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桥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近代史上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似应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始。此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渐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频繁交往。本文旨在探索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1553—1840年）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注：这里所说文化交流是狭义的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音乐、宗教等。）
一、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角色
贸易的航道同样是文化交流的通道。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之后，很快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长崎三条国际贸易航线进行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澳门贸易经商，赢利发财。
与此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也随着商船纷至沓来地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而宗教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西方国家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当然也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内容，而传教士亦扮演了沟通文化交流的角色，特别是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更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基督教三大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在其尚未分裂之前，曾两次传至中国。第一次是唐代贞观九年（635年）， 由基督教聂斯院脱派（Nestorians）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之为景教，至会昌五年（845年）便消声匿迹了。 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以后，第三次，则是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现代。
（一）耶稣会士率先经澳门入中国传教
16世纪中叶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后，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n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 在法国与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名曰耶稣会（Jesuitas,Jesuit）。1540年9月2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布命令，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次年的4月13日，任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 他非常积极支持耶稣会传教士到东方传播天主教。时适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Ⅲ）向教皇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总督同行， 于是教皇将此事委托于罗耀拉。罗氏即派沙勿略为“教廷远东使节”随总督同去果阿。他于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发，次年5月6日到达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果阿去马六甲，后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于1549年8月15到达日本沿海的鹿儿岛商埠。 但当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时，他认为要在日本传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得批准后，于1552年4月14日离开果阿前往中国。8月到广东省台山县的上川岛曾设法与中国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带他到广州传教，费了不少周折仍遭到拒绝。后来，他花了200 元钱雇了一只小船，企图秘密驶入广州，也未能如愿。到了12月2日晚上， 他突然患疟疾病，发高烧不退，终于12月3日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死去了。 一个曾经到过果阿公学读书的名叫安多尼的中国人为他料理后事，将其尸体运往果阿埋葬。后来天主教教士称他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
第一个来澳门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公匝勒斯（GregoroGonzales）， 他和耶稣会士伯莱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 ）于1555年7月20日到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月中旬，当伯莱笃两次进入广州，企图去援救被广东政府视为“奸细”而抓起来耶稣会士布利道（Matthien de britto）等二人时，公匝勒斯自动从上川岛移居澳门进行传教。1561—1563年，在日本养老的神父巴尔达·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a）、 方济各·贝勒兹（Francois Perez）、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 ）和平托（F·Andre Pinto）等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并征得广东地方政府的允准，在今圣安多尼教堂附近处用稻草盖起一间名曰天主教之圣母堂的小教堂，作为传播天主教的场所。至1563年，澳门至少有八名耶稣会士进行传教，发展教友600多人。当时在澳门进教的中国人有两种， 一种是澳门的居民直接进教，一种是广东各县的人每年一次赴澳门进教。家居澳门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见天主教在澳门影响至深。眼见天主教在澳门传教业已开展了， 教宗庇护五世于1566 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后者于1568年5月抵达澳门。当时澳门还未建立教区，所以卡内罗不能在职衔上称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实际上已执行第一位主教的职务了。因为卡内罗主教到澳门任职，公匝勒斯即被马六甲主教召回马六甲，被派到摩洛哥群岛去视察教务。所以，卡内罗应该说是公开以主教身份到澳门传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罗到澳门任主教后，从1562年开始， 陆续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 和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称白马行医院），以收容弃婴孤儿、替人治病为手段，号召和劝诱澳门华人居民信奉天主教。 同时于1569年在澳门建立第一个正式天主教堂圣望德堂（Igreja de sāo Lazaro）进行传教活动。从此，澳门遂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驻地。在卡内罗在澳门传播天主教取得顺利进展的情况下， 教宗格雷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Ⅷ）即于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国王士巴斯梯亚斯的请求，颁布诏令：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辖。到1588年，因日本单独设立教区而脱离澳门地区，1618年，耶稣会总会会长委特尔斯奇（Vitelleschi ）即将澳门教区隶属罗马耶稣会直接管辖。在设立澳门教区的同时，教宗正式任命远居里斯本的费基拉（Diogo Nunes Figuira ）神父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费神父坚决推辞任职，卡内罗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继续主持管理澳门教区的教务工作。由于建立了澳门教区，耶稣会士来澳门传教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他教会的教士也接踵而来。 方济各会士于1579年来澳门；奥斯定会士于1586年来澳门，多明我会士于1587 年来澳门传教，并不断兴建教堂如圣望德（1569年）、圣老楞佐堂（1558 —1560年）、圣方济各堂（1579年）、圣保禄堂（1582年）、 圣多明我堂（1587年）、圣安多尼堂（1608年）、圣嘉勒修院教堂（1633年）等，作为传教的场所。其中以望德堂、老楞佐堂和安多尼堂最著名，至今仍称为澳门三大古教堂。随着教堂的兴建和传教活动的开展，澳门居民信仰天主教者与日俱增，至明朝的最后一年（1644年）， 已有天主教徒4万多人。这表明澳门已经成为天主教传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远东活动的中枢。不过，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澳门传教，而是要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鉴于贝勒兹等耶稣会士因为不懂中国语言不能进入内地传教的教训，耶稣会决定派遣懂得中国语言的意大利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为远东教务视察员， 带领41位新会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但以西班牙人居多）于1578年7月到达澳门视察。他在澳门住了9个月之后，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要打通进入中国传教的道路，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最重要的条件是耶稣会士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习中国的礼仪和民情。同时，他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另派一批新的有中文基础的会士来中国传教。他还写信给驻果阿的耶稣会籍省长，积极推荐主张用中国语言文字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来到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 罗明坚即于157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当时他听说到10 多年前明朝澳门官员拒绝贝勒兹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对话：
你会说中国话么？
不。
那么，顶好你先去作学生，学习我们中国的话，以后你再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理。（注：克罗斯：《沙勿略传》第11册，第103页。）
罗氏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非掌握中国语言不可。于是，他在澳门请了一个中国画家教他学习中国语文。经过2 年又2个月的刻苦学习，他掌握了12,000个中国单字。那时他已36岁， 学说中国话仍感困难。于是，他在1580—1583年间，跟随葡萄牙商人四次进出广州，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春秋交易集会，以此练习讲中国话和接近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与此同时，卡内罗又教他学习中国的礼仪：
在你参见中国长官的时候，要下跪，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工夫很长的头；在提起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肖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8页。）
由于会说中国话且彬彬有礼，故博得当时的两广总督陈文峰的好感，于1582年承总督之请到肇庆（总督驻地）去居住。为了传教，罗明坚又在澳门耶稣会修院旁边建立一间很小的学校，名为“圣马尔定经院”，一方面向澳门居民讲授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为新来澳门的耶稣会士提供学习中文的场所。1582年8月7 日抵达澳门的意大利会士利玛窦（ Matth Deus Ricci），就是先在圣马尔定经院学华语、读华书”，对中国话很快稍有成就，最后陪罗明坚到肇庆布道，进而入韶关、南昌、南京、北京等内地传教，成为在中国传教最有成效的领导人和创始人。到1610年，中国内地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2500人，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有学问的明朝高级官吏。
罗、利两人利用中文入内地传播天主教的成功，使耶稣总会长充满了信心。于是，他责成1609年新任中国传教区区长龙华民（NicdasLongobardi）根据罗、利的成功经验，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要先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并接受范礼安关于在澳门建立一间大学来专门培养进入中国内地以至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的建议。结果耶稣会长鲁德拉斯（Antonius Luadros），即委托贝勒兹、代宰拉和平托三人，将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圣保禄公学升格为大学规格的圣保禄学院，于当年12月1日正式注册成立。 是为澳门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专门培养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圣保禄学院设置的课程有数学、天文、医学、神学、哲学、汉语、拉丁文、音乐等，其中汉语是学时最多的必修课。两年后毕业授予学位。曾在圣保禄学院攻读毕业而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约200多人，占明清时期入华传教的472名会士中的50%左右，其中有年代可考者109人。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培训的中外耶稣会士纷纷进入内地传教之后，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江南、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12个省区迅速发展起来，信教者与日俱增。据统计，由1585年的20人增至1617年的1.3万人，1644 年又增至15万人。在这些天主教徒中，不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明朝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和达官贵人。据1636年统计，信奉天主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多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80多人；一品大官14人； 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多人。 例如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南京工部都水局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司礼监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宦官庞天寿，以及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韩霖、段滚、金声、瞿式耜，张庚等，均笃信天主教，并协助利玛窦等天主教徒进行传教活动。整个中国当时建教堂159处，教士处院42 处。可见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教之深广。
（二）基督新教经广州、澳门入中国传播
基督新教曾于天启六年（1626年）由荷兰人传入台湾，到了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后便消声匿迹了。18世纪末，英国击败了西班牙、荷兰的竞争，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英国国内纷纷成立了对外传教的基督教新教的差会机构，如1795年成立的伦敦差会、1796年的苏格兰差会、1800年的基督会差会等，并不断派出教士到亚洲和非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19世纪初，伦敦差会选中教士罗伯特·马礼逊（Kobert Marrison）来中国传教。
马礼逊于1807年1月3日启程，先到美国纽约，得到美国国务卿麦迪生的协助，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驻广州的美国商馆的官员。他带着介绍信于1807年5月19日在纽约乘坐“三叉戟”号美国货轮横跨太平洋，于9月8日抵达广州。他受到美领事卡林顿的热情接待， 隐居在一间美国商馆的货栈里，学习中文，并在生活起居上仿效中国人的习惯。1808年，他从广州前往澳门居住。为了避免被澳门葡萄牙当局发现他的正式身份，他隐居在英国驻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内，并在那里认识了该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摩登小姐，彼此产生爱情，于1909年结婚。他的处境得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情，聘他担任公司的中文翻译，年薪500英磅。 这么一来，他既可以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取得合法身份出来公开活动，又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从而大胆地为传教工作做准备。这以后，他一边办公，一边翻译《圣经》，经常来往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并以英国使臣、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译员”的身份在澳门开始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工作。这是基督教新教传入澳门（也是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澳门天主教会禁止教徒同马逊礼来往，所以他平时就在广州自己的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门举行正式的礼拜仪式。他一个人在澳门与广州进行传教工作六年之后，伦敦布道会才于1813年派教士米伶（Milen）来澳门协助马氏工作。 但因受清朝官府和东印度公司之反对，米伶即于1815年4月17日到马六甲去另设基地进行传教活动。
为了便于传教，马礼逊首先把《圣经》新约全书译为中文， 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200本；接着又和米伶合译了《圣经》旧约全书， 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 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在澳门及广州传播。他还编辑《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古时如氏亚国（即犹太国）历代传略》、《养心神诗》等布道的小册子，请澳门的印刷工人帮助印刷发行。有一位帮助马礼逊印刷的澳门印刷青年工人蔡高（亦称蔡亚高），因为经常要到马礼逊家中去联系工作而听其讲《圣经》，深受影响，请求入教。于是，马礼逊即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海滨小山侧的泉水中为之洗礼入教， 成为澳门（也是中国）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第一个教徒。另外一位帮助马礼逊雕刻和印刷《路加福音》、《新约》的工人梁发也于1816年11月3日12 时在马六甲接受米伶的洗礼而成为第二个教徒，并于1823年被马礼逊授封为第一个华人牧师。
梁发，1786年生，广东高明县三洲司古劳村人，贫农家庭，读过四年私塾后，15岁时来省城广州谋生，他最初学整毛笔，后改学雕版四年，技术甚精。1810年，他在广州离洋行区不远的一个印刷所当印刷工人。他和蔡高一起为马礼逊刻印翻译《圣经》等书面与之来往密切，并深受影响而入教。梁发于1824年从马六甲回澳门，并协助马礼逊以澳门为基地积极开展基督新教的传教工作。
当梁发还在马六甲传教时，因他妻子黎氏生小孩，而于1820年春天回高明一次。他回家后，经常向其妻谈读圣经，并耐心解释教义，并与其妻子一起祈祷，后其妻果然信教。梁发妻黎氏算是中国第一个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妇女。梁发还屡次劝其父亲梁冲能信教入教，但未成功。1823年10月21日，梁发将其3岁幼儿梁进德带来澳门， 由马礼逊洗礼入教。12月，马礼逊封立梁发为宣教士。此时，马礼逊也在澳门和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他每年8月至次年3月到广州活动，夏季则在澳门居住。当时许多外国妇女经常到他家里听讲圣经。他循循善诱，博文约义，使听者顿开茅塞。梁发于1827年9月26日再回高明老家， 发现少年古天青对基督教新教的圣道很感兴趣，经启发善诱，于1828年1 月在村内为其举行洗礼入教。1829年，梁发大部分时间在澳门传教。一方面教授一班儿童以教理，另一方面，努力撰写《劝世良言》等12种传教小丛书，向社会广泛宣传基督教新教。花县的洪秀全此时在广州应试落第，偶得《劝世良言》回家研读，深受影响而感动，并吸收基督新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以后以此号召组织群众，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梁发一生努力于传播基督新教，1855年4月12日在广州逝世，终年69 岁。其墓葬在广州河南的龙导屋与康乐村之间的小山上。50年后，岭南大学由澳门迁到广州河南康乐村。学校扩大，将附近坟地购入，并通知坟主迁坟别地。此时，岭南大学副总监督钟荣光（后为校长）接到马来联邦美以会教士冯炎公的来信，说其妻子是梁发的曾孙女，其高祖梁发宣教士坟在所购地中，请予保留。1918年，钟荣光带各宣教士到凤凰岗参观梁发祖墓，发现梁发和他父亲、妻子都葬在这里。1920年6月7日，岭南大学把梁发遗骸迁葬于该校中央——礼拜堂前草地。并请梁发的曾孙女婿冯炎公先生发表演说，赞美梁发在澳门、马六甲和广州传教的功劳。
正当梁发在澳门、广州极力传教期间，西方国家的传教士10多人接踵而来澳门进行传教活动。首先是对中国贸易已上升到第二位的美国，其基督教差会的“美部会”于1830 年2 月派遣教士裨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到达广州，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1834年来澳门，并于1839年将《中国丛报》迁来澳门出版发行，以宣传教理。1831的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籍教士郭实腊（Karl Eriedich AugustGutzlaff）抵达澳门传教，受到马逊礼的热烈欢迎和款待。郭实腊利用自己会说流利的中国语言的有利条件，既在澳门传教，又到内地收集情报。同时，他又让自己英国籍的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门自己的寓所内办起一间女塾，专门招收一些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入学，向他们宣传基督教新教的《圣经》。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突然得急病去世。1836年9月28 日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 William Jardine ）和颠地（ Laneelot Dent）等人倡议和组织下；成立“马礼逊教育会”， 从英、美国内募捐一笔资金，每月向温施蒂提供15英磅的资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设男塾，作为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家住在澳门一水之隔的南屏乡仅7 岁的容闳，就是这所男塾的学生。在学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外，大部分时间是致力向这些孩子灌输基督新教的教仪。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关闭其所办的女塾及男塾之后， 与应邀前来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Rabbins Brown）在澳门办起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最初招收6 名学生读书。这是一所基督新教为传教而创办的“洋学堂”，学制为三至四年，课程有英语、汉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美术等。课时安排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6 点钟开始，晚上9点钟才结束。给学生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 许多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技术人才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西医生黄宽，就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材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到欧美各国的留学生。
1833年到1834 年间， 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伯驾（Peter Parker ）来澳门帮助马礼逊传教。伯驾曾在澳门开设一间医院，一边为人医病，一边宣传基督教新教。1836年，美国南浸会传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ek）带家眷一起来到澳门传教。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st）亦于1837年自费城来澳门传教达7年之久。他于1842年经香港入广州开礼拜堂传教， 向洪秀全、洪仁玕讲授基督教新教义。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学道”两个月，查考了中译本《圣经》，参加了礼拜。1844年10月22日，美国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Happer）抵达澳门传教。他先在澳门办一所学校，招收30个学生一边教学生学习文化，一边向学生宣传教义。1847年3月，将学校由澳门迁到广州故衣街，继续办学传教。
基督教新教传入澳门后，马礼逊等传教士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去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是清政府禁教时期，加上澳门耶稣会士又禁止天主教徒与基督教新教来往，因此，基督教传教发展并不快。到19世纪30年代，澳门的基督教新教徒不过10多人而已。其中有记载姓名者是蔡高、梁发、蔡兴、蔡亚三、古天青、屈亚昂、李新、梁冲能（梁发之父）、梁进德（梁发之子）、黎氏（梁发之妻）、刘广泉、何福堂、周学、林某等。
以上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但是，正如《明史》外国传所记，由于这些“东来者，在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为华人所未道”；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载《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因此，一个不以传教士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得以实现，这就是：耶稣会等传教士努力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并向欧美他们自己的祖国传播，同时又把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又通过耶稣会等传教士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优秀文化经澳门向西欧国家传播
随商船而来澳门和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十分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国儒家哲理，翻译和铨释中国的古典经籍，并向欧洲国家介绍宣扬。于是，中国儒家经籍流行于欧洲各国，传诵一时，并激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热”，产生了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 欧洲知识界顿时兴起研究汉学（Sinology），出现了研究汉学的组织。使汉学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独树一帜。其结果，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哲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激荡
有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澳门到肇庆、韶关、广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非常重视研究儒家的哲学，崇拜儒家的自然神观，并向欧洲国家介绍。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于1681年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orum Philosophu》）一书，分四部分：一、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三、孔子传：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侪（FranciscusNoёl ）著《中国哲学》（《Philosophu Sinica》）和翻译《四书》、《孝经》、《幼学》等书， 向欧洲国家介绍自己研究儒学的心得和体会。18世纪中叶，德国会士魏继晋（Flrian Bahr）编辑一本《德汉字典》， 有助于德国人学习汉学。
真正把儒学引进德国创立古典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虽然未来过中国， 但他深受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对中国儒家文化十分有兴趣。1687年前，他阅读过西传的孔子、老子的译著。1689年他在罗马旅游时，邂逅了在中国担任过钦天监的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等人， 以后从与他们的通讯中获得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从此，他奋发细读儒家经典译著，和耶稣会士撰写中国文化的著作，如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然后根据这些著作提供的资料，于1697年编辑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NostriTemporis Illustratura》），全面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儒家文化，高度赞扬中国文化的伟大，他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还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教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于是，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注：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71、317页。）
莱布尼兹极力吸收儒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吸收老子、孔子关于“道”的思想精华，创立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单子学说（Monadenlehre），从而开创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即他于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在此他肯定中国理学的“理”与他“单子”是相通的。
晚年， 莱布尼兹把古典思辨哲学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经过努力研究后，于1722 年在哈勒大学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DeSinarum PhilosophicaPractic》）的演说，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七部分， 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以用教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1730年，沃尔夫又在马堡大学发表题为《论哲学王与治国哲人》的演讲，把中国的实践哲学与德国思辨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又为其学生康德所批判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可见，德国成为近代古典哲学的故乡，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和激荡不无关系。
（二）中国重农思想促进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君主实行重农政策。这种重农的经济思想传至欧洲后，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学派（physiocartis）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养料。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从传至欧洲的中国经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自然秩序思想的影响，并将自然秩序视为法则加以具体化，于1758年撰著《经济表》（《Tablean Economiegure》），1767年又著《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和《自然法则》两书。《经济表》把中国《易经》的六十四卦内容“巧妙地译成为数学的公式”。（注：同前注引利奇温书。）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以七章篇幅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其中第八章列举了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学习中国按自然法则，建立重农制度，提倡以农为本，并指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要求政府改变轻视农业的观念，改变束缚农业的政策。他希望法国政府倡导“中国化”。他利用充任御医之便，鼓动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于1756年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关于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主张法国应象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财政的需要。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影响之深。之后，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gues Turgot），发展了魁斯奈的重农思想，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23页。）他除努力学习中国古典经籍的重农思想外，还说服法国政府邀请两名留法的中国学生的高类思、杨德望回中国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赋税等资料30条，造纸、印刷、纺织等资料30条，物资、地理资料7条，为他进行改革作参考。 最后他利用这些资料写成《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专著。他在书中接受了徐光启关于“工与贾则农之自出”，（注：《明经世文编》卷490，徐光启：《拟上安边御虏疏》。 ）“商出于农，贸易于农隙”（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 ）的思想，提出了国王和人民一样绝不能忘记“农业是国家收入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和农业生产剩余的思想，首次回答了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问题，并指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马克思赞扬他“在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28、23页。）
其他重农学派思想家也深受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如鼓吹“全盘华化论”的伏尔泰（Voltaire），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都是赞扬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他们说：
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于是向欧洲国家的国王发出呼吁：
我们欧洲的统治者们知道这些事例之后，应该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模仿他们啊！（注：转引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94页。）
中国重农思想也影响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764—1766年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陪同巴克勒公爵在法国游历两年中，结识了魁斯奈及杜尔哥，并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他从魁、杜两人处了解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资料，并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精华，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其政治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多次提到“天然自由”、“自由经济”，抨击英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其受中国重农思想影响之深跃然可见。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接触，就没有他的《国富论》。”（注：宛樵，吴宇辉：《亚当·斯密与〈国富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我看，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中国古典经籍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在攻读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余，又将这些经典译为西文出版，使之在欧洲国家得以广为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发行。
1626 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NicolansFrigault）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72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oannes F.Fovicquet ）回国时带去中国古籍共3980种（本），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以至欧洲国家学者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提供极大方便。于是1772年，法国会士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节译《诗经》、《书经》为法文出版。1752年，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雷孝思（Joan Bapt Regis ）翻译《易经》为法文出版第1册，1839年出版第2册，供法国学者研究。直至今天，在梵蒂冈图书馆还可以看到当时耶稣会士研究《易经》的中文著作稿本14种，名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经外篇》、《总论布列类洛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太极略说》等。19世纪中叶后，法国神甫顾赛芬（Courtreur）编译了法汉对照的《四书》、《诗经》 、《尚书》、《礼记》、《左传》、《春秋》等书，更加方便了法国学者攻读中国古典经籍，深受各界人士欢迎。
（四）中国语言文字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为传教需要，努力学习中国语文，并根据自己学习汉语和掌握的经验，编写不少字典、辞典，寄回欧洲出版，为欧洲各界人士学习汉语提供方便。1626年，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祺、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了拉丁化拼音汉字的字汇书《西儒耳目资》一书。他用五个元音（自鸣字母）与20个辅音（同鸣字母）互相结合，配上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1687年，白晋（Joachim Bouvet）编写一本《中法小词典》，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的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Prémare）于1728年编成《中文概说》一书，分析汉字结构与性质，被誉为欧洲国家研究和学习中国语文的“鼻祖”书，全书列举中文例词13000多条。后法国学者傅尔孟（E.Fourmont ）据此书编成《中国文典》一书，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894年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发行甚广，至今仍流行于欧洲国家。其他国家的会土也纷纷编写各种字典，方便其本国人士学习中国语文之用。计有：1685年，闵采文编写的《拉丁字汇手册》；1732年卡斯特拉纳（Fr.Carolus Horatius a Castarano）编写《拉意中字典》；1733年，格拉蒙纳（Bazilius a Glemona）编写《中拉字典》；1762年， 罗马教廷出版奥斯定会士Horatius Della perma编写的《藏文字典》；1789年， 钱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编写和出版《满法辞典》；19世纪初， 马礼逊编写和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中英字典》，和麦都思（W.H.Medharst）编写两卷本的《汉英字典》，等等。这些字典均为欧洲国家有关人士学习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书。
（五）中国古典文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明末清初，中国流行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书中描写青年男女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婚姻故事。1719年，一个在广州、澳门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 ）率先将《好逑传》翻译为英文（其中四分之一译为葡萄牙文）。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将其中的葡文译为英文，并调整了全书，加上副标题：“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ean-the pleasing History》），又附加注释出版发行。
《好逑传》英译本出版不久，引起了欧洲各国极大反响。 于是在1766年，有一署名M的人将书译为法文出版；接着慕尔（Murr）译为德文出版；1767年，又有人译为荷兰文出版。这样一来，《好逑传》得以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和发生影响。据统计，从18世纪中叶至1904年，《好逑传》的外文译本和改编译本达20多种之多，并被评为“十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受到欧洲国家人民的喜爱和赞赏。德国著名作家歌德（Goethe）高度评价说：
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注：转引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与此同时，元人纪君祥著的元北曲《赵氏孤儿》戏剧也西传欧洲。先是会士马若瑟于1732年将《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6年译为英文本出版；1744年译为俄文本出版；1749年译为德文本出版。于是《赵氏孤儿》剧本流行欧洲并风靡一时。1753年， 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Liorphelen de La Chine》），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引起强烈反响，并于同年在巴黎出版发行。1759年，英国谐剧作家阿瑟·谋飞（Arthur Murphy）又把《赵氏孤儿》改编在伦敦上演， 使其成为显赫一时的悲剧作家。《赵氏孤儿》不断在欧洲国家上演，引起了欧洲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法国作家阿尔更斯（Marquis d'Argens）、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赫德（Richard Hurt）、作家恰切特（William Hatchett）、瑞士作家让·乔治·努瓦尔（Jean Georhe Noverre）等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必须承认，杜赫德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悲剧，……连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赶不上。中国人是一个聪明而有见识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这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注：转引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因此，中国文学在欧洲产生深刻的影响，歌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阅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学著作，如《马可·波罗游记》，也多次读过《赵氏孤儿》译本。1781年8月， 他还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成剧本《埃尔彭罗》（Elpenor）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1796年，他又读《好逑传》德译本，1827年读《花笺记》、《玉娇梨》和《中国短篇小说集》等。并于1827年根据中国《花笺记》创作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阙。他还认为《好逑传》、《赵氏孤儿》影响了他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作品，“书中的人物，思想、行动，感受都和我们十分相象”。由此足见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至深。
（六）中医学和中药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对中医治病均感到神奇，而纷纷加以研究，并把中医术、中草药向西方国家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接种人痘防天花的防疫医术西传欧洲。根据地方志记载，中国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安徽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一带已流行人痘接种防天花的医术了。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经陆路传至土耳其和俄罗斯相邻的高加索锡尔戛西地区。后来又经俄国人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蒙塔古（Montague,M.W）于1716年向英国介绍了亲眼看到接种人痘防天花的医术。并于同年3 月，她给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1718 年， 他回英国后， 遇上了1721年伦敦流行天花病，“100人中有95人得病，7人中有1个人死亡。 ”（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译，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有鉴于此，蒙塔古女士又给她女儿接种人痘，并请伦敦人和医生观摩效仿。从此，人痘接种医术便在英国及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 ）注意了中国人痘接种医术的免疫功效，但又尝试寻找一种避免重症天花的更好接种痘苗。后来，他从德国一个挤牛乳者从不染天花病毒之事中得到启发，并进行试验获得成功。这是世界上天花预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据此，他于1798年撰写和出版了《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和研究》专著，几年之内再版数次，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技术的成功，从此风靡世界，后来传到中国（详见下节）。
把中医术介绍到欧洲国家首功者是波兰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gm），他于1658年著《中医津要》（《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nàm de pulsibus》），译出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 和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法，并列举中药289味。本书于1688年出版后， 又译为欧洲各国文字相继出版。该书原是由柏应理带回欧洲，中途交给巴达维亚耶稣会士，被荷兰的外科医生克莱耶（A.Cleyer de Cassel）攫为己有，并于1682年改名为《中医临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出版，并附有木刻插图143幅，铜板图30幅。从此， 中医学在欧洲广为流传。1671年，在广州居住的法国人又将王叔和的《脉经》译为法文，名曰《中国脉诀》，寄往格莱诺布尔出版。
把中医传至欧洲有突出贡献的应是法国会士巴多明（ DominicusParrenin）。他科学地评价中医，认为中医在治疗效果方面是显著的，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医，表现在解剖学落后。这个结论后来为伏尔泰所接受，在《论各族风俗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医学时说：
在他们（中国）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和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是相当成功的。（注：参见伏尔泰：《论各民族风俗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巴黎加尼埃出版社出版，1963，第二册第398页。）
传教士对中草药能治百病感到不可思议，但毕竟又是事实。于是，他们亦注意研究中草药，并与植物学联系起来，促进了欧洲国家植物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时，就引用《本草纲目》一书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资料来说明动物有人工选择问题。他在另一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二章《人工选择》中，一再提到《本草纲目》。据统计，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草药、中医学的地方达104处之多。 （注：潘吉星：《中国文化的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载《科学》1954年，10月号。）这说明中国医学和中草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七）中国数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自从耶稣会士把《易经》翻译西传欧洲国家后，也对欧洲的数学产生良好的影响。作为微积分创始人之一的莱布尼兹受到《易经》影响而发明了二进位数学。他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2000多年前的《易经》中的一些古老符号，虽然现在鲜为人知，但其中确是保存了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已涉及到他的“函数论”（《 Ars Combinatoria》）的思想。他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的符号含有二进位数学的因素。如阴×（－－）表示“零”，阳×（—）代表“壹”。《易经》的六十四卦来自各有三行的八卦，根据数学的规则，可变为各有六×的“六十四卦”。此六十四卦又可根据各种不同的序列排出。此序列开始于第二卦的“坤”，直至第一卦的“乾”，其中还包括另外的六十二卦。这个序列代表的逐渐有规律地减少阴爻，增加阳爻。莱布尼兹将“坤”卦等于“零”，却发现此序列逐点与自己的二进位数学相应，直到最后的“乾”卦，即他的111111或63为止。唯一区别是此种数字排列恰将其自己的数字排列倒转过来，从终点的数字开始，回溯到始点的数字。此一事实恰似东西文化既相似，又互成倒影，犹如照镜一样。对他来说，从《易经》中可以得到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精神方面的真理亦可以由数学的发现加以证实；而数学的真理，是不可否定的。于是他给二进位数学以一种宗教的意义，说：
所有的结合都始自“壹”与“零”。这等于是说，神造万物于“无”；而世上只有两项第一原则：神与“无”。（注：参阅莱布尼兹致Rudolph August公爵的信。）
这就是说，他从《易经》的易卜序列中发现了二进位制数学的原则，只有“0”和“1”两个数字。据此，零加在任何数字之后，只为该数字增多一倍（不是10倍）。数字序列是如下形式：
1,10,11,100,101,110,111,100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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