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专题 明初辽河航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河论文,航运论文,明清论文,专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辽河最迟在魏晋时已有大批船队抵达辽阳的记录，经过历朝的努力，到明初辽河入海口至开原老米湾全面通航，船只超过数千艘，运输粮饷供辽东驻军，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民间水上运输，明初辽河航运是辽河航运史上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 航运 老米湾 粮饷
古代辽河的航运情况，由于记载不多且零散，后人又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因而使人们对此所知甚少，应当承认，古代辽河受自然条件及辽宁地区总体发展水平的限制，其航运能力及影响，较之长江、黄河等相差甚远，但是古代辽河航运也不是空白一片，事实上古代辽河航运早已开始，至明朝初年则有了明显的加强，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剖析。
明初辽河航运的主要成就是辽河入海口至老米湾之间航路的开通。这条航线开通的主要原因是明政府加强运输辽东驻军粮饷的需要。
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之际，辽东尚处在元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由于平章刘益降明，明军得以进入辽东地区，并建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但以纳哈出为首的元朝势力以金山为中心继续对抗明朝〔1〕，迫使明朝不断在辽东增兵，即使在纳哈出被击败后，明军亦不敢撤离辽东，“永乐七年，复置安乐、自在二州，今领卫25、州2”〔2〕，当时的辽东驻军人数，据武宗的御史周熊估计“永乐年间常操军士凡19万”〔3〕，而《柳边纪略》记为190300名， 《全辽志》及《辽东志》则记为13万〔4〕，当是后来的数字。此外尚有军马5万余匹。那么这支大军的粮饷靠什么来供应呢？明朝廷虽然采取了屯田措施，但由于明初辽东战事频繁，又缺少耕牛、种子、农具，因此屯田不能解决军队所需。洪武七年春正月乙亥户部言“定辽诸卫初设屯种，兵食未遂，……”〔5〕。是否可以发动当地居民供应呢？这也是不可能的。 明初辽东地区人口太少，无力承担20万大军近70万石的粮饷〔6〕。元朝时期， 辽阳行省约有人口46万〔7〕，其中辽阳路为13231口（另说33231口）， 大宁路448193口，其他路不详。明朝辽阳没有独立设布政使司，而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管辖，《明史》中对辽东地区人口记载不详，但在嘉靖年间重修或修成的《辽东志》记为“辽东都司定辽左等25 卫2 州， 户口275155，”《全辽志》说“辽东都司定辽中等25卫，安乐、自在2州， 招集永宁监，户96441，口381496”〔8〕。以上两书记载虽有不同，但大致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前的辽东人口情况。人口的变化，受其原来基数影响很大，元朝是46万，明中期约为30万，由此可知元末以后，辽东人口呈下降趋势，明初人口既要低于元朝的46万，又要少于明中期的30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元末明初的战乱。元末明初，辽东地区战乱不已。至正十九年元末农民军的一支关先生、 破头潘部攻占了辽阳〔9〕，三年多的时间里，控制了辽阳路及金、复、海、盖四州等辽南之地，元朝疯狂镇压，对当地的破坏很大。同时高丽也乘辽东未稳之际多次进扰。 鞑靼等少数民族也不时掠辽， 更为严重的是明与纳哈出相持近20年，加之元军内讧互相攻杀，更使辽东人口锐减。洪武二年，元将洪保保与也先不花争斗，也先不花攻下辽阳后，“掳掠男女畜产，城为一空”〔10〕，受关先生与元军征战影响，辽沈流民2300户流散到高丽，至于被明军招降的纳哈出余众20余万人则被驱入关，更是辽东人口减少的原因，在元顺帝离大都逃跑后，辽东元军曾在经济上支援顺帝，洪武元年“丞相也速公献布2万匹、粮5千石至”〔11〕，这些当然出在辽东。受到如此破坏的辽东地区，以惊慌未定的区区不足20万的人口，是无法负担驻辽大军给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运入辽就是唯一的选择。陆上运输虽然当时有了“量可载50石，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挂”的四轮大车，〔12〕但对于路途遥远且又没有平坦道路可通的辽东来说意义是不大的，那么水运就成为最好的途径了。
明初，由于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常有战事，大都地区受战争破坏很重，所以朝廷确定山东是支援辽东粮饷的主要基地，山东的登、莱地区距辽东的金州地区很近，自古以来，就有海船往来其间。明初刘益降明后，明以马云、叶旺为辽东都指挥使，“云等由登莱渡海，驻兵金州，招降元参政叶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进至辽东，完城缮兵，一方遂安。”〔13〕这就是说，明入辽的先头部队，就是从传说的海上交通线来到辽东的。但这条航线只到金州，即今天旅顺口一带，对金州、复州等地粮饷供应十分有利，而对海州（海城）、辽阳、沈阳、铁岭、开原等地运输则仍有困难。辽河横贯辽宁中部地区，当时辽河河东地区设有14卫，是辽东驻军的重点，如果把山东登莱至金州的航线延伸至辽河沿岸，把海运与河运联成一线，那么就可以把山东的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到辽沈乃至铁岭开原，历史上，辽河航运的经验为明初实现海、河联运提供了条件。
辽河流域已发现有原始人类活动遗址，航运情况不得而详。较早的大规模航运，见于记载的是东汉三国时期。景初二年司马懿征讨公孙渊，六月，军至辽东，突破公孙渊在辽燧的防线后，进兵襄平（辽阳），“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霁，起土山，修橹，为发石连弩射城中。”〔14〕当时辽河尚无大堤，因此夏天雨季往往成沼泽，公孙渊被迫仓促应战，结果司马懿攻下辽阳取得了平定辽东的胜利。这次庞大的船队，从渤海入辽河直抵辽阳航行的成功，说明最迟到东汉三国时，古人已经具备了利用辽河将大批士兵、物资运到辽东腹地的能力，同时留下了辽河入海口处称作“辽口”的正式记载。司马懿用兵经验丰富，且胆大心细，他能在事先计划从山东登州越海，经今旅顺口，沿海岸北行，入辽河口，逆辽河入太子河，与陆上大军合围襄平一举战而下之的史实，说明前人的航行经验，为司马懿提供了制定计划的条件，否则司马氏断断不能把庞大的船队开进情况不明的辽河。因此可以肯定，东汉以前，辽河及其支流的航运早已开始，只是没有记载罢了。
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前燕慕容皝率其弟等讨伐慕容仁，大军自昌黎东出发，践冰而进，凡三百里，至历林口入辽东，据金毓黻先生的考证，历林口即是公孙度时的辽口，说明慕容皝大军也是利用辽河河道前进的。可见辽河的影响越来越大。咸康四年，“赵王虎遣渡辽将军曹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运谷300万斛以给之，又以300艘运谷30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谋击燕。”〔15〕这里虽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运谷至高句丽，如何以千船击燕，但显然这些与辽河河运有关。唐高宗龙朔时，白仁哲“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16〕。唐中期，杜甫诗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该诗的注“辽海乃辽东郡，东吴出粳米，水道通海，泛舟转输”〔17〕中提到的水路应包括辽河水运在内。
《辽史》记载：“辽河出东北山口为范河，西南流为大口，入于海，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浑河在东梁、范河之间；沙河出东南山西北流，经盖州入于海”〔18〕。辽朝起自北方，所以对辽河的了解更加具体，其中将入海口处称为大口，并将大口之称别于辽河、浑河、东梁河汇合处的小口，这样大口的位置即在辽河入海处，即今营口的位置。金朝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有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19〕，也包括通过辽河入渤海。元代在东北设辽阳行省，此前曾在辽东路设水驿7处，至正十四年，朝廷在辽阳等处设漕运庸田使司， 世祖至元十一年夏四月，“元遣完颜阿海漕运米二万石来助军粮”〔20〕，这是辽阳米水运高丽的情况，同样辽阳受灾，高丽也输米辽阳，成宗元贞元年，“四月，己卯，遣将军金永孙以船90艘载米12180石输之辽阳， ”“闰月癸酉，遣将军徐光纯等以船65艘，载米8560石输之辽阳”〔21〕。至于朝廷输米辽阳更是频繁，世祖二十九年夏五月，“辽阳水达达女直饥，诏忽都花趋海运给之”〔22〕。至元三十年二月，“敕海运米10万石给辽阳戍兵”〔23〕。上述史料涉及辽阳运米之事，但不知具体运送情况。《蒙兀儿史记》则道出了原委，“又命万户罗璧自江南浮船入海，溯辽河以运军粮”，同书还记有“六月乙丑敕东京路督运粮储，溯辽河而上”。总之，元代由于辽阳设省，政治地位提高，经济、军事等活动明显加强，辽河航运问题由此日益突出。
明初辽河航运情况，各种史料涉及颇多，其中《明史》记载较为概括，“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于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余艘，运粮数十万。……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49万余石，饷北京、辽东。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18艘，以5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12万余斤，岁赏辽军”。〔24〕《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是洪武四年“命青州等卫官军运山东粮储以给定辽边卫。五年正月甲戌，命靖海侯吴祯率舟师运粮辽东以给军饷”，七年春正月乙亥户部言“诏命水军左右指挥同知吴迈、广洋卫指挥佥事陈权率舟师出海运粮储以备定辽边饷”。十年夏五月丁亥“命靖海侯吴祯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给辽东军士”。三十年冬十月戊子朱元璋谕户部说：“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后来由于形势稳定屯田增加，政府水运粮饷支援辽东的情况逐渐减少，但通过辽河加强与辽东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
通过明中期以前辽河航运的变化，可知明初朱元璋时是古代辽河航运的高峰时期，辽河航线大幅度延长，辽河及支流浑河、太子河中下游区间航线的全面开通是其主要标志。
明初，朝廷在辽河一线驻有重兵，其中海州、辽阳、沈阳、铁岭、开原等地是明军驻防的中心，适应这种军事部署，要求相适应的后勤支援，这样辽河入海口至开原地区的航运便应运而形成。许多史籍留下了辽河入海处至开原老米湾之间航运的记载。成书于嘉靖时的《辽纪》对此记载颇详，“先是辽东海运直通辽阳、铁岭以达开原，开原城西有老米湾者，旧行陆路也。”这条史料来自巡按御史李善《奏复辽东边事疏》。龚用卿、吴希孟出使朝鲜回来，根据往返经过辽东的见闻向朝廷上《会陈边务疏》，说“访得辽东地方自广宁至开原， 旧有陆路不过300余里，洪武、永乐年间，海运边储船只直抵开原，今开原城西有地名老米湾是也”〔25〕。明末清初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说“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550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 远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铁岭，以迄开元（原）城西之老米湾，……”成书于清朝前期的《柳边纪略》认为“辽东金州旅顺口距山东登莱甚近，顺风扬帆一日夜可达，明时运粮运货往往由此，若永乐、宣德间海运则自旅顺口，径达开原城西老米湾，旧址犹可得而考也”。多种史料证明明初辽河河运达老米湾的可靠性。老米湾的位置，在辽河“东南经古城子村西，村为辽祺州，金庆云县故址，又东南经丈沟子村西，即明志所称之为老米湾也”。〔26〕“又折东南经英守屯村南，旧为航运码头，每岁春夏秋三季常有帆船运载粮货……至石水头西左岸过境，流长10里，过故县址一（庆云县即古城子），故航运码头二（丈沟子、英守屯，出口距县治西南55里”〔27〕。庆云是丈沟子去开原老城的必经之地。这样关内粮货经辽河到丈沟子后，经庆云而抵达开原，这是比较方便的路线。明朝以前的航线，见于记载的仅抵辽阳，属于辽河下游通航，而明初即抵达老米湾，辽河航运直抵开原， 较之过去的航路延长了2倍多（辽阳至开原340里，辽阳至营口170里），已经实现了辽河中下游的通航。
另外还有通航至牛家庄的说法，“初，大军俸粮之资仰给朝廷，……岁运布纱、棉花给由直隶、太仓海运至牛家庄……”〔28〕这条史料也与《辽纪》所记相同，目前关于牛家庄的地理位置，看法不一，金毓黻先生认为牛家庄即是牛庄〔29〕，但金先生也认为此说“有讹误”，而不能肯定。实际上牛家庄不是牛庄，据载“洪武二十三年二月置辽海卫指挥使司于三万卫北”〔30〕，《辽东志》说“辽海卫，洪武十一年置，初治牛家庄，二十六年徙治开原城。”《全辽志》此条记载相同，《明史》载（辽海卫）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于牛家庄，二十六年徙三万卫城。”〔31〕《清史稿》载“（牛家庄）昌图府东北240里， 明初置辽海卫于此。”〔32〕以上诸史，均对牛家庄、辽海卫、三万卫、开原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由此可知牛家庄在开原附近，如果说牛家庄就是牛庄，那么把设在牛庄的辽海卫迁到开原似不大可能。又纳哈出在洪武五年烧粮10万石于牛家庄，〔33〕，当时纳哈出屯驻金山（辽宁北部或更北地区）怎能越过铁岭、沈阳、辽阳去进攻海城附近的牛庄？只有说牛家庄在开原附近才有可能。据此当时辽河通航的区段较之老米湾还要长些。
至于辽河航运的起点、梁方口、三岔河、牛庄等史籍记载甚明。
梁方口，当时虽不是码头，但却是海船入辽河的第一标志。其方位，《全辽志》记为“海州城西南70里，海运舟由此入辽河”〔34〕，《辽东志》、《全辽志》均称其为“关”，但有时也称其为墩，在《盖州卫山川地理图》中，把它清楚地标在海岸（辽河入海处）附近，并说“盖州西北到梁方口90里”。这样在辽口、历林口、大口等基础上，明代的辽河入海口处方位更加清楚具体，已经明显地具备了瞭望、导航的作用。
三岔河及牛庄是明初兴起的水陆码头，三岔河，“辰时自登州新河发航，至晚抵旅顺泊岸，次日辰时自旅顺发航至晚抵三岔河泊岸”，这是说三岔河已经成了码头，其位置史书说及颇多，“三岔河，城（指海州卫）西70里”。所谓三河是指辽河、浑河、太子河，《海州卫山川地理图》中把三岔河绘在辽河西岸，称三岔河铺，这里“河通潮汐，两岸宽广”〔35〕，且辽阳在河东，广宁在河西，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货物的集散地，明朝曾在这里设置水手负责水运。至于牛庄，也在明初发展起来，牛庄的位置，或说在海州西北40里，或说45里，在辽河的东岸附近。明朝洪武二十四年置辽东中屯、左屯二卫，“先是舳舻侯朱寿督饷辽东，领新编士卒，至牛庄码头屯守，至是辽河西置左屯卫，锦州置中屯卫，命铁岭卫指挥佥事任典、俞机往左屯卫，海州卫指挥佥事陈钟往中屯卫，分统士卒戍守。”〔36〕海州卫户口18200， 各种军士万余人，在辽东诸卫中驻军人数最多。洪武三十一年，朝廷规定“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海州设有大量粮仓的事实，正是牛庄成为码头的明证。
除辽河主航道通航外，太子河、浑河等也有水运。自三岔河分流，分别通向辽阳、沈阳，三岔河的作用一直持续到清朝，牛庄后来由于作用日益突出，终于成为近代史上著名通商口岸，三岔河的作用才逐渐减弱而被牛庄取代。
明初辽河航运还具备规模大、作用突出、影响深远的特点。明初进入辽河的航船主要来自山东登、莱，同时也远及江南诸地。洪武十年夏五月“命靖海侯吴祯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往给辽东军士”，三十一年朝廷令海运辽东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37〕。这说明江南太仓等地的海船也进入了辽河，辽河已与东南地区建立了水上联系。每年来往辽河的海船数量很多，《明史》说“大舟百余艘”，运送的粮食达数十万石，“洪武五年，命舟师海运以饷辽，岁70余万石”。〔38〕“洪武三十年，海运粮70万石，以餽辽东军饷。”，《古今图书集成》对明代的军饷情况作了这样的说明”，“辽东原饷额，屯粮70万石，民运布32万疋，花绒14万斤，盐141548引，京运银1万两， ……旧例取给山东税粮，折布32万疋，本色钞180锭，花绒132000斤， 由海运自登州府新河海口运至旅顺口，再由辽河直抵开原。”当时海船载量不一，但以每艘载150石为常见〔39〕，以此推之， 每年约需运粮船几千艘，甚至万艘，加之其他物品数量还要增多。由于海船不是很大，所以春、秋两季河水较少时也能航行。这样，明初辽河河运已经突破了元朝以前只是利用夏季水多偶一为之的惯例，而形成了除冬季外其他三季航行的定制。运输的对象，除粮食外还有棉花、布匹、银两，以及士兵等。从时间上看，自洪武、永乐到正统年间，一直持续到中后期，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同时辽东已经具备了造船、修船的能力，“船城”、“船城墩”等地名，已经出现在当时的地图中〔40〕，宣宗年间曾命松花江造船军士返还辽东本卫，这正说明辽东地区已有专门的士兵负责造船，这次返还的士兵达500余人，说明辽东造船人员不少。 除造船外他们也修理各种船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运输的正常进行。同时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也在辽河航运中作出了贡献。张赫因习海道，而前后往来12年，“凡督十运，劳绩备至，军中赖以无乏”〔41〕。吴祯“总舟师数万，由登州饷之”，“经理有方，兵食无乏”〔42〕。他们的航海经验，是辽河水运成功的保证。
明初辽河航运的作用十分明显，不仅保证了当时辽东驻军的粮饷，有力地巩固了辽东地区的统一，而且促进了辽东地区的开发。明末清初的辽河航运正是明初辽河航运的继续，近代辽河航运的大发展历史源头也以明初为基础。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了这个时期的航运，嘉靖时期侯汝谅、王忬，万历时于仕廉等均以明初航运为成功经验，提出解决时弊的主张。〔43〕明初政府组织的辽河河运在社会情况变化减少之后，民间运输不断加强，并造成相当规模，明世宗时就有人建议，“可令山东辽海居民各自具舟赴官告给文引，往来贸易”〔44〕，“量发民船从沙门岛一带抵金州达辽”，世宗时民间船只往来山东、辽东已蔚然成风。辽河沿岸一批村镇，随着河运的加强而发展，有的后来成为近代的城镇，明初辽河水运功不可没。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65
〔2〕《全辽志》卷1《地理》
〔3〕《明武宗实录》卷39
〔4〕《辽东志》卷3《兵食》
〔5〕《明太祖实录》卷87
〔6〕《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
〔7〕《元史》卷59《地理志》
〔8〕《全辽志》卷2《赋役》
〔9〕《元史》卷45《顺帝本纪》
〔10〕《全辽志》卷6《外志》
〔11〕《奉天通志》卷10
〔12〕《天工开物》卷中《舟车》
〔13〕《明史纪事本末》卷10
〔14〕《三国志》卷8《公孙度传》
〔15〕《资治通鉴》卷96
〔16〕《太平广记》卷103
〔17〕《杜工部草堂诗笺》卷6
〔18〕《辽史》卷38《地理志》
〔19〕《金史》卷27《河渠志》
〔20〕〔21〕《奉天通志》卷9
〔22〕〔23〕《元史》卷17《世祖本纪》14
〔24〕《明史》卷86《河渠志》
〔25〕《辽东志》卷7《艺文》
〔26〕《奉天通志》卷70
〔27〕《奉天通志》卷74
〔28〕《辽东志》卷8《杂志》
〔29〕《奉天通志》卷56
〔30〕《明太祖实录》卷200
〔31〕《明史》卷41《地理志》2
〔32〕《清史稿》卷55《地理志》2
〔33〕《明太祖实录》卷76
〔34〕《全辽志》卷《山川》《地理》
〔35〕《扈从东巡日记》卷下
〔36〕《明太祖实录》卷212
〔37〕《明太祖实录》卷81、111
〔38〕《万历明会典》卷27
〔39〕《明世宗实录》卷479
〔40〕《辽东志·辽东都司治卫山川地理图》
〔41〕〔42〕〔43〕《明史》卷130、131、86
〔44〕《明世宗实录》卷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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