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国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已经出版的元史、蒙古史论著以及大中学历史教材中，都找不到“大朝”这个国号。然而，这个“大朝”确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它就是元朝建立前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长期奋斗，逐步统一了蒙古各部，于1206年称大汗，建立了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在自1206年至1271年长达65年的历史中，蒙古贵族不仅统一了长江以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而且统一了西藏、云南等地，并在辖境内建立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政策，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制，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称之为“蒙古汗国”。按理，它应该像辽、金、西夏一样，有自己的国号。但是，这点似乎被历史淡忘了，甚至连《多桑蒙古史》都明确否认它有国号存在：“中国自古以来旧制，建一新朝者必须建一国号，忽必烈之先世都于蒙古，视汉地若帝国之领地，无须此。迨至忽必烈建都于汉地而采用汉地礼制之时，遂以建立国号。而于1271年取乾元之意，立国号曰元，并建年号。”[1](P.296) 我国的史学家大多也持这种观点。近些年出版的许多史学著作以及《辞海》等有关辞书（注：《辞海》在“蒙古”的辞条下注：“13世纪初年，蒙古部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统一的蒙古汗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7页）），也都不谈蒙古汗国的国号。其实，这个时期的蒙古贵族政权是有“大朝”国号的。不仅他们这样自称，当时的宋朝人也这样称呼他们。
一、问题的提出和有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关于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最早提出和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古钱学家。他们是从鉴赏“大朝通宝”钱引起对这个问题注意的。关于“大朝通宝”钱为何朝何代铸造，正史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清朝中期以后的古钱谱中有不少著录，有的还附有拓片。清代古钱专家翁树培在其所著《古泉汇考》中专门论述了“大朝通宝”钱，说“此钱径六分，上下读之”。在征引了一些题有“大朝”纪年款的石刻后，他指出：“蒙古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金亡。至世祖元年庚申（1260年）始改元中统，前此并无年号。且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大元，前此并无国号。但称‘大朝’。”他的研究结论是：“‘大朝通宝’当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2](P.95) 这是研究者第一次提出“大朝通宝”的断代问题。
到民国时期，一些古钱专家又对它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罗伯昭在所著《元初权钞钱说》中对翁树培之说加以重申和补证。他认为：“大朝之称唐史无之，因而‘大朝’当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之称明矣。”其结论是：“（一）大朝钱为蒙古未建大元以前之铸品；（二）元初另有交钞，名‘大朝金合’、‘大朝通宝’者；（三）大朝钱二品，乃先后铸以权钞者。”[3](P.60,P.61) 这里虽然提出了蒙古未建大元以前国号为“大朝”的问题，但只是一般推论，更未论定其为正式国号。
以收藏元代钱币最著称的宣愚公，撰《大朝通宝续考》，肯定了“翁氏（树培）考大朝钱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之说”。又以载籍史料、金石碑刻、塔幢墓志中辑录的一些建国号大元以前有“大朝”年款的元初资料支持其说。同时，也纠正了罗氏关于“大朝之称唐史无之”的说法。列举了历史上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也曾称为大朝，指出大朝并非蒙古汗国的专有称谓，而是时人对当朝的一种尊称，“云‘大朝’者，犹皇朝、国朝云尔”。他还根据“大朝通宝”的形制特征等指出：“谛观是钱（锦县于泽山藏）文字及一切孔郭形制虽不能确定为（元）世祖以前何帝何后所铸，大抵属元初之物，翁氏（树培）之说固极可信，然与正品中之至大、至正钱形制又不合，则非正用品又无疑也。”[4](P.96) 对于翁树培、罗伯昭提出的“大朝通宝”钱的断代给予了充分肯定。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赞同其说，把“大朝通宝”钱列为元初最早的铸钱。在此之后的古钱图录与研究论文大都沿用其说（注：丁福宝原编、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39页；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元明清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其他古钱图谱均沿袭此说。）。但也有些专家对此仍存疑虑，因为所见到的“大朝通宝”均为传世品，并无可靠的考古资料和确切的文献记载。
1992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发表《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注：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至此，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再被重新提起。萧先生指出：“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 实际情形， 并非如此。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 即有Yeke Mongghol Ulus的国号，汉译为‘大蒙古国’。‘学者知者渐多’。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过去仅有古泉学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古泉学家“认为‘大朝’不过与‘皇朝’、‘国朝’相当，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过是臆测而已”。“实际上，‘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其原因在于“‘大蒙古国’一词显然种族意味太强，不足以羁縻汉族土民，通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涵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总之，“‘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
至今，关于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研究的大体情况和主要观点就是这些。
二、历史文献中所见“大朝”
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大元”以前称“大朝”，不仅是当时南宋的汉人以此称之，蒙古政权也这样自称，这有大量的资料佐证。
其一，《醉义歌》“序”中写到：“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5](卷8) 这是蒙古建国初期的名臣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于1222年途中所作。“大朝”为蒙古汗国自称无疑。
其二，《西游录》中写到：“此城（讹打剌城）渠酋尝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百数，尽有其财货。”[6](P.2) 《西游录》是耶律楚材西征归来后，于1228年写成。这里所谓“大朝”，即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这也证明，“大朝”确系蒙古国的自称。
其三，《佛祖历代通载》[7](卷31,32,PP.375～376) 为元代著名的佛教学者释念常撰写，其中多处写到“大朝”，现举数例：（1）“辛亥， 大朝太祖成吉思汗皇帝是年起兵。”辛亥为1191年，时蒙古汗国尚未成立，铁木真亦尚未取得成吉思汗号。此是以后来的国号、汗号书前事。（2）“甲寅， 金云蹈子爱王大办是年正月举五国城叛，求大朝援兵，金兵屡败，金亡之始也。”甲寅为1194年，此亦以后来国号书前事。（3）“壬辰……大朝使过宋，议夹攻金。”此系指1232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遣王檝为使至宋，商议夹攻金朝事。（4）“庚戌，大朝灭辽东高丽。”庚戌为1250年，大朝即蒙古汗国。时蒙古汗国贵由汗已死，汗位悬空。《元史·外夷·高丽》载：“当定宗、宪宗之时，（高丽）岁贡不入。故自定宗二年（1246年）至宪宗八年（1259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此即《佛祖历代通载》所记“灭辽东高丽”。（5）“庚申， 大元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经通好。”庚申，即1260年，是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遣郝经通好南宋。当时尚未改国号为“大元”，故仍称“大朝”。
释念常虽为汉僧，但其观点是代表元朝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政权当时是自称“大朝”的。
其四，《蒙鞑备录》载“（蒙古）往来却用汉字”，“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注：《蒙鞑备录》是南宋赵珙（旧误传为孟珙）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汗国的亲身见闻录，是研究当时蒙古汗国的重要史料。），《蒙鞑备录》是南宋赵珙于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出使蒙古归来写成。他以亲历亲见，记述了蒙古情况，说明蒙古汗国的公文都自称“大朝”。此为信史，不会有假。
其五，《大金国志》载：“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
其六，《宋史·理宗本纪》“赞”说：“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8](卷45,《理宗本纪》，P.889)
其七，《元史·任志传》载：志与金兵战，“金曾擒其长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则尔子得生，不降则死。’志曰‘我为大朝之帅，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殪之。”[9](卷193,《任志传》,P.4382)
其八，宇文懋昭所著《大金国志·章宗纪年》载：明昌五年（1194年）爱王叛金引蒙古为援，“爱王闻大兵至，忧畏不知所出。掌书记何大雅说王曰：‘主以讨臣，今兹之来，头势甚重……不若求援于大朝，为讨之’？爱王许诺。”这里的“大朝”即指蒙古汗国而言。又同书《东海郡侯纪年》：“又有蒙古国，在女真东北，唐谓之蒙兀部……蒙人称帝，既侵金国……至是，‘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
以上史书、文献记载了蒙古汗国是自称国号为“大朝”的。
三、“大朝”款石刻墨迹的证明
比历史文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石刻、墨迹。史籍重要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在成书、流传过程中，由于政治、抄写、印刷等原因，常有“失真”情况存在。但是作为当事人亲笔写的石刻、墨迹则相对好些，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是更直接的历史证明。前辈古钱学家曾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此据前辈学者曾经揭举，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工作者新发现的“大朝”款石刻、墨迹略加梳理，作为历史文献的补证。
其一，以“大朝”、“蒙古国”连用，既为国号又兼年号。《重修十方云光洞记题》：“大朝蒙古国丁巳（1257年）三月望日立。”（注：转引自翁树培《古泉汇考》、宣愚公《大朝通宝续考》，均见丁福宝《古钱大辞典》。本节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转引上书。） 这类款式的石刻文字较为罕见。
其二，以“大朝”作为国号直接用于题记或碑刻的行文中。（1）呼和浩特市郊区万部华严经塔墨书题记：“大朝国宣德州宣德口。”[10] （2）《刘修三灵侯庙像记》：“大朝国解州闻喜县。”（3）《崇圣宫给文碑》：“今自大朝兴国以来，为本宫兵革之后。”[11](P.19)
其三，以“大朝”为国号系于年号之前者。（1）《重修云阳山圣寿寺记》：“大朝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2）《洞真观主者王氏葬亲碑》：“大朝至元四年。”（3）山西万荣县太赵村发现一通《稷益庙修舞厅碣》， 末署：“大朝至元八年三月初三日创建。”（注：《稷益庙修舞厅碣》转引自夏扬《河东现存宋、金、元舞台碑碣资料与浅说》，原载傅仁杰、行乐贤主编《河东戏曲文物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此碣刻于是年三月，当时还未有“大元”之国号，而当时万荣县又在蒙古汗国统治之下，直书“大朝”至元年号。（4）呼和浩特市城郊万部华严经塔，有一条墨书汉文题记：“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10]
其四，将“大朝”放在干支纪年之前，作为国号兼年号。（1）《德兴府秋阳观记》：“大朝庚辰岁（1220年），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辇毂。”（2）《重修悟真观记》：“大朝丁酉岁（1237年），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3）《中书令耶律公祭先妣文》：“维大朝癸卯岁（1243年）八月乙巳朔。”（4）河南辉县白云寺有青石塔铭一方， 正书题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出自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手笔。塔铭记述了禅宗云门宗大师澄徽（1192～1245年）一生的事迹。塔铭末署：“大朝丙午年四月初十日。”[12] 丙午为1246年，时蒙古汗国贵由汗在位。（5）《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大朝辛亥（1251年）七月初九日，终南十方重阳万寿宫立石。”[11](P.117)
这些都说明“大朝”作为蒙古汗国国号曾在辖区内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普遍认同。
四、历史文物的见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朝”文物的证明。这些文物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这是最直接、最权威的历史见证。
关于“大朝通宝”钱，一些前辈古钱学家提出它是元初铸钱的推论后，也有些古钱专家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大朝通宝”均是传世品，缺乏出土文物证明。直到1986年，宁夏维修拜寺口双塔清理西塔塔刹时发现一枚原藏的银质“大朝通宝”钱，这个问题才得到科学证明。
拜寺口双塔位于宁夏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山拜寺口北坡一处西夏寺庙废墟内，东南距银川市50公里。双塔东西对峙，相距约80米，同为13级八角密檐式。据文物考古专家考证，拜寺口双塔始建于西夏中晚期，元代初期曾进行过维修。“大朝通宝”钱就是在西塔的刹室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有元初中统元宝交钞，以及唐噶、印花布、铜佛像等，均具有元初风格，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早期文物。考古专家认为，大朝通宝钱的年代同这批文物应大致相近。佛塔的地宫或塔室都是放置舍利或珍贵物品的，“西塔刹室内所藏的文物也应该是被看作珍品而放入的，一枚小小的，极不起眼的大朝通宝如果不是有其特殊的含义，不是蒙古货币，是决不可能当作珍品放入刹室的”。通过与金代“大定通宝”和传世的“大朝通宝”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大朝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铸造的，时间在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以后。因此，“大朝通宝钱的铸造上限在金大定十八年，其下限是元初。这段时间，正是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时期。大朝通宝钱无疑是蒙古汗国时期铸造的货币。”(13)
这个结论有可靠的科学根据，令人信服。不过，维修简报说：“‘大朝通宝’四字。背面亦有文字，经专家辨识，为四个维吾尔文字：‘蒙兀尔（帝国——原注）、合罕、钱、宝。’铸造工艺粗糙。”[14] 需要补充和说明的是：蒙兀尔即蒙古，合罕应为一个词，在汉文典籍上称为“可汗”、“可寒”或简称为“汗”，是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北方民族对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大体相当于汉文“天子”、“帝王”之义。总括来说，这几个古维吾尔文字译成汉语为“蒙古汗宝钱”。这就有力地排除了前人所说的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铸造的可能。同时，其背面为古维吾尔文，也反映了蒙古汗国改国号为“大元”以前的特征。《元史·释老传》载：“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9](卷202,《释老传》P.4518) 这枚铸钱的出土，为前贤推论“大朝通宝”为蒙古汗国时期铸造了“大朝通宝”钱提供了权威证明。如果说，前述石刻、墨迹多系个人题写，属于“民间行为”，那么官铸铜钱则无疑是“官府行为”了，“大朝”作为国号当然是经当时最高权力机构认可的了。
蒙古汗国不仅铸造了“大朝通宝”钱，还颁行过“大朝”官印。西藏文管会珍藏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以下简称“大朝国师印”）就是流传至今的奇珍。关于这方印章，《西藏历代藏印》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元代，木印，如意钮，高10厘米，方，边长6.6厘米，藏罗布林卡。”该书编著者还作了如下考订：元朝初年，“凡施用文字，因取模楷及卫兀字（维吾尔文），以达本朝之言”。后元世祖“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至元六年）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所以，现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而且印质非玉即金（包括银、铜），惟此印为汉文，且印质乃木印。显系复制印章，而非元朝正式封印，“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15](P.12)。
这个考订值得商榷。其一，现存的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这是因为流传至今的元代印章多为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八思巴字以后所制，此前的印章流传下来得极少。而在颁行八思巴字之前的元代印章，一般是杂用畏兀儿字和汉文。《元典章》称：“凡施用文字，用取模楷，及卫兀字，以达本朝之言。”（“模楷”为“汉楷”之讹）这说明，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之前，元朝（包括建国号“大元”之前的汗国）的敕号及封印，兼用蒙古畏兀字和汉文。因此，不能因此印为汉文就疑其伪。其二，不能因为元代颁封的国师印多为玉、金、银、铜而此印为木质即疑其为复制。元初，职官、封印均无定制。“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9](卷85,《百官一》P.2119) 到忽必烈称汗整饬官制之前，大略如此。至元七年（1270年），徐世隆任吏部尚书时，“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乃撰成“选曹八议”，在刘秉忠、许衡等人的筹划下，“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职官制度和封印制度。另外，中国古代大臣王侯的印章，一般是铜印、木印，王侯也可用银印、金印，只有皇帝之印才用玉，所以称为玉玺。皇帝特别尊崇功高望重的大臣、王侯或宗教首领，有时也特赐玉印，但这只是一种崇高荣誉的封典，并非实际用印。元、明、清时期，一般只对佛教首领（主要是藏传佛教领袖）赠玉印，其意义即在于此。对此，有时还要特别颁发谕旨加以说明。玉印属于荣誉封典性质，而木印作为日常用印，史书一般是略而不书的。其三，“‘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官印是职权的凭证，刻写、监督程序非常严格，不可能出现刻写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因有“大朝”二字，更证明此印为真印，决无讹误，更非复制或伪造。
更重要的是，“大朝”为蒙古汗国时期的国号，所册封的大朝国师确有其人，他就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密宗高僧那摩。他在窝阔台称汗时来到蒙古宫廷，受到极高礼遇。贵由汗曾师从他学习佛法。蒙哥汗时封他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其事迹见于《元史·铁哥传》：“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尔人。迦叶弥尔者，西域竺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尽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配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卷125,《铁哥传》P.3074) 其事迹还有金石碑刻为证。《常山贞石志》卷十五收录元人石刻碑文《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里，载其事颇详（注：笔者另有专文论证“大朝国师印”为蒙哥封赐那摩之印。见拙文《“大朝国师印”考》，待刊。）。此碑是由当时当地社会名流赵从证居士撰文，恒阳石匠杨春刻石，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口都僧录释印书丹并撰额，岁次己未（蒙哥汗宪宗九年，即1259年）四月二十八日主讲僧立石。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现为石家庄市郊区）龙兴寺，也称龙藏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后屡毁屡建，现改为隆兴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碑文说：“国师南无大师，北印土迦湿弥罗（按：即《元史》所说“迦叶弥尔”，“北印土”，一般写作“北印度”）国人。”与《元史》所记吻合。另外，碑文说他来到蒙古汗廷之后受到崇高礼遇，“宗族上下，相府大臣，尊而敬之泰山北斗。累蒙蒙哥皇帝眷遇隆厚，宣诏不时，常有异恩，讵可胜计”。与《元史》所记完全相同。蒙哥汗五年（1255年），那摩曾奉命到真定府传布佛法，大修龙兴寺。该寺僧人感其德，故刻石立碑记其事。将其碑文与《元史》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必为蒙哥汗册封那摩国师之印。
“大朝通宝”钱和“大朝国师印”作为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的证明，应该算得上是“铁证”了。
五、不是结论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专家学者：
第一，“大朝”作为蒙古汗国的正式国号，有大量的文献、石刻墨迹、钱币和官印证明。
蒙古汗国“大朝”国号，并不是一些古钱专家所说的只是“皇朝”、“国朝”的尊称，而是正式国号。虽然唐宋时期有以“大朝”为尊称的习惯，但并未得到官方认可，至今没有见到当时有关的官方文书，更没有以“大朝”的名义铸钱和封印。而且从现在能见到的史料来看，“皇朝”、“国朝”只在行文中使用，作国号时，一般要标明正式国号，如“大唐”、“皇宋”等。而我们前举各种文献资料都证明，“大朝”是作为正式国号使用的，并且不限于汉族地区。如《蒙鞑备录》等资料，就是记录的蒙古游牧区，而且在圣旨等官方文书和铸钱、官印中都正式使用。可见“大朝”国号在蒙古汗国辖区内为官府认可、民间承认，对内对外普遍使用，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只是在汉族地区使用。前引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记载，当时即属于蒙古游牧区。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16](卷29) 这种观点流传较广，以至于一些史学论著、《辞海》等辞书均不提“大朝”国号，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第二，关于“大朝”国号和“大蒙古国”（包括蒙古族称）的来历，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统一。萧启庆先生的大作《说大朝》一文中认为：“实际上‘大朝’与‘蒙古汗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Yeke Mongghol Ulus是近代蒙文的含义，和“大朝”的来源没什么关系。“大朝”和“大蒙古国”也不是它的繁简不同译法。
萧先生又说：“成吉思汗究在何时采用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为国号，因缺乏明确的记述，已难以确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称成吉思汗先世已自号大蒙古国，其事不可信。1206年全蒙古统一时，有关史料皆记载采用成吉思汗尊号事，但未言及采用国号。但从蒙古人历史发展看来，Yeke Mongghol Ulus一号采用于此时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故以Yeke Mongghol Ulus称其国家，最为适宜。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这一名称此后遂成为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国号。”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清楚“大蒙古国”的文化来源。
关于“大蒙古国”的文化渊源，笔者不同意萧先生的观点，而是赞同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观点。他说：“孟（赵）珙《蒙鞑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盖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又，《辽史》有阻止斯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乃阻卜酋长之名——原注）。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为建国号之由。”[16](卷29) 据此，则“大蒙古国”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名（并逐渐演变为蒙古族名）。
“大朝”源自汉文化，是唐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历史习俗。唐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周边一些地方性民族政权尊之为“大朝”，唐朝人也以“大朝”自居。这种习惯宋代人因之。唐宋间边疆民族地区一些“小国”政权，也受到这种习惯影响，在国号前加“大”字。例如，党项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自称“大夏”（宋人称“西夏”）；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自立建国号“大真”；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自称“大金”。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按：《金志》太祖以国产金，且有金水源，故称‘大金’——原注）……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16](卷29) 这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心理，借“大”为号，自我激励，激扬压倒敌国的气势。成吉思汗借用汉文化中的“大朝”称谓，建国号为“大朝”，既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源于这种民族心理。到后来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是这种习俗和民族心理的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