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周谷城史学成就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城论文,史学论文,古今论文,中外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7岁入学，先后就读于周氏族立小学、省城第一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五四时期，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回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英文兼伦理学教员，在这里认识了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1930年—1942年，先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等职。
一
早在学生时代，周谷城先生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语是工具，我觉得自己还应当搞个专业，就自学历史”（注：周谷城，《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版。）。五四时期，他一边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一边博览群书，从马列著作中接受了许多进步的理论与观点。回到长沙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为指导，分析农村社会阶级问题，先后写有《论租谷》、《农村社会的新观察》等文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各阶级、各派别在社会史大论战中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此时，周谷城先生已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自然关注这场论战，并把兴趣集中到社会学上。他认为“革命实践是与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我想运用革命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注：周谷城：《我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写出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书（即后来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册），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
周谷城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统治阶级利用知识分子作工具统治人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中国社会三结构是不平等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断而相继进行斗争的，因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斗争，“所以说中国史为一部斗争史”。三重结构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传下来的遗产，而在近几十年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渐渐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中国社会“快要由静的社会变到动的社会”（注：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他在探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变化时，非常重视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有学者认为“周氏之作是我国早期社会结构史研究的代表作”（注：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在这部书的《现状篇》、《变化篇》中，周先生还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动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是自己努力运用马克思学说从动的史事中寻找出中国数十年变动所依据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注：周谷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到八十年代，这些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变革的文章被整理成书，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30-40年代是周谷城先生史学著述的一个黄金时期，他不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通史著述上也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1904年—1906年，夏曾佑的章节体《中国古代史》面世。此后，具有通才的史家纷纷关注通史。其中，周谷城先生在通史领域的成绩最为卓著。1939年，他的《中国通史》（上下卷）出版；1949年，《世界通史》问世，成为我国当代唯一以一人之力著成两部通史的史家，而且此两部通史均观点鲜明，独成体系。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先生20-30年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结晶之作。此书以风格独特和学术见解新颖而见长，在当时影响颇大，此后一直畅销不衰，至80年代已印刷了20多次，被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广泛发行，《中国通史》开明书店版在港澳台地区一直广为流传，足见其学术影响。
“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先生在写作《中国通史》中独创的史学理论。他的治史讲求“通”，注重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因而写作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历史完形论”，并将这一思想首次运用于《中国通史》。他认为以前的史书很难表现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统一整体，因而“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序言《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实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即要写出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性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他对“历史完形论”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这样的概括：首先，认为史料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之片段，二者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反对“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偏狭观点，“我教中国通史，原则便是把理论贯穿于史事之中，既不发生以论代史的流弊，又不发生为考证而考证的问题”（注：周谷城：《我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再多的史料也不等于历史，更不是完整的客观历史之本身，“完形论”就在于“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以增今人之知识”。其次，对过去几种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批评，指出它们最大的不足是破坏了历史的完整统一，就是新坐标体亦将完整的历史破坏无余。最后，他指出：“必须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这一史学理论贯穿于《中国通史》始终，因而使这本书发前人之所未发，自成体系。“历史完形论”构成了他史学理论的主轴，以后的许多理论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东汉封建说是周谷城先生在该书中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古史分期是近代史家们研究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几乎每个治史大家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回答，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代表了其根本历史观的不同，是人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通史》中，周谷城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新莽9年，从而首创了我国古代历史分期中的东汉封建说。后来，他又专门写有《中国奴隶社会论》、《封建长期，似乎不长》、《再谈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看法》等文章，进一步论证了自己对东汉封建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史分期应从世界史角度来考虑，根据全局决定部分的道理，同一系列的世界各国在分期上应有共同点，作为世界的一员，中国也不应例外，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应是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最为稳妥。对古史分期的划分，是基于他对宏观历史的把握，通过对中外历史分期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绝不是简单地照抄外国模式，生搬硬套，因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中国通史》刚出版，周谷城先生就因这本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被停教中国史，改教世界史和世界史学史。在“很想深入研究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思想引导下，周谷城先生以此为契机，又在世界史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于1949年撰成《世界通史》（三册，第四册因种种原因未完成）。自近代以来，虽然中国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但对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大中学校世界史课程全是使用欧美教材，这些教材无一例外都是按“欧洲中心论”原则编写，至于学术界，有关世界史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就连有关世界史方面的译著也少得可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谷城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实现了零的突破，填补了空白。周氏《世界通史》成为解放前我国唯一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
《世界通史》的编撰、出版，表明周谷城先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关于世界通史的体系。
首先，《世界通史》在编撰结构上有了新的突破，他力图摆脱传统世界史为国别史之总和的旧框架，而从历史的全局出发，处理好全局与部分的关系，突出世界历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以再现客观的历史整体。
周谷城先生在教授世界史的时候，就感到当时世界通史著作多是单纯堆砌零碎的历史事件，有如百科全书，如果按图索骥，作为寻找个别历史事实的资料倒很方便，但要了解世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就不容易了，缺乏有机组织和统一整体感。于是便决心写一部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性的历史，他又将历史完形论运用于《世界通史》，从全局角度，“不从单一的角度写起，而且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且在分头并述的过程中，不忘世界各地的相互关联，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从地区间的交流而发展到世界联为一体的过程，将本来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组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了以往世界史乃分国史之和的弊病，这一编写结构正确地把握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让人们了解了人类社会全局发展的概况。
其次，反对把欧洲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周谷城先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他的《世界通史》也确实在力图打破欧洲史家一直遵从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以前的世界史学者，写世界史时常常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称之为古典时代。古典时代以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做法便是欧洲中心论”（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他们总是单线条从欧洲角度来写世界史，把别的地区作为西方的附庸，这是不符合客观历史的，也是错误的。在历史进程中，亚非拉也曾一度成为古代文明的发达地区，欧洲并非一直是世界史的中心所在，它只不过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以后，才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心。因而，周谷城先生极力反对欧洲中心论，从全局着眼，多角度分头并述。第一册中列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兼及亚非美欧；第二册依然客观地叙述了十五世纪前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往还，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往，三洲并重。周谷城先生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等于抹煞世界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重心地位，不是简单地平均叙述，而是坚持多元格局的重点论，于是第三册中强调欧洲的中心地位，这正表明作者治学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
周谷城先生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颇有新意和特色，因此问世后就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反响。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自建国以来首次关于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周谷城先生在这场讨论中一直起中坚作用。他先后发表了《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一评〈世界史简易丛编〉》、《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等多篇文章，这些都是作者多年治史之心得，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概括，很有启发性。
周谷城先生不仅以完形的眼光观察历史，而且以独特的视角剖析政治。
周谷城先生一生治学博大精深，著作等身。他曾想写史学五书，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宏愿，不过社会史、通史、政治史均贡献给世人。1940年，他的《中国政治史》出版。周谷城先生治史门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从他对政治史的研究中亦可略窥一斑。他认为以前治政治史的学者大多注重从朝代的理乱兴衰处着手，其实，理乱兴衰只不过是政治现象，如果对这些一治一乱的表象再进行挖掘，便可发现“这些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是不同社会势力、阶层、阶级之间力量的兴衰、升降、倾轧、失衡而导致的治乱兴衰的历史事实。“故善为政者，应该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不应把目光停留在历朝治乱兴衰的表面上。他在《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就是着重从各个时期各阶级社会力量的活动及其影响，来揭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史的动态。他自己对此研究方法有恰当的评价：“在中国实为初创，即使在欧美各国也不多见”（注：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弁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正反映了他的高明之处，因而给后代学人治政治史很大启迪。
二
解放后，周谷城先生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在教学科研中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内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阐发自己未尽的和新的见解。他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汇合论”将其史学思想推向深化。
60年代初，周谷城先生先后发表了《史学与美学》、《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礼乐新解》等一系列文章，讨论有关艺术创作问题，其中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即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体。“在原始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社会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而出现的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了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更为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因而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注：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载《新建设》1962年第12期。）因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的思想构成对立斗争的统一整体，又由不同阶级不同个人分别反映出来。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当时思想领域的时代病。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姚文元却把本来属于学术领域的讨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专门写了《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一文来批评周先生。姚认为“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而是一个清一色的革命精神”。“相互敌对的阶级意识，从来也没有构成‘整体’的时代精神，而总是一种革命思潮代表了时代精神，向反动的思潮进行剧烈的斗争”。从而极力否认同一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的存在，并强调“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他最后得出结论：“周谷城的这种方法论属于从艺术解释艺术的历史唯心论的范围，而不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历史唯物论的范围”（注：姚文元：《略论时代精神问题》，载《光明日报》1963年9月24日。）。面对姚文元的恶意攻击，周谷城先生并不胆怯，立即撰文《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注：周谷城，载《光明日报》1963年11月7日。）予以反驳，指出“时代精神是个‘类’概念，范围大；革命精神是它的一部分，是一个‘种’概念，范围小。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可以，说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则万万不可”。二者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姚的观点是以部分代全部，以偏概全，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原理。对此，周谷城先生论述了“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的关系，“统一整体自始就包括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自始就构成统一整体，而且构成整体的诸部分，不是彼此分立，各不相犯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约着”。不同阶级的不同意识构成了统一整体。因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
建国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是同盟军，同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从而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级之间相互联系与合作，于是就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整体，它不仅包括不同意识形态，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信仰存在。这是符合我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的。
但是，到了6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左”的倾向越演越烈。经济上，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要消除一切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因素，要割尽“资本主义尾巴”；政治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兴无灭资，使纯而又纯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事实上，这是根本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如此形势，周谷城先生敢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充分显示他的睿智和理论勇气。
后来，周谷城先生又针对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指出，它也属于社会学，是用来反对一言堂（注：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载《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此文系周先生讲授，周训芳记录整理。）。这又充分反映出周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个集团、一个家庭，每个个体都有其不同的思想、态度、主张、见解，因而不能以部分代全部，不能各项活动中一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而应发扬民主精神。这一观点，无疑切中了当时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时弊。
80年代以后，周谷城先生在谈到《如何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时认为：“今天所谓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总的结果，是双方都有提高。中国文化的精华，决不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衰退，恰好相反，它们将越来越活跃，比任何时候都发达”。既有力地批驳了东方文化复归论者的自恋情结，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表现了他的博大胸襟与全球性眼光。
三
周谷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融汇中西，不仅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之道与学术风范。回顾他的史学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独特的治史方法与治学特点。
（一）注重中外比较研究
周先生在治史中最善于运用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外比较研究绝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来看，还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注：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78页。）。所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常常适时地将中外历史发展的异同加以比较，让人们对事物的发展有个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周先生既有坚厚的国学根底和丰富的世界史知识，又有精深的外语专业基础，因而在中外比较中能够融汇贯通，运用自如。《世界通史》、《论古封建》是他中外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好的作品，特别是1981年的《关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被誉为是“一篇中外历史自‘古典时代’迄至当今的比较研究的大纲”（注：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5页。）。受周先生和西方史学界比较史学方法兴起的影响，我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研究，获取了大量涉及多方面比较研究的成果。
（二）注重全局观
历史全局观最能体现周谷城先生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有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与全局，同在而有别，有别而同在；部分不能不影响全局，但全局终必决定部分”。因此，研究历史时，务必做到不要以偏概全、以部分代全部，正如不能把国别史看成世界史，而应把部分放入全局中去考虑，用部分去丰富、服务全局，全局则总揽、统驭各部分，这样才能高瞻远瞩，形成整体性的历史，正如他所言，“这等道理应用于历史中，可得解释问题的方便”（注：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74页。），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全貌，突出重点。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
周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不仅擅长作大文章，从宏观角度来把握历史的演进，从完形的历史中找出历史事实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治历史“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注：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8页。）；而且也善于做细微的考证工作，他“从书本上研究，从文字上研究，从实物上研究”（注：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27页。），颇有造诣。50年代初结集出版的《古史零证》单行本，许多考释工作有其独到的创见，深得同行的赞许。同时他还对地区史、专题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他的学识在博大的基础上更增添了精深的风采。
（四）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
周先生治史向来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因而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青年时代的周谷城先生就博鉴群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而不会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1924年《生活系统》一书，即树立了其学术体系，后来治学实际上都围着这个学术体系而进行。30年代提出的“历史完形论”要求写出反映客观存在的完整的历史；《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则是对历史完形论的更进一步阐述，主要论证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所谓意境》中指出“所谓意境，就是由反到合的过程，凡存在的东西都包括正反合三阶段”，亦可称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原理，意境就是作者对“历史是什么”、“历史有什么意义”在美学上的解释。
周谷城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原理的，但他又完全运用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和语言表达出来，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却又不囿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见解，新阐述。
由于历史的局限，周谷城先生的不少观点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自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周谷城先生的许多观点和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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