之说，未必无据。由此兼可推知，其造“新诗”的时间，或者是在建安二十年之后。
金石为众音之首，王粲既晓钟律，又善著文，其造作乐舞歌诗自能够协律被于管弦。从史料看，所谓“王粲等各造新诗”，实际上是在汉代乐府旧辞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曹氏政权的需求，对部分古歌辞加以改作。其所改订者，主要是“登哥”《安世》与《巴渝》之乐。其中“登哥”一般指祭祀时登堂所奏之歌，前人以为特指《太庙颂》[9]（卷一三），其辞在今《王粲集》中可见三章，为祭祀曹氏先祖的宗庙乐章之辞，作于建安十八年，是年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始立宗庙，遂令王粲为颂，以祭祀曹氏先祖。因当时曹操未曾称王，故只称《显庙颂》，后人改称《太庙颂》[9]（卷十三《古诗纪》）。至于《安世》之歌，乃是用于朝廷祭祀神灵之乐章，《南齐书·乐志》：“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诗》，说神灵鉴飨之意。”王粲所作，在魏文帝即位后，曾改称《正始乐》。据《宋书·乐志》所载魏明帝时侍中缪袭所上奏章，《安世》本汉时歌名，昔人曾误以为《安世乐》相当于周之《房中之乐》，其内容是歌咏“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然依汉《安世歌》之旧辞“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实为“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之作，并无歌咏后妃之德风化天下之意。因此魏国建后，王粲作此歌，即依汉代旧辞，“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故缪袭建议，“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明帝奏可[10]。而王粲《安世》歌辞，在沈约作《宋书》时，已告亡佚（注：按《宋书·乐志一》：“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
《巴渝》为杂武舞乐，汉代有《巴渝舞》四章，《类聚》卷四三引《三巴记》：“阆中有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舞。”又《晋书·乐志》言：“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注：《华阳国志·巴志》作“范目”（下同），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7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巴渝舞》的具体篇名，《晋书·乐志》谓“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隋书·音乐志下》：“《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
賨人“天性劲勇”[11]，尚武善舞，所谓“《矛俞》”、“《弩俞》”等，原本是阵前即兴歌舞，舞者即兵士，手持矛槊弓弩等兵器，且歌且舞，随口所唱之歌辞，亦与矛弩等兵器有关（注：以后王粲、傅玄所造之新辞，尽管已与原辞相去甚远，但仍均包含有这方面内容，傅玄之作甚至还另增加《剑俞》一篇。参《宋书·乐志二》。）。由于乐调舞姿豪迈雄壮，为汉高祖所喜，以后遂使乐府习之。此舞乐来自西南少数族，音乐和语言上都与中原汉族歌诗有别，故由汉到魏，历数百年之后，朝廷中已很少有人能通晓其句韵音律。史称“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12]。又称王粲尝就歌曲意问于巴渝帅李管、种玉，“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注：《晋书·乐志》，今《王粲集》中有《俞儿舞歌》四首。）。《白虎通》谓“歌者象德，舞者象功”[3]（115页），王粲亦是在当时战乱不绝，崇尚武力的时代背景之下，借用参照《巴渝舞》之旧曲辞而更谱新词，保留其武舞的形式，用于宗庙祭祀，以歌颂统治者之武功武德。《宋书·乐志》称王粲造“魏《俞儿舞歌》四篇，注言“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晋书·乐志》谓此四篇之中，只《行辞》“以述魏德”，前人据之，有谓用之郊庙，或不足以形容功德，昭告神明者[9]（306页）。此说不知何据，实际上此四篇俞儿舞歌，内容均为歌颂曹氏“昭文德、宣武功、平九有，抚民黎”之赫赫功德。而其作为祭祀时彰扬武功之舞乐，于魏黄初三年改称《昭武舞》，晋时又改称《宣武舞》，傅玄并为之更造其词[10]（乐志二）[12]。
二
检各类史籍所著录之王粲著述，除去诗赋文章，大致有《尚书问》四卷、《新选杂阴阳书》三十卷、《算术》、《英雄记》十卷、《去伐论集》三卷、《荆州文学官志》、《魏朝仪》，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爵论》、《儒吏论》、《务本论》等论政刑典制的单篇政论（注：参《汉晋学术编年》卷六，第73-74页；《建安七子集》卷三《王粲集》；并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深入其中，可看出王粲在魏兴造制度的学术背景，而后者又与其家世渊源密切相关。
山阳高平王氏世为官僚大族（注：《后汉书·王龚传》：“世为豪族”。），王粲曾祖、祖父，在东汉位至三公，在社会中具有崇高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而此点，和山阳王氏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之处分不开。简言之，在家世学术方面，王氏家族具有深湛的汉学传统（注：至于王粲曾受汉末荆州新学影响事及其在思想学术史上之意义，近世以来学者多有注意与论述，兹不赘言。），通贯天人；而在家世政治倾向方面，王氏家族和东汉新士风之产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关系（注：限于篇幅，此点另文阐述。）。虽然从王粲曾祖王龚到其父王谦治学著述的情况，由于史载甚略，不易详考。有关王龚，史书仅言其“敦乐艺文”[13]（王龚传），王畅亦仅只有“以清实为称”[13]（王畅传），能“齐七政，训五典”[13]（陈蕃传）寥寥几句而已。但如果全面考察他们的仕履言行，仍大致可知王氏家族所世习者，应包括有天文阴阳律历之学、礼律之学、诸子及博物之学等（注：如王粲《英雄记》，其宗旨略同刘邵《人物志》，属汉末名理学派之作。），而其根底，是在正统经学。
按《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山阳郡本为古梁国之地，汉属兖州，毗邻东平、济阴、鲁、沛等郡国。汉武帝时更为昌邑国，为昌邑王刘贺的封地。刘贺被废后，国除，复为山阳郡[14]（武王子传·昌邑哀王传）。而高平县原名橐，王莽改称高平，东汉复旧名，章帝时复为高平。明帝永平二年，还曾以其县改隶东平国，以益封东平王苍[13]（光武十五·东平宪王苍传）。汉代以前，这一带尚以“急疾颛已，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著称[14]（地理志下），其后（尤其东汉以来），伴随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山阳地区亦渐文教昌明，学者辈出。史载东汉章帝建初元年，扶风秦彭迁山阳太守，为政“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13]（循吏·秦彭传）；顺帝时，“少为诸生”的山阳瑕丘人檀敷亦在当地“立精舍教授，远者至者常数百人”[13]（党锢·檀敷传）。
山阳地区的学术文化，值得注意者，主要有正统经学及与其相关的礼律、阴阳天文算历之学，而当地的学术风气，对高平王氏家族几代人物之治学特色，影响十分明显。
以经术而言，山阳地区所传经学主要为今文经学，自西汉以来，《书》、《诗》、《易》、《春秋》之学均有传承。简言之，西汉立于学官的夏侯建之《尚书》小夏侯氏之学，由张山拊传山阳张无故，《汉书·儒林传》称“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自立家法，传弟子唐尊。史言“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14]（儒林传）。今文三家《诗》之《鲁诗》与《韩诗》，在山阳颇有影响。《汉书·儒林传》载东平王式师从鲁申公弟子免中徐公及许生，为昌邑王师，以《鲁诗》授王。以后山阳张长安师事王式，为博士，立家法。而《鲁诗》既有张氏之学，其后又分支派。张长安“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又按《汉书·儒林传》，《韩诗》有王（王吉）、食（食子公）、长孙（长孙顺）之学，而山阳张就为食生再传弟子，史言其“至大官，徒众尤盛”。到东汉时，还有“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13]（儒林传下）。此外，汉代“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以至“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的公孙弘之子公孙度，曾为山阳太守十馀年[14]（公孙弘传，儒林传）；宣帝时，又有“本治《春秋》”的张敞为山阳太守[14]（张敞传）。其影响所及，到东汉，山阳丁恭犹传《公羊严氏春秋》，“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13]（儒林传下）。
《易》学在这一带流传尤盛。传汉初田何《易》学的梁国丁宽，曾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后家于山阳（注：按《汉书·外戚传下·定陶丁姬》言“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家在山阳瑕丘，父至庐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为山阳王，而丁氏内其女为姬。”）。丁宽从田何学，“著《易传》数篇”（注：田何《易》学传王同、周王孙、服生及丁宽四人，似以丁宽最得其学精髓，故《汉书·儒林传》载丁宽学成东归，田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颜师古曰：“言丁宽得其法术以去。”）。后又“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14]（儒林传）。丁宽所传为官方《易》学正宗，西汉立于学官的三家《易》学施氏、孟氏和梁丘氏，均出其门下（注：《后汉书·儒林传》上言西汉《易》学“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汉代民间所传“专说阴阳灾异”的高氏《易》，据称亦出于他（注：《汉书·儒林传》：“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故丁氏在汉代，被视为“《易》之祖师”[14]（外戚传下·定陶丁姬，颜师古注）。其学在山阳地区尤有影响，到东汉时，梁丘氏《易》及与孟氏《易》颇有渊源的京氏《易》学，在山阳郡都有传习。如光武帝时的山阳太守吕羌，修《梁丘易》，号“经学深明”，著名经师范升上疏光武帝，愿推博士以避之[13]（范升传）。以后山阳湖陆人度尚，亦通《京氏易》[13]（度尚传李注引《续汉书》）。这一地域性《易》学背景，对王氏家族学术旨趣的熏染，尤不可小视。
与经学相关的礼律之学，在山阳地区也颇有渊源。前述明帝时曾以高平（时名橐）益东平国封，而东平宪王刘苍，崇重文学，对朝廷礼制颇有研究。史言“是时中兴三十馀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13]（光武十五·东平宪王苍传）。至于律学，在汉代本与《春秋》之学关系密切（注：详参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故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等亦为著名律家[15]，山阳之律学传统亦因之由来有自。而于此尤可注意者，尚有西汉之张敞、朱博为山阳太守事。张敞少时曾得到律学名家杜延年之赏识，后为宣帝时著名能吏，善“任烦治乱”。其为政用刑罚颇严，然而能“缘饰儒雅”，“以经术自辅”[14]（张敞传）；杜陵朱博为政亦用法术，号“网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谙于律条，后迁廷尉，决疑断狱能“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14]（朱博传）。此二人先后作守山阳，其影响自不容置疑。其后山阳瑕丘人陈汤，亦“明法令，善因事为势”[14]（陈汤传），卒为律家[15]。观王龚、王畅父子两代均曾出任司隶校尉，其职专司京畿地区法纪之督察，可纠弹三公以下百官之违法，王氏既世为此职，其家族必通律令之学无疑。尤其王畅，执法为政有“严明”“威猛”之称[13]（王龚传），多少可见此地律学传统之痕迹。以后王粲政论，多论刑政（注：如《难钟荀太平论》、《儒吏论》、《务本论》等。），明显地表现出德刑并重兼综儒法的思想政治倾向（注：如《儒吏论》所言为政当使“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之类。），自然也有其家传的因素在。至于王粲为魏国厘定朝仪，所订者亦以郊庙冕服登歌乐舞为主，其来自东平王苍“修礼乐”的影响恐亦难以忽视。
天文算历之学，在汉代本与作为经学基石的《尚书》阴阳五行之说与《易》学之象数、卦气诸说紧密相关，故许多经学学者，亦谙于此道。山阳地区经学之盛，为该地算历之学的流行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至汉灵帝熹平、光和以降，此地犹有以算术律历之学著称的学者，如山阳湖陆人单飏，“善明天官、算术”，后为太史令[13]（方术传下）。而汉末著名天文历法学家刘洪，史亦载其“领山阳太守，卒官”。《后汉书·律历志》中注引《袁山松书》言刘洪为泰山人，鲁王宗室，“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洪善筭，当世无偶，作《七曜术》。及在东观，与蔡邕共述《律历记》，考验天官。及造《乾象术》，十余年，考验日月，与象相应，皆传于世”。又引《博物记》称：“洪笃信好学，观乎六艺群书意，以为天文数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遂专心锐思。”刘洪之学及所造《乾象历》，后人谓之“深妙”（注：见《隋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又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称《乾象历》为“划时代的历法”，是“后世历法的师法”，见其书第三册1436-1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汉末三国两晋极有影响（注：《晋书·律历志中》：“献帝建安元年，郑玄受其法，以为穷幽极微，又加注释焉。”）。由是而观王粲之善算，显然亦非偶然（注：蔡邕之于王粲，另有一层学术传承关系，学者言之甚明，兹不赘。）。
除了地域影响，王氏家族学术，尚有一条来自师弟相传的重要路径。史载王畅曾师事颍川荀淑（注：《魏志·荀彧传》注引《续汉书》：“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因此王氏家学进一步受到荀氏之学亦包括其《易》学之影响。众所周知，荀淑之为人治学，在汉代经学传统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一方面，他“博学有高行”[2]（荀彧传注引张潘〈汉纪〉），学问和德行极为当世所推重；另一方面，其治学“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13]（荀淑传），已有走出汉代经师硁硁小儒狭隘解经的章句之学，回归儒学大义的倾向。荀氏家世所传，本为正统今文经学，其根本应在《春秋》之学，如荀爽“幼好学，年十二，通《春秋》、《论语》，……躭思经典，不应征命”，所著有《春秋条例》和《公羊问》等[13]（荀淑传附子爽传）；荀淑长子荀俭早死，其子悦亦“年十二，能说《春秋》”[13]（荀淑传附孙悦传）。而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则表现在《易》学上。荀氏所治《易》学，在当时非常典型地显示出汉代经学学术新旧变迁的痕迹。荀淑治《易学》的情况，史书没有确切的记述，只说他“莅事明理，称为神君”[13]（荀淑传），人称“清识难尚”（注：李膺所言，见《后汉书·钟皓传》。），加之“不好章句”，可看出其治《易》重义理亦重实际运用，以今文《易》为主又兼有古文《易》影响的情形。作为荀淑学术继承人，与王畅年辈相若、关系密切的荀爽，治《易》正是延续了这一家族传统。荀爽于儒家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均有著述[16]（15页），尤其治《易》，汉末无人能出其右。观其在党锢之祸中，“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故用《易·明夷》卦理分析时势，劝李膺晦迹免祸之举，自是其家世《易》学传统的典型表现。《反汉书·党锢·李膺传》载：“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李贤注：上帝谓天子，鼎臣即陈蕃。人鬼同谋，李贤注：《易·下系》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李贤注：《易》曰：“天地之道，贞观也。”《乾·九二》、《九五》并曰“利见大人”也。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李贤注：《明夷卦·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传》曰：“明而未融，其当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虹蜺扬辉，弃和取同。李贤注：《春秋考异邮》曰：“虹蜺出，乱惑弃和。”谓弃君子，同小人也。《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李贤注：《易·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谓休废而否塞。智者见险，投以远害。李贤注：《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荀爽在党锢之祸起后，隐居著述，治《费氏易》，所关注点更多转向学术事业，也是他根据家传《易》学的精神，审时度势，调整处世态度的具体体现。但其内心深处的政治情结则始终存在，如余敦康先生之分析，荀氏所作《易传》主乾升坤降，实际上隐含了他们这些仍然坚持儒学道义理想的士人，希望利用《易》卦阴阳推移的原理来调节人事政治，并通过制定每卦爻变所趋向的理想目标“中和”来寄托他们改善君主专制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注：详参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化阐释》附录一《汉代易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在了解了王氏家族学术的的地域、师承背景之后，可以对其治学主要特色略作分析。从总体上说，王氏家族之学乃是以五经为本，受到汉代经学天人相通、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深刻影响。其学术的不同侧面如礼律之学、天文算历之学等，也都以正统经学理论为其基础。考王氏家族的经学著作，《隋志》所著录者，唯有王粲《尚书释问》四卷。然按《颜氏家训》所言，《王粲集》中还有“难《郑玄尚书》事”[17]，王应麟《困学纪闻》指出其事见于唐代元行冲所作《释疑》[18]。今检新旧书《元行冲传》，均录《释疑》，文字小异。《新唐书·儒学传下·元行冲传》：“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旧书作‘其’）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旧书作‘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旧书作‘凡有两卷，列于其集’）。”表面上看，王粲疑郑玄《尚书注》二卷似是他另一种有关《尚书》的著作，但据《旧唐书·经籍志二》“《尚书释问》四卷，郑玄注。王粲问”之言，则二者实为一种。而《尚书问》既是王粲问难经学大师郑玄之作，则王氏对《尚书》学必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因此能对郑氏《尚书注》加以质疑。其中透露出的，恐怕还有郑、王两人在学术观点、思想旨趣乃至于政治选择等方面的微妙差异。
王粲能治《尚书》一事，对了解其家族学术背景渊源，极为重要。《尚书》学在汉代，乃帝王之学，在五经中地位显赫。其适用范围，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治狱决疑（注：例如《汉书·张汤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故仅从此点，即可略窥王氏家学之关注所在。《后汉书·陈蕃传》载陈蕃辞朝廷太尉之命，以为“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其言甚值得注意（注：曹植《王仲宣诔》亦称美王粲二祖“百揆为叙，五典克从”，可与陈蕃之言相参证，见《曹植集校注》，第163页。）。汉代所谓“七政”，大致有二义，一是指某种天象及与相应的一套理论；二是指与占星有关的一种数术（注：《后汉书·方术传上》《序》言汉代数术“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后者兹略不论，前者又有两说：一说“七政”是指日、月、五星，如《汉书·郊祀志五》上引《尚书·尧典》：“《虞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颜师古注称：“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观察玑衡，以齐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另一说则是指北斗七星，如《史记·天官书》言“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裴駰《集解》引马融注《尚书》：“七政者，北斗七星，自有所主”，故《宋书》卷二三称“太中大夫徐爰曰……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两说中，或以前说之义为长。按汉代天文之学，衡、玑者，分别为北斗第五星与第三星之名，其中衡为斗柄，斗柄所指，为北极或曰招摇。古人特重玑、衡等星，根据天穹中斗柄所指来划分天区[19]，并由此来推算观测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情况，而日月五星运行有序乃是天时正、人事平的表现。因此所谓“齐七政”，即是依据衡玑的位置而斟酌斗建，确定天区，使日月五星运行有度。此点在汉代，涉及国家之根本，意义异常重要。如刘向所言：“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20]（443页）而衡玑不正，也就天时不正，星运不明，阴阳错乱，按天人感应原则，表明天下无道，朝政昏暗，人事不良。纬书《春秋感情符》有所谓“人主含天光，据机衡，齐七政，操八极”之言[13]（昭帝纪）。《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对此解释称：“故君明圣，天道得正，则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则道正，不明则政乱，故常戒以自瑜勑厉。”故可“齐七政”者，说明其人能够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上佐天子，下理万民，正是天人之学，宰相之才，所谓“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20]（442页）。
至于所谓“五典”，亦有二说。一指五常，即五种伦常道德，《尚书·舜典》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之言，孔安国《传》云：“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一则指五教，即五经之教，《史记·五帝本纪》“乃使舜慎和五典”，《集解》引郑玄曰：“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又《后汉书·朱浮传》“五典纪国家之政”李贤注云：“《礼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个人以为二说义皆可通，又均与《尚书》之学相关联。古以司徒为地官，掌国家道德教化，诠释推行五常五教，正为其职，宜陈蕃辞让三公之位而言之。而王畅以“齐七政训五典”而为陈蕃所推，其家传学术如何，不言自明。《魏志·王粲传》等言王粲“强记默识”，“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注：此条材料有学者标点作“作《算术略》，尽其理”，亦可通。参见江建俊《建安七子学述·王粲学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又识钟律，曾作《新选杂阴阳书》等，非唯只是颖悟才高，其间除去地域影响，也正是其家传《尚书》之学，能齐七政，推阴阳，精于天文算历的传统之所遗。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学贯天人的家族学术文化背景，影响及于王粲，一方面有助于他在曹魏政权中参与制度之兴造，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深了他因为不得真正用世展才而产生的心理失衡。虽然时人及后世对王粲参与重建礼仪的意义评价甚高，但对于居“常伯”之尊，享有负责制度兴造的崇重地位之王粲而言，这种修饰虚礼之任，确实远不能使他的用世之志得到真正满足。史家谓其“躁竞”，诚非知言，而为和洽所嘲他之“悒悒”，又岂止是因为“见敬”不及同僚而已[2]（杜袭传）？
［收稿日期］2002-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