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课程现代化与课程文化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课程论文,化与论文,跨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课程改革是世纪之交各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哲学、文化价值标准、学校体制、教学模式及评价程序的规范性整合的指示器。而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在文化选择中培养和造就一代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新人。因此，跨世纪的课程改革必须以课程文化新思维为导向，努力探求现代课程科学的价值观、模式观和评价观，在对传统课程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重构中实现课程的现代化。
一、课程现代化和课程文化的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指出：“课程即课业及其进程”（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把课程释义为学校教师指导下出现的学习者活动的总体；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认为：“课程囊括儿童在校学习期间应具备的全部经验”（注：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由上可知，目前人们对课程这一概念的界定不一。正因如此，课程现代化至今仍是一个尚需规范的范畴，有人把课程现代化诠释为课程的西方化、国际化；有人干脆把现代课程同传统课程绝对对立起来。据此，笔者认为，我们欲科学而又完整地把握课程现代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建立课程民族化与课程现代化互动谐同机制。课程民族化是在传承和活化民族文化传统中实现民族传统课程文化的现代化，而课程现代化是在文化反思和文化重构中实现现代课程文化的民族化，课程现代化寓于课程民族化之中。
课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是属于教育文化学的一个新课题。这里，课程文化仍属一个尚需规范的前科学概念，它立基于教育与文化互为中介的理论：一方面，人类依靠文化成果教育和塑造年轻一代，而在另一方面人类又借助于教育传递和源源不断地创造新文化。人类每一代创造的文化成果不可能依靠人的体内遗传传授给下一代，而人类个体必须在教育过程中习得超生物经验。正是文化以教育为中介在代际和人际的传递和交流，把人类的富有自然素质潜能的个体化为具有现实文化素质的社会人。因此，文化具有传递人类劳动和社会生活历史经验，促进年轻一代身心素质社会化，维系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功能。而学校的课程是对社会文化成果进行教育文化学的结构分析和破译编码的独特的文化沉淀。因此，课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就课程文化的功能而言，课程文化本质上是传递、交流、重构和创造文化的高级文化体；就课程文化的内容而言，课程文化是科学文化、道德文化和审美文化交融渗透的复合体；就课程文化的形式而言，课程文化是一个开放有序的教育文化模式，它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处和结合部。一方面，它不断地从社会摄取、选择、传播和融合着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在课程活动中创造出富有特色的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文化藏着巨大、深沉的历史内涵和变革进取的时代精神。
二、现代课程价值观的检讨与修正
文化反思是人类对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其价值的意识。长期以来，文化至上的价值观成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支柱。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人的本能、欲望等被划为动物性、兽性和恶，而理性、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等文明成果人们则顶礼膜拜。基于如此文化至上的价值观，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文化的教育功能规范为文化对本能的改造，理性对欲望的征服，社会性对个性的同化，从而导致课程文化长期徘徊在社会本位论，理性专制，唯科学主义，道德至尊的历史误区。对此，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指出：“科学给人类以福址与祸害并存，进步与破坏同在”。（注：王义遒：《科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1期。）当代的高度繁荣和全球危机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陶醉于诸如汽车、飞机、电话等科技成果享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忍受着癌症、艾滋病的折磨。事实证明，这些新病魔都与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息息相关。
基于对当代文化的反思，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课程文化的价值取向及课程目标必须进行检讨和修正。回眸本世纪后半叶课程改革，在关于课程目标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即文化至上的社会本位论的价值取向和自然至上的个人本位论的价值取向。前者把课程目标定位于传递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和知识体系，维系文化的继续和社会的延续。而后者认为课程目标应当顺从自然，开发儿童的天赋潜能，以人的个性，人格完善为理想目标。两者各执一端，陷于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观对人与自然、文化与本能、社会与个人的形而上学的割裂和对立。现代课程目标观的价值取向应根植于人与文化相互选择、动态同构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人类和自然要合一，不应该矛盾）（注：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2期。），而文化选择的主体则是社会与个体同构的共同体。这样，课程文化的目标既是社会以年轻一代个体身心素质的文化心理结构为载体传承文化，维系社会的延续，又是人在对社会文明成果的文化选择和重构中开发素质潜能，推动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课程文化为中介，群体素质文化与个体文化素质双向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出了文化至上与自然至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对立和冲突的误区，从而为课程改革的文化选择开拓了一个开放、包容、综合的思维空间。
三、现代课程文化模式的奠基和塑型
由于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因此，就文化的时间状态而言，人类文化在历史进程的积淀和变革中不断发生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分化和交流；就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相对于统合型的主导文化又分化出诸多离散型的亚文化群；就文化主体论意义上说，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要素，文化支流的发生及其传播、交流、碰撞和冲突，直至文化标型的重组和流变，都是一种自组织的社会现象。而文化重构则是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创造活动，其精义在于按照一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对文化新质要素的发现，筛选和鉴定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综合及对文化要素的序列，比例和构型进行合目的控制和调节。
在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说，课程改革的文化选择，就是按照一定的课程文化价值规范，在对课程的文化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课程文化结构的转换和课程文化模式的创新。现代课程的内涵不仅指由教学计划正式规定的学科课程和活动，而且包括在学校背景中学习者课内外的活动的总体及其实际上获得的课程经验。现代课程论构建的是一个由学科课程、核心课程和隐性课程等诸多形态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开放、多元、有序的课程模式。由此，近代课程史上的“学科中心”、“经验中心”、“知识结构中心”诸多流派从抽象分析走向整体综合。而且，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课程的物化形态不仅指课本，还包括图表、模型、标本、声像磁带、科技电影片、闭路电视等。因此，现代课程浓缩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文化历史成果，同时也凝聚了现代科技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文化遗传方式的现代形态。现代课程的本质分为三个层次：它的表层是物化的知识形态，包括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它的中层是操作化的活动形态，包括课程教学中的认知活动、道德活动、审美活动以及交往、劳动、游戏、社会实践活动等；它的深层则是主体化的人格形态，即课程的知识形态的活动、交往，以人际关系为中介内化、积淀为受教育者的身心素质和人格品质。
基于上述现代课程观，我们可以从文化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对课程文化进行分类，从文化主体层面来说，把个体和群体的文化心理形式界定为行为文化和群众文化。从文化客体层面说，又抽象出三种物化的文化形式：符号文化、媒体文化、环境文化。这样我们把课程文化设计为一个由符号文化课程（与学科课程对应），行为文化课程（与活动课程对应），媒体文化课程（与平行课程对应）；群体文化课程（与自我教育课程对应）和环境文化课程（与隐性课程对应）所组成的课程文化新模式。这种由课程文化要素交互作用，动态组合的课程文化模式必将对课程模式的实验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四、现代课程文化评价指标的变迁与定位
笔者认为，文化反思与现代课程文化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教育哲学理想，文化重构和现代课程模式观是文化行为形态的设计和操作，而文化素质的新释义与现代课程文化评价观则是文化作品形态的教育质量评价，这个领域的研究，为传统的课程评价开拓出一个崭新的课程文化思维空间。
在今日学校课程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理想化的教育目标与分数化的评价目标的反差，这对传统的课程质量评价观提出了挑战；变革课程质量评价观刻不容缓。在现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民族素质的教育质量观，为人们在人的素质这个层面上综合构建一个包涵知识、智能、非智力因素、个性、人格等要素的具有整体性的教育质量指标提供了新思路。
素质教育理论向我们昭示：“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在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得到系统全面发展。”（注：黄崴：《作为现代教育的素质教育》，《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素质是一个标志和度量人的身体和精神要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平的整体性范畴。由物质性的人体生理素质，功能性的心理精神素质和信息性的社会文化素质三个层面动态同构的自组织系统。据此，我们试图对文化素质这个尚未规范的概念进行考察，为现代课程文化的评价理论和实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文化素质是人们经常使用的经验概念。由于人们对文化和素质的理解和释义不同，因而文化素质的科学概念尚未形成。欲揭示文化素质的真实内涵，我们提出“文化素质化”这一命题。所谓文化素质化系指社会的历史文化成果以课程文化为中介，内化、积淀为个体身心结构的文化素质。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科学、道德、艺术集中体现和凝聚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价值理想的文化历史成果。因此，我们把文化素质的本质内涵理解为崇真的科学素质，求善的道德素质，尽美的审美素质。这里的科学素质是一个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由科学知识，科学态度和科学信念构成的精神素质；道德素质系以奉献精神为核心，由政治方向、社会理想、人生观、公民意识、民主素养等构成的精神素质，其精义又在于创造精神的开发，致力于真和善的统一和升华；审美素质系以审美情操为核心，由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能力构成的精神素质。因此，文化素质和文化素质化这两个新概念为课程文化的评价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
基于对文化素质新释义的理解，我们把课程文化的评价指标定位于一个由崇真的科学素质，求善的道德素质，尽美的审美素质共同组成的，彼此相互作用动态同构的复合体。以这种课程文化的评价指标为导向塑造出来的未来一代应该是学会学习的文化享用者、学会生存的劳动者、学会创造的文化新人、学会关心世界性问题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