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的逆转与中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经贸论文,经济形势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2-0046-06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逆转与"9·11"事件的冲击
2000年底，美国经济终于告别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率逐步下降阶段。虽然连续多次降息，布什政府还启动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但2001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然只有0.9%，第三季度终于进入负增长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同时，欧洲经济也出现放缓的迹象，而日本经济经过政府财政的全力刺激之后，到2001年第一季度只有0.1%的增长率，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出现了10年来的第四次衰退。因此，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逆转，因为过去20年来，很少出现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体同时下滑的局面。英国《经济学家》旗下的EIU在7月份曾经预测，2001年全球经济将从2000年的4.9%下降到2.7%，下降的幅度将是197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而且，这次经济减速将会持续到2002年。
"9·11"事件的爆发，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本已出现的颓势。事发的当周和美国股市开盘的第一周，全球股市高度震荡。接着，"9·11"事件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逐步浮现，如果各国政府应对不及时，很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萧条局面。笔者认为，"9·11"事件的最大威胁在于，它会侵蚀90年代美国建立的全球化分工和新经济体系，从而动摇美国经济的根基。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基本过程是利用信息技术，实行经济全球化，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保证美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获得最低的生产成本，进而利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和全球快速运输体系，把美国市场与全球生产基地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得以建立在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专心从事R&D和管理创新，进一步领先于结构调整较慢的日本、欧洲等其他国家。在这套全球化分工体系之上，美国又利用其美元的独特地位，大力发展其金融业，美元的地位越来越强，国际资本大举流入美国，通过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等金融工具支持其R&D和其他方面的创新。
如今，"9·11"事件基本破坏了上述环节。第一，"9·11"破坏的是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干净利索地消灭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在“超限战”的状态下，未来美国公民在全球的人身安全、美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成本会大大增加，美国独享经济全球化好处的日子恐怕难以维持下去。第二，"9·11"事件令美国和全球的航空工业以及保险行业遭受重创，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供应链管理体系和全球快速运输体系，美国公司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及时生产和零库存制度也大受冲击。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赖以成功的因素全面逆转，无论是美国的传统企业还是新经济企业，都会面临成本大幅度增加的压力，其效率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企业的状况将不复存在。第三，随着来自新经济方面的动力减弱，在美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受到打击后，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下跌，转而会将资金撤离美国，美元将面临快速贬值的压力。随着美元贬值预期的形成，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一样，美国自身的资金也会离开美国，选择其他的投资机会，美国经济内部的R&D和其他活动可能无法获得廉价的资金投入，从而全面破坏美国的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体系。正如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一样，美国经济将面临“逆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因此，当前美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压力极为沉重，传统的降低利率、增加政府开支等宏观经济政策，似乎都无法缓解上述矛盾。一旦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再次降临美国，美国经济的实力就很可能像石油危机之后一样，进入直线下滑阶段，而全球经济也会因此而陷入萧条。当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刺激措施，如三次降低利率，进一步减税，政府资助受到损失的公司等，并积极与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联合行动稳定汇率市场。从2001年第四季度的情况看，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超过人们的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庞大的资金在欧洲和日本找不到出路，还继续留在美国市场）。不过，这些措施能否达到长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二、东亚地区跌入衰退深渊
国际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令人们对东亚过去30年高速成长的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然而，1999-2000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又呈现出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质疑。但2000年年底的美国经济下滑，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对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口需求大量减少，再加上这次祸不单行的恐怖事件，给东亚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金融危机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的话，这次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实质经济方面。因为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而且出口还越来越集中在电子信息产品。例如，韩国出口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30%，2000年上升到45%，泰国的比重1996年为39%，2000年上升到66%。韩国三星研究所估计，韩国科技相关产品的出口，有三分之一是出口到美国的，新加坡非石油产品的出口，有25%出口到美国，而电子产品的比重高达87%。据摩根斯坦利估计，2000年亚洲（日本除外）经济增长中的五分之二来自电子信息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美国经济的下滑对东亚的这种复苏模式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到2001年5月份，美国的IT产品订单，比2000年同期减少了三分之一（有些产品订单减少量达到45%左右）。受影响最大的是上次侥幸逃脱了危机冲击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增长率2001年第一季度只有1.06%，创下了26年来的新低，第二季度则出现了2.35%的负增长，是台湾历史新低，第三季度为负增长4.27%；新加坡第二季度出现了0.9%的负增长，第三季度负增长5.6%，政府推出了相当于500亿港币的救市计划。台湾和新加坡经济衰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口、特别是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大幅度衰退，到6月份以后，台湾和新加坡的月度出口都比一年前下降了20%以上。9月份，受台风和"9·11"事件的影响，台湾的出口居然衰退了40%。在某种意义上，台湾和新加坡正在补回“金融危机”这一课。韩国经济在1998年以后转型到以电子信息业为主，这次也损失惨重，6月份的出口增长率都下降了14.6%（半导体出口下降了46%），7-8月份分别下降了20.5%和19.4%，因而10月份韩国政府提出了“非常经济对策”。
另一方面，由于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了东亚许多地区的内部经济结构，它们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的坏账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除了政府能够动用微弱的公共开支之外，基本无法增加经济内部消费和投资的力度。从总体上看，东亚地区虽然不至于出现第二次金融危机（主要是没有出现1997年资金大进大出的情况，没有出现股市和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但肯定会出现一次较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达到金融风暴时的衰退程度）。而且，这次经济衰退和外部市场的出口衰退结合，将会进一步加重这些地区原来就存在的内部问题。总的说来，东亚经济（中国大陆除外，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较长期停滞和重大结构调整是很可能出现的。
三、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美、日、欧等国际市场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同样，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陷入衰退，汇率贬值，进口大幅度减少，也会给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压力。但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同样也获得了新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随着东亚其他地区的出口下跌，中国的出口也在下跌。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下跌的时间更为滞后，二是下跌的幅度较小。2001年前四个月中国出口有10%以上的增幅，5月份出口增长率才下降到3.5%，6月份为-0.6%，上半年依然维持了8.8%的增幅。从各国出口市场来看，上半年中国出口对日本增长13.7%，对亚洲整体增长8.3%，对欧洲增长11.5%，对北美洲增长6.1%，对美国增长6.0%。7月份，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出口居然重上增长轨道，增长了7.6%，8月份增长0.9%，9-10月份也保持增长，到11月份中国累计出口增幅也止跌回升，表现应该说十分优异。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和东亚经济的衰退，中国出口要继续保持出口值的增加，有相当大的难度，特别是2002年上半年的难度更大。
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这次挑战，进一步增加自己在第三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这个过程，已经被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所证实了。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在目前阶段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东亚其他地区。在美国的进口市场，1996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是6.51%，中国台湾是3.78%，韩国是2.86%，新加坡是2.57%，中国香港是1.25%，四小龙之和为10.46%；到1998年中国大陆上升到7.79%，中国台湾是3.62%，韩国是2.62%，新加坡是2.01%，中国香港是1.15%，四小龙之和下降到9.40%。2001年前七个月，中国大陆的份额为8.10%，而中国台湾为2.95%，韩国为3.04%，新加坡为1.34%，中国香港为0.82%，四小龙之和进一步下降到8.15%，已经与中国大陆的份额相差不大。
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国际市场份额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日本市场体现得最为明显。1996年，中国大陆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为11.58%，韩国是4.57%，中国台湾是4.28%，中国香港是0.74%，新加坡是2.10%，菲律宾是1.30%，马来西亚是3.37%，印度尼西亚是4.35%，七个地区之和为20.71%；1998年中国大陆的份额为13.22%，韩国是4.30%，中国台湾是3.65%，中国香港是0.62%，新加坡是1.68%，菲律宾是1.58%，马来西亚是3.09%，印度尼西亚是3.86%，七个地区之和为18.78%；2001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大陆为15.48%，韩国是5.12%，中国台湾是4.37%，中国香港是0.42%，新加坡是1.68%，菲律宾是1.89%，马来西亚是3.80%，印度尼西亚是4.24%，七个地区之和为21.52%。中国大陆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早已超过四小龙之和。
笔者估计，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可望达到10%左右，相当于美国的第四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与日本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差不多。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原因，中国产品面临墨西哥产品的激烈竞争，近年来墨西哥产品在美国市场扩张的速度远高于中国产品，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增加量都高于中国（这也是墨西哥迟迟不与中国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并在谈判中要求保持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增加的份额只能从东亚其他地区包括日本身上获得。鉴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已经相当高，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中国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增加来扩大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同时，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可能接近20%，有望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进口来源，第一大来源的美国占有18.61%的份额，但1996年美国的份额曾高达22.72%，显示出美国已经从高位下滑。中国销往日本的产品，许多由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入非关税壁垒严重的日本市场相对容易，也会对东亚其他地区对日本的出口形成强大的竞争和排挤效应。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大举进入日本市场，确实使以贸易立国的日本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2001年12月刚刚解决的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可能只是序幕而已。
总的说来，上述目标有一定的难度，但有可能实现。中国对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近两三年来一直在8%左右的水平浮动，要再增加两个百分点，则需要形成新的优势产品，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要取得突破。中国要进一步增加对日本的市场占有率，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过去五年来平均每年的市场份额都增加了0.6至0.7个百分点。不过，日本市场的规模只有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因此，美国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不可或缺的。
"9·11"事件之后，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要在呈现衰退的美国和日本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重复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低价优质策略，重演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成功渗透策略。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不振，内部需求疲软不堪，市民的需求转向质优价廉的商品，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返销商品和其他商品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每年以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到2001年前七个月已经达到15.48%，与日本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美国只差三个百分点。可以预计，在今后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价格需求弹性较高的电子信息产品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市场需求越弱，价格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低价位的中国商品的渗透，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实际上，石油危机后日本产品能够大举进入全球市场，也是依靠当时的全球经济低迷，选准了市场切入点，形成了优势地位。现在中国需要仔细研究日本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市场扩张的经验和教训。
四、外资与出口的关系
中国要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取决于外资对中国的进一步投入，本文主要分析后者。
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外资（或外来技术）和出口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已经明显低于中国。金融风暴阶段，外资（既包括组合证券投资也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大举撤离危机国家和地区，而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则进入中国。即使在外资对东亚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疑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几年吸引的外资每年依然维持在400亿美元的水平，而且，其中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比重在增加。因此，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90年代后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电子信息产品来看，中国出现了两大产业群聚地，以东莞为基地的桌面电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基地，及以上海和苏州为主的笔记本电脑、手机、PDA，以及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华南地区的消费性电子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这几年其生产的彩色电视机、空调机、微波炉等产品全面走向国际市场；东莞的桌面电脑部件起步于90年代中期，主要由台湾企业投资，金融风暴期间，大量台湾企业从菲律宾苏比克湾、马来西亚槟城等地往东莞集中，到2000年东莞已经成为全球电脑周边产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另外，深圳的电信设备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华东地区的电子元器件生产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其笔记本电脑、手机和PDA生产正处于起步阶段，全球各大笔记本电脑企业都在苏州一带大片购置厂房（包括台湾的广达、大众等八大企业），日本东芝和中国的联想都将中国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设置到上海。加上菲利浦、爱立信、松下、索尼、三星等跨国公司在这一带的投资，以及上海张江工业园区大批半导体企业的兴起，在未来两三年内，大上海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和档次可能要超越华南地区（单是从台湾企业投资的规模看，未来两年内这一地区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可能会超过3000万台）。
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进一步减缓了外资对东亚地区的投入，但中国的情况则相反。总体上看，外资对东亚地区缺乏兴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吸引了一些外资，但增长的幅度不如中国，总量上更不在一个档次。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因为政治动荡，外资和内资都在出逃。不仅如此，这些地区的投资者都十分向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对大陆的投资都在进一步加大或者深化，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在进一步加大，新加坡准备将中国发展成为继美国、东南亚和环球电子产业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发展驱动力。
因此，我们看到，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之下，东亚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减弱。但中国由于加入WTO和北京申奥成功的影响，则掀起了新一轮吸引外资的高潮。例如，希捷准备关闭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市场萧条，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工厂效率很高，足以应付全球需求。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其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总和。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突然加大，摆脱了过去几年停留在400亿美元的状况，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很可能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既有制造业基地，特别是最新型的制造业，又有令发达国家外资十分向往的服务业。据一些外资投资银行预测，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在加入WTO后五年内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资金新的避风港。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最安全的神话大打折扣，中国由于地位比较中立，加上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高，其庞大的实物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经济）很可能成为全球资本最为看中的投资场所，未来一段时间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应该会继续增强。而且，如果香港能够开发出适当的金融产品，一些短期的国际资金也可以通过这种中国概念的金融产品转变为对中国的长期直接投资。
大量涌入的外资，与中国庞大而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势必令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内部市场蓬勃发展，而东亚地区的衰退和金融危机越严重，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会越积极，中国未来的出口潜力可能会越强。过去10年中，中国大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已经获得了成功，基本消化了香港的制造业，在与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竞争中也赢得了优势。现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正在消化台湾的电子信息产业，并正在准备消化韩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与日本的产业结合也日益密切。2001年7月30日，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的题目是：“中国制造：亚洲下一次危机”，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崛起和向世界出口的状况，非常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此文在日本和新加坡引起了极大震动，迫使日本政府重新思考与中国交往的经济策略。
应该说，在国际经济不景气之下，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其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会遭遇到一定的困难，但如果这次能够成功渡过难关，是很有可能在东亚其他地区的竞争者因为财务和其他问题纷纷倒闭时，来自中国的企业（包括大量在中国发展有成的三资企业）则进一步发展壮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正如上文所说，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危机，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则可能得益于这次全球经济萧条，前提是中国企业能够把握机会，不断进取。
五、"9·11"事件与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9·11"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这既是因为"9·11"事件缓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重新赢得了和平建设和迅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又因为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对外经贸方面实行战略性转变，悄悄地完成在全球经济的部署。
第一，增加出口鼓励力度。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肯定越来越难。但这种困难对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如上分析，中国完全可以采取低价策略，在总额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自己在美国和日本进口市场的份额，目标是战胜中国台湾、韩国等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受到的财务压力远较中国为大），为未来中国企业全面进入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扫清障碍。在具体政策方面，可以增加退税的力度（包括退税的时间和总额），对出口企业给予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等等，以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出口型企业的帮助，可能更需要考虑政治目的，而不能仅算经济账和财务账。
第二，以扩大进口为武器，建构行业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的继续成长，中国进口将会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都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且这种自由贸易协议往往以投资和电子商务等行业为主（与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它们在建构自由贸易协议的过程中，往往将大中华地区排斥在外。未来数年，中国完全有可能以进口为诱因，与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可以选择在电子信息产品领域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中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市场来交换韩国的技术，同时对中国台湾产业形成新的压力，迫使它们进一步向大陆转移。而从长远看，由于韩国经济经历金融风暴转型之后的主力已经是中小型的电子信息产品企业，一旦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将它们锁定在中国市场，它们的研发能力和总部很可能迁入到中国沿海地区。于是，韩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对未来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布局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在与其他地区建构自由贸易区方面，2001年底，与东盟、香港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已经启动。
此外，还可以借中美关系相对好转的机会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进口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设备，加速完善中国的装备工业。
第三，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如前所述，中国加入WTO的背景和"9·11"事件，将会推动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一方面，外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寻找新的金融工具，将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和热钱（特别是未来可能从美国撤出来的资金）转变为对中国的长期投资。从这个意义看，1993年香港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和H股，1996年的红筹股都有此性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应该与香港积极合作，尽快推出新的、具有上述功能的金融工具，为中国进一步引入外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过去曾经发生的问题，更要尽量利用这批外资解决中国过去遗留的一些问题（如通过新的概念来重组各省窗口公司，并借新的资金来解决原来的巨额债务问题），做到既为中国引入了资金，又消除了未来发展的隐患。
在未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肯定会迅速积累，人民币对美元应该会继续出现强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应该坚持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原则，因为中国尚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但另一方面，要积极疏通渠道，让中国自己的资金走出国门，实行进出两条线，保持政府对资金跨境流动调控的主动权，既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为中国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长远部署。
第四，以开放旅游为武器，解决中国外交中的一些死结问题。"9·11"事件后，世界经济和世界旅游市场将进入低潮，而日益富裕、具备国际购买力、数量庞大的中国游客将成为各国争取的对象。因此，旅游可能会成为中国对外经贸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得当的话，它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外交的锐利武器。例如，中国可以宣传并鼓励国民出国旅游，形成各国对中国游客的期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与有兴趣的国家进行谈判，解决过去的一些死结问题（如土耳其不许中国购买的航空母舰船体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许多国家特别是巴拿马等中美洲地区与台湾的实质外交关系问题、许多国家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政策等等）。实际上，中国公民的海外旅游可以加强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可能远远大于因此而支付的外汇。
第五，加速对外投资和对外移民，提前为中国在全世界的崛起作经济方面的部署。大量资金进入中国，势必会对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也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泡沫经济，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引导中国资金向外发展，提前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做出战略部署。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投资和中国移民持相当强的防范态度，而"9·11"事件以及此后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将给中国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操作得好，可以让大批中国人借此走出国门，到海外定居，从而为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强大和全面走向世界提供支持。因此，现阶段中国应当大力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留学（特别是要去知识水平较高的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地区），鼓励中国居民到全世界旅游，鼓励中国个体户到全世界推销（特别是要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外出投资，特别是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因此，"9·11"事件虽然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工作带来压力，但如果中国应对及时，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完成战略性部署。
［收稿日期］200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