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与选择——新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目标论文,关系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出现令人瞩目的变化。当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一)中国由历史塑造的、作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二)这些目标如何支配或影响着中国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的战略选择；(三)中外关系演进的历程所提供的主要经验及对今天的启示。
一、历史的“四重唱”
在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起源和发展时，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大背景中的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损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的国际地位跌落至最低点，中国不仅丧失了远东大国的地位，而且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革命者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第二个场景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就处在动荡与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伟大的革命时代。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对内推翻专制统治、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多次发生政权更迭，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外交和战略与基本的国家利益相联系。与那些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定型的国家不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来说，似乎缺乏稳定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每次政权更迭都会打断中国对外关系的连续性，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也不乏戏剧性变化。
然而，在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的事业及所追求的目标，反映的便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自19世纪末期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时至今日，这些目标仍没有改变。那么，这些民族目标或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实现现代化。这方面的尝试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经过最初的实践，中国人很快认识到，实现现代化不能仅限于经济上的努力，还必须有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配合。
第二，恢复大国地位。第一步是收复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这个问题凸显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步任务基本完成。此后，中国便为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不断付出努力。
第三，完成国家统一。清王朝解体后中国便陷入了分裂状态。历史再一次验证了以往的经验，一个分裂的中国总是充满战乱。这就使得寻求和完成国家统一，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挑战的意志。
最后，实行社会变革。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变革主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这种改造部分以阶级斗争方式，部分以改革方式实现。1978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并明显地带有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特征。历史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始终以公正、平等和自由为前进方向。
上述四项目标或使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们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提出，在历史进程中交织在一起，相伴前行，没有一项可以单独完成；第二，这四项使命既具有统一性，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并非同等重要，甚至会彼此有所矛盾，即为向某个目标推而采取的措施有可能迟滞向另一目标的推进。这样的四个目标及其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异常复杂曲折的面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确判定主要任务并兼顾其他就成为中国在总体上能否顺利地朝着目标前进的关键。各目标推进的不平衡虽是常态，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某个方面的滞后一般当在一二十年之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在历史阶段发生转换之后，原先相对滞后的方面可能成为加速推进的重点。
这四项目标或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要素。在中国领导人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问题时，这四项目标或使命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就中国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或使命也是推动其发展变化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在笔者看来，近现代中国历史犹如一曲雄浑的大合唱，由上述四项目标或使命构成的四个声部，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呈示出中华民族进步、腾飞的主题。
二、面对现实世界的战略选择
经过多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外关系格局的演变已十分清晰。一般认为，这一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从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的“反两霸”，70年代的“一条线”，8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全方位”。
以此为线索，本文第二部分将探讨国际形势的演变对中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并从推进上述四项目标的角度加以评判。通常说来，形势和目标是决定战略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形势是客观的，对形势的认识却是主观的，对决策有直接作用的是主观判断。目标是既定的，但长远目标只标示前进的方向，在历史进程中，还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设定合理的阶段性目标。那么，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外格局演变的各个阶段，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否客观准确？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来看，他们设置的阶段性目标是否合理，他们选择的外交战略利弊得失如何？这是笔者准备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
在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时，判断形势所依据的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提出的“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指出，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不是一时性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代表中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引出了后来“一边倒”的结论。①
对动态的国际形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需要一个过程。二战后期至战后初期，中共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预测和判断曾出现重大变化，外交战略的思路也因此发生重大调整。战争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初判断是，美苏继续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件下，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局面；因此，他们曾主张，实现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②然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共内战爆发，中共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战略。
1946年春季至秋季，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③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战后世界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当前”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而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毛泽东认为，美苏之间或早或迟会达成某种妥协，但“中间地带”国家并不需要因此放弃自己的斗争而随之实行妥协。
从中共对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来看，毛泽东提出“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理论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这一理论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抓住了战后世界向对立的两极格局发展的特点；同时指明了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明确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这个理论打破了以往由美苏关系决定中国前途的思想禁锢，解决了国际形势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系问题。
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这一理论又成为新中国制订外交方针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④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方针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笔者以为影响最长远的是当时即确立的中国基本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核心概念，反映的不仅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且是长期历史积淀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新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以及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渴望。相比之下，在外交史著作中通常被加以强调的“三大政策”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则较短。“另起灶炉”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决的是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一边倒”则是在既定形势下，根据新中国的利益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
在“三大政策”中，“一边倒”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其影响远超出外交范围。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面临多方面的任务。在外交方面，主要是争取国际承认，获得外来援助，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保证新国家的安全。在内政方面，主要是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建设和进行社会改革。
宣布“一边倒”、与苏联结为正式同盟，为完成上述一系列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一经建立便很快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等一批国家的承认，并获得了外来经济援助，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保证。随后，在苏联的支援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新中国顺利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社会改革，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朝鲜战争结束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中国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迈出了以大国身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步伐。在此期间，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新型国家关系的概括，也是处理与世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总原则。新中国同一批亚非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有所改善。这些都是在“一边倒”格局下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和“一边倒”格局随之固定化，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中美关系陷入持久的僵持状态，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当然，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一边倒”只是造成这些不利方面的因素之一。事实上，任何战略选择都会有利有弊，即便是正确的战略也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总体衡量利弊得失，可以说，这一时期采取的“一边倒”战略也是成功的。中国在实现社会变革、推进国家统一、加快工业化建设、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并重返国际舞台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表面看，“一边倒”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但事实上，它从50年代后期即开始松动。与“一边倒”不同，60年代的“反两霸”并不是在对形势做出清晰判断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而更像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十分注意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但直至70年代初并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认识。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包括探索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结果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外交不断根据对形势的新判断和毛泽东试图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进行调整，总的战略也不断变化，并日趋脱离实际。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推迟战争，争取和平，也是可能的”。⑤这一看法当时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56年8月，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他专门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⑥八大期间，他又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等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⑦
然而，中共八大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迅速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判断，争取缓和未成为一项战略任务。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使国际局势重新归于紧张。中共从此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年秋，由于认识到美国无意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决心放弃缓和尝试。他说，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的外交原则“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⑧这年年底举行莫斯科会议，社会主义阵营暂时恢复了团结。中共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威信大增。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迅速，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促使毛泽东对形势做出极为乐观的估计。他在会上提出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并断言“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占了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⑨会后不久，他又提出，国际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⑩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并通过炮击金门来提高群众的士气。他还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导致当时提出了“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这种全面出击的口号。(11)至此，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被锁定了。前一阶段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被一种充满革命豪情但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由于决定关起门来搞建设，外交工作也就仅需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
大跃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特别是中苏矛盾不断加剧，最终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使得双方的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至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升级，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当中国走上同时与美苏两大国对抗的道路之时，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成为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外部压力与中国的过火反应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面对日趋严重的周边形势，中国不得不采取全面防御的战略，国内经济建设由于大规模战备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并非一无建树。60年代初期，中国先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问题。这对于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长远的战略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的安全遭受重大挑战时其意义尤为明显。在与美、苏两强对抗的形势下，中国加强了对“两个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工作。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了重要发展，中法建交实现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后，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新口号和新观点出现在中国的党报党刊上。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世界革命”口号。9月，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又提出所谓“世界革命的道路”问题，主张以亚非拉“世界农村”包围北美、西欧的“世界城市”。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提出：“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在国际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正在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推进“世界革命”被明确当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追求的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视为外交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10月，毛泽东公开呼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12)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提出的任务，今天看来几近荒诞。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美苏关系从此前的紧张状态不断升级转变为缓和与紧张轮流交替，但两极格局并未改变；二是两大阵营的内部矛盾有所暴露和发展，但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调整，而社会主义阵营则陷入分裂；三是亚非拉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但其性质是争取民族独立，彻底摧毁殖民体系，绝大多数国家的革命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判断的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偏差致使中国的对外总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使中国完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条不再被认真遵守，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不顾，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的国际统一战线也由于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而不再具有力量。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基本需要。现代化建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指导下虽有所进展，但脱离了世界的发展，代价高昂，速度不快，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加大了。中国虽被视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但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在推进统一的问题上，虽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政策，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社会变革方面无疑走的是一条弯路。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段的探索虽不成功，但它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毛泽东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接着又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国际结构的变动总要经过一个积蓄力量的长过程。当那些能够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世界向多极发展的趋向已经显露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调整就开始了。从中国外交史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调整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而不是被动地卷入这一调整之中；调整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安全问题，而其影响却是全面而深远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很快陷入严重混乱。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几近中断。从1968年起，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以恢复同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然而，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10余年发展，中、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按照这一思路，经过相互试探之后，中美和解的进程通过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行动启动了：“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中国重返联合国，并完成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任务。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从思想方法上看，这是他晚年向壮年时代的回归，但划分的标准已不再是阶级与社会的性质，而是综合国力。尽管“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有不少问题，但毕竟是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回归现实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同时，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尽管“左”的路线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仍旧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实际已成为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同时启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大幅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对外关系格局有步骤地朝全方位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真正的大战略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包括外交在内的各方面工作与之紧密配合。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一条线”，至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全方位”，中国外交的发展与对外关系新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果把它视为一个大的阶段或时期，其间还可以细划为四个较小的阶段。
从1976年秋至1982年春，是中国外交的初步调整阶段。“文革”一结束，中国对外交往就迅速活跃起来，外交政策的调整也随之开始。当时负责外交工作的叶剑英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政策。言外之意是不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邓小平主管外交工作后，于1978年做出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两个决断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时，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仍然是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虽然继承了这一战略，但他的考虑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的主要目的是借此实现面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开放，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1980年起，中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放弃“一条线”战略的问题。
在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提出的思想，这时重新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在经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之后，这种共识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也认识到，独立自主不等于闭关自守。中国不仅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而且必须学习、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1982年夏至1987年春，是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系统形成阶段。这时，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已十分明显。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出台了。此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一条线”战略，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只保留了“第三世界”的提法。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主要做法是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并在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以第四部分专门论述外交政策。其中，正式把中国总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作了十个方面的详细阐述。至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
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在这个阶段，中国领导人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新观点：第一，重新判断国际形势，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认识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提出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第二，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
从1987年夏至1992年初，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交政策经受考验和确立的阶段。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改善了同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逐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最终于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虽然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制裁”、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在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于1991年夏季提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是：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尽管目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这种认识使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到1992年，中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外交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还成功地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在经历了这场严重的危机之后，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最终得到巩固。
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是中国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国际上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来自国内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香港、澳门回归。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自身，也迅速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最终结束了外国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的历史。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是以往任何分裂国家都未曾有过的现象。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
简而言之，在本文所述的第四阶段，改革开放是一项大战略。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则作为一项目标，与之相配合、为其服务。作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平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建立起均衡的对外关系，稳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看，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现代化进入了起飞阶段，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基本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实力，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三、基本经验及其对新世纪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仍在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进行并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在新的形势下，在考虑我国发展的大战略时，以往的哪些基本经验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在判断当前国际形势时，我们应注意哪些变与不变，并据此设立新的阶段性目标？我国现行的战略策略有哪些必须坚持，哪些需要调整，而调整时又须注意哪些问题？本文最后想就此提出几点结论性的看法，共同切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两条基本经验：
第一，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兼顾四项历史使命或目标，即现代化、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社会变革；而在确定阶段性战略目标时，又必须对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忽视了四项使命的平衡，在某个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将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曲折。外交是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配合大战略的实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担起如此重任，而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中国的经验表明，最重要的是把国内事情做好。即便与外交关系最直接的大国地位，其确立也要以现代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为基础。
第二，对国际形势的清晰判断是制定大战略的关键环节。国际形势是时时变化的，但在这种变化之中，哪些是量变，质变何时出现，必须判断清楚。中国的经验表明，作为大国，一旦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就能够制定出成功的大战略。而中国的主要教训是，一旦将形势中的量变视为质变，急于做出反应，频频进行政策调整，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个主要教训是，低估或高估外部威胁都会付出代价，而由于历史重负，中国倾向于高估外来威胁，并为此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
在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新世纪出现的新情况。笔者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超多强局面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了。20世纪，前两次大的国际格局变动都是由世界规模的战争引起的，而从80年代末起，引起国际格局变动的则是非重大的战争事件——苏联解体、“9·11”恐怖袭击和不久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事件的发生事前几乎都没有被预见到，而其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估量，今后也难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国际形势不再是一个容我们置身事外进行研究的外部环境，在研判国际形势的发展时，我们已必须加入中国自身的因素。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实力大大增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对外部世界已有巨大的利益需求。在新世纪，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一举一动引人关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形势中最重要的变量，至少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动尚未完结，这样一种内外变动的重叠使中国处于一个敏感期。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国将长期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面临着不少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内部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其他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外部压力也必然增大。这就增加了中国处理战略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复杂性。
结合以往的经验与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在探讨我国大战略和现阶段发展目标时，笔者以为应着重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战略。无论外部世界怎样，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即在本世纪头25年里建成以实现公平、公正与和谐为特征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中国的战略与外交调整必须配合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展开。但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与上个世纪有所不同。简单说，上个世纪的改革针对的是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弊端，而今后的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改革的难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与外交必须结合四项使命，找准重点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中国正面临如何为自身定位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自身的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即属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定位目前已难于维持。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坐三望二”，2010年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国际上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已处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但是，按人均计算，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我们常说，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这其实就是一种双重身份。以这种双重身份来看，一方面，我们要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必不可免，但必须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己发展所需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需得到他国的承认。这将是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
第三，要合理设置中国的外部目标，当务之急是巩固现已取得的大国地位。中国现在无疑已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不少“软肋”的大国。中国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有待大幅提高，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在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时，提出过高的外部目标极易引起外部世界的连锁反应。中国早已庄严宣誓“永不称霸”，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所希冀的大国地位也必然应是新式的，应以本国的繁荣、人民的安康、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为目标。
注释：
①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93页。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32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4-1185页、1193-11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4-1435页。
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7、138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⑦毛泽东与外宾谈话纪要，1956年9月18日、9月27日。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⑨毛泽东与外宾谈话纪要，1956年9月18日、9月27日。
⑩《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6、288页。
(11)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6、267页；Michael H.Hunt and Niu Jun ed.,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1920s-1960s,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Woodrow Wil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sia Program,pp.91-92.
(12)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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