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纪念周先生诞辰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周年论文,关系论文,论经史论文,周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生于浙江瑞安。青年时代， 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壮举。毕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编辑、教书、著述工作。1945年以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1981年7月15日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关于周先生传记资料，主要有：《周予同自传》，周谷城《怀念周予同教授》，许杰《怀念经学家、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朱维铮《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史研究》，贺卓君《周予同》（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年），许道勋《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载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历代人物与温州》一书）。
周先生的论著，由朱维铮教授精选，编成《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隔多年，《选集》增订本出版。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经重新整理，已编入《选集》正文卷尾。尚有未抄出的笔记内容，计有三个部分：一、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二、经学与史料学的关系；三、经学与文字学的关系。现将第一部分整理发表，以纪念周予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一、“经史关系论”是基本问题
“经史关系论”是中国经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史的概念与起源、经的起源与定义、经与史关系的演变等等。我想一篇篇地搞，可以从综合研究到分论，也可以从分别研究到总论。最近，写了一篇论述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只开个头，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篇文章反映还是好的，俞平伯先生[2]写信给“中华”，认为看得上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史到经，再从经到史，当然，后一个“史”并非前一个“史”。而自两汉以后，经史关系的演变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史附于经时期，两汉时代。当时，经典是法定的，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最高理论；而史著附于《春秋》经中，没有独立的地位。
第二，史次于经时期，魏晋至隋唐、北宋。史部开始独立，进而升格，终于出现“经、史、子、集”四部之名。
第三，经等于史时期，南宋至清末。南宋以后，产生了“经等于史”之议。清代章学诚对此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与创造。章学诚是重点人物，他说“六经皆史，道不离器”（《文史通义·原道》），这里有唯物主义的思想。
第四，经属于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直到今天。封建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经典及其注疏都变成了史料。“六经皆史料”，这反映了社会状况的变化。
总之，从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3]
二、经、史的起源
“经”字始见于周代铜器，是经营的意思。“经”作儒家书籍的解释，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时（有关内容从略，参阅《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整理者注）。
继王国维之后，有人撰《续释史》，见于《史学论文索引》[8]，从略。
不管对“史”字本义如何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早的史是记录，即章学诚所说的“纪注也”。由此而论，中国最早的史是散文体的记录。但是，从世界历史上看，最早史著大多是诗歌体裁。中国“史”之源是韵文还是散文？是不是也出于史诗？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梁启超曾写过《新史学》[9]，称中国史学也出于史诗， 《诗经》即中国最早的历史。梁氏是受到西学和孟子的影响。《孟子·离娄下》篇云：“诗亡而后春秋作”。从前北大朱希祖撰的《史学概论》[10]，认为在中国“史”之起源是二元的，有韵文也有散文。最近，徐中舒认为史的起源与诗歌有关[11]。至于我本人则偏向于史之散文起源说。
中国古代文化记录起源于史，史包括了一切文字记录。没有“史”，中国文化不知会怎么样！“史”与文化关系极大！古代有所谓巫、史、宗、祝。巫是代表神的，是神向人表示意见。祝是代表人的，是人向神表白。宗是讲仪式的，与礼有关。礼中有哲理，仪却是死板的格式。史是管记录的，一切东西经整理后都记下来。研究甲骨文就会清楚，史也是保管档案记录的人。这样看来，史与文化有很大关系。从有文字起，直到今天，全在历史学家手中。
既然最早文化起源于史，史也就先于经。章学诚说：“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论修史籍考要略》）又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东学术篇》）照此说来，史先于经，先有史，后才有经。顾颉刚[12]先生也认为经起源于史。换言之，就是从史到经。
三、史附于经阶段
史虽先于经，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居于主导地位，而史学却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隶属于经。这在目录学上看得很清楚。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史著附于《春秋》经。如《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汉大年记》、《太古以来年纪》等等，均隶属于经。汉代，连司马迁《史记》即《太史公书》，都没有它的独立地位。至于《春秋》经是当作历史著作还是视为政治哲学呢？当时，今文学派认为《春秋》是政治哲学，体现最高原则，史著不过是外衣。这一点，读董仲舒《春秋繁露》就会知道。
“史附于经”这种思想，在西汉成帝时已是如此。汉成帝曾令刘向等校理图书，对于古代文化是有功的。刘向是目录学和学术史（学术源流）的始祖，是中国文献学上的重要人物。《战国策》和《荀子》等书，都经过刘向校录而保存下来。刘向撰的《别录》已失传，今仅有辑录本。
刘向的儿子，即西汉末古文经派的开创者刘歆，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经学）、诸子略（哲学）、诗赋略（文学）、兵书略（军事）、数术略（宗教）、方技略（医学）。所谓“略”，即部门的意思。《七略》已佚，今仅有辑略本。
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应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先河。班固是抄录先人的说法的。《汉书·艺文志》是一种具有学派性的著作，相信它是古文学派。《廿五史补编》收有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可以参考。古文派的顾实[13]，撰有《汉书艺文志疏证》，还是较好的反面资料（原笔记如此，“反面”不知何意，也可能是听者误记，待考。——整理者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纠谬》，则属于今文学派的观点。
四、史次于经阶段
自魏晋到隋唐，史部独立起来，而且升格，由六略变为四部。四部，先叫甲、乙、丙、丁，后则称经、史、子、集[14]。
最初搞的人是曹魏时秘书郎郑默，他撰有《中经》，所谓“中经”，就是宫廷里藏有的书籍。
西晋初秘书监荀勖另著《中经新簿》，所谓“新簿”就是重新登记整理，开始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六艺（经典）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学、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等。可见，史书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部不过它居第三，次于六艺和诸子。
东晋初，著作郎李充以秘阁仅有书三千余卷，故依荀勖的四部之次，但更换其乙、丙部的书籍，就形成了定例，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这说明“史”上升到仅次于“经”的地位。
南朝梁普通中，处士阮孝绪撰有《七录》：一曰经典录，记六艺；二曰记传录，记史传；三曰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记诗赋；五曰技术录，记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及至唐初，尽收天下图书古籍。魏征等编撰《隋书》，其中《经籍志》就分为：一曰“经”，二曰“史”，三曰“子”，四曰“集”。所谓“经、史、子、集”体制最后确定了。“史”部地位提高了，但仍次于经。以后，书目大率循此次序而不变[15]。
上述过程，参阅柳诏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十三章[16]。还可参考清钱大昕《经史子集之名何昉一文[17]，载于《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昉，“始”的意思。他提出了四部开始于何时的问题。
《隋书·经籍志》是搞中国目录学、文献学的基本东西。但它比《汉书·艺文志》差些，只能作参考，不能直接引作史料。例如，《逸周书》是真有的，但它以为是假的。所以，引用《隋志》时要注意。
关于经、史、子、集四部，在我看来：
经部。中国的经典是不能动的，只能发展、扩大，或者托古（寄托古代经典以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
子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都是讲哲学思想的。后来的子部，却成了“杂”家。例如，中国的菊谱、金鱼谱等，都放在子部之中。
集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讲文学的。而后来的集部，却包含了很多内容。所以，子部与集部是大成问题的。
史部。史部内容较稳定，只有史著类别的变化而已。中国的学问主要集中于史部。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史”呢？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民族：第一，肯定现实，所以史是很重要的。第二，注重集团。第三，注重社会。中国人对现实的集体观念很重，具有反宗教的思想（整理者按：为了保持周先生遗说的原貌，不予删略。这里仅仅是周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主要就历史上儒学对佛、道的排斥性而言，无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没有欧洲那样的“十字军”[18]思想。例如，理学也是有反宗教的色彩。
中国人的思想特点：从心到物，由内而外，自个人至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是着重在此岸，而不在佛教所谓的彼岸。例如，中国人借敬祖宗之名，来团结人们。孔子搞祭祀，就是为了团结。祭祀，是从谈孝再谈到仁的。所以，这三者是联系起来的。
总之，经典是讲原则的，而历史则告诉了我们一切。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史部。
五、经等于史阶段
从南宋到清末民初、“五四”以前，是“经等于史”时期。这一命题，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学居于统治地位，喊出这句话，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二阶段，经史关系属于目录学上的问题，即图书分类问题，至多也只是学术源流问题。而第三阶段，经史相等之议则属于学术思想问题，涉及历史哲学问题。
有人认为，“经等于史”之说，始见于隋朝王通的《文中子》一书。王通把《诗》、《书》、《春秋》说成“三经皆史”。其实，这句话是不可靠的。他是受到《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19]说法的影响，只是从形式上讲，而不是从本质上看。
我的主张是从南宋开始才有“经等于史”之议。首倡者是南宋陈傅良，见于《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传国记序》，文集收存于《永嘉丛书》和《敬乡楼丛书》。
附带说一下，宋学学派可分为三：一曰程朱派，二曰陆王派，三早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又分为二：一曰永嘉（今温州市）学派，代表人物有陈傅良、叶适（水心）等，很有才气。著作汇集为《永嘉丛书》和《敬乡楼丛书》，前者由孙诒让的父亲孙依言编的[20]，后者由今中山大学刘节教授的父亲刘冠山编的[21]。二曰永康（今金华市）学派，代表人物有陈亮（龙川）、吕祖谦等，著作汇集为《金华丛书》。
程朱派和陆王派都看不起浙东学派。例如朱熹说他们是粗野的，夸夸其谈，没有理论，陆九渊更是瞧不起他们。但是，我认为浙东学派是批评派。朱熹专谈《四书》，陆九渊专谈《孟子》，两派都以圣人经典为要务。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浙东学派便以历史来批评另外两派，反对性理空谈，在“经世致用”的问题上，强调应该把“经”与“史”结合起来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经等于史”之说，浙东学派虽然重视“史”，但在那封建时代不可能推翻“经”的地位。
继南宋陈傅良之后，明清时期学者们也讲经史相等。兹将有关资料抄录于下：
明代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卷下《大学微》。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答徐爱语曰：“五经亦史。”李贽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条云，“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最为系统的则是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六经皆史”说。章氏，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清代浙东学派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众多著作，清末始为人注意。1922年汇刊为《章氏遗书》。对经史关系的见解，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又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报孙渊如书》）
清中叶袁枚在《史学例议序》中也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
晚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认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且焉。……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见《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此外，还有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原经》篇、《检论》卷三、《订孔》上下篇等。
由上可见，关于经史相等之说，是有远久源流的。从南宋陈傅良、叶适，到章学诚、章太炎，特别是南宋与清代浙东学派，都探讨过经史关系问题。明清时期这种思想很普遍。不过，宋濂、袁枚是文学家，王守仁、李贽是哲学家，偶然谈到而已。只有陈傅良、章学诚，才是真正的史学家，主张经学就是史学。章学诚思想直接影响到龚自珍和章太炎。
至于陈傅良与章学诚之间是否有关联呢？研究得还不够。南宋和清代，都有过浙东学派。一种意见认为，他们应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学派。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有直接关系。例如，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22]，就把宋代和清代浙东学派相联起来。何炳松是金华人，认为是继承孔子道统的。
我个人认为，南宋和清代浙东学派之间，有相同之处三点：一、学问都是史学；二、主张都是经世致用，以史学为武器或工具；三、政治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淑世主义者。截然不同之处则在于：宋儒以史来补充经，章学诚则以史看经，把“经”与“史”地位完全相等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一条虚线，而不是一条实线。探讨经史关系论，就能够把浙东学派溯源弄清楚。章学诚的观点，超过了前人。龚自珍讲过类似的话，但尚未钻进去研究。魏源也有较切实的意见。章太炎更进一步认为，孔子就是史学家，见于《订孔篇》；《春秋》就是历史书。章太炎关于史学与经学的关系的论述，颇值得研究。
总之，第三阶段“经等于史”之说，是进步的，涉及到历史哲学上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后期会出现这种思想呢？原因研究得还不够。
六、经属于史阶段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封建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经学注疏都成了史料。所谓“六经皆史料”，这是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口号。
郭沫若是利用“六经”史料研究古代史的第一人。郭老《十批判书》中好几篇论文[23]，就是以《诗经》、《易经》来研究古史的。开创者正是他，他认为“经”是史料。我们今天也是从史料学角度去研究经学的。例如，《诗经》是重要史料之一种，从中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真相。搞《诗经》大多是中文系的人，但也应有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研究。一要写出“诗经学”的发展史，二要以史学眼光编一部《诗经选》。这两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均可以搞。研究《易经》，也可以如此做。
所谓史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字或非文字的材料，是客观性的东西。后人主观性的东西，不会包含其内。史料不只限于文献资料，还包括考古实物。一千年后，发掘出来的啤酒瓶，也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研究历史的人，应当注意考古实物资料，不要轻易地受到文献学的限制。因此，我长期地订阅《文物》和《考古》等杂志。
所谓史学，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东西。史料是客观的，整理与分析史料则是主观的，三者合而为之即史学。史学著作的好坏，在于主客观结合得好与不好，叙述得好不好。史学的核心，究竟是历史哲学，还是历史编纂学呢？耿老[24]主张讲历史哲学，不主张讲编纂学。然而，历史哲学谈何容易！没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很难做到。历史哲学是高精尖的东西，而编纂学则是底子。
值得注意的是，前人的史著如《春秋》、《史记》，在当时是史学，随着社会发展则慢慢地降低为史料了。二十四史在当时是史著，今天却成了史料。“史”与史料是辩证地发展的，古代的史成了今天的史料。这样，中国文化一步步地向前发展。
注释：
[1]论文题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8月）。强调指出：“经、史关系问题， 是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参见朱维铮教授编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俞平伯（1900—1990），著名的文史学家。 参见乐齐编《俞平伯》附俞平伯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这段结论按《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校录， 参见《选集》增订本。
[4]周先生将清代至今的文字学研究，按对许慎之学的态度， 分为三派：宗许派、反许派、订许派。从清末到现在，文字学走订许路线，即超越经学的路线。
[5]江水（1681—1762），婺源（今属江西）人。 以考据清晰见长，开启皖派经学研究的风气。
[6]吴大澄（1835—1902），清江苏吴县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参见裘锡圭《文史丛稿》“吴大澄”一节，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
[7]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号观堂。 《释史》一文见于《观堂集林》卷六。
[8]查《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未有《续释史》，疑有误。待考。
[9]关于梁启超《新史学》，参见周予同主编、 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10]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人。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与中国文学系主任。著述中未见《史学概论》，但有《中国史学通证》，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1]徐中舒（1898—1991），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所撰论文《左传的作者及其年代》，刊于《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认为史的起源与诗歌有关。
[12]顾颉刚（1893—1980），苏州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疑古派代表人物，编有《古史辨》。
[13]顾实（1878—1956），字惕生，常州人。古文字学家。撰有《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汉书艺文志讲疏》被认为是“一方面着重学术上‘考镜源流’，另方面又注意目录版本学上具体问题，超越以往考证诸作，……显然非现行同类书所能代替”，但是，“本书是六十年前的一部著作，在立场、观点、方法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参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云：“按四部体制，始于曹魏之郑默，成于东晋之李充。至唐初修五代史志，用以为经籍志而始见于史。”又及，据余嘉锡考证，南朝梁元帝诏文中最早使用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名称，见于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
[15]参见许道勋《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刊于《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16]柳诏徵，生卒年凡三说，经考查，确切的说法应为：1880年2月5日（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江苏镇江，1956年2月3 日病逝于上海。参见柳定生《柳诏徵先生传略》，《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氏所撰《中国文化史》，初为1923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多次再版，最近被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四十二卷。该书下编第十三章《隋唐之学术文艺》中谈到四部分类法“自荀勖因郑默《中经》著《新簿》，始分四部，至隋唐面分析益密……”，有较详论述，可参考。
[17]参见《中国历史文选》下册。
[18]十字军：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下半叶，西欧在罗马教会的发动下对近东各国进行侵略的军队。因参加者均佩有十字标记，故名。
[19]《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一文有详细的论证，可参阅。
[20]孙衣言（1814—1894），浙江端安人。参见俞大文《晚清著名学者孙依言》及潘善庆《晚清大学问家、教育家孙诒让》，载于《历代人物与温州》，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1986年版。
[21]刘冠山（1880—1960），即刘景晨，浙江温州人。参见潘国存《刘景晨及其子刘节》，载于《历代人物与温州》。
[22]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华人。1935年任暨南大学校长，聘周予同先生为史地系主任兼教务长等职。所著《浙东学派溯源》前言中提到：“曾经把这个问题（即浙东学派问题——整理者按）的各方面提出来和胡适之、胡朴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纬平、姚名达几位先生再三讨论过，承他们指正了诸多错误，……周予同和姚名达两位先生很热心的供给他（指何炳松本人——整理者按）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和旁证，尤其有功于这本小书的完成。”表明何炳松与周予同曾有过学术切磋。
[23]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参见《享沫若全集》。
[24]耿老，指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教授。他1898年3月生于江苏海门。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以治政治学与西方史学史闻名。1975年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