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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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它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自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便成了我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各种文件、报告中的“高频词”,同时也成了开辟这一历史新时期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的著作、讲话和谈话中的“高频词”。通览《邓小平文选》第2、3卷,就会发现,邓小平曾多次、多角度、多方面地论述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值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关于三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三中全会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伟大历史功绩,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邓小平多次深刻地加以论述。1979年3月, 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1〕1988年6月,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中又指出:“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从此,“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2〕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三中全会之所以可以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对比”、“相同”,自然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次会议形成了两代成熟的领导集体,从而领导我们党实现了两次历史的伟大转折。所以,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6 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3〕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4〕 由于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革命事业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由于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我们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并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认为,思想路线是个大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 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5〕粉碎“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我们的拨乱反正设置了新的障碍,使党的工作一度陷入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作了思想准备。实际情况正如邓小平1982年9 月同金日成的谈话中所说的那样:“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 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由于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人们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7〕 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贯彻。

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后的近30年的经验”。坚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目的在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而要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30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 8〕三中全会正是在“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30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才“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其政治纲领而制定的根本战略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不相符合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对此,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9〕不仅如此, 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的发展路线。”〔10〕

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在当时的情况下,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领导班子;另一方面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组织路线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重要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邓小平还认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1〕

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2〕他又指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13〕他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30到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14〕

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方面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条件。1979年元旦,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的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粹‘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15〕

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此,邓小平曾一再提醒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尤其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对这个问题更为关注,反复强调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不能变”,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6〕“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7〕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更是千叮咛、万嘱咐,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8〕

注释:

〔1〕〔5〕〔11〕〔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278、192—193、154—155。

〔2〕〔3〕〔4〕〔6〕〔7〕〔8〕〔9〕〔10〕〔12〕〔13〕〔14〕〔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309、310、9—10、260、115—116、228、381、116、244、210、307、347、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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