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逻辑论析
刘皓昱1，孙绍勇2
(1.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2.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 哈贝马斯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继承以往相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本文首先从资本主义晚期国家干预加强、科技一体化和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客观背景出发，并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技术思想、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三个方面梳理了哈贝马斯的理论渊源，探讨了其思想的现实来源和理论的继承性。在此基础之上，从科技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技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两个部分，阐述了其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论证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逻辑。
[关键词] 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理论逻辑
任何新思想的提出和发展都需要依赖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哈贝马斯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亦是如此。他在考察和继承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若要理解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需要从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主要内容来深入剖析。
一、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产生的背景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干预的增强，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科技的作用不断增强，并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渗透。同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使得科学技术的效用不断扩展，在形塑合法性基础的过程中，赋予其意识形态的特性，使其对社会生活的统治更加广泛。
(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发展趋势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说：“自19世纪后的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1]58这两个特点促使科技向意识形态转化，是它们转化的现实和客观条件。
首先，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国家的干预，它的发展是自由的。但是到了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种特点，即出现了国家干预。其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失调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矛盾丛生，两极分化严重，以公平交换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面临着瓦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遭遇危机。为找寻新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对经济开始进行政策性调整，国家干预出现了。国家干预在客观上促进了科技一体化，使得科技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干预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承担着发展经济的职能和任务，为了缓解经济萧条和危机，就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而科技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促使国家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十分重视科技作用，客观上导致了科技成为首要的生产力。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公平交换的基础消失，出现了由国家干预主导的补偿纲领。补偿纲领有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但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既然国家干预的政治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哈贝马斯则在科技那里找到了资本主义合法化基础。
其实在《文》中能体现道家思想的地方并不仅仅上面两个表格中所列举的那些表层内容那么简单，只是上面表格列举的内容更为明显和深层化。《文》中每一处的引用(化用)，包括对名字、典籍和名词的引用(化用)都有深刻的用意，都能略见一斑《文》中的观点立场和价值标准。下面本文将分类进行简略分析：
其次，科学和技术联系日益密切。科学和技术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科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认知是科学的目的，追求真理是它的目标，科学的研究成果很多时候是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生产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技术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或者手段方法等，它主要是关于怎么做的问题。改造和利用是技术的目的，它的目标是有效、功利和实用。一般来说技术的发展可以直接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中，科学与技术还分属不同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偶尔会有交互，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不仅是一种较少应用于实践的知识理论，科学研究可以直接转化为应用技术，科学和技术联系日益密切，而且它们可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和提高。一旦一个新的科学被发现和认知，将被迅速地转化为技术，而新技术和新工具的应用会促进新产业和新领域的发展。同时，新技术的使用为人们认识自然、发现新真理提供了新手段，这样技术就反过来推动了科学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科学和技术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并飞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此，科学、技术、生产力三者紧密结合。
马克思对科技的认识，主要是表现在他在提到生产力时，除了分析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还分析了科技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271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向劳动力三要素渗透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5]科技可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马克思虽未明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他把科技看作生产力的可变要素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他的书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科技快速发展促使了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哈贝马斯是认同马克思的，认为马克思关于科技和生产力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科学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危机向政治领域危机的转嫁，它对政治领域影响巨大，合法性危机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的好坏。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先天缺陷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无序和盲目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出现危机，从而使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来调控市场经济的失调。为了国家统治保持稳定和长久，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国家的干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市场功能失调，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制度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但又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国家不出手干预经济，市场自身的功能失调和漏洞会导致经济运行混乱；而如果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整，就违反了资本主义以公平交换为基础的合法性原则。公平交换的原则被破坏，导致资本主义旧的合法性基础消失，晚期资本主义就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主要是指合法性危机。“关于合法性，可把它理解为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一个规范或所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对该社会的统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2]国家合法性问题就是公众对国家的价值是否认可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仿照，国家政治系统需要公民忠诚，听从权力机构指定的行政决定，当行政机构无法把大众的忠诚维持在统治需要的水平之上时，就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这样看来，合法性危机是一种认同危机，政府制定的决策受到质疑，资本主义民主受到质疑，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无法让民众认可。
哈贝马斯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虽然都是从经济基础来寻找，但是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合法性基础是不一样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这种垄断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公平交换的原则也被破坏。资本主义社会习以为常的制度被国家的干预破坏以后，民众自然而然就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这种质疑和不认可导致合法性危机产生，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丧失，从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陷入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崩溃，是因为在失去了公平交换为基础的合法性后，他们将科技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所以，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客观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与应用，进而促使科技成为意识形态。
首先，马尔库塞指出，科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处于主宰的地位，从控制和掠夺自然转向了人类社会本身，其将科技归结为社会和人“单向度”发展的根本原因。科技的合理性保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即统治的合理性，而拒斥了批判性和否定性。马尔库塞主要通过科技与政治、科技与意识形态、科技与人等关系来进行论述。在科技和政治的关系方面，马尔库塞认为科技在政治生活中不具备价值中立性，它本身在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中具备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即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同时科技具有为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功能，科技的单向性、实证性、功利性以及对现实的顺从性，使它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8]299
二、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来源
哈贝马斯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不仅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同时也是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借鉴吸收。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科技思想
科尔沁沙地作为中国八大生态脆弱区之一[22]，具有植被类型复杂多变、环境异质性大、对外界反映敏感的特点[38]，所以科尔沁植物物种更加需要保护。对内蒙古高原的研究发现，植物物种丰富度与经纬度呈显著正相关[18]。本研究结果表明，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随经度的增加呈先降低后上升的变化趋势；而与纬度的相关性较低，区域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随纬度变化的趋势不明显。科尔沁沙地虽属于内蒙古高原，但相对于整个内蒙古高原来说尺度较小，纬度变化范围较小，且科尔沁沙地更加靠近海洋，拥有独特的环境条件，使得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受纬度影响较小。这也说明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随经纬度的变化而变化。
2009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王述金托人送来的一包茶叶，香气扑鼻。我深知这包茶叶分量，它饱含着对我的希望。
(二)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科技是第一位生产力的论断，是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演讲中提到的，他还论述了科技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的。科技作为生产力的论断并不是哈贝马斯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曾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促进生产力发展。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它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哈贝马斯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引用了很多马克思关于科技和生产力两者关系的论述。尤其在科技如何成为生产力的转换方式上，哈贝马斯肯定和借鉴了马克思的论述和观点。科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力量，其转换为生产力需经历科学到技术再到生产的过程，由此才能成为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
在特西拉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科学”之后，意识形态的内涵不断丰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二是“虚假的意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一观点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出发的，他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意识形态是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反映，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4]3至此，马克思说明了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并不是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是虚假的，而是说以往的意识形态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是从人的想象出发，用观念认识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由于这种认识方式脱离了客观世界而导致了意识形态在内容上的歪曲和“倒现”，形成了“虚假的意识”。哈贝马斯就是在马克思“虚假的意识”的意识形态上，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他从“虚假的意识”层面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本质就是虚假的，是要被用来否定的。他提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对“虚假的意识”进行批判，由此他认为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只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能实现解放。哈贝马斯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有阶级局限性。
(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本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因此他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两位学者对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影响最大。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了“批判理论”这一概念。作为学派创建者，霍克海默给法兰克福学派渲染上了批判底色，他反对传统理论的分离，重视批判是贯穿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色。“社会批判理论要求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统一起来，它将理论研究看作社会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强调哲学的批判否定精神，它要使社会理论面向社会现实矛盾，批判社会，成为人们自由解放的工具。”[8]314霍克海默把科技同意识形态批判相联系，“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9]。霍克海默批判科技的负面作用——阻碍发现社会真正的问题，遮蔽了问题的本质，这为后来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后，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综合了技术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特征，而哈贝马斯也正是在此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费恩伯格肯定了马尔库塞的地位，反而对哈贝马斯多有批评：“马尔库塞看到了技术的两重性，这是正确的，而哈贝马斯则在重建交往理性的过程中把技术局限于人的劳动领域，忽视了当今技术无所不在的事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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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首先是对科技的作用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科技何以能够成为生产力作了深入论证，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科技蕴涵的“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特性及其内在逻辑。
三、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其次，马尔库塞着重论述了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他从政治经济批判向技术理性批判转变。马尔库塞指出科技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1]3马尔库塞指出科技具有两面性，其飞速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一方面又使得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失去了其独立思想、自主性等，更失去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丧失了自由和想象力，最终让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让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此外，科技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个人摆脱这种奴役、统治的可能性越低，人民受奴役、统治的深度就越深。此外，马尔库塞还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哲学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具有肯定性、顺从性的特点。因此，马尔库塞才说：“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1]1这正是哈贝马斯当时所批判的观点。假如说马尔库塞的批判倾向于激进的话，哈贝马斯的批判则倾向于修正或改良，虽然他也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多种危机，尤其是合法性危机等，但他更多地是把晚期资本主义当作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哈贝马斯肯定了马尔库塞提出的科技具有统治合法性的功能：“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与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11]哈贝马斯主张科技维护了政治统治的合理性，科技的合理化间接论证了统治的合理化，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最终将出现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所以，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交往行为理性，以及建立伦理规范的方式来消除世界范围内的暴力统治。
(一)科技是第一位的生产力
韦伯的合理性思想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批判理论，他希望通过一种科学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只依靠形而上学的思维来进行研究。韦伯认为社会的合理化因素是受到西方理性主义影响而形成的，理性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社会合理化是共同进行的。韦伯的合理化模式是世界观的合理化(新教伦理)、文化的合理化(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合理化(科层制)。当然，这一过程也不是教条和绝对的，而只是一个基本的脉络。他对社会行为的类型进行区别：“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第一，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好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第二，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述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第三，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第四，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7]通过这个区分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四种行为中，第一和第二种是符合理性的行为，第三和第四种是不符合理性的行为。因此，韦伯认为理性主义原则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的标志，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向合理化和理性化发展前进的过程。韦伯认为，理性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他在论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时指出，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工业持续进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工具合理性，社会的合理化与科技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技是现代社会不断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助推力。但工具理性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带来物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影响。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对技术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的理性思想就是由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促成，并且通过借鉴韦伯的社会合理化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科技思想。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技革命是小修小改，是一些零散的发明创造，对经济发展有推进作用，但是属于自发性的。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和技术联系日趋紧密，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明显。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工业研究大规模开展，使科学与技术有机融合，其运用更加广泛。哈贝马斯在综合了以上新的发展和变化后，提出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19世纪下半页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科学和工业研究，将研究任务尤其是和军事相关的任务，委托给相关部门，军事部门总是最先研究和应用最新的成果，因而促进了军事部门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发展，“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62。此后，科技应用范围走出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生产部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过程即科学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两者直接相互推动彼此的发展，进而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与生产成为一体，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一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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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干预活动是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了补救市场经济不足，国家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科技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导致各个国家对科技的发展进行管理，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加大对科技研究的各项投入，促进科技融入企业的生产发展，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生活对科技的依赖不断增强。这些国家的强制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此后，科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科技转化为生产的速度、规模都大幅提升，它使得劳动生产率发生了质的飞跃，推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由此，科技成为首要的生产力。
(二)科技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个特点：国家干预不断增强，科技逐渐成为首要的生产力。当科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后，使得其也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要通过科技的合法性确立。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就对科技和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技是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属性的观点。霍克海默认为，凡是“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3。科技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认清社会的本质和现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较之霍克海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对科技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尔库塞认为，社会制造了一些虚假的需求，人们为了满足这些虚假的需求而大力发展技术，从而掩盖了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真正需求，看似生活得更好更舒适，其实是受到了更多的压迫和奴役。马尔库塞也认为科技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和功能，提出科技已经从“中立”变成了维护统治的工具，它为统治辩护。科技减低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在压迫和奴役中麻木了人的知觉，使人不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和解放，它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哈贝马斯在前辈的影响下，继续批判科技的意识形态性。
首先，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促进了科技成为意识形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其中表现最为紧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经济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干预手段，以保证自身统治有序发展，挽救和缓解经济危机。这样资本主义就从以公平交换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了“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交易原则是以公平交换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以自由和公平交换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为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当国家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获取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垄断组织的出现，打破了公平交换的自由竞争关系，使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以公平交换为基础的统治基础。那么，“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1]5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把按劳分配和补偿纲领进行结合，使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差距缩小，缓解了阶级矛盾和冲突，从而让质疑统治合法性的公民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忠诚。“作为资产阶级确保私人资本增长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措施，国家行政干预也与人民的忠诚度紧密联系起来。”[1]60这种用补偿纲领来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和发展的政治，将实践排除了出去。“政治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的，因此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1]60从而，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具有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秦铁崖并不着急，一边砰砰砰击打对方，一边用跳步和滑步避开对方攻击，边打边思索，寻找对策。他的脑海里，老是想起黄河漂流所用的羊皮筏子。那些羊皮囊，经过河水冲激，经过岁月打磨，已变成深黄色乃至深棕色，坚韧异常。而现在，张万邦的躯壳，就是那皮囊，怎么打也不碍事，他的五脏六腑，被胀鼓鼓的皮囊保护得好好的，不仅隔着一层皮壳，而且隔着一层气。因为有这层气，五脏六腑根本不会受伤，想震荡它们一下，都很困难。
其次，科学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使得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的助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并紧密结合，科技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首要动力。科技不仅仅对生产力和社会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整个国家、组织、机构都科学化。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不断革新技术手段、更新科学理论，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人们的社会生活以有效和合理为目的，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忽视了政治的“实践”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让人只关注私人资产的增加，只关注现实生活的满足问题，造成了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即只要国家生产足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和财富，人们就认可国家的统治。因此，科技就有了维护以及巩固统治的作用，并且具备了为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科技意识形态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人们的意识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新的合法性的基础。“技术与科学作为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合法性形式，俨然成为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1]91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的新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旧的意识形态特点，变为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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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349(2019)05-0061-06
DOI： 10.16601/j.cnki.issn2096-7349.2019.05.010
[收稿日期] 2019-07-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共享发展思想的时代意蕴与实现路径研究”(17BKS01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18JZD008)
[作者简介] 刘皓昱(1989— )，女，湖北武汉人，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孙绍勇(1990— )，男，云南楚雄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引用格式] 刘皓昱，孙绍勇.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逻辑论析[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5)：61-66.
[责任编辑：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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