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明治精神”——再论夏目漱石《心》中“先生”之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之死论文,精神论文,夏目漱石论文,再论夏目漱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3)03-0129-5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他生活在东西方文化激烈撞击的明治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皆是描写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知识分子空虚、迷茫和苦涩的精神世界。西方文明给近代的日本带来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从而刺激生活上的各种欲求。但是，对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却失去了传统伦理道德准则和幸福感。综观夏目漱石的作品，无论是处女作《我是猫》还是晚年遗作《明暗》，基本上都以明治和大正时期失落、苦恼和探索生活目标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其后期作品《心》(1914年)最具有代表性。
“明治精神”出现在夏目漱石后期代表作《心》中。这既是首次，也是他全部作品中唯一被提及的一次，因而对于“明治精神”含义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着。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是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团利益；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主张个性解放和自我觉醒的新思想开始影响日本。夏目漱石正是处在这两者相互交替和冲突的动荡时代。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曾指出，“夏目漱石在他撰写的《文学论》中，曾提及自己身上存在的‘封建精神’。既然他已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大概不会完全桎梏于这种‘封建精神’的框框内。至少他还有客观审视自己的能力”(吉田精一1968)。夏目漱石在作品《心》中借主人公“先生”这样说道：“我出生在传统伦理观念极强的家庭中，且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夏目漱石1959：407)。夏目漱石认为，引进西方文明时，必须考虑日本实际国情。他指出，“日本文明开化是外部强加的外发性东西，并非像西方社会那样是由内部自然产生的内发性产物。日本人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开化中只能怀着一种空虚、不满和不安感”(夏目漱石1959：410)。“明治精神”出现在“先生”自杀前，所以有些学者错认为“明治精神”是导致“先生”自杀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是由于对“明治精神”理解不够深刻所至。《心》的问世已近百年，但至今仍受到日本文学研究者关注，依然具有现实性。
一、“先生”的自杀
夏目漱石的后期代表作《心》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生与我”包括36回，第二部分“父母与我”包括18回，第三部分“先生遗书”则由55回组成。从作品结构看，“先生遗书”是中心。前两部分都为“先生遗书”做铺垫，整部作品充斥悲剧色彩：作品提及11人，其中8人死亡，而且3人自杀(乃木将军、“k”及“先生”)。乃木将军的自杀是在明治天皇去世后，报答皇恩是其死因。他的自杀有浓郁的日本封建主奴色彩。“K”的自杀既是对自己放弃信仰的惩罚，也是对“先生”卑劣行为的报复。
“K”信仰真宗，当时日本的真宗禁止结婚，甚至对女性产生性幻觉也算亵渎真宗。“K”很虔诚，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以此自豪。此后，“K”暗恋上房东小姐，这让他很苦恼，因为这意味着“K”要抛弃自己一直自豪的真宗。矛盾至极的“K”最后把自己的困惑向唯一的朋友“先生”述说。“先生”当时也暗恋小姐，所以当“先生”得知“K”这一想法时大吃一惊，抢先向房东太太提出与小姐结婚的要求。房东太太当即答应“先生”的求婚。当“K”从房东太太处得知此事后，他绝望了。被家庭抛弃后，一直支撑“K”活下去的真宗信仰未能坚守住，通往归俗之路又被“先生”堵死。“K”悔恨自己的不虔诚和轻率，不能原谅“先生”的薄情寡义，最后以自杀惩罚自己，以死报复“先生”。
“先生”儿时父母双亡。母亲在临终前把“先生”托付给叔父。叔父当时拍着胸脯向“先生”母亲保证：一定照顾好“先生”。然而，就是这个“先生”唯一的亲人，侵吞了“先生”大部分遗产。为了隐瞒自己的劣行，叔父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先生”。“先生”拒绝了，并和叔父断绝关系。自此，“先生”悟出一个道理：“平时大家都看似善人，至少看似普通人。然而一旦有利益诱惑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变成坏人，真令人害怕。所以要提防点”(夏目漱石1959：360)。但是，“先生”却坚信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成为叔父那样的恶人，然而“先生”这一做人原则和信念后来却被自己践踏了!他出卖儿时的好友“K”，亵渎两人儿时以来的纯真友情。在《心》中，“先生”写道：“无论社会如何丑恶，我坚信自己一定会是个像样的男人。然而，这一信念却被“K”击得粉碎。当意识到自己和叔父一样丑恶时，我霎时感到天昏地暗：以前我讨厌损人利己的人，但现在我茫然了，更讨厌我自己”(夏目漱石1959：491)。
“先生”以自己的丑行为耻，开始饮酒消愁，因此愈发苦恼。“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这种负罪感迫使我每月去给‘K’扫墓，迫使我细心照顾我岳母，不敢怠慢妻子。这种感受甚至使我甘愿受路人鞭笞。漫长的痛苦煎熬使我觉得与其让他人鞭笞还不如自己鞭笞自己。如今我又感到自己鞭笞自己还不如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夏目漱石1959：495)。“先生”这段自白清楚地道出自杀的动机。本尼迪克特指出，“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我戕害不过是对绝望境遇的一种自暴自弃的屈服，但在崇拜自杀的日本人看来，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本尼迪克特1987：141)。
但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自杀，“先生”当时还未决定。直到天皇的去世、乃木将军的“殉死”使他最后下定决心。当“先生”得到天皇去世消息时：“我似乎感到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也终于天皇。我们这些深受明治时代影响的人，此后留在世上也要落伍。这种感觉在内心中非常强烈。我把自己这种感受清楚地告诉妻子。妻子笑了，没有接话。但是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对我开玩笑说‘那么，你就殉死好了’。殉死这词，我几乎已经忘了。因为平时这个词没必要使用，好像已落入甚至腐朽于记忆的深处。听到妻子的笑话才想起来。我对妻子说：‘如果我殉死，那也是为明治精神死’。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过是笑话而已，但不知何故，我觉得这个古老、很少使用的词汇此时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又过两三天，我终于下了自杀的决心”(夏目漱石1959：496-497)。可以感觉到，“先生”的自杀似乎与“明治精神”或明治时代有着某种关系。这样，就使主人公“先生”的自杀又增添了些许时代感及社会寓意。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作者夏目漱石对当时明治维新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和“明治精神”的看法。
二、对“日本文明开化”的批评
无论初期还是后期的夏目漱石文学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无限膨胀的个人私欲。比如，《我是猫》辛辣讽刺资本家金田及金田夫人；《从今以后》凸现主人公代助出于私欲夺友之妻后被社会和家庭抛弃，自传作品《道草》展现自私、人与人互相争斗甚至家庭内、夫妻间相互猜忌和算计的人性弱点。同样，在《心》中，亲叔父由于贪婪侵吞儿时“先生”家的大部财产，“先生”为得到房东小姐出卖童年时的唯一挚友“K”，迫使“K”自杀。
在夏目漱石笔下，贪婪是人类不幸的最大根源。他对明治时代改革开放中体现出的个人主义放任倾向不以为然。夏目漱石深受东方文化熏陶，受到中国传统儒教乃至道家学说的影响。他认为东方文化是调和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服良药，意识到东方文化的“克己”、摒除私欲和西方近代文明追求的“自我”、个人主义相对立。日本想用十几年就模仿和构建西方经过长期自然形成的文化基础是不可能的。夏目漱石指出，“引导日本现代开化的大潮是西方式的，但在这大潮中游弋的却不是西方人，而是日本人。因而，每当大潮来袭时，我们日本人就有客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感……体力和脑力皆优于我们的西方人用一百多年造就的令人瞩目的文明开化，我们日本人自诩用不到一半的时间就惊人地达到了。我们没有考虑西方人经历的那些困苦，这也许会导致我们文明开化的失败，或者会患上不能自拔的神经衰弱，甚至气息奄奄，在路边呻吟。这种结果很可能会发生”(夏目漱石1968：410-411)。
夏目漱石认为西方文明开化是“内发性”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开化是根据西方内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形成的自然产物。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是受外部刺激，没有充分考虑日本社会实际状况而强行推行的，是“外发性”的文明开化。夏目漱石认为，日本这种急功近利的文明开化没有顾及日本传统文化及实际国情，必将颠覆日本国民价值观和伦理观，使人不知所从。夏目漱石的重要代表作中的主人公，如《三四郎》的三四郎、《从今以后》的代助、《门》的宗助、《行人》的一郎、《心》的“先生”等，在追求西方自我价值和保持传统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中或迷茫、失语、挣扎，或走向毁灭。
实际上，夏目漱石有关日本“内发性”和“外发性”开化的观点，在19世纪80年代就由北村透谷提出。北村这样批评日本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当今时代乃来自物质革命。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正在被剥夺，这种改革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是其内部矛盾撞击所引发的革命，日本的这种改革不是革命，而是‘移动’”(中村光夫1972：314)。
无论是北村透谷还是夏目漱石，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明治维新改革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从小喜读汉书、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夏目漱石，其影响更加巨大。夏目漱石在不同作品中指出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综观他的作品，主人公几乎皆为知识分子，且不满当时的文明开化。如初期作品《我是猫》中的英语教师苦沙弥、《哥儿》中的数学教师“我”、《草枕》中的西洋画家“我”等，他们都蔑视俗世间追名逐利风潮，追求精神慰藉；中期作品，如《从今以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代助、《门》中的公务员宗助等，他们的遭遇使人质疑西方文明极力主张的“个人主义”、“个人觉醒”理念等是否符合日本国情。在《从今以后》中，作者借代助之口尖锐批评不断膨胀的个人私欲和日本的扩张政策：“日本这个不向西方国家借钱就无法自立的国家，竟然要以一等大国自居，硬要挤进一等大国……你看看大家的言行，基本上都是愚蠢的。除了自己本身的事以及自己眼前的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因为劳顿使他们无法思想。精神困惫和身体衰弱不幸同时降临，而且道德败坏也接踵而至。驰目整个日本，能找到哪怕一寸见方的土地是淋浴在阳光中的吗?真可谓暗无天日啊”(夏目漱石1909：324)。后期作品，如《行人》中的大学教师长野一郎、《心》中的“先生”都以不同形式指出：私欲是人类不幸的根源。1911年4月，夏目漱石拒绝日本文部省授予他的“文学博士”称号。1911年4月15日《东京朝日》报纸报道：夏目漱石在回绝信中批评博士制度在国家权力背景下滋生的少数贵族学者的社会不公现象。他不满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可见一斑。
三、“明治精神”
夏目漱石虽然对当时明治政府推行的政策颇为不满，但他仍以维持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是在这种框架中竭力纠正一些不利于或不适宜日本社会的不良现象，这些都是出于完善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考虑。
1914年日俄交战之时，夏目漱石发表过《从军记》、《战后文界之趋势》等作品，对日本军队的节节胜利拍手叫好。他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坚信“自己本位”信条，主张日本自主，反对过分模仿洋人。夏目漱石原本认为对俄战争的胜利能使日本摆脱对西方的依赖，步入繁荣自强的轨道，日本近代文学也能自强自立。然而，日俄战争虽取得胜利，但是战后日本社会诸相却使夏目漱石大为失望。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盲目崇拜西方，道德低下，物欲横流颇为不满。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借广田先生之口，尖锐指出，“即使我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成为世界上一等强国也没用。”
“明治精神”在夏目漱石后期代表作《心》中被提及，始于日本乃木将军夫妻为明治天皇殉葬，这件事当时引起日本社会极大关注。日本近代文学巨匠森欧外、芥川龙之介等也都发表作品，对其殉葬褒贬不一。实际上，“明治精神”的提出和夏目漱石的经历和世界观直接关联。
夏目漱石出生时，由于生辰不吉利、母亲年龄大、子女众多等原因，不受父母喜欢，很快被送给他人。他一直不喜欢功利倾向的养父母。10岁左右，养父母离婚，他不得不回到生母家。但由于没有及时办理返藉手续，所以在他成人前的近10年内，一直以养父盐原的姓氏在父母家生活。哥哥、姐姐皆姓夏目，只有他一人叫盐原。这在夏目漱石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一种被排斥的自卑和孤独感，使他极其反感利己主义、个人私欲，也极少信任他人。这无疑对他的性格及世界观产生很大影响。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又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修善寺大患使夏目漱石经历一场生死洗礼。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夏目漱石，在此后的作品中对日本“文明开化”不再持以前那种尖锐的批评态度，开始挖掘、分析、批判人们内心中的私欲，竭力表现私欲才是人类不幸的根源。
在《心》中，无论是“K”还是“先生”，都被家庭抛弃。“K”被养父母断绝关系；“先生”被亲叔叔欺骗，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孑然一身来到东京。对他们来说，家庭不亲、社会更陌生。夏目漱石在《心》中通过“先生”坦言：“你也知道，我几乎与社会无接触，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夏目漱石1959：407)。这种孤寂心情使夏目漱石滋生厌世情绪。1914年11月，夏日漱石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对他的学生说：“死是我的胜利。我如果死了，葬礼并不重要，只希望大家齐呼万岁就行了。”
在《心》中的遗书里，“先生”写道：“就像我不太理解乃木将军的自杀理由一样，大概你也不能理解我自杀的原因吧。如果你真不明白，就当成由于时代不同，人与人的观念也不同吧。这也是无奈的”(夏目漱石1959：497)。乃木将军的“殉死”缘于昔日所犯过失的自责和报答天皇不但赦免反而重用自己之恩，它有日本传统武士阶层的主仆情结。《心》中的“先生”在“K”自杀12年后，最后经不起良心道德的折磨而负疚自杀了。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认为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本尼迪克特1987：141)。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始端、明治天皇执政的初年。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虽然快速促进经济发展、军事增强，然而与文化受容的滞后性形成极大反差。这使当时的日本人特别是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到精神空虚。夏目漱石精通英语，曾留学英国。他曾提出“自己本位”，主张应有个人观点，不应人云亦云。“自己本位”当时主要涉及学术领域和日本国策。夏目漱石认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不应完全跟着西方走，应走适合日本国情的道路，即走“内发的”文明开化之路。
“明治精神”在夏目漱石笔下实际上有一定寓意。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是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在江户时期，如果问及某人特别是武士，一般都会说：某某藩(江户时代幕府制下的诸侯领地)的某某家(知识分子在明治维新前属于武士阶层)。这是由于当时个人完全被置于集团之下，个人要无条件服从藩主。服从集团利益的是忠，服从家长的是孝。不忠不孝在当时被视为恶人。然而到了明治时期，西方文明侵入日本，以自我觉醒、自我追求为先导的西方思想开始撼动日本传统文化。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直接冲击日本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和以摒除私欲为主调的东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这使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像夏目漱石这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文人感到失落和不安。
对于乃木将军的“殉死”，夏目漱石实际上怀有矛盾心理。一方面，不太理解乃木将军的自杀理由，表达出作者对日本封建社会殉葬陋习的反感；另一方面，流露出对商品大潮冲击下仍能保持传统无功利“美德”行为的赞叹。虽然乃木将军为明治天皇而死，“先生”是受道德谴责自杀，但是日本传统文化在二者身上的巨大作用却是一致的。天皇的死、乃木的殉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一个很好的自杀口实而已。“明治精神”并不是如曹瑞涛所说：“是导致主人公‘先生’自杀的直接原因”，而且在“先生”心中，“明治精神”也没有“附在明治天皇身上”(曹瑞涛2011：192，202)。在《心》的遗书中、在天皇去世前，“先生”就已在遗书中明确表示要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今我又感到自己鞭笞自己还不如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所谓为“明治精神”徇死，用《心》中“先生”的话来说“不过是笑话而已”。而且“先生”也并非崇拜天皇。李光贞指出，“当明治天皇去世、乃木大将徇死的消息传来时，夏目漱石在心灵上肯定是有一定震动的，但这种震动究竟有多大?程度如何?夏目漱石是否赞美这种行动?他在给桥口贡的书信中以这样的口吻写道：‘今天是全国的大丧，所有的人是想吃不能吃、想喝不能喝，真是奇怪的日子。’他不仅把天皇葬礼之日说成‘奇怪的日子’，而且在给松根东洋城的信中写道：‘葬礼结束后，想必您很疲劳吧。明后天您休息的日子里玩一天如何?’把天皇葬礼那天说成是‘奇怪的日子’，一心想着要去‘玩一天’，这说明在夏目漱石心中，对天皇并没有过多的敬重或敬意”(李光贞2007：59)。渡边京二也说，“夏目漱石对明治时代并没有太多好感。他认为那是一个盲目赶潮流、失去个性的时代。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渡边京二2000：17)。
“明治精神”实质上是在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激烈撞击下，以主人公为代表、怀念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孤独、失落和怀疑的精神写照。尽管“明治精神”一词仅出现一次，但在夏目漱石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折射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恼。日本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间出现一大批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理智看待东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涌现出一些质疑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夏目漱石曾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一文中指出，日本学习西方，有时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叼着烟卷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夏目漱石1968：410)。像夏目漱石等倾向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度提出批评。对于他们来说，丧失民族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民族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民族消亡。因而“先生”想把老一代的日本传统伦理道德观传递给下一代：“我现在想自己刺破自己的心脏，把其鲜血泼撒在你的脸上。当我停止呼吸时，只要你的内心能孕育出一个新生命，我也就满足了”(夏目漱石1959：408)。正是由于这些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才对其后日本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四、结束语
实际上，一部成功的作品、一个民族的兴起不可能脱离其成长、生活的文化环境，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能与本国传统文化无缘。这也许是夏目漱石想把“明治精神”传递给下一代，“孕育出一个新生命”的宿愿。如何看待欧美文明，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也许这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