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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后，引起中国学界较热烈的反响，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意见。这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
在翻译《白银资本》时就预料，中译本问世后会引起较大反响，包括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因为《白银资本》是向在西方已有至少200年学术积累、在中国也已传播近一个世纪的主流观念提出挑战。因此，即使对《白银资本》持赞扬态度的学者大多对其中某些观点也并不赞同，或至少认为值得商榷。例如，美国学者王国斌和中国学者陈燕谷分别为中译本撰写的前言既有溢美之词，但也都对该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再如，刘禾、李陀不赞成书中暗含的“中国（或东方）会重新成为中心”的预言，坚持用“白银资本”作为书名，以“扬长避短”。我在“译者后记”中含蓄的谈到这一点。
始料不及的是，近几年国内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给《白银资本》的讨论火上加油，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是《白银资本》给这一争论火上加油。不过，稍加思索就能顿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弗兰克本人始终是一个左派或新左派战士学者。去年5、6月间，正值科索沃战争，他发给朋友、熟人的电子邮件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国！”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期间，他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思想历程时，毫不掩饰地承认，当年自己认为越左越好，现在也不以为悔。我们从《白银资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力透纸背、呼之欲出。对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新）左派如何评价，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无法讨论。然而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
《白银资本》引起的轰动是国际性的。该书英文版于1998年问世，第二年即获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中文版在国内学术界的流传，使我诧异之处是，它不是像另外有些“新学”只得到青年人的青睐，而是在老中青各年龄层学者中都引起一些议论。
对《白银资本》的讨论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根本性问题。
我认为，《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读者会注意到，《白银资本》原著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显露之前写成的。在此之前的亚洲经济发展已经迫使世人对许多传统观点进行反思，也使不少人产生“风水轮流转”的预感。从这个角度看，《白银资本》是一个代表。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思潮陡然转了回去。许多人可能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似乎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似乎不必再费力重新思考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资本》既有点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如果它早问世一两年，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喝彩，而反对的声音会因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压迫而哑然；但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目前这种“不利”形势是检验它价值的一个更好时机。因此，我在请弗兰克为中文版写前言时，请他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来为自己的观点做一辩护。从前言中可以看出，他顽强地捍卫了他的立场。
该书的现实性既是其战斗性所在，又是其“问题性”所在。当然，由于《白银资本》的预言性质，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才是它的真正试金石。
《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李伯重概括的非常准确；“此书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
这种学术潮流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应该说，除了少数经济史学者外，国内学界，尤其世界史学界，基本上没有把目光投向这方面的研究。
有人认为，《白银资本》的缺憾是没有利用汉语文献，弗兰克不懂中文，这是他的局限。但是，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是，我们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近年中国学界新突破惊人地忽视或漠视。我在翻查一些国内学者的著作时发现，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明清为中国古代社会衰落时期”说等等，已经受到这些学者有力的直接或间接否定。我感觉，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例如，在近年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往往延续了原来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讨论，还是从“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角度来看欧洲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要害是方法论。正如高王凌指出的，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他指出，倒看（回溯）与正看（按历史顺序）不同；反向观察（追溯或逆推），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性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注：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倒看历史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欧洲天然优越论”），而对正看历史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道不同，不相与谋”。因此，近年我们的世界史的通史教材正如弗兰克所形容的，始终是在“欧洲路灯”下了望。
面对这些成果，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乃至亚洲），另一个是如何考虑那时的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互动。前一个问题不是简单肯定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成就，还涉及到如何分析中国的结构与发展动力（注：可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的过去与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顺便说，对当时中国发展动力的重新认识与政治保守主义无关。《白银资本》引用的证据表明，19世纪前中国经济的成就乃是亿万民众日常辛苦劳作之功，纳贡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阳奉阴违”式突破。
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
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他认为，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5千年以前；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这种图式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基石，即现代性的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基本命题。《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
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我也曾当面向弗兰克建议，他的下一部著作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看到他是如何解释的。
但是，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还是给了我们又一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