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困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妥协是人类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一种现象，它的核心含义是折中和让步。妥协——无论是自发消极性、宿命性妥协还是自为积极性、建设性妥协——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个体的生成和成长，是人类再熟悉不过的现象。人们从事妥协行为，就像吃饭、呼吸一样自然。小到日常交易，大到国家关系，离开妥协，人类将寸步难行。妥协作为解决日常人际争端的方式，一直得到肯定和发扬，如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但在政治领域，作为一种品性，妥协面临伦理上的多重质疑。
一、政治妥协：多变伦理
在政治领域，从来没有一种价值理念像妥协这样在伦理上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存续的保证。也有人认为，它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恶，是一种欺骗和背叛。美国学者史密斯(T.V.Smith)把妥协归纳为“善行中最低级的，但却是恶行中最好的”。①无论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社会个体的主体性拓展，都无法绕过政治妥协的伦理困惑。
1.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把政治妥协定义为“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和政治集团之间在利益冲突时，冲突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协商或默契，互相做出让步，以缓解矛盾的一种行为”。②政治妥协，作为解决人类冲突的一种非暴力方式，几乎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保存都与之息息相关。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妥协。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制度变革，每一次弃旧纳新，都是不断妥协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妥协在客观上是社会冲突的调节器、减压阀，它把社会冲突的损失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事实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妥协是人类社会的“善”。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妥协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反映了人类的理性自觉与审慎选择能力，反映了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让步和尊崇，在伦理阶位中也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
然而，政治妥协毕竟是以牺牲政治理想的完整性为代价，以部分利益的让渡为前提的。在不同的人看来，这种利益让渡几乎与牺牲原则、屈服投降等同。所以，政治妥协虽然在实践中乃至理念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它却一直背负着道德污名。李永刚认为，“汉语中，使用‘妥协’一词时，常把它视为一种低下的道德品质。它要么和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要么和纵容强权的绥靖立场词义相近。即使在相当温和的叙述中，它也不过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斗争’策略，极少获得正面肯定。”③龙太江也认为，“人们在认识妥协时往往有意无意偏重其贬义，甚至把它与‘屈服’、‘投降’等同，在伦理上对它做‘有害的’、‘可耻的’价值判断。”④鉴于人们总是将政治妥协与无可奈何、软弱投降、阴谋狡诈甚至背信弃义等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很少有政治家把善于妥协标榜为自己的美好品德。因为即使是以根本原则为底线，在当时情境下做出的对己方最有利的选择，也免不了要承担骂名、道德污名。因此，无论实际功效有多大，政治妥协作为一种个体的价值选择，却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
2.政治妥协：个体的两难选择
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往往使处在历史关键时刻，代表本政治团体决定妥协与否的个体，陷入两难困境：
(1)是为了保全个人暂时的道德名声，逞一时匹夫之勇，不顾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长远需要，坚持不妥协？
(2)还是为了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忍辱负重，舍弃自我暂时的名声，进行妥协？
前者全小节失大德，后者是舍小节全大德，所以，无论政治妥协与否，个体在伦理上都是有瑕疵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妥协故事，后人也非常推崇他们的忍让、牺牲精神，然而，中国政治文化中歌颂的英雄、斗士却大多与妥协无缘，志士精神是主流，妥协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暂时行为。历史对妥协行为的评价也处于两难之中。因此，龙太江主张“政治妥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不结合具体场景很难对其价值进行评判”，他呼吁人们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把妥协看作美德或看作可耻行径都是不合适的”。⑤笔者看来，政治妥协的伦理变数以及它导致的个体在伦理选择上的两难困境，是由于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分离造成的，是专制社会对政治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对政治心理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
二、政治妥协：价值背离
政治妥协内蕴着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是就纯功利角度而言，完全根据博弈关系计算大小得失，是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指妥协本身的价值正当性，是就妥协的品性而言，是一种视对方为有尊严的独立体的宽容精神和博爱情怀，是平等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是保障世界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源泉。在专制社会，二者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
专制社会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它缺乏包容异己、尊重他人选择的宽容精神，社会等级观念森严，特权盛行，人对人的专制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不同等级间解决冲突与潜在争夺的惯常方式是压制和欺骗。对在政治领域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来说，与被统治阶层的妥协，只是一种暂时的谋略。基于相互尊重与包容的意义上的妥协和让步很难有存身之处，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是被压抑的。政治人物更看重的是以压制和欺骗为前提的妥协的工具价值。此时，妥协的底线在于生存权，是基于暂时自我保全基础上的退让。从弱势阶层的消极性妥协，到强势阶层的利益让渡型妥协，无不出于此。由于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主要基于大小得失的功利计算，⑥与伦理选择无涉，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权谋，实用的考量，所以妥协容易蜕化为一种狡诈的政治策略，一种为达目的所“不择”的手段。这种政治策略越有效用，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越受到压抑。因为政治妥协本体价值发挥的前提为：双方是具有独立自决能力、平等协商的主体。而专制社会与独立自决主体的普遍存在是不兼容的，尽管它也存在异于正统的学说、思想，但只是个别现象。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妥协，虽然也基于对对方利益要求权利的认可，内蕴了对其他主体的承认，也包含着对他者独立性的尊重和对双方共存的接纳，但这种承认、尊重和接纳是不情愿的，被迫的。专制的特质在于消灭对方作为平等主体的独立性，以保全自己的绝对权威。所以，它一有机会，就压抑和打击对方的主体性，方式主要有两种：取缔其精神的独立性，甚至侮辱对方的人格；消灭主体独立性的载体——剥夺生命。在这种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政治妥协不稳定、不长久、不安全。政治妥协也因此招致背信弃义、背叛投降等伦理诟病。
专制社会缺乏对政治妥协本体价值的普遍认同，不是在互相尊重为念、宽容为怀基础上做出妥协决定，不是以妥协为荣，而是把妥协作为暂时的谋略，以积蓄力量。它没有有效的制度做保障，只能依靠道德约束、向天起誓等来维持承诺。待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往往单方撕毁约定，背叛誓言，开启下一轮的暴力争斗。期间，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政治妥协往往伴随着政治欺骗，因此，在道德评价上，政治妥协便与狡诈、背信弃义等负面价值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妥协缺乏对对方生命的尊重与行为上的宽容，它的直接后果是妥协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劣势一方的利益根本无法保障，暂时的局部利益的让渡往往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生存权的彻底剥夺。因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新一轮的暴力争斗往往规模更大，牺牲更多。所以代表本政治团体的个体在做妥协决定时往往受到本团体内成员的反对，其妥协行为往往被看作是对团体利益的背叛。尤其是当团体上层的部分人无视根本原则，跨越妥协的底线，牺牲本团体大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自己的暂时苟安时，妥协几乎被当作背叛投降的同义词。正是由于屡次政治妥协的前途暗淡，妥协之后命运的未知性，在专制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妥协背负上更大的道德污名，与背叛、投降为伍，与诚信原则对立。
由于政治妥协存在事实与伦理结果上的不完美，又背负被对方彻底消灭的风险，与其放弃原则暂时苟安，承受最终仍被消灭的威胁，人们更倾向于放手一搏、誓死抗争的不妥协精神。专制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深谙此道，坚决禁止其治下集团间的自觉妥协行为，把妥协作为自己的专利，当作政治欺骗与压制的手段和进行权力制衡的权术来使用。在意识形态上也会无视政治妥协所内蕴的人文关怀精神，故意贬低妥协，提倡不妥协的文化传统。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被撕裂为极端对立的两极，政治妥协作为政治权术越有效用，它对生命、自由、尊严、诚信、关怀、爱等人类最高阶位上的价值之破坏就越严重，它的本体价值越遭到忽视。整体来看，政治妥协在专制社会被极端污名化了。
然而，专制社会虽然是一种非人的社会形态，但它毕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人类一些美好的价值也是经过几千年文明史的孕育而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在专制社会，相互尊重、彼此宽容、个体对独立自决的追求等一直作为亚政治文化参与了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因此，专制社会中政治妥协与否的伦理定位也不是简单的善恶判断，个体妥协与否也不是总处在大德小德间徘徊，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1.应该妥协时妥协。政治主体对历史发展、政治形势、力量对比等全盘考量，以社会关怀为念做出妥协决定，这是在现实情况下对双方最有利的选择，能够保全本集团、本民族与国家的最大利益。
从政治理性的角度审察，这是非常高尚的道德行为。从策略上讲，它宁愿牺牲个体一时的道德名声，也不拿大多数人的利益做赌注，是“知其不可为而暂时不为，创造条件而为之”的大智慧；从战略上讲，它体现了一种大度、宽容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一种对异质主体的容忍和尊重，是政治妥协本体价值的真正发扬。但由于政治妥协的伦理污名，政治个体要担负背叛、懦弱的骂名，要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这是对自我的隐忍压抑，要蒙受巨大的心灵损失，要以牺牲自我主体性的发展为代价，是至上之善。
2.应该妥协时不妥协。政治主体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为了更小集团的利益，或者为了个体道德名声，本着侥幸的心理，逞一时匹夫之勇，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坚持不妥协。
这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它逞一时恩仇快意，要么于事无补，要么牺牲了更多数人的利益保全了小部分人的利益或成就了个体一时的道德人格，同时强化了政治妥协的伦理污名，抑制了其本体价值的发扬，是一种隐蔽的恶。因为，作为一名政治家，不能特立独行，要从整体、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牺牲一切，不仅是生命，还有个体的道德名声。
3.应该不妥协时妥协。政治主体在对不妥协更能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着理性认识的前提下，贪图一时苟安，为了保全本集团小部分人的利益，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进行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个体面临政治妥协的伦理两难时，不惜承受骂名，选择以少数人的、当前的利益为判断标准，双重为恶，是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利益的保全只是暂时性的，妥协给予对方壮大力量的机会，已方将会以更大的损失乃至彻底灭亡收场。
4.应该不妥协时不妥协。政治主体在对不妥协能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顺应形势，做出不妥协的决定，哪怕以牺牲自我的生命为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个体的不妥协决定是大勇大善的表现。人类对这种精神也总是赞扬歌颂。尤其是那些影响力有限，对政治局势不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个体，他们在全面抗争条件还不成熟时，怀着对人类深沉的爱，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人类普适的价值理念，乃至上之善。从纯粹功利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达到所设定的目标，还牺牲了性命，是不智之举。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抗争精神，他们对人类普适价值的关切和维护，增加了社会健康力量，为政治妥协本体价值的真正发扬创造了条件。这种意义上的价值深厚远大，是不能以功利计算的，与第2种情况有本质区别。
这四种情况中，“应该”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且“利益”不止是狭隘的物质利益与生命的保全，它还包括人类普适的价值理念，如人道、尊严、自由、爱与关怀等。在后两种情况下，政治个体在做出妥协与否决定后，基本不会遭遇伦理困境。因为利益判断的标准非常明显，而且与妥协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评判相符，妥协为恶，不妥协为善。在前两种情况中做出妥协与否决定的个体，才遭遇伦理悖论，因为此时妥协与否的善恶抉择与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评判是相悖的，它使个体的道德名声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对立。由于政治妥协被污名，保护了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政治个体要承受与3相同的骂名，而牺牲了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政治个体却赢得了与4中的个体一样的声誉。
政治妥协的伦理骂名及其造成的评判混乱主要源于政治妥协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被迫分离。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政治权术所招致的伦理诟病，经过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强化塑造，固化为文化基因遗传下来，所以，专制文化传统对政治妥协有着本能的敌意，尽管妥协能够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还要背负道德污名。此外，即使是在尊重与宽容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妥协，由于利益让渡必定会牺牲本团体的政治理想完美性以及所预设的利益完整性，需要牺牲本团体局部利益，尤其是部分人的直接利益，妥协行为也必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部分人的坚决反对。此时对政治妥协的个体代表之伦理责难，也是人们寻求政治妥协之“利弊”张力间不平衡时的替代承担，是人们对妥协过程中所让步之利益与价值的不舍与眷恋，是在理想遭遇挫折时一种心理应激反应的表现。历史是复杂的，在头绪繁多的政治斗争中，以上四种情况的界限不可能如此清晰。此外，意识形态的参与、搅和，人们知情权的受限，都使政治妥协的伦理判断更加混乱。第1种情况下的妥协决定，单从工具价值的角度、从策略上看也是可取的。但策略容易蜕变成阴谋，如果以人格的全面丧失或者对人类普适价值如尊严、爱、自由等的彻底践踏作为暂时妥协的前提，即使政治实践上取得成功，达到了所设定的目标，也不是善，反而为政治妥协招致各种伦理诟病，成为与3（应该不妥协时妥协）同样的恶。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努力剔除政治妥协工具价值中的这种鬼魅之气，张扬它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将它提升为解决人类矛盾冲突的普适调节机制。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之提供了契机。
三、政治妥协：自觉理性与人文情怀的统一
政治妥协的价值分离、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的生成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专制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体独立性的丧失，个体缺乏明确的利益边界和可交换的利益，人们按照既定的等级伦理秩序生活，个体作为政治主体独立决定、处置自己利益的机会并不多。此时的妥协，多是一种生存智慧，不是平等协商的结果。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民主制度为保障，政治妥协才能走出伦理困境，作为一种美好品性得以提升，从而实现人类的自觉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有机统一。
政治妥协首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在博弈计算下，使己方的损害最小化。虽然它以让渡部分的利益为代价，事实结果上不完美，但由此换来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种无可奈何本身内蕴了平等品性，内蕴了人文情怀的嫩芽。专制社会几乎将这个嫩芽扼杀，只有市场经济下的民主社会才是它蓬勃生长的土壤。
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涵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为妥协植入新的内核，妥协不止是双方利益的折中和让步，还包含深刻的人文底蕴，工具价值逐渐向本体价值回归。此时，所谓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人类的自觉理性已经上升到自由发展个体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宽容的德性诉求，体现了张扬人文情怀的情感倾向。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冲破了专制父权等级制度下人际的封闭性，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自由化、普遍化，激发了个体作为主体的平等意识，使利益双赢的可能性作为常态得以实现。市场经济，则进一步提升了独立个体的自决能力。市场不仅是妥协经常发生的交易场所，还是妥协技巧和妥协观念不断养成的大学堂。市场经济孕育了具有平等、独立、自由、权利意识的现代个体人格，使社会个体大规模地成长为具有独立自决能力的行为主体，为容忍、互利、自愿和务实基础上政治妥协的实现创造了可能性。
民主制度则使正当妥协的可能变为现实。在民主政治社会，人类共同的生存发展是至上的价值。以民主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安排能够保障妥协作为社会冲突调节机制的普适性。在专制体制中，力量对比失衡，弱者的选择空间有限，妥协常是被逼的无奈、暂时的隐忍，妥协不稳定、不持久，更不安全。而民主框架内，人们对冲突持宽容的态度，不再是简单、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是平等基础上的表达、争论、让步、妥协，达成和解与合作。妥协，作为民主程序的核心，成为人类自由实践的重要保障。政治妥协的风险降至最低，不仅是安全的还是有尊严的。专制社会的阴谋家转型为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致命的敌对力量转变为可容忍的对抗力量。⑦政治妥协在伦理上的负面价值不断被消解，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回归，人们不再将目光仅仅定位于妥协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而是主动发掘妥协本身的价值，探讨人类的妥协本性中蕴含的人性光辉，探讨其内在的对人的尊重、宽容，对多元价值追求的容忍精神。妥协渐渐成为政治家自觉的道德追求。
政治妥协凝结着人类的理性，伸张着人类的理性主体性。政治妥协不是消极被动地回避矛盾，不是无为，是一个国家、政党、阶级乃至个人积极主动地面对矛盾的表现。政治妥协通过达成各方相对满意的结果而重新整合、润滑了政治系统，避免了更大冲突的爆发，避免了生灵涂炭、文明被践踏和人类自我毁灭。因此，它是冲突的缓解器、减震器。政治妥协，作为人类经验的结晶，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是一支渐进平衡的润滑剂。政治妥协内源于一种宽厚大度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体现了一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社会情怀。政治妥协需要容纳异己的胸怀，要在人格上尊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它追寻、谋求双方的互利共存，有利于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建构人际间的信任和融洽，是一种宽容的人文精神。总之，政治妥协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表现，是大道德，展现了一种大度、宽容、博爱的精神，展现了一种整体把握、全面衡量的大智慧，体现了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拘泥于一时得失、勇于承担的道德勇气。一个社会政治妥协的层次与水平直接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个体的发展程度和价值实现水平。
我国处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初级阶段，政治上社会个体还未完全习惯妥协的思维方式，还未养成妥协的习惯。人们的政治逻辑里既有成者为王败者贼思维方式的残留，亦有对进退平等从容的现代政治风范的向往，妥协与否两难取舍间的犹豫徘徊将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常态。政治转型时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会遭遇到严峻的伦理考量。走出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需要在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根本标准的原则下，尽量克制压制、欺骗的本能冲动，开拓容忍个体独立发展的弹性空间，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宽容度。唯其如此，才能弘扬现代政治妥协精神，才能激发我国政治的开放性和发展活力，才能实现政治生态的良性演进与政治体制的平滑转型。
注释：
①T.V.Smith.The Ethics of Compromise and the Art of Containment.Boston:Start King Press,1956.45。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政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③⑦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59、261，264页。
④龙太江：《论政治妥协——以价值为中心的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⑤龙太江：《政治妥协与西方民主政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第20卷第4期，第28页。
⑥龙太江：《政治妥协的根源价值与类型》，《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5期，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